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成鋼先生最近出版了一部巨著，名為《制度基因》，探討了中國至今未能實現憲政民主的原因。他的結論也很簡單：中國不具備產生憲政民主的制度基因。在進一步探討他的《制度基因》之前，我們先簡要回顧一下歷史吧。

自1840年以後，面對西方列強的欺辱，面對亡國的危機，中國的精英們就一直在尋找救國的方案。具體過程大家都已經知道了：先是認為我們的器物不如人，於是有了洋務運動；洋務運動失敗後，又認為我們是制度不如人，於是有了戊戌變法和辛亥革命，試圖建立共和、憲政；戊戌變法和辛亥革命又相繼失敗，再次反思後，又認識到我們是文化不如人，所以建立不起共和、憲政，於是又有了轟動一時的新文化運動，砸爛舊文化、打倒孔家店……

我們暫停一下歷史的進程，再回過頭來看一下許成鋼的《制度基因》。許先生的看法，也是認為我們的文化不行，或者用現代的說法，我們的文化基因不行，所以建立不起憲政民主。為了避免“文化”一詞的過於寬泛而導致誤解，許成剛用制度基因一詞來代替文化基因一詞。即：我們的制度基因不如人。

現在我們接着來看歷史。就在我們要徹底砸碎舊文化、建立新文化的過程中，西方發生了兩件大事：一個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一個是俄國十月革命。世界大戰表明，西方的制度、文化原來也有問題，也不完美；巴黎和會更是對中國欺辱到了極點，這讓中國人對西方極度失望。而十月革命、馬克思主義，這個同樣來自西方的新文化，卻立即讓中國的大批知識精英產生共鳴。換句話說，就是產生於西方的馬克思主義，不僅很新，而且和中國的舊文化基因很配套、很對路。結果當然就可想而知了——馬克思主義的新文化，迅速取代了中國的已經威望掃地的孔孟舊文化，至少在表層是如此。

我們再來看1949年之後的歷史。1949年以後，中國搞了馬列主義的新文化，並按照新文化建立了新體制，其標誌就是百分之百的國有化經濟和百分之百的國有化媒體。但很快又出現了一系列問題，且很多是歷史上曾不斷反覆出現的老問題。於是執政黨先是想靠黨外知識分子的幫忙（1957）、後是想靠底層群眾的幫忙（文革），來解決這一系列的問題。雖然兩者都是一種創新，但均遭失敗；而且失敗的一次比一次慘。於是，至少在文革剛結束的時候，黨內外的精英們都意識到需要改革。黨內的精英們搞的改革主要是引進市場經濟，從某種意義上也可以說是恢復了一些舊文化；也有部分黨內精英想先搞黨內的小範圍選舉，然後逐步擴展到黨內的普選。

而黨外的知識精英們想搞的改革還是憲政民主，雖然1957年已經失敗一次，1989年還是又大搞了一次，又失敗，而且同樣失敗得更慘。後又想先通過搞市場經濟、培育社會力量，然後逐漸實現多黨式的憲政民主。最後的結果依然是失敗……

執政黨在自己的政治改革基本失敗、經濟改革又出現了大量嚴重社會不公問題之後，無奈之下，又祭起了歷史上集權、反腐的老套路。而黨外的知識精英們在反覆失敗後，痛定思痛，認真研究了自戊戌變法以來一系列憲政民主的努力不斷失敗的深層原因，於是就有了許成鋼的這部集大成之作《制度基因》。

現在來說一下這部《制度基因》。最概括地說，這部著作比起當年陳獨秀、胡適們搞新文化運動時的認識前進了一步，沒有停留在籠統地說我們的文化不如人，而是具體指出了我們幾千年的舊文化中究竟哪裡不如人。那就是：中國文化中缺乏私有產權和個體人權的社會意識或社會共識，不具備實行憲政民主的制度基因。總之，中國自古到今就不是一個類似西方那樣的公民社會，因此，也就一直沒能建立起類似西方那樣的憲政民主制度。說實話，600多頁的遑遑巨著，論述到了這個地步，可以說許成鋼距離真理只有半步之遙了。但很可惜，或者說讓人很惋惜的是，許成鋼沒能跨出這最後關鍵的半步，這能夠使鐵變成鋼的關鍵半步。

一會兒再說這關鍵的半步是什麼，我們先來繼續看一下許成鋼的最終結論。那麼，既然中國的文化基因中沒有私有產權和公民人權的意識，也就是說沒有實行憲政民主的制度基因，那麼，我們中國該怎麼辦呢？該如何建立一個自由民主的現代國家呢？許成鋼給出的答案是：我們要大力進行啟蒙。相互啟蒙也好，自我啟蒙也罷，總之，等全社會的大多數人都有了私有產權和公民人權的意識，並在這些問題上達成社會共識，那麼，憲政民主制度也就水到渠成了。

天啊，再次祭起了民主憲政的啟蒙！這不是又倒退回陳獨秀和胡適他們那裡去了？這不是還要打碎舊文化？不過，在許成鋼的眼中，此時我們要拋棄的舊文化里，不光有孔孟之道，還有了馬列主義；區別僅此而已。真是讓人無語，我們又退回到了一百多年以前。可一百多年的實踐已經證明，實現西方式的憲政民主，這是一條虛幻之路啊。試圖用憲政啟蒙的方式來改造我們中華文明的文化基因或制度基因，是一種可望而不可即的海市蜃樓啊。

其實，從許成鋼長期研究所得出的“中國不具備搞憲政民主的制度基因”出發，再往前走半步，我們就可以得出關鍵的結論了。那就是：中華文明和歐美文明屬於兩個完全不同的類型；中國是行政文明，歐美是市場文明，兩個文明的制度基因、文化基因完全不同。憲政民主是市場文明經過長期的摸索所發明出來的東西。而中國，由於是行政文明，因此完全不具備實行多黨憲政的條件；或用許成鋼的話說，不具備實行憲政民主的制度基因。那麼，最終的結論自然應該是：我們必須找到一種適合我們自己的文化基因和制度基因的、特殊的民主形式和權力制約模式。這才是順理成章的結論啊。可惜，許成鋼距離這個順理成章的結論只有半步之遙，他卻沒有邁過去。

那麼，在我們行政式的中華文明中，都有哪些文化基因和制度基因呢？顯然，和市場文明的私有產權相對立，我們有公有制的文化基因；和市場文明的個體人權相對立，我們有集體主義和國家利益（主權）高於一切的制度基因；和市場文明的個人奮鬥的精神相對立，我們又有同甘共苦、共同富裕的人文基因……等等，等等。

當然，我們有了上述的文化基因和制度基因，並不意味着這些東西就都會自然而然地實現。這就像一枚雞蛋，雖然具備了變成小雞的基因，但如果沒有適當的溫度條件，它還是變不成小雞。我們要做的，就是給這枚雞蛋提供適宜的溫度。同樣，如果我們沒有對路的、和我們的文化基因和制度基因相配套的適當的模式設計、體制安排，則公有制的基因、集體主義的基因、共同富裕的基因統統都會變質，甚至會導致個人和集體、國家和民族，大家一塊兒遭殃，大家一起完蛋。這就是中國歷史上反覆出現的朝代循環。

是的，我們確實需要啟蒙。不過，需要的恰恰是和許成鋼主張相反的另一種啟蒙。再重複一下我曾反覆強調過的觀點吧：我們必須開動腦筋，想出辦法，在中國人治社會的條件下，在一黨執政的前提下，在司法不獨立的情況下，設計出一種適合行政文明的權力相互制衡的巧妙機制，找到一個獨特的非多黨憲政的民主形式，走出一條中國特有的現代化轉型之路。

任重而道遠，但絕非不可能。拿我自己來說，只是一個小小的河北師範學院的本科畢業生，既不是碩士，也不是博士，更不是教授。而我尚且能針對中國的具體現實，構想出一個“兩權共享”式的權力制衡機制。那麼，我相信，海外那麼多的知識精英，那麼多的博士、教授，那麼多的許成鋼們，只要能從憲政民主的舊思路上徹底轉過彎來，就一定能設想出切合中國實際的、符合中國文化基因和制度基因的、比我的“兩權共享”更好的、非三權分立的、獨特的民主模式來。我對此深信不疑！並願意和許成鋼們在這個方向上一起共同努力！

（關於文明的分類問題，可參閱我的《文明社會原理》有關章節。關於“兩權共享”的政治改革方案，可參閱我在留園網、萬維讀者網上的有關博客。謝謝！我的郵箱：[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