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387;D8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3451(2018)04－0089－10

20世纪50年代初期，埃及政府谋求实现国家主权的全面独立，摆脱英国的军事占领，坚决要求英军全部撤出苏伊士运河基地。然而，英国政府拒不撤军，最终导致1952年初苏伊士运河基地危机的爆发。苏伊士运河基地危机爆发以后，美国积极参与英埃双边谈判，迫使英国和埃及政府于1954年10月19日达成了《苏伊士运河基地协定》。该协定的缔结，不但深刻地反映了英美两国在中东地区的权力转移，而且对之后英美关系及中东和平进程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于1952年苏伊士运河基地危机原因和影响的研究，外国学者已经有所涉及，国内学者则仅仅在一些论著中有所提及，尚无学者从美国外交的角度对苏伊士运河基地危机进行专题梳理与考察。本文试图利用英美两国解密的相关外交档案，从美国决策和英美关系的角度，考察美国在参与苏伊士运河基地危机处理过程中对英国外交政策的变化，探明其战略动机，借以揭示英美两国当时在对埃及政策和中东防御战略问题上存在的矛盾与分歧。

一、苏伊士运河基地危机爆发与1953年英埃谈判的缘起

苏伊士运河基地危机的爆发是导致1953年英国与埃及双方围绕苏伊士运河基地撤军问题谈判的直接原因之一。苏伊士运河自1869年开通以来，其战略和商业价值越来越突出，是英国重要的海上“生命线”。早在1882年，英国政府就派军强占了苏伊士运河，并在此运河周边地区建立起了军事基地。1936年《英埃友好与同盟条约》的缔结，使得英国政府从埃及人手中强行获得了可以在苏伊士运河驻军20年的权利。这一条约遭到了埃及民族主义者的强烈反对。他们认为:“1936年与英国签订的条约背叛了埃及的民族主义。”自英国占领苏伊士运河起，埃及人民针对英国殖民者的抵抗运动就一直没有停止过。

二战以后，随着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的兴起，埃及人抵制英国的暴力活动越来越频繁。为了防御中东，截至1953年英国在苏伊士运河基地的驻军达到8万人，远远超过了1936年条约中规定的1万人的规模。埃及人认为英国在埃及驻扎大量的军队是对埃及实现真正独立的严重威胁。所以，自1936年条约缔结以来，以埃及穆斯林兄弟会为代表的埃及民族主义者不断举行示威游行，强烈要求英国撤军并对政府施加压力。但是，由于英国政府一贯保持强硬立场拒不撤军，导致在此期间与埃及的多次外交谈判与交涉都无果而终。

1951年，迫于国内的强大政治压力，埃及政府单方面废除了《英埃友好与同盟条约》。英国认为埃及单方面废除条约行动不具备合法性，拒绝从苏伊士运河基地撤军。英国的强硬态度激起了埃及人的强烈愤慨，埃及各地针对英国驻军的暴力恐怖活动不断发生，并最终造成了1952年1月26日的“黑色星期六”血案。在此次事件中，超过700多处的苏伊士运河军事基地设施被毁，30多人被杀，其中包括9名欧洲人，几百名埃及人受伤，给英国直接造成了超过400万英镑的经济损失。这起暴力冲突事件标志着苏伊士运河基地危机的开始。

苏伊士运河基地危机爆发后，英国内阁遂认识到单纯依靠英国军队想留在埃及已经不大可能，希望就此问题与埃及政府展开和平的外交谈判。时任英国外交大臣的安东尼·艾登表达了对当前局势的严重忧虑并认为:“军事占领可以通过军队维持，但是在埃及的基地问题上，如果没有埃及当地劳工的维持，我们的基地还有多大用处?”实际上，英国人的担忧不仅局限于此。至少在三个层面上，英国政府也表示出极大的忧虑:

第一，英军继续占领苏伊士运河军事基地是否具有合法性问题。1936年《英埃友好与同盟条约》的驻军期限即将到期，假如英国没有进行修约或者撤军的话，那么英国驻军的合法性将不复存在。此外，8万人的驻军规模明显超出了1936年条约中规定的1万人。更重要的是，这个规模的驻军一旦失控，就极有可能与埃及人爆发一场全面的军事冲突。艾登严肃表示，一旦条约到期，“我们重占运河基地的话，所有的结果我们必须承担。世界舆论会反对我们，如果埃及政府将之诉至联合国，那么这件事情会难以收手。”

第二，二战后英国的国内经济陷入全面衰退，百废待兴，其难以筹措足够资金来承担海外军事基地的运转费用。自从英国在苏伊士运河修建军事基地以来，已经建造了10多个飞机场，34处军用站台以及其它大量的重要通讯和军事设施，其价值估计达到2.7亿英镑。英国政府在苏伊士运河军事基地驻军多达8万人，每年的日常驻军费用就多达5000万英镑。此外，1953年初财政部已经向内阁声明，需要从1955—1956年的国防预算中削减3.08亿英镑。这些对英国的中东防务来说都是沉重的财政压力和负担。

第三，核时代的到来使得超大规模的军事基地和驻军人数在战时很容易成为苏联空袭的主要目标。1952年，英国国防部的全球战略白皮书要求英国政府要转变传统的军事防御和过度依赖海外大型军事基地的观念。因为一旦战争爆发，在欧洲战场形势恶化的情况下，中东的基地在反击中将会扮演关键的角色。但是，这种战略基地仅需要小规模、机动灵活的基地出现在苏联的边缘即可。超大规模的军事基地和驻军人数很容易成为苏联空袭打击的主要对象，尤其是对于一个即将拥有氢弹核武器的苏联来说。

基于以上主要考虑，尽管国内存在部分反对之声，以艾登为代表的英国政府还是积极考虑与埃及政府进行和平谈判，以缔结一项新的条约，在打破两国外交关系僵局的同时，还力图最大程度地继续维护英国在中东地区的强大影响力。

英国政府的谈判愿望也符合埃及新政府的主张。1952年，埃及发生军事政变以后，新政府领导人纳吉布(Naguib)强烈期待与英国政府就苏伊士运河基地问题进行双边谈判。纳吉布政府的意图不言而喻，旨在提升政府威望，巩固执政地位。纳吉布表示:新政权愿意以友好的方式与英国进行外交接触，而不是以暴力的形式反击英军。埃及政府的态度受到了伦敦方面的欢迎。艾登表示，埃及政府不久后将会与英国达成一项令人十分满意的双边协定。于是，关于苏伊士运河危机的双边谈判就被正式提上了日程。

二、美国的外交协调与英埃谈判僵局

为了寻求谈判中的优势，英国想拉拢美国直接介入谈判，试图通过组成联合阵线，对埃及政府施压，最终使谈判向着有利于英国的战略安排进行。同时，英国可以借助美国的实力来维护中东秩序和自身的利益。1953年2月25日，英国首相丘吉尔向艾森豪威尔表示:“如果英美两国形成一个军事和外交的团队，把我们既定的计划抛给纳吉布，那么所有的好结果，不需要流血冲突就会出现，这样一种成功的决议将带来很多好处。”艾登要求英美联合提出一个计划，迫使埃及合作。为此，艾森豪威尔任命美军副参谋长约翰·赫尔(John hull)将军作为他的个人代表准备参与会谈，但是强调赫尔的参与将依埃及的接受而定。艾森豪威尔表示:“如果美国政府与英国一起参与会议，反对埃及政府，那么唯一明显的解释就是我们两个政府一起来宣布这项最后的通牒。一个不受邀请的客人会被要求离开的。”言外之意是:美国愿意参与英埃谈判，但是前提条件是必须获得埃及政府的邀请。 

美国之所以愿意接受邀请介入英埃谈判，与二战后中东地缘政治秩序变化，尤其是苏美在中东争夺地区霸权有着密切的联系。英国殖民主义势力的全面衰退令美国忧虑。美国认为单凭英国在中东的实力难以阻止苏联对中东事务的渗透，美国应该承担领导角色，此时已经有取代之心。与杜鲁门政府不同，艾森豪威尔政府是不会让英国按照自己的意图来决定中东事务的。早在1951年，美国政府就认为美国的中东政策应以取代英国为目标。

对于美国来说，苏伊士运河基地危机的爆发为其直接插手埃及事务并排挤英国势力提供了新的机遇。所以，当英国提议美国参与谈判时，美国表现得相当积极。

1953年3月14日，英、美两国驻埃及大使拉尔夫·史蒂文森和杰弗逊·凯弗雷(Jefferson Caffery)拜见埃及新政府领导人纳吉布，试图为美国获取一份参加苏伊士运河基地谈判的邀请函。3月15日，埃及政府做出了回应，不同意美国直接参与谈判。纳吉布表示:埃及政府已经做出决议，一旦美国直接参与谈判会被认为这是关于中东防御组织的谈判。埃及不准备去考虑这个问题，除非英国撤军问题得到解决。凯弗雷在给美国国务院的电报中表示埃及希望与美国继续维持传统友谊，不希望我们扮演积极参与者，而应该更多地扮演一个幕后的角色。由于埃及政府的强烈反对，艾森豪威尔不得不改变最初派遣约翰·赫尔将军直接介入谈判的想法。这也就决定了美国政府在未来的谈判中应该扮演的是一种外交调停角色。美国的任务就是在一些具体的细节和策略上做出协调，而这也被美国政府视为实现地区性目标的关键要素。

1953年4月，美国开始协调英埃谈判。美国进行外交协调主要有两点考虑:第一，美国试图最大可能地影响埃及，尽量扭转由于苏伊士运河基地争端而导致的埃及中立化且有可能倒向共产主义阵营的倾向；第二，由于英国是北约的重要成员国，在中东战略防御问题上，英美拥有共同的战略利益。美国政府希望通过外交协调，在一些关键问题上迫使双方做出重大让步，最终达成一项解决苏伊士运河基地危机的协定。美国参与英埃谈判的协调活动，主要是从英国政府制定的ABC三个方案开始的。早在1953年初，英国政府就出台了指导英埃双边谈判的三个方案。

方案A:英国保持对苏伊士运河基地主要设备的管理。和平时期，基地的主要功能是在中东部署一些英国的部队。一旦战争爆发，保证军事基地可以立刻投入使用。

方案B:英国将控制权完全移交给埃及人，包括仓库和车间，只留下一些技术人员来帮助埃及人。但是，这些技术人员将在埃及人的控制之下。

方案C:除了一些技术维护人员留下，英国人全部撤离基地。和平时期基地是不可用的，也不能被用作货物存储地。据推测这样一个基地需要90天内才能被重新激活。

在这三种方案的选择上，英埃双方各不相让。丘吉尔明确表示谈判应该以A方案为基础，可以达成一个安全的协定。另外，他依然希望美国扮演的是参与者，而不是调停者。他坚持认为:“达成这样一个安全协定符合英美双方的共同战略需要。”

埃及代表对英国坚持A方案作为谈判基础持反对意见。纳吉布政府对于英埃谈判有明确的目标。一方面，埃及要求实现埃及主权的完全独立和对苏伊士运河基地的所有权。英国军队应该完全撤出埃及，只留下部分技术人员来培训埃及人，以替代他们的岗位职责。另一方面，新政府要求任何一个阿拉伯安全条约框架下的成员国被攻击的时候，英国军队可以重新进入并激活基地。埃及人愿意接受C方案，但是由于无法最大程度确保英国政府的国家战略利益，所以英国方面完全不可能接受该方案。

作为调停者，艾森豪威尔认为A方案尽管可以保证苏伊士运河基地的安全，但是，由于这关系到埃及人的民族自尊，是不可能被埃及政府接受的。所以，美国政府建议将B方案作为一种过渡性的替代，尽可能地向A方案靠近。丘吉尔不同意美国政府的立场。丘吉尔甚至向艾森豪威尔强硬地表示:“英国愿意进行谈判，但是对我们已经决定的原则问题上不会有任何改变。”由于英国态度强硬，美国政府倡导的第一轮外交协调宣告失败。最后，由于谈判双方对于ABC三个选择方案争议较大，互不相让，最终使得谈判陷入了僵局。5月6日，纳吉布宣布休会。

为了打破谈判的僵局，1953年7月7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让近东事务署(NEA)制定了一份妥协性的、旨在解决苏伊士运河基地危机的新方案。新方案要求英国技术人员受埃及官员节制，英国留驻基地4000名技术人员5年内必须全部撤离。杜勒斯将这份方案送到了纳吉布手中，让纳吉布将此作为埃及政府的方案，以推动英埃双边的进一步谈判。7月11日，杜勒斯迫使英国代理外交大臣索尔兹伯里(Salisbury)去接受这一方案。英国方面坚持认为不能接受这样一份方案，因为它不具备A方案的基本要素，即主要设备的技术控制应该掌握在英国人的手中。

事实上，美国出台的这份方案，已经超出了协调的范畴，是一种积极的干预外交。对于这份方案，美国原本的设计中是让英国做出让步，以尽可能满足埃及政府的利益。但是，出乎杜勒斯和美国政府意料的是，埃及政府也表示了反对。埃及坚持认为，3年之内留驻的4000名技术人员必须全部撤离。同时，苏伊士运河基地设备的使用只能仅仅限于在阿拉伯安全条约国家遭受攻击的情况下。考虑到苏伊士运河基地的使用对中东战略防御的重要意义，艾森豪威尔政府认为在未来的条约中这必须是重点予以考虑的。

由于协调方案未能取得预期的效果，美国政府不得不改弦更张来继续推进英埃谈判。1953年8月，在凯弗雷的积极斡旋下，英埃双方再次恢复谈判。在接下来的谈判中，英、埃双方讨论的主要议题是英军分阶段撤离的时间、技术人员撤出的最后时间和非阿拉伯国家一旦受到军事攻击重新激活使用苏伊士运河军事基地的问题。此间，美国的主要任务是争取双边的让步。在凯弗雷的积极努力下，最终迫使英国接受了军事技术人员留驻运河基地的最长时间为7年。但是，在土耳其和伊朗一旦遭受打击，是否激活苏伊士运河基地的问题上，埃及代表表示强烈反对英国的要求。埃及政府认为伊朗和土耳其不是阿拉伯国家，不属于阿拉伯集体安全条约的成员国。8月28日，面对这种严重的分歧，美国副国务卿史密斯(Smith)向英国驻华盛顿大使确保，一旦发生伊朗或者土耳其遭受袭击的紧急事件，美国会同英国就苏伊士运河军事基地的使用问题进行再次磋商。而对于美国的态度，埃及方面并不认可，谈判再现僵局。 

尽管美国付出了很大的努力，但是外交协调的效果并不能令其满意。出于国家利益的需要，英国和埃及固守各自的立场，美国也有自己的战略意图，尽管美国一定程度上尽可能地去影响埃及并对英国施压，但是从埃及政府的反应来看，并没有如美国所愿。多次谈判僵局的出现一定程度上可以表明美国的外交协调是失败的。以至于美国驻埃及大使、外交协调的执行者凯弗雷甚至抱怨道:“以调停的方式让英埃谈判双方都做出让步，把自己整得身心疲惫。”

三、重启谈判与美国的外交胁迫

在参与英埃双边谈判后，美国的外交协调并没有取得令三方都满意的效果。艾森豪威尔政府不得不考虑更换外交策略，即用经济和军事援助相胁迫的外交手段来推进双边谈判进程，以便加快苏伊士运河基地危机的解决。

1953年10月，在凯弗雷和美国国务院的努力下，英埃重启谈判，商讨一些细节上的分歧。然而，在双边会谈的过程中，关于英国技术人员的着装和携带武器问题，再次阻碍了谈判进程。丘吉尔认为“如果英国从苏伊士运河基地撤军，留驻基地技术人员必须被允许穿制服和携带武器。否则的话，他们会没有防御能力，甚至任何一个埃及独裁者都可以摆布他们，爬进办公室过夜。”埃及代表则强烈反对丘吉尔的意见，他们认为“技术人员穿着制服仍然是一种外国占领的标志。”为了打破谈判僵局，杜勒斯提出技术人员可以“穿着一种与众不同的工作服。”但是，美国的建议，英国人并不接受，最终导致谈判于10月20日再度陷入僵局。

持续的谈判僵局，令杜勒斯和美国政府很恼火。杜勒斯决定用外交胁迫的方式———即重提对埃及的经济和军事援助来迫使英国妥协，以加快谈判进程。美国推出胁迫外交的原因主要有两点:

第一，英国的顽固立场导致了英埃谈判的持续僵局。在英埃两国的多次会谈中，英国始终以大国自居，力图对埃及施压，妄想继续控制埃及。丘吉尔始终认为:“如果英国撤离了苏丹和埃及，它会导致英国在非洲殖民地的丧失。”另外，由于苏伊士运河基地远比苏丹问题显得重要，会谈之初，英国内部对于英埃会谈也充满了争议。强硬派代表埃默里(Amery)甚至挑衅地表示:“苏伊士运河基地是大英帝国防御的坚定柱石。”国防大臣哈罗德·麦克米伦认为:“对埃及人的任何让步都会导致英国威望的严重丧失，对国内政治产生恶劣的影响。”甚至连外交大臣艾登自己也向丘吉尔谈到:“从政治上来讲，对埃及人做出任何重大的让步，对我们来说都是不可能的。”英国政府的顽固立场，严重破坏了美国试图影响埃及新政府的计划。

第二，埃及的中立化倾向越来越明显，使得美国感到对埃及施加影响力的难度越来越大。1953年上半年，尽管埃及政府中立化倾向已经开始暴露，但是美国出于英美同盟价值的考虑，没有迫使英国做出重大的让步，而是坚持以双边协调的策略，以图“鱼和熊掌”可以兼得。但是，英埃谈判僵局的持续存在，进一步加剧了埃及的中立主义倾向。11月21日，纳赛尔在开罗大学的演讲中公开表示:“美国和英国有亲密的关系，如果惹恼了英国，美国不会帮助我们。不要相信美国帮助我们的那一刻会到来。”凯弗雷认为纳赛尔不断声称埃及革命委员会蔑视放弃谈判的行为，是埃及中立化倾向的重要表现，另外还包括认可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号召其它阿拉伯国家，共同来反对欧洲帝国主义。11月24日，凯弗雷告诉杜勒斯，美国模棱两可的协调政策严重影响了埃及新政府对美国的信任度，导致埃及民族主义者认为，美国正准备给欧洲帝国主义在中东和北非更加自由的权力。这些情况已经表明，美国试图长期影响埃及的政策正处于危险中。 

为了实现在全球遏制苏联和主控中东的战略意图，在影响埃及还是继续维持与英国盟友的关系上，美国必须明确地做出选择。1953年1月6日，艾森豪威尔告知丘吉尔打败共产主义的目标并不包括反对民族主义者的抱负。3月24日，艾森豪威尔向纳吉布解释美国的观点:“这些昂贵的基地设施应该为自由世界所使用;在军事上，埃及应该与自由世界站在一起，反对可能的共产主义的袭击。”9月19日，凯弗雷在给杜勒斯的电报中明确表示需要去抚慰埃及革命委员会，培育这个政权作为美国在中东推行遏制苏联政策的重要基础。对美国而言，实现全球战略，拉拢和控制埃及远比维护传统的英美同盟关系重要得多。正如艾登在回忆录中所写:在美国看来，埃及依然是英国殖民主义的牺牲者，因此值得美国同情。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美国抱着不惜任何代价迅速解决问题的愿望以及一旦达成协议就万事大吉的这种可悲的想法。除此之外，美国还害怕不得人心，担心会失掉它对埃及新政权的影响。同时，美国政府显然甚至不肯在他们不负主要责任的地区退居次要地位。

埃及中立主义倾向使美国政府很惶恐，杜勒斯要求凯弗雷时刻注意埃及政府的中立主义行动。由于埃及与苏伊士运河在美国的全球战略中的重要性远远超过土耳其、伊朗和沙特等国家，英埃持续争端使得美国不得不进行策略调整。杜勒斯认为目前对埃及恢复援助是解决英埃争端的重要方式。以拜罗德(Byroade)为代表的美国国务院近东事务署也认为:“恢复援助可以更有效地克服在苏伊士运河基地问题上双方现存的主要障碍。”1953年10月，艾森豪威尔在百慕大会议上明确表示，在中东地区事务上，英国对美国的选择没有否决权。他建议丘吉尔与埃及政府尽快地解决争议。如果英国继续拖延，那么美国将采取独立行动。11月底，杜勒斯警告艾登，“到1954年1月，无论英埃争议是否得到解决，美国都会决定释放2500万美元对埃及进行援助。”1954年6月，艾森豪威尔再次向伦敦方面表示，如果英国不准备从苏伊士运河基地撤军，那么他将摆脱英国，在埃及推行一个独立的外交政策。

美国政府的外交胁迫，起到了明显的效果。当美国提出决定向埃及提供军事援助时，丘吉尔坐不住了，他向美国政府提出了严重警告，认为这将会严重影响到英美关系的正常发展。英国驻美大使也向杜勒斯愤怒表态:“这可能会是英美关系死亡的丧钟。”艾登表示这一援助行动的宣布会对英美关系产生恶劣的影响。“由于这一切的原因，结果使美国至少局部地拒绝提供他们北大西洋公约的伙伴以有权期望他们提供的全力支持，而这种支持对我们的谈判当可产生巨大的影响。”

事实上，早在杜勒斯正式给英国下通牒之前，英国对美国决定为埃及提供援助这一消息已经有所耳闻。英国政府对此非常忧虑，唯恐美国对埃及的援助会更加推动埃及人站在反对英国的立场上，成为导致埃及施压英国，以达成有利于埃及的英埃协定的一个重要诱因。1953年10月19日，丘吉尔甚至向艾森豪威尔提出警示，如果美国不支持英国反对埃及，那么英国会被迫承认新中国的地位。10月27日，丘吉尔再次向艾森豪威尔表态:“为了不让别人说美国的干预破坏了英国与埃及的谈判计划，甚至引起流血冲突，美国政府不应对埃及施行经济援助。”尽管英国力图通过各种方式阻止美国的行动，但是，这一切都难以改变美国的最终立场。所以，当杜勒斯给艾登下了通牒之后，英国政府再也难以镇定。为了应对这个突发情况，1953年12月百慕大会议期间，丘吉尔和艾登一起亲访华盛顿，要求艾森豪威尔取消对埃及的援助，并提出了对埃援助将会严重影响英美联盟关系的警告。美国政府的主要考虑是一切的努力必须为扭转埃及严重的中立主义趋向，为解决英埃争端和实现美国的新中东战略开路。当然，艾森豪威尔也考虑到国内的各种政治因素会阻挠英国做出妥协和让步。为了安抚英国，12月20日，他又向丘吉尔表示:“在你的要求下，我们不仅没有给予埃及军事援助，而且将实施经济援助的日期进行了延期。”当然，艾森豪威尔也进一步强调:“中东地缘政治的重要性要求我们改善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但是英国政府经常拒绝这么做，这对英美关系是极为有害的。”

在美国的胁迫下，最终以艾登为代表的英国政府在最后通牒日期到来之前做出了屈服。杜勒斯要求双方尽快解决争议，警告英国政府不要再反复无常。1954年7月10日，英、埃双方重启谈判。7月27日，在美国的协调下，英埃双方都做出了重大的让步并达成了协议。协议规定在《苏伊士运河基地协定》正式缔结后，英国在20个月内撤出全部驻军，但是可以留驻1000名技术人员负责基地的日常维护，有效时间为7年。同时，在土耳其和伊朗受到突袭的情况下，埃及政府也允许英国重新激活使用苏伊士运河基地。10月19日，安东尼·纳丁(Anthony Nutting)代表英国政府和纳赛尔联合签署了《苏伊士运河基地协定》。

对美国而言，《苏伊士运河基地协定》的签订意义相当重大。这个协定的缔结被认为是美国提出新中东战略之后取得的重大胜利。美国政府通过该协定不但排挤掉了英国在埃及的势力，而且也对埃及新政权施加了影响。美国也终于可以暂时将苏伊士运河问题予以搁置，为积极推动“阿尔法计划”(Alpha Project)做好充分的准备。对于美国来说，“阿尔法计划”的战略意义更为重大。这项计划不仅仅是为了调解阿以冲突，而且也是美国政府全面遏制苏联向中东渗透的重大战略步骤。由于早前开罗方面已经向美国表示，只要英军撤出苏伊士运河基地，那么埃及愿意与以色列恢复友好关系，并达成一项和平协定。

作为美国调停政策嬗变的最终成果，《苏伊士运河基地协定》也对中东和平进程产生重要影响，成为诱发苏伊士运河战争的重要因子。《苏伊士运河基地协定》的签署为埃及推行泛阿拉伯主义创造了机会，同时使新生的以色列面临着更大的外部危险，以至于以色列对于来自埃及的威胁感越来越强烈。正如艾登在回忆录中所写:“埃及仍宣称它自己同以色列处于交战状态中……我没有预见到埃及扩张主义分子对于其他阿拉伯国家的企图所达到的程度，也未曾注意到埃及在言行双方面对以色列逐渐增长的威胁，如敢死队的袭击。”时任以色列政府总理的摩西·夏里特认为这个协定难以有效地调节和平衡以色列与阿拉伯世界的实力。“我们已经从埃及领导人的口中听到了威胁的信号，这使得我们的深刻关注和高度警惕是合法的……我们将不断地强化我们的国防军以应对目前这种紧张状态。”事实上，这项协定加剧了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的军备竞赛。为了增强抵抗阿拉伯国家的实力，以色列政府开始积极筹划与英、法进行武器谈判和交易。尽管英国政府对武器谈判表现出一定的抵制，但是法国人却很乐意并于1954年7月与以色列政府签署了武器交易合同。更重要的是，埃及与以色列之间的战略误判、猜疑和互不信任也导致了1955年以色列国防军突袭加沙，加快了埃及与捷克武器交易的步伐，为苏联向中东的渗透提供了便利，第二次中东战争的阴霭开始弥漫在苏伊士运河的上空。

四、结论

20世纪50年代的中东正处于东西方冷战的阴影之下。在中东地区秩序的维持和重构之间，美英两国凸显了重大的战略利益分歧和矛盾。苏伊士运河基地危机的爆发无疑为美国与英国角逐在中东的地区领导权提供了新的机会，也是英美两国在中东地区事务主导权问题上的首次正面博弈。在英埃谈判的整个过程中，尽管表面上来看美国扮演的是调停角色，但是实际上，美国始终是英埃谈判进程中的主控者，直接影响了苏伊士运河基地危机处理的结果。

《苏伊士运河基地协定》的成功缔结，是在此次危机中美国对英国政策嬗变的最终结果，反映了美、英两国对苏伊士运河撤军问题上的不同态度，体现了两国在选择维护还是重构中东地缘政治秩序两条道路上的原则对立。可以说，美英在苏伊士运河撤军问题上所产生的矛盾和分歧是冷战初期美英争夺中东地区事务领导权的一个缩影。

出于美国全球战略利益和新中东战略的考虑，虽然美国在英、埃苏伊士运河基地谈判问题上，采取了与英国不一样的立场，但是我们应该看到美英在追逐苏伊士运河利益的目标上具有一致性。在苏伊士运河基地问题上，美国从理论和实践中都全面认可了埃及的主权，但是这个过程中，美国反复表达希望能够推动苏伊士运河基地身份的转换。同时，反复强调在苏伊士运河基地身份转变的过程中不能造成权力的真空。“为了苏伊士运河基地可以维持有效的使用，为了避免战争的发生，埃及应该即时提供给它的盟国使用。在美国看来，苏伊士运河基地在这种状态下是一种必然的，也是对抗苏联渗透的最大屏障。”

通过苏伊士运河基地危机事件的解决，美国尽管满足了自己的目标，但是却严重破坏了英美两国传统的同盟关系，为20世纪50年代英美政治同盟关系的最终恶化与决裂蒙上了阴影，加速了美国推动中东权力转移的步伐。需要指出的是，在苏伊士运河基地危机中，美国对英国政策的强硬态度，不能仅仅理解为美国外交政策的简单调整，从实质上来说这是冷战环境下美国与苏联争夺全球霸权的必然结果，美国的政策嬗变旨在遏制苏联在中东地区的渗透，实现美国在冷战初期的全球战略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