中圖分類號:K387;D81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9－3451(2018)04－0089－10

20世紀50年代初期，埃及政府謀求實現國家主權的全面獨立，擺脫英國的軍事占領，堅決要求英軍全部撤出蘇伊士運河基地。然而，英國政府拒不撤軍，最終導致1952年初蘇伊士運河基地危機的爆發。蘇伊士運河基地危機爆發以後，美國積極參與英埃雙邊談判，迫使英國和埃及政府於1954年10月19日達成了《蘇伊士運河基地協定》。該協定的締結，不但深刻地反映了英美兩國在中東地區的權力轉移，而且對之後英美關係及中東和平進程的發展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關於1952年蘇伊士運河基地危機原因和影響的研究，外國學者已經有所涉及，國內學者則僅僅在一些論著中有所提及，尚無學者從美國外交的角度對蘇伊士運河基地危機進行專題梳理與考察。本文試圖利用英美兩國解密的相關外交檔案，從美國決策和英美關係的角度，考察美國在參與蘇伊士運河基地危機處理過程中對英國外交政策的變化，探明其戰略動機，藉以揭示英美兩國當時在對埃及政策和中東防禦戰略問題上存在的矛盾與分歧。

一、蘇伊士運河基地危機爆發與1953年英埃談判的緣起

蘇伊士運河基地危機的爆發是導致1953年英國與埃及雙方圍繞蘇伊士運河基地撤軍問題談判的直接原因之一。蘇伊士運河自1869年開通以來，其戰略和商業價值越來越突出，是英國重要的海上“生命線”。早在1882年，英國政府就派軍強占了蘇伊士運河，並在此運河周邊地區建立起了軍事基地。1936年《英埃友好與同盟條約》的締結，使得英國政府從埃及人手中強行獲得了可以在蘇伊士運河駐軍20年的權利。這一條約遭到了埃及民族主義者的強烈反對。他們認為:“1936年與英國簽訂的條約背叛了埃及的民族主義。”自英國占領蘇伊士運河起，埃及人民針對英國殖民者的抵抗運動就一直沒有停止過。

二戰以後，隨着阿拉伯民族主義運動的興起，埃及人抵制英國的暴力活動越來越頻繁。為了防禦中東，截至1953年英國在蘇伊士運河基地的駐軍達到8萬人，遠遠超過了1936年條約中規定的1萬人的規模。埃及人認為英國在埃及駐紮大量的軍隊是對埃及實現真正獨立的嚴重威脅。所以，自1936年條約締結以來，以埃及穆斯林兄弟會為代表的埃及民族主義者不斷舉行示威遊行，強烈要求英國撤軍並對政府施加壓力。但是，由於英國政府一貫保持強硬立場拒不撤軍，導致在此期間與埃及的多次外交談判與交涉都無果而終。

1951年，迫於國內的強大政治壓力，埃及政府單方面廢除了《英埃友好與同盟條約》。英國認為埃及單方面廢除條約行動不具備合法性，拒絕從蘇伊士運河基地撤軍。英國的強硬態度激起了埃及人的強烈憤慨，埃及各地針對英國駐軍的暴力恐怖活動不斷發生，並最終造成了1952年1月26日的“黑色星期六”血案。在此次事件中，超過700多處的蘇伊士運河軍事基地設施被毀，30多人被殺，其中包括9名歐洲人，幾百名埃及人受傷，給英國直接造成了超過400萬英鎊的經濟損失。這起暴力衝突事件標誌着蘇伊士運河基地危機的開始。

蘇伊士運河基地危機爆發後，英國內閣遂認識到單純依靠英國軍隊想留在埃及已經不大可能，希望就此問題與埃及政府展開和平的外交談判。時任英國外交大臣的安東尼·艾登表達了對當前局勢的嚴重憂慮並認為:“軍事占領可以通過軍隊維持，但是在埃及的基地問題上，如果沒有埃及當地勞工的維持，我們的基地還有多大用處?”實際上，英國人的擔憂不僅局限於此。至少在三個層面上，英國政府也表示出極大的憂慮:

第一，英軍繼續占領蘇伊士運河軍事基地是否具有合法性問題。1936年《英埃友好與同盟條約》的駐軍期限即將到期，假如英國沒有進行修約或者撤軍的話，那麼英國駐軍的合法性將不復存在。此外，8萬人的駐軍規模明顯超出了1936年條約中規定的1萬人。更重要的是，這個規模的駐軍一旦失控，就極有可能與埃及人爆發一場全面的軍事衝突。艾登嚴肅表示，一旦條約到期，“我們重占運河基地的話，所有的結果我們必須承擔。世界輿論會反對我們，如果埃及政府將之訴至聯合國，那麼這件事情會難以收手。”

第二，二戰後英國的國內經濟陷入全面衰退，百廢待興，其難以籌措足夠資金來承擔海外軍事基地的運轉費用。自從英國在蘇伊士運河修建軍事基地以來，已經建造了10多個飛機場，34處軍用站台以及其它大量的重要通訊和軍事設施，其價值估計達到2.7億英鎊。英國政府在蘇伊士運河軍事基地駐軍多達8萬人，每年的日常駐軍費用就多達5000萬英鎊。此外，1953年初財政部已經向內閣聲明，需要從1955—1956年的國防預算中削減3.08億英鎊。這些對英國的中東防務來說都是沉重的財政壓力和負擔。

第三，核時代的到來使得超大規模的軍事基地和駐軍人數在戰時很容易成為蘇聯空襲的主要目標。1952年，英國國防部的全球戰略白皮書要求英國政府要轉變傳統的軍事防禦和過度依賴海外大型軍事基地的觀念。因為一旦戰爭爆發，在歐洲戰場形勢惡化的情況下，中東的基地在反擊中將會扮演關鍵的角色。但是，這種戰略基地僅需要小規模、機動靈活的基地出現在蘇聯的邊緣即可。超大規模的軍事基地和駐軍人數很容易成為蘇聯空襲打擊的主要對象，尤其是對於一個即將擁有氫彈核武器的蘇聯來說。

基於以上主要考慮，儘管國內存在部分反對之聲，以艾登為代表的英國政府還是積極考慮與埃及政府進行和平談判，以締結一項新的條約，在打破兩國外交關係僵局的同時，還力圖最大程度地繼續維護英國在中東地區的強大影響力。

英國政府的談判願望也符合埃及新政府的主張。1952年，埃及發生軍事政變以後，新政府領導人納吉布(Naguib)強烈期待與英國政府就蘇伊士運河基地問題進行雙邊談判。納吉布政府的意圖不言而喻，旨在提升政府威望，鞏固執政地位。納吉布表示:新政權願意以友好的方式與英國進行外交接觸，而不是以暴力的形式反擊英軍。埃及政府的態度受到了倫敦方面的歡迎。艾登表示，埃及政府不久後將會與英國達成一項令人十分滿意的雙邊協定。於是，關於蘇伊士運河危機的雙邊談判就被正式提上了日程。

二、美國的外交協調與英埃談判僵局

為了尋求談判中的優勢，英國想拉攏美國直接介入談判，試圖通過組成聯合陣線，對埃及政府施壓，最終使談判向着有利於英國的戰略安排進行。同時，英國可以藉助美國的實力來維護中東秩序和自身的利益。1953年2月25日，英國首相丘吉爾向艾森豪威爾表示:“如果英美兩國形成一個軍事和外交的團隊，把我們既定的計劃拋給納吉布，那麼所有的好結果，不需要流血衝突就會出現，這樣一種成功的決議將帶來很多好處。”艾登要求英美聯合提出一個計劃，迫使埃及合作。為此，艾森豪威爾任命美軍副參謀長約翰·赫爾(John hull)將軍作為他的個人代表準備參與會談，但是強調赫爾的參與將依埃及的接受而定。艾森豪威爾表示:“如果美國政府與英國一起參與會議，反對埃及政府，那麼唯一明顯的解釋就是我們兩個政府一起來宣布這項最後的通牒。一個不受邀請的客人會被要求離開的。”言外之意是:美國願意參與英埃談判，但是前提條件是必須獲得埃及政府的邀請。 

美國之所以願意接受邀請介入英埃談判，與二戰後中東地緣政治秩序變化，尤其是蘇美在中東爭奪地區霸權有着密切的聯繫。英國殖民主義勢力的全面衰退令美國憂慮。美國認為單憑英國在中東的實力難以阻止蘇聯對中東事務的滲透，美國應該承擔領導角色，此時已經有取代之心。與杜魯門政府不同，艾森豪威爾政府是不會讓英國按照自己的意圖來決定中東事務的。早在1951年，美國政府就認為美國的中東政策應以取代英國為目標。

對於美國來說，蘇伊士運河基地危機的爆發為其直接插手埃及事務並排擠英國勢力提供了新的機遇。所以，當英國提議美國參與談判時，美國表現得相當積極。

1953年3月14日，英、美兩國駐埃及大使拉爾夫·史蒂文森和傑弗遜·凱弗雷(Jefferson Caffery)拜見埃及新政府領導人納吉布，試圖為美國獲取一份參加蘇伊士運河基地談判的邀請函。3月15日，埃及政府做出了回應，不同意美國直接參與談判。納吉布表示:埃及政府已經做出決議，一旦美國直接參與談判會被認為這是關於中東防禦組織的談判。埃及不準備去考慮這個問題，除非英國撤軍問題得到解決。凱弗雷在給美國國務院的電報中表示埃及希望與美國繼續維持傳統友誼，不希望我們扮演積極參與者，而應該更多地扮演一個幕後的角色。由於埃及政府的強烈反對，艾森豪威爾不得不改變最初派遣約翰·赫爾將軍直接介入談判的想法。這也就決定了美國政府在未來的談判中應該扮演的是一種外交調停角色。美國的任務就是在一些具體的細節和策略上做出協調，而這也被美國政府視為實現地區性目標的關鍵要素。

1953年4月，美國開始協調英埃談判。美國進行外交協調主要有兩點考慮:第一，美國試圖最大可能地影響埃及，儘量扭轉由於蘇伊士運河基地爭端而導致的埃及中立化且有可能倒向共產主義陣營的傾向；第二，由於英國是北約的重要成員國，在中東戰略防禦問題上，英美擁有共同的戰略利益。美國政府希望通過外交協調，在一些關鍵問題上迫使雙方做出重大讓步，最終達成一項解決蘇伊士運河基地危機的協定。美國參與英埃談判的協調活動，主要是從英國政府制定的ABC三個方案開始的。早在1953年初，英國政府就出台了指導英埃雙邊談判的三個方案。

方案A:英國保持對蘇伊士運河基地主要設備的管理。和平時期，基地的主要功能是在中東部署一些英國的部隊。一旦戰爭爆發，保證軍事基地可以立刻投入使用。

方案B:英國將控制權完全移交給埃及人，包括倉庫和車間，只留下一些技術人員來幫助埃及人。但是，這些技術人員將在埃及人的控制之下。

方案C:除了一些技術維護人員留下，英國人全部撤離基地。和平時期基地是不可用的，也不能被用作貨物存儲地。據推測這樣一個基地需要90天內才能被重新激活。

在這三種方案的選擇上，英埃雙方各不相讓。丘吉爾明確表示談判應該以A方案為基礎，可以達成一個安全的協定。另外，他依然希望美國扮演的是參與者，而不是調停者。他堅持認為:“達成這樣一個安全協定符合英美雙方的共同戰略需要。”

埃及代表對英國堅持A方案作為談判基礎持反對意見。納吉布政府對於英埃談判有明確的目標。一方面，埃及要求實現埃及主權的完全獨立和對蘇伊士運河基地的所有權。英國軍隊應該完全撤出埃及，只留下部分技術人員來培訓埃及人，以替代他們的崗位職責。另一方面，新政府要求任何一個阿拉伯安全條約框架下的成員國被攻擊的時候，英國軍隊可以重新進入並激活基地。埃及人願意接受C方案，但是由於無法最大程度確保英國政府的國家戰略利益，所以英國方面完全不可能接受該方案。

作為調停者，艾森豪威爾認為A方案儘管可以保證蘇伊士運河基地的安全，但是，由於這關繫到埃及人的民族自尊，是不可能被埃及政府接受的。所以，美國政府建議將B方案作為一種過渡性的替代，儘可能地向A方案靠近。丘吉爾不同意美國政府的立場。丘吉爾甚至向艾森豪威爾強硬地表示:“英國願意進行談判，但是對我們已經決定的原則問題上不會有任何改變。”由於英國態度強硬，美國政府倡導的第一輪外交協調宣告失敗。最後，由於談判雙方對於ABC三個選擇方案爭議較大，互不相讓，最終使得談判陷入了僵局。5月6日，納吉布宣布休會。

為了打破談判的僵局，1953年7月7日，美國國務卿杜勒斯讓近東事務署(NEA)制定了一份妥協性的、旨在解決蘇伊士運河基地危機的新方案。新方案要求英國技術人員受埃及官員節制，英國留駐基地4000名技術人員5年內必須全部撤離。杜勒斯將這份方案送到了納吉布手中，讓納吉布將此作為埃及政府的方案，以推動英埃雙邊的進一步談判。7月11日，杜勒斯迫使英國代理外交大臣索爾茲伯里(Salisbury)去接受這一方案。英國方面堅持認為不能接受這樣一份方案，因為它不具備A方案的基本要素，即主要設備的技術控制應該掌握在英國人的手中。

事實上，美國出台的這份方案，已經超出了協調的範疇，是一種積極的干預外交。對於這份方案，美國原本的設計中是讓英國做出讓步，以儘可能滿足埃及政府的利益。但是，出乎杜勒斯和美國政府意料的是，埃及政府也表示了反對。埃及堅持認為，3年之內留駐的4000名技術人員必須全部撤離。同時，蘇伊士運河基地設備的使用只能僅僅限於在阿拉伯安全條約國家遭受攻擊的情況下。考慮到蘇伊士運河基地的使用對中東戰略防禦的重要意義，艾森豪威爾政府認為在未來的條約中這必須是重點予以考慮的。

由於協調方案未能取得預期的效果，美國政府不得不改弦更張來繼續推進英埃談判。1953年8月，在凱弗雷的積極斡旋下，英埃雙方再次恢復談判。在接下來的談判中，英、埃雙方討論的主要議題是英軍分階段撤離的時間、技術人員撤出的最後時間和非阿拉伯國家一旦受到軍事攻擊重新激活使用蘇伊士運河軍事基地的問題。此間，美國的主要任務是爭取雙邊的讓步。在凱弗雷的積極努力下，最終迫使英國接受了軍事技術人員留駐運河基地的最長時間為7年。但是，在土耳其和伊朗一旦遭受打擊，是否激活蘇伊士運河基地的問題上，埃及代表表示強烈反對英國的要求。埃及政府認為伊朗和土耳其不是阿拉伯國家，不屬於阿拉伯集體安全條約的成員國。8月28日，面對這種嚴重的分歧，美國副國務卿史密斯(Smith)向英國駐華盛頓大使確保，一旦發生伊朗或者土耳其遭受襲擊的緊急事件，美國會同英國就蘇伊士運河軍事基地的使用問題進行再次磋商。而對於美國的態度，埃及方面並不認可，談判再現僵局。 

儘管美國付出了很大的努力，但是外交協調的效果並不能令其滿意。出於國家利益的需要，英國和埃及固守各自的立場，美國也有自己的戰略意圖，儘管美國一定程度上儘可能地去影響埃及並對英國施壓，但是從埃及政府的反應來看，並沒有如美國所願。多次談判僵局的出現一定程度上可以表明美國的外交協調是失敗的。以至於美國駐埃及大使、外交協調的執行者凱弗雷甚至抱怨道:“以調停的方式讓英埃談判雙方都做出讓步，把自己整得身心疲憊。”

三、重啟談判與美國的外交脅迫

在參與英埃雙邊談判後，美國的外交協調並沒有取得令三方都滿意的效果。艾森豪威爾政府不得不考慮更換外交策略，即用經濟和軍事援助相脅迫的外交手段來推進雙邊談判進程，以便加快蘇伊士運河基地危機的解決。

1953年10月，在凱弗雷和美國國務院的努力下，英埃重啟談判，商討一些細節上的分歧。然而，在雙邊會談的過程中，關於英國技術人員的着裝和攜帶武器問題，再次阻礙了談判進程。丘吉爾認為“如果英國從蘇伊士運河基地撤軍，留駐基地技術人員必須被允許穿制服和攜帶武器。否則的話，他們會沒有防禦能力，甚至任何一個埃及獨裁者都可以擺布他們，爬進辦公室過夜。”埃及代表則強烈反對丘吉爾的意見，他們認為“技術人員穿着制服仍然是一種外國占領的標誌。”為了打破談判僵局，杜勒斯提出技術人員可以“穿着一種與眾不同的工作服。”但是，美國的建議，英國人並不接受，最終導致談判於10月20日再度陷入僵局。

持續的談判僵局，令杜勒斯和美國政府很惱火。杜勒斯決定用外交脅迫的方式———即重提對埃及的經濟和軍事援助來迫使英國妥協，以加快談判進程。美國推出脅迫外交的原因主要有兩點:

第一，英國的頑固立場導致了英埃談判的持續僵局。在英埃兩國的多次會談中，英國始終以大國自居，力圖對埃及施壓，妄想繼續控制埃及。丘吉爾始終認為:“如果英國撤離了蘇丹和埃及，它會導致英國在非洲殖民地的喪失。”另外，由於蘇伊士運河基地遠比蘇丹問題顯得重要，會談之初，英國內部對於英埃會談也充滿了爭議。強硬派代表埃默里(Amery)甚至挑釁地表示:“蘇伊士運河基地是大英帝國防禦的堅定柱石。”國防大臣哈羅德·麥克米倫認為:“對埃及人的任何讓步都會導致英國威望的嚴重喪失，對國內政治產生惡劣的影響。”甚至連外交大臣艾登自己也向丘吉爾談到:“從政治上來講，對埃及人做出任何重大的讓步，對我們來說都是不可能的。”英國政府的頑固立場，嚴重破壞了美國試圖影響埃及新政府的計劃。

第二，埃及的中立化傾向越來越明顯，使得美國感到對埃及施加影響力的難度越來越大。1953年上半年，儘管埃及政府中立化傾向已經開始暴露，但是美國出於英美同盟價值的考慮，沒有迫使英國做出重大的讓步，而是堅持以雙邊協調的策略，以圖“魚和熊掌”可以兼得。但是，英埃談判僵局的持續存在，進一步加劇了埃及的中立主義傾向。11月21日，納賽爾在開羅大學的演講中公開表示:“美國和英國有親密的關係，如果惹惱了英國，美國不會幫助我們。不要相信美國幫助我們的那一刻會到來。”凱弗雷認為納賽爾不斷聲稱埃及革命委員會蔑視放棄談判的行為，是埃及中立化傾向的重要表現，另外還包括認可中華人民共和國和號召其它阿拉伯國家，共同來反對歐洲帝國主義。11月24日，凱弗雷告訴杜勒斯，美國模稜兩可的協調政策嚴重影響了埃及新政府對美國的信任度，導致埃及民族主義者認為，美國正準備給歐洲帝國主義在中東和北非更加自由的權力。這些情況已經表明，美國試圖長期影響埃及的政策正處於危險中。 

為了實現在全球遏制蘇聯和主控中東的戰略意圖，在影響埃及還是繼續維持與英國盟友的關繫上，美國必須明確地做出選擇。1953年1月6日，艾森豪威爾告知丘吉爾打敗共產主義的目標並不包括反對民族主義者的抱負。3月24日，艾森豪威爾向納吉布解釋美國的觀點:“這些昂貴的基地設施應該為自由世界所使用;在軍事上，埃及應該與自由世界站在一起，反對可能的共產主義的襲擊。”9月19日，凱弗雷在給杜勒斯的電報中明確表示需要去撫慰埃及革命委員會，培育這個政權作為美國在中東推行遏制蘇聯政策的重要基礎。對美國而言，實現全球戰略，拉攏和控制埃及遠比維護傳統的英美同盟關係重要得多。正如艾登在回憶錄中所寫:在美國看來，埃及依然是英國殖民主義的犧牲者，因此值得美國同情。為了實現自己的目標，美國抱着不惜任何代價迅速解決問題的願望以及一旦達成協議就萬事大吉的這種可悲的想法。除此之外，美國還害怕不得人心，擔心會失掉它對埃及新政權的影響。同時，美國政府顯然甚至不肯在他們不負主要責任的地區退居次要地位。

埃及中立主義傾向使美國政府很惶恐，杜勒斯要求凱弗雷時刻注意埃及政府的中立主義行動。由於埃及與蘇伊士運河在美國的全球戰略中的重要性遠遠超過土耳其、伊朗和沙特等國家，英埃持續爭端使得美國不得不進行策略調整。杜勒斯認為目前對埃及恢復援助是解決英埃爭端的重要方式。以拜羅德(Byroade)為代表的美國國務院近東事務署也認為:“恢復援助可以更有效地克服在蘇伊士運河基地問題上雙方現存的主要障礙。”1953年10月，艾森豪威爾在百慕大會議上明確表示，在中東地區事務上，英國對美國的選擇沒有否決權。他建議丘吉爾與埃及政府儘快地解決爭議。如果英國繼續拖延，那麼美國將採取獨立行動。11月底，杜勒斯警告艾登，“到1954年1月，無論英埃爭議是否得到解決，美國都會決定釋放2500萬美元對埃及進行援助。”1954年6月，艾森豪威爾再次向倫敦方面表示，如果英國不準備從蘇伊士運河基地撤軍，那麼他將擺脫英國，在埃及推行一個獨立的外交政策。

美國政府的外交脅迫，起到了明顯的效果。當美國提出決定向埃及提供軍事援助時，丘吉爾坐不住了，他向美國政府提出了嚴重警告，認為這將會嚴重影響到英美關係的正常發展。英國駐美大使也向杜勒斯憤怒表態:“這可能會是英美關係死亡的喪鐘。”艾登表示這一援助行動的宣布會對英美關係產生惡劣的影響。“由於這一切的原因，結果使美國至少局部地拒絕提供他們北大西洋公約的夥伴以有權期望他們提供的全力支持，而這種支持對我們的談判當可產生巨大的影響。”

事實上，早在杜勒斯正式給英國下通牒之前，英國對美國決定為埃及提供援助這一消息已經有所耳聞。英國政府對此非常憂慮，唯恐美國對埃及的援助會更加推動埃及人站在反對英國的立場上，成為導致埃及施壓英國，以達成有利於埃及的英埃協定的一個重要誘因。1953年10月19日，丘吉爾甚至向艾森豪威爾提出警示，如果美國不支持英國反對埃及，那麼英國會被迫承認新中國的地位。10月27日，丘吉爾再次向艾森豪威爾表態:“為了不讓別人說美國的干預破壞了英國與埃及的談判計劃，甚至引起流血衝突，美國政府不應對埃及施行經濟援助。”儘管英國力圖通過各種方式阻止美國的行動，但是，這一切都難以改變美國的最終立場。所以，當杜勒斯給艾登下了通牒之後，英國政府再也難以鎮定。為了應對這個突發情況，1953年12月百慕大會議期間，丘吉爾和艾登一起親訪華盛頓，要求艾森豪威爾取消對埃及的援助，並提出了對埃援助將會嚴重影響英美聯盟關係的警告。美國政府的主要考慮是一切的努力必須為扭轉埃及嚴重的中立主義趨向，為解決英埃爭端和實現美國的新中東戰略開路。當然，艾森豪威爾也考慮到國內的各種政治因素會阻撓英國做出妥協和讓步。為了安撫英國，12月20日，他又向丘吉爾表示:“在你的要求下，我們不僅沒有給予埃及軍事援助，而且將實施經濟援助的日期進行了延期。”當然，艾森豪威爾也進一步強調:“中東地緣政治的重要性要求我們改善與阿拉伯國家的關係，但是英國政府經常拒絕這麼做，這對英美關係是極為有害的。”

在美國的脅迫下，最終以艾登為代表的英國政府在最後通牒日期到來之前做出了屈服。杜勒斯要求雙方儘快解決爭議，警告英國政府不要再反覆無常。1954年7月10日，英、埃雙方重啟談判。7月27日，在美國的協調下，英埃雙方都做出了重大的讓步並達成了協議。協議規定在《蘇伊士運河基地協定》正式締結後，英國在20個月內撤出全部駐軍，但是可以留駐1000名技術人員負責基地的日常維護，有效時間為7年。同時，在土耳其和伊朗受到突襲的情況下，埃及政府也允許英國重新激活使用蘇伊士運河基地。10月19日，安東尼·納丁(Anthony Nutting)代表英國政府和納賽爾聯合簽署了《蘇伊士運河基地協定》。

對美國而言，《蘇伊士運河基地協定》的簽訂意義相當重大。這個協定的締結被認為是美國提出新中東戰略之後取得的重大勝利。美國政府通過該協定不但排擠掉了英國在埃及的勢力，而且也對埃及新政權施加了影響。美國也終於可以暫時將蘇伊士運河問題予以擱置，為積極推動“阿爾法計劃”(Alpha Project)做好充分的準備。對於美國來說，“阿爾法計劃”的戰略意義更為重大。這項計劃不僅僅是為了調解阿以衝突，而且也是美國政府全面遏制蘇聯向中東滲透的重大戰略步驟。由於早前開羅方面已經向美國表示，只要英軍撤出蘇伊士運河基地，那麼埃及願意與以色列恢復友好關係，並達成一項和平協定。

作為美國調停政策嬗變的最終成果，《蘇伊士運河基地協定》也對中東和平進程產生重要影響，成為誘發蘇伊士運河戰爭的重要因子。《蘇伊士運河基地協定》的簽署為埃及推行泛阿拉伯主義創造了機會，同時使新生的以色列面臨着更大的外部危險，以至於以色列對於來自埃及的威脅感越來越強烈。正如艾登在回憶錄中所寫:“埃及仍宣稱它自己同以色列處於交戰狀態中……我沒有預見到埃及擴張主義分子對於其他阿拉伯國家的企圖所達到的程度，也未曾注意到埃及在言行雙方面對以色列逐漸增長的威脅，如敢死隊的襲擊。”時任以色列政府總理的摩西·夏里特認為這個協定難以有效地調節和平衡以色列與阿拉伯世界的實力。“我們已經從埃及領導人的口中聽到了威脅的信號，這使得我們的深刻關注和高度警惕是合法的……我們將不斷地強化我們的國防軍以應對目前這種緊張狀態。”事實上，這項協定加劇了以色列與阿拉伯國家的軍備競賽。為了增強抵抗阿拉伯國家的實力，以色列政府開始積極籌劃與英、法進行武器談判和交易。儘管英國政府對武器談判表現出一定的抵制，但是法國人卻很樂意並於1954年7月與以色列政府簽署了武器交易合同。更重要的是，埃及與以色列之間的戰略誤判、猜疑和互不信任也導致了1955年以色列國防軍突襲加沙，加快了埃及與捷克武器交易的步伐，為蘇聯向中東的滲透提供了便利，第二次中東戰爭的陰靄開始瀰漫在蘇伊士運河的上空。

四、結論

20世紀50年代的中東正處於東西方冷戰的陰影之下。在中東地區秩序的維持和重構之間，美英兩國凸顯了重大的戰略利益分歧和矛盾。蘇伊士運河基地危機的爆發無疑為美國與英國角逐在中東的地區領導權提供了新的機會，也是英美兩國在中東地區事務主導權問題上的首次正面博弈。在英埃談判的整個過程中，儘管表面上來看美國扮演的是調停角色，但是實際上，美國始終是英埃談判進程中的主控者，直接影響了蘇伊士運河基地危機處理的結果。

《蘇伊士運河基地協定》的成功締結，是在此次危機中美國對英國政策嬗變的最終結果，反映了美、英兩國對蘇伊士運河撤軍問題上的不同態度，體現了兩國在選擇維護還是重構中東地緣政治秩序兩條道路上的原則對立。可以說，美英在蘇伊士運河撤軍問題上所產生的矛盾和分歧是冷戰初期美英爭奪中東地區事務領導權的一個縮影。

出於美國全球戰略利益和新中東戰略的考慮，雖然美國在英、埃蘇伊士運河基地談判問題上，採取了與英國不一樣的立場，但是我們應該看到美英在追逐蘇伊士運河利益的目標上具有一致性。在蘇伊士運河基地問題上，美國從理論和實踐中都全面認可了埃及的主權，但是這個過程中，美國反覆表達希望能夠推動蘇伊士運河基地身份的轉換。同時，反覆強調在蘇伊士運河基地身份轉變的過程中不能造成權力的真空。“為了蘇伊士運河基地可以維持有效的使用，為了避免戰爭的發生，埃及應該即時提供給它的盟國使用。在美國看來，蘇伊士運河基地在這種狀態下是一種必然的，也是對抗蘇聯滲透的最大屏障。”

通過蘇伊士運河基地危機事件的解決，美國儘管滿足了自己的目標，但是卻嚴重破壞了英美兩國傳統的同盟關係，為20世紀50年代英美政治同盟關係的最終惡化與決裂蒙上了陰影，加速了美國推動中東權力轉移的步伐。需要指出的是，在蘇伊士運河基地危機中，美國對英國政策的強硬態度，不能僅僅理解為美國外交政策的簡單調整，從實質上來說這是冷戰環境下美國與蘇聯爭奪全球霸權的必然結果，美國的政策嬗變旨在遏制蘇聯在中東地區的滲透，實現美國在冷戰初期的全球戰略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