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黨的建制和民粹兩派，有着共同的政治底色，共同價值觀、共同利益和訴求，且遠大於雙方的分歧。雙方也有共同的敵人，即民主黨及其秉持的進步主義。正是共和黨建制派和右翼民粹派的團結，雙方同大於異的價值觀和政策主張，以及建制派在分歧議題上對民粹派的妥協，成為特朗普兩次當選總統（尤其2024年大選勝利）的關鍵。

美國作為世界最強大國家，現在行政、立法、司法的最高權力，以及國家暴力機器和聯邦執法力量，全部都在共和黨人手中，其為所欲為可謂無人能擋。這是美國的悲劇，也是全人類的不幸，並通過製造各種形式的災難給各國人民帶來實實在在的傷害。

美國共和黨建制派對特朗普及右翼民粹的態度與雙方關係 1

共和黨建制派：特朗普當選總統和順利推行民粹政策的關鍵助力 2

共和黨建制派鮮少批評特朗普及民粹派，合作是主流 2

共和黨建制派在分歧時向特朗普及民粹派讓步 3

共和黨建制派與右翼民粹派在根本價值觀上的一致、同大於異 3

2016年以來，共和黨建制派在危機中與“另類右翼”/民粹派合作，雙方合作順利、促成雙贏 3

共和黨建制派無力單獨挑戰民主黨，頗依賴特朗普與民粹派，右翼建制和右翼民粹組成的保守勢力大團結，共同對抗進步勢力 4

共和黨建制派舍“末”保“本”，放棄在俄烏問題、對待盟友等議題上曾經立場，取悅特朗普與民粹派 5

特朗普與民粹派對共和黨建制派“投桃報李”，推動保守政治議程，且符合雙方共同價值觀和訴求 5

共和黨的內部團結助推勝利，民主黨的內訌促成失敗 6

特朗普及“另類右翼”的獨特優勢與價值；共和黨右翼為特朗普及民粹勢力提供平台、資源，成為美國右翼民粹當權前提 6

共和黨建制派為對抗民主黨、維護保守派優勢，支持和縱容特朗普與右翼民粹肆意胡為 7

共和黨建制派支持特朗普、與右翼民粹合作，有害美國國家與國民利益，破壞世界公正和平、傷害弱勢群體 8

共和黨建制派及參與成員須為協助特朗普及右翼民粹與極右翼的惡行，而遭受譴責、承擔責任 8

   唐納德·特朗普第二次入主白宮兩個月來，推行了一系列令人瞠目結舌的政策，如停止USAID等幾乎所有對外援助機構和項目、全面開啟對歐洲和加拿大等盟友關稅戰、在俄烏問題上傾向俄羅斯而疏遠烏克蘭等。特朗普還提出了對格陵蘭、巴拿馬、加拿大的領土訴求，以及表達對北約及聯合國等組織的厭惡。另外，特朗普在兩次任期及競選總統期間，也發表過不少對女性和弱勢族群的粗鄙言論，以及大量被核實為謊言的說辭。

   相對於二百多年以來美國的政治傳統、普遍有紳士風度和政治家素養的美國政治人物，特朗普的行為可謂是“離經叛道”。但特朗普正是以這些民粹領袖式的非常風格、非常舉動，得到了以“MAGA（讓美國再次偉大）”口號為代表的美國右翼民粹勢力的熱烈擁護。特朗普兩次當選總統，都得到了MAGA勢力的有力支持。2020年大選敗選後，支持特朗普的民粹暴徒還攻擊了國會，釀成“1.6騷亂”。而現今擔任副總統的詹姆斯·萬斯，也可算是右翼民粹勢力的代言人之一。而億萬富豪埃隆·馬斯克，更是成為為特朗普當選立下汗馬功勞、特朗普二次上台後頗為活躍介入政治的民粹領袖人物。另外，還有更加極端的極右翼種族主義者、基督教極端主義/原教旨主義者，也普遍支持特朗普。

   但僅憑右翼民粹勢力和極右翼，就能讓特朗普當選總統和橫行無忌了嗎？或者說，在2016年以來三次總統選舉中投票支持特朗普、在特朗普兩次執政期間支持其政策的人，只有右翼民粹和極端分子嗎？

  共和黨建制派：特朗普當選總統和順利推行民粹政策的關鍵助力

   答案是否定的。根據三次總統選舉投票情況，以及特朗普施政期間國會和最高法院對其行政行為的態度，可以看到，不僅MAGA和其他右翼民粹和極右翼，共和黨建制派/傳統建制右翼中的絕大多數人，無論是官居副總統和國務卿、國會領袖、最高法院大法官，還是普通的價值觀中間偏右、多年來一貫支持共和黨的選民，也都選擇了支持特朗普當選及其大多數施政措施。共和黨建制派和MAGA等右翼民粹派的合力，正是特朗普兩次當選總統、可以推行各種保守民粹政策的底氣、力量來源。

   2016年總統選舉共和黨初選，一開始是馬可·盧比奧、約翰·卡西奇、泰德·科魯茲等傳統建制派政客被熱烈追捧。而商人出身、無從政經驗的特朗普，一開始還遭遇這些傳統政客的抨擊。其中許多批評，和後來民主黨人對特朗普的批評頗有類似，例如評價特朗普粗俗、撒謊、缺乏執政能力、有法西斯傾向等。但特朗普“黑馬”般異軍突起，成為初選的勝利者後，盧比奧及其他各共和黨建制派政客，就放棄對他的批評，無視他的缺點，轉而支持他。

   2016年11月特朗普勝選、次年正式就職後，就得到了共和黨人在國會的“保駕護航”。特朗普及其執政團隊推動的打擊非法移民、開啟對各國關稅戰等政策，及提名若干最高法院保守派大法官等人事任命，都獲得了共和黨控制國會多數時的參眾兩院通過。翻看國會兩院共和黨人投票記錄，除2018年去世於國會參議員任上的約翰·麥凱恩等極少數人外，99%以上的共和黨參眾兩院議員都在日常審議特朗普政策和人事任命時，投下了贊同票。而多數共和黨參議員又在大多數情況下對拜登政府及民主黨人的政策投下反對票。

    而最高法院的9位大法官，現在包括6位保守派大法官，其中由特朗普任命的就有三位。而6位保守派大法官及其下屬法官也基本認可了特朗普在涉勞工、女權、環保、移民、經貿等方面的各項政策。筆者在《美國最高法院長久保守化的憂患》一文已詳細列舉分析，本文不再展開。總之，作為右翼建制派的美國最高法院6位保守派法官及若干相同意識形態的下屬法官，也都支持了特朗普各項政策措施。同時，建制保守派控制的最高法院，又多次否決拜登政府時期的行政令（如疫苗接種、氣候變化防治）。

   而觀察普通選民投票變化情況，特朗普在三次大選中，得票相較於沃克·布什（小布什）、麥凱恩、米特·羅姆尼等之前幾位共和黨候選人，得票總數及占美國人口比率，不僅沒有下滑，還有所增長。而美國右翼民粹只占到共和黨人一部分。這就意味着，共和黨建制派選民中的絕大多數，同樣投票支持了特朗普。

  共和黨建制派鮮少批評特朗普及民粹派，合作是主流

   當然，共和黨建制派也對特朗普及民粹派有些批評，並非時時刻刻都追隨特朗普、附和民粹。例如2021年“1.6國會山騷亂”，副總統邁克·彭斯就拒絕支持民粹分子的暴力，而是努力促成權力和平移交。當時保守派占優的最高法院也駁回了若干毫無證據的“大選舞弊”指控的訴訟的上訴。而特朗普第一次下台後，邁克·蓬佩奧、約翰·博爾頓等其任期內的閣僚都對特朗普做出批評。特朗普第二次上台兩個月後，首席大法官約翰·羅伯茨公開譴責了特朗普試圖彈劾聯邦法官的嘗試。

   但持之以恆批評特朗普、與MAGA“割席”的共和黨建制派人士頗為稀少。而另外一些批評者，僅在極少數情況下才溫和的表達不同意見。如曾與特朗普競爭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的尼基·黑莉，偶有支持對特朗普不利裁決的艾米·巴雷特大法官、國會參議院共和黨領袖米奇·麥康奈爾等，都是例子。他們在個別時段、少數議題上批評過特朗普，但多數時候是認可特朗普政治主張的。黑莉在共和黨初選競選失敗後就明確支持特朗普代表共和黨競逐總統，巴雷特參與推翻“羅訴韋德案”，麥康奈爾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在參議院全力支持特朗普施政（在特朗普第二任期這兩個月，麥康奈爾多數時也是贊同行政和人事決策）。

     整體而言，美國共和黨建制派/右翼建制派對特朗普仍然是支持擁護的，和MAGA等民粹右翼是合作的，共和黨及右翼內部總體是團結的。無論是大選投票，還是國會和最高法院對行政當局的態度，以及共和黨內、特朗普政府成員之間，都能看到基本沒有顯著、持久、有力抵制特朗普極端和民粹政策的力量。

 共和黨建制派在分歧時向特朗普及民粹派讓步

   而當民粹派和建制派出現分歧時，多數情況下是建制派向民粹派讓步。如今年2月底特朗普會見烏克蘭總統弗拉基米爾·澤連斯基，民粹派的代表人物副總統萬斯指責澤連斯基，而建制派代表人物國務卿盧比奧在當時選擇沉默，事後則在接受媒體採訪時支持特朗普及萬斯、批評澤連斯基。盧比奧常年是外交鷹派，主張對俄羅斯及中國強硬，也支持烏克蘭。但其成為特朗普第二任期的國務卿後，選擇服從特朗普、放棄自身對俄強硬立場。

   而其他建制派在內政外交上，同樣和盧比奧一樣，不僅沒有抵制，還支持和配合了特朗普及萬斯的民粹政策。即便對特朗普若干“出位”言行有不同看法，如對特朗普聲稱吞併加拿大和格陵蘭等嚴重損害美國聲譽、也違反國際法的主張，特朗普政府內部及共和黨人基本都保持沉默。

   而多數時候，尤其與民主黨對立衝突時，共和黨建制派會和民粹派一道，支持特朗普的言行。如特朗普第二任期上任兩個月，做出不少糟糕決定，但其在國會發表國會致辭時，各種吹噓政績、聲稱自己是最偉大美國總統（還說第二偉大是開國總統喬治·華盛頓）、攻擊拜登等民主黨前任領導人時，共和黨議員都不斷鼓掌稱讚。當然更根本的，是投票時、日常履職時、政治紛爭時，共和黨建制派都選擇支持特朗普、與民粹合作共處、對抗民主黨人。

  共和黨建制派與右翼民粹派在根本價值觀上的一致、同大於異

   之所以共和黨建制派如此立場，是因為他們與特朗普及黨內外右翼民粹派雖然存在一些分歧，但在根本利益、核心價值觀念、大多數具體議題上，是一致的。

   無論共和黨的建制派還是共和黨民粹派，當然都是右翼/右派，具體來說就是都支持低稅收、低福利、小政府、強化州權而弱化聯邦權力、基督教保守主義、美國優先主義等，並反對（或起碼不積極支持）女權、LGBT權利、環保與氣候危機防治、積極性種族平權、多元化、世俗主義、擴大聯邦權力和國家干預等，且都非常強調個人自由，將“自由”置於“平等”之上（而民主黨則相對傾向追求平等）。

  所以說，共和黨的建制和民粹兩派，有着共同的政治底色，共同價值觀、共同利益和訴求，且遠大於雙方的分歧。雙方也有共同的敵人，即民主黨及其秉持的進步主義。

  2016年以來，共和黨建制派在危機中與“另類右翼”/民粹派合作，雙方合作順利、促成雙贏

   而且共和黨建制派也非常需要民粹派的支持，以及特朗普這樣的政治人物。2016年之前的兩場大選，共和黨推選的麥凱恩和羅姆尼這兩位典型的傳統建制派政治人物，都輸給了草根出身的、廣受美國和世界多地歡迎的巴拉克·奧巴馬。2016年大選前的民調也顯示，盧比奧等傳統右翼保守建制派支持率顯著低於代表左翼進步派的希拉里·克林頓。更早時候的小布什雖贏得兩次選舉，但2000年只贏了選舉人票而輸了普選票。

   總體上，自上世紀末至2020年前後，民主黨人的民意優勢顯著高於共和黨，共和黨傳統建制派政治觀點陳舊枯燥、不被年輕人所喜歡，而民主黨的進步理念則顯然較受歡迎。共和黨建制派從上到下都感受到巨大的危機。

   正是在這樣的情況下，主張推翻現有建制體系、不講“政治正確”、煽動性的陰謀論、以強烈排外主義集聚支持的右翼民粹派（或者說“另類右翼”）的崛起、特朗普的橫空出世，讓共和黨建制派有了“救命稻草”。2016年大選特朗普勝選，讓特朗普及右翼民粹派的地位和價值極速躍升，共和黨建制派更加有意願和必要與特朗普及民粹派合作。

   而且在特朗普第一任期，特朗普還沒有像第二任期這兩個月那樣施政極端，許多政策充分照顧了共和黨建制派的訴求。尤其特朗普任命了三位保守派大法官，決定了美國司法界未來幾十年傾向保守派的政治基調，對共和黨建制派在內的右翼可謂有“大恩大德”。

   所以，從2016年大選前的競選，到特朗普四年執政，再到2024年特朗普三度競選及當選，即便特朗普醜聞纏身、各種謊言和出位言行成為日常、內政外交頗為極端，共和黨建制派基本都是默許、縱容，甚至有時支持的態度。只有2020年大選特朗普敗選後聲稱“舞弊”，鼓動民粹派衝擊國會時，共和黨建制派做出了不支持特朗普拒絕交權和鼓動暴力的行為，但也並沒有和特朗普完全撕破麵皮、真正“割席”。而在2021-2023年這三年，共和黨建制派和特朗普處於若即若離的狀態。

   2024年共和黨總統初選，特朗普再度成為候選人，既反映了共和黨建制派自身缺乏有力人物，也反映他們並未厭棄特朗普，反而願意冒險重新推舉這位行事乖張、煽動過暴力騷亂的人代表共和黨再次競選總統大位。當然，2024年大選的結果表明了共和黨建制派功利選擇的正確。

   共和黨建制派無力單獨挑戰民主黨，頗依賴特朗普與民粹派，右翼建制和右翼民粹組成的保守勢力大團結，共同對抗進步勢力

   喬·拜登執政的四年，共和黨建制派並未找到一位足以凝聚共和黨及美國右翼人心、戰勝民主黨人、重掌美國最高權力的建制派人物。盧比奧、科魯茲、黑莉等人在美國共和黨人中的威望都難以挑起這樣的重擔。而只有特朗普，仍然能夠鼓動和凝聚民粹派人心，且其多數主張和建制右翼重合。

   而同時，共和黨建制派對拜登及民主黨人推動的一系列支持女權、族群平權、勞工權利福利、增強聯邦權力、防治氣候危機、促進教育醫療平權的政策，是頗為反感和反對的（當然右翼民粹更加激烈反對其中絕大多數政策）。而單靠共和黨建制派，根本無力對抗民主黨人這些政策。

   對共和黨建制派而言，相比民主黨、左翼、進步派這麼多讓他們討厭的價值觀和行為，特朗普及右翼民粹派的行為就是相對可以容忍和理解的了。無論中右還是極右、共和黨建制派還是共和黨民粹派，底色是相同的，都是“保守”，是保守美國傳統和舊例；而民主黨底色是“進步/革新”，是要美國隨時代變化前進，並推翻陳規陋習，與共和黨底色恰恰相反。

   根本意識形態的同異，決定了共和黨建制派寧可聯合民粹派、支持特朗普，乃至與極右的種族主義分子、宗教極端主義/原教旨主義者合作，也絕不會與民主黨妥協、支持希拉里等人。且民主黨在極左勢力崛起下也更趨左傾，共和黨建制派更不容忍且感到更大危機。

   保守派的危機感、對進步主義的厭惡，可以從許多保守派人物的演講和文章了解。如最高法院保守派大法官塞繆爾·阿利托在一次保守派聚會演講中，就提出對進步主義“政治正確”的不滿，以及保守美國基督教立國原旨的重要性。這也是共和黨人、各類保守派共同的心聲。

   那麼，共和黨建制派和民粹派再次合作，右翼力量大團結，共同推舉特朗普競選總統和支持其執政，壓制左翼勢力（無論極左還是中左”，阻擊民主黨人的進步主義政策，就順理成章了。

  共和黨建制派舍“末”保“本”，放棄在俄烏問題、對待盟友等議題上曾經立場，取悅特朗普與民粹派

    為了右翼的團結，共和黨建制派願意對特朗普及民粹派做出許多讓步。例如在美國與俄羅斯關繫上，傳統共和黨建制派普遍是反俄的，因冷戰時與蘇聯的恩怨、冷戰後繼續遏制俄羅斯、維護美國利益及捍衛自由世界的立場，共和黨一直比民主黨更加反俄。俄烏戰爭爆發後，共和黨也支持了拜登政府援助烏克蘭、對抗俄羅斯的政策。但特朗普二次上任後，右翼建制派選擇沉默甚至支持特朗普親俄遠烏的政策。雖然共和黨建制派較反俄和支持烏克蘭，但這並不是共和黨建制派核心利益，是可以捨棄的非重要棋子。

   而在與歐洲、加拿大等傳統盟友的關繫上，長期注重與自由民主國家聯盟的共和黨建制派，同樣姑息了特朗普及民粹派對盟友的攻擊。共和黨本身也重視自由貿易，較反對貿易保護主義，但為避免共和黨內訌、爭取民粹派支持，也選擇支持特朗普對各國的貿易戰和高關稅政策。停止資助USAID等人權機構涉及反專制極權的活動、終止支持美國之音和自由歐洲/亞洲電台，也都和共和黨建制派一貫強調反專制和自詡“自由燈塔”的立場背離。但建制派同樣選擇向特朗普、馬斯克等民粹派妥協。

  （不過，共和黨建制派本就與歐洲及加拿大等國的建制派，在價值觀和政策主張上也存在很大立場差異。與各國左翼政黨立場差異巨大自不必說，即便歐洲各國加拿大的中右政黨，在美國共和黨建制派看來也較“左”，因為美國政治光譜整體就較歐洲偏右。所以，不僅美國極右民粹派反感歐洲各國建制派，美國共和黨建制派也與英法德瑞荷等國主流建制派政黨不算“一條心”。對特朗普及民粹派向歐洲各國建制派及中左自由黨執政加拿大“開火”，美國共和黨建制派從價值觀和情感上也並不會反感。這也可看作共和黨建制派和民粹派又一處共同之處）

 特朗普與民粹派對共和黨建制派“投桃報李”，推動保守政治議程，且符合雙方共同價值觀和訴求；在分歧議題上達成共識與合流

   當然，特朗普及民粹派也做出許多讓共和黨建制派喜歡的決定予以回報。在人事任命上，特朗普第一任期任用的內閣成員，大多數都是共和黨建制派人士，且提拔了大量右傾程度較高甚至極右翼的人士。副總統彭斯、國務卿蓬佩奧，都屬於保守程度較高的，蓬佩奧還是共和黨保守派、在奧巴馬時代頗活躍的保守自由主義團體“茶黨”的核心成員。第二任期，則相對更多任用了民粹人士（或建制派身份但有強烈民粹傾向人士），如衛生部長小羅伯特·F·肯尼迪、能源部長克里斯·賴特、國防部長皮特·赫格賽斯等。但建制派仍然占很高比例，如國務卿盧比奧即是建制右翼代表。不過第二任期特朗普任命的建制派，比第一任更加屬於右翼中較邊緣化（曾經不能接近權力中心、之前職級很低的，價值觀傾向極右的）的人士，以及更多向特朗普個人強烈效忠者。如司法部長帕姆·邦迪、國土安全部長克里斯蒂·諾姆等。

  在各領域政策上，如推翻“羅訴韋德案”取消對婦女墮胎權保護、停止防治氣候變暖的減排措施並重啟化石燃料開發、取消對疫苗接種的強制措施、廢除聯邦教育部、阻止跨性別手術、打擊無證移民和大規模遣返、大幅增加死刑執行數等，都是右翼建制派和民粹派共同支持的。外交上對以色列及其他右翼政權的支持、對古巴等左翼政權的壓迫、對抗處於上升勢頭的中國的挑戰，及維護美國國家利益至上的外交基調，也都符合共和黨建制派的一貫立場。特朗普不需特別回報，其本就要推行的許多政策，也正是共和黨建制派所追求的、樂見的。

 另外，在部分雙方本來有較大分歧的議題上，共和黨建制派和民粹派逐漸互相靠攏或倒向其中一方。如共和黨建制派較支持全球化，主張美國主導的全球秩序、經濟分工、國際合作；右翼民粹派則出於民族主義、本土主義，反全球化。而隨着右翼民粹得勢、在美國大眾中影響力增強，以及民主黨建制派對全球化的強烈支持，中國等新興國家在全球化中得益更多，共和黨建制派逐漸倒向反全球化，默認了民粹派貿易保護主義主張、特朗普高關稅政策。

  而在勞工權利和福利問題上，中下層白人占半數以上的右翼民粹，本來更傾向於支持勞工保障、提高福利、多給物質和政策補貼，與左翼民粹和民主黨建制派觀點相近。而共和黨建制派則主張低福利、低勞工保障、少補貼甚至不補貼，完全自由競爭、自由貿易。

   但在特朗普及共和黨許多人將中下層民眾生活困難的矛頭轉向外國、無證移民、民主黨政策後，右翼民粹放棄了大部分希望提高或起碼保持現在福利保障的訴求，默認了共和黨建制派普遍主張的低福利、削弱勞工權利、減少農業補貼等政策。哪怕這不符合占右翼民粹大多數的美國中下層白人（藍領工人、農民、非技術性服務業者）實際利益。但右翼民粹更在乎種族主義和排外，寧願捨棄這些物質好處。當然也有一些是被特朗普及右翼政治人物迷惑，並不知道自己支持共和黨損害自身利益。

  另外，共和黨建制派和民粹派之間也有模糊性，而非涇渭分明。例如現任副總統萬斯，長期是共和黨建制派一員，但和特朗普搭檔參與競選副總統後，就更多表現出民粹色彩。前國務卿蓬佩奧、前國家安全顧問博爾頓，也都既有建制派身份，也有民粹風格。而共和黨基層成員，同樣有大量兼具建制和民粹兩種身份/風格人士。這也意味着共和黨建制派和民粹派的融合是相對容易的。其他更多共和黨人/右翼中的建制派和民粹派雖並不合一，但合作是順利的。

   共和黨的內部團結助推勝利，民主黨的內訌促成失敗

  正是共和黨建制派和民粹派的團結，雙方同大於異的價值觀和政策主張，以及建制派在分歧議題上對民粹派的妥協，成為特朗普兩次當選總統（尤其2024年大選勝利）的關鍵。

   作為對比，民主黨內部、進步主義陣營卻很不團結。民主黨同樣分為建制派和民粹派，以及極左翼和中左翼，具體細分還有若干派別和身份群體。極左大多數屬於民粹派，中左大多數是建制派。極左民粹派對希拉里、拜登、哈里斯都較為不滿，尤其在女權和LGBT權利、非裔等少數族裔平權、財富再分配、巴勒斯坦問題上，極左很是不滿民主黨建制派/中左派的調和政策，往往通過放棄投票甚至轉而投給特朗普等共和黨來表達怨憤。這就導致民主黨的團結性、動員力，都明顯弱於共和黨，也是其三次總統選舉兩次失敗（雖然希拉里贏了普選票多數，但優勢也並不大）的關鍵原因。

（當然，對於民主黨的內訌，極左派對民主黨主流派的“杯葛”，是不應過於苛責的。極左翼及部分中間派民主黨人，往往是社會弱勢者、脆弱者，如LGBT群體、阿拉伯裔/巴勒斯坦裔僑民，他們只是希望促成與主流群體有平等權利，如LGBT爭取與順性別異性戀相同的權利和安全、反對軍援以色列屠殺巴勒斯坦同族同胞，但民主黨建制派的調和政策雖務實，但仍然不能給予平權、仍然軍事支持以色列，受害者脆弱和創傷下，憤怒與不公不義而不願意投票，是可以理解的。而共和黨多數人是強勢群體、既得利益者，他們沒有太多創傷性負擔，可以更加從容的團結，也可以較輕易取捨，集中訴求於核心目標。所以不能簡單的評價民主黨人就是缺乏團結精神）

   從功利角度看，共和黨建制派團結右翼民粹派、支持特朗普的策略，是非常成功的。在奧巴馬執政時，共和黨已被視為一個古板守舊、被時代拋棄、未來缺乏希望的衰落化政黨，麥凱恩、羅姆尼等保守紳士缺乏吸引力；而奧巴馬和希拉里等人及民主黨則氣勢如虹，進步主義政策廣受歡迎，尤其年輕人積極支持。當時甚至有人認為未來數十年美國都將由民主黨占優和執政、進步政策暢通無阻。

   特朗普及“另類右翼”的獨特優勢與價值；共和黨右翼為特朗普及民粹勢力提供平台、資源，成為美國右翼民粹當權前提

   而特朗普和民粹派/“另類右翼”的崛起，利用互聯網等平台煽動輿論，不顧忌傳統政治規矩和“政治正確”的條條框框，衝擊了美國秩序、打擊了民主黨和進步派。但僅憑這些右翼民粹，並不能擊敗民主黨。而共和黨建制派選擇幾乎無條件支持特朗普及民粹派，雙方合流，建制派得到更多支持者及其選票、許多心甘情願的狂熱支持者，而民粹派也在建制派支持下得到巨量資源、以前根本無緣參與的平台，從邊緣走入政治中心、從網上和街頭登堂入室到白宮和國會山，聲勢更振。

  於是，共和黨建制派和右翼民粹合作，再加上俄羅斯總統弗拉基米爾·普京干預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全球極右民粹興起的推波助瀾，成功的做到了那時絕大多數人（包括絕大多數政治觀察家）根本想象不到的事，讓特朗普這個品質差劣、完全不顧政治規矩的“政治素人”擊敗了政治經驗豐富、形象頗佳（但確實精英色彩過重，在草根中不特別受歡迎）的希拉里。共和黨也壓倒民主黨，保守派時隔八年重新奪取總統大位。而且同時共和黨還獲得了參眾兩院的多數。

   而之後特朗普任命三位保守派大法官，尤其以保守派的巴雷特取代去世的進步派露絲·金斯伯格，讓最高法院保守派對進步派形成6：3的優勢，且可以持續幾十年。這甚至比特朗普兩次當選總統更加影響美國政治、司法、國民生活。試想，如希拉里當選，任命的三位都是進步派，那美國最高法院政治傾向將完全相反，同樣極大影響之後數十年美國國家方針、每個美國人的生活與命運。

  如此巨大的逆轉和成功，共和黨建制派深知這是團結了右翼民粹、推選特朗普這個頗有特色的人物競選總統並勝利，才能夠取得的。所以，共和黨建制派當然會將這樣的團結進行下去。特朗普也確實是曾經走入低谷、日益衰敗的共和黨的“大救星”，保守派復興的“彌賽亞”，自然要無條件支持，並忽視特朗普各種缺點（包括道德敗壞乃至涉嫌犯罪的行為）。

   值得注意的是，2020年大選時，投票給特朗普的比2016年更多。只是因為拜登得票又比特朗普高，尤其拜登爭取了大量中間選民支持，特朗普才失敗。而共和黨人無論建制派還是民粹派，基本都仍然投給了特朗普。雖然2020年特朗普敗選後，共和黨內一度出現不少反特朗普、反民粹聲音，但仍然相對較小、批評也多限於部分問題，而非全面否定特朗普。

   2024年大選，繼續團結的共和黨建制派和民粹派，又一次將特朗普推上總統寶座。即便共和黨建制派基本已經預測到特朗普執政後在若干內政外交上的不利美國利益行為，如大搞個人崇拜、親俄遠烏、任用親信等，仍然選擇了支持特朗普，並為其全力助選。

   而民主黨則顯然不夠團結，尤其極左翼和穆斯林等傳統支持民主黨的群體，因巴以問題中民主黨傾向以色列（哪怕共和黨更傾以色列）選擇拒絕投票甚至轉向投特朗普以泄憤（或想嘗試另一種解決巴以問題的可能），哈里斯又不像拜登那樣得到中間派及勞工階層有力支持，得票大降。

   於是，代表共和黨的特朗普擊敗了民主黨的哈里斯，且取得了普選票的勝利，二度入主白宮。

   共和黨建制派為對抗民主黨、維護保守派優勢，支持和縱容特朗普與右翼民粹肆意胡為

  依靠團結民粹派和支持特朗普大獲成功、深深體會到這種“團結”和“支持”好處的共和黨建制派，當然要繼續這樣的政策。特朗普執政兩個月來，特朗普、萬斯、馬斯克等民粹人物的各種“離經叛道”言行、頗具破壞性的政策，之所以在國會幾乎全員支持通過、各地方官員和黨工全力執行，正是有賴於共和黨建制派的支持配合。多數共和黨建制派當然沒有馬斯克等民粹派那樣頗為顯眼的活躍行為，但在投票、制定法案、推行政策等時候，都默默而積極的同意和執行。

  未來四年，如無特別意外情況，即便特朗普繼續像這兩個月的各種“離經叛道”行為和極端民粹政策，馬斯克等民粹派繼續攪亂美國內政外交，共和黨建制派都仍然會像2016年以來那樣，整體上和絕大多數具體議題上都支持特朗普及民粹派，有分歧也會向特朗普及民粹派妥協。如許多曾堅定支持烏克蘭的共和黨人，如美國國會參議員林賽·格雷厄姆等，在特朗普轉向親俄遠烏後，基本都選擇轉向跟隨或沉默，不再明確支持烏克蘭。而共和黨建制派對特朗普及民粹的更多支持、配合、妥協，則會相對默默的但堅定的進行。

    共和黨建制派拉攏、聯合、團結右翼民粹勢力，以及對特朗普的幾乎無條件支持，對特朗普及民粹分子極端民粹政策的放任，是代表傳統保守主義的共和黨面臨巨大危機下，出於維繫權力、對抗民主黨的需要，做出的選擇。站在共和黨人立場、右翼整體訴求、純粹功利角度，共和黨建制派的選擇是正確的，為其帶來巨大好處的、令共和黨在2016年極為不利情況下轉敗為勝、讓美國右翼保守勢力衰落走向復興的。

   共和黨建制派支持特朗普、與右翼民粹合作，有害美國國家與國民利益，破壞世界公正和平、傷害弱勢群體

  但若從美國國家整體利益、多數國民長遠利益、是非對錯、政治道德和普世價值觀念、對全球和平與民主的影響看，共和黨建制派的行為極大助長了特朗普及右翼民粹勢力對於自由民主體制、美國國內及國際的規則與公平正義的破壞，是自私狹隘、不明智、不正義的。而若從左翼的進步主義立場和視角看，共和黨建制派是特朗普及右翼與極右翼勢力作惡的幫凶，對女性、LGBT、少數族裔、移民難民等弱勢群體造成嚴重傷害，也阻礙了教育醫療的平等、氣候變化防治、國際秩序和平公正等進步主義議程，是諸多罪行的參與者。

   無論從是非道理上，還是筆者個人看法，筆者對共和黨建制派支持特朗普、與右翼民粹勢力乃至極右翼合作的行為，都是持批評態度的。

  雖然從共和黨本黨利益、美國右翼保守主義的價值觀看，這種支持合作是可以理解的。但在特朗普與右翼民粹勢力掀翻美國國內本來較為君子之爭和有底線的國內政治規矩、打破基於規則和契約的國際秩序，蔑視誠信與公平正義，讓美國和世界都趨向變成弱肉強食的叢林社會……這樣的大背景下，共和黨建制派無疑起到的就是幫凶的作用，與特朗普及馬斯克等民粹派是行奸的狼狽關係。

  若沒有共和黨建制派的支持，特朗普根本沒有可靠的平台競選、沒有足夠的選票當選總統，民粹右翼及極右翼勢力也不能登堂入室，各種極端民粹政策也無法順利執行。若共和黨建制派哪怕有三分之一抵制特朗普和民粹派，如在國會投票反對特朗普不合理不正義的決策（哪怕棄權），作為總統的特朗普也無法為所欲為。但現實中，共和黨建制派為特朗普提供了各種資源、平台、便利，為其政策保駕護航。雖然少數時候保守建制派也批評和阻止了特朗普一些行為（如部分保守派法官推翻特朗普行政令），但少數反對不能掩蓋大多數時候對反動行徑的支持與配合。

   共和黨建制派及參與成員須為協助特朗普及右翼民粹與極右翼的惡行，而遭受譴責、承擔責任

   當然，無論筆者個人，還是美國另外反對特朗普的約半數國民，以及其他各國人們及政治勢力，都無力改變共和黨建制派支持特朗普、聯合右翼民粹及極右勢力的決定和一系列行為。美國作為世界最強大國家，現在行政、立法、司法的最高權力，以及國家暴力機器和聯邦執法力量，全部都在共和黨人手中，其為所欲為可謂無人能擋。這是美國的悲劇，也是全人類的不幸，並通過製造各種形式的災難給各國人民帶來實實在在的傷害。而共和黨建制派及其每個參與其中的具體的人，是必須為這樣的悲劇受到譴責、承擔責任的。這種譴責和責任追究難以落實於法律和現實，但法律與現實之上，還有人類基本的道德與良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