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的啟示

余東海

一

推特臉書限制、封殺美國總統言論，最後永久刪除其賬號。推特臉書自言其理是特朗普言論涉嫌“煽動暴力”，支持者和反對者亦各有其理。

支持者認為，推特臉書不是官方媒體，有權制定自己的規矩，沒有干預特朗普的言論自由，干預言論自由只有國家機器才能。《紐約時報》一位記者表示：所有在推特上嚷嚷封殺特朗普賬號是侵犯言論自由的人都是在胡扯。有美國網民稱，推特是一家私企搭建的平台，所以人家企業有自由處置違反規則的賬號。

反對者則認為，媒體權力大於總統權力乃至總統特權，合法總統的言論權被私人公司以的莫須有罪名剝奪，這是人類之癌。

共和黨參議員林賽·格雷厄姆在一則獲得2.9萬點讚的貼文中寫道：“推特封殺特朗普總統的行為是嚴重錯誤的”，又稱，“當伊朗的最高領袖可以發帖，而特朗普卻不能時，這已經說明那些運營推特平台的人到底是怎麼回事了”雲。

美國國務卿邁克·蓬佩奧發推文抨擊：“封殺言論是很危險的，這不是美國人（作法）。不幸的是，這不是左派的新策略，他們已經努力禁止對方發聲已有多年了。我們不能讓7500萬美國人噤聲，這不是CCP。”陳維健先生說：

“有人認為私人企業有權這樣做。也許對普通的媒體來說有這樣的權力，我不喜歡你，可以不刊你的文章。但推特不同，它已是一個壟斷式的社交媒體，他如果有這樣的權力的話，那麼言論自由就受到了侵犯。就象電力公司一樣，它無權因為不喜歡這個客戶而斷他的電道理是一樣的。社交與電都是當今生活的必須品，公司沒有對客戶生殺的權力。”（《社交媒體有權成言論審查機關嗎？》）

我贊同陳維健先生的觀點。特朗普作為民選的合法總統，在其任期內居然被私營公司剝奪言論權。這一事件對我們最大的啟發是，代表公權力的政府固然會侵犯言論自由，壟斷式社交媒體同樣也會侵犯言論自由。未來王道中國，必須將權力、資本、媒體和科技都關進相應的禮法籠子裡。

二

反對推特臉書封殺特朗普總統，然不能不承認，推特臉書所為，雖有違實質正義，但無違程序正義。換言之，推特臉書這麼做，只能說它們鑽了憲法的空子，不能說它們違法，更不能因此否定美國憲法對言論自由的保障的合理性。

美國憲法對言論自由的保障來自於憲法第一修正案。原文是：“國會不得制定有關下列事項的法律：確立一種宗教或禁止信教自由，剝奪言論自由或出版自由，或剝奪人民和平集會及向政府要求伸冤的權利。”

可見，第一修正案約束的對象是公權力，公權力即政府沒有言論自由，而且政府不能立法限制公民的自由。當然，公民的言論自由也有邊界，其邊界是“明顯而立即的危險”。如果有某種言論會引發即時的危險，則不受憲法的保護。

言論自由，不可或缺，而吾國最缺也。微圈看到這樣一句話：“牆國防民之口，甚於防川；美國防川之口，甚於防民。”雖然調侃，卻是事實。美國是資本掌控媒體，資本參與黨爭，侵犯總統言論權；牆國是一黨獨大，既掌控媒體又管控資本，資本勾結特權，共同以民為奴、防民如賊，剝奪人民言論權。

兩者都有害，然輕重不同，前者是“媒體剝奪總統言論自由”，後者是“總統剝奪媒體新聞自由”，誰輕誰重，識者自知。我們不能因為美國媒體權力太大，就否定新聞自由、言論自由的重要性。美國憲法對言論自由的保障和言論自由的界限規定，仍然值得未來王道中國參考借鑑。

美國也曾野蠻，曾經像現中國一樣沒有新聞和言論自由。宋石男先生《美國“反煽動叛亂法”的興與衰》介紹，1918年初，美國剛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戰，蒙大拿州頒布了一部《蒙大拿州反煽動叛亂法》，規定凡“散布、印刷、撰寫或出版任何對政府、憲法、美國國旗或軍服不忠的、褻瀆的、暴力的、下流的、蔑視的、醜化的或者辱罵的言論”，均構成犯罪。

美國國會在1917年通過了被後人視為扼住言論自由咽喉的《反間諜法》。該法規定，在戰爭期間，任何人“惡意阻礙美國的徵兵或服役”均構成犯罪，並在1918年5月以增補案的形式將《蒙大拿反煽動叛亂法》的文本添入其中，成為《聯邦反煽動叛亂法》。這部法案與更早一月通過的“反破壞法”，允許官方逮捕起訴任何批評總統和政府的人。它存在的三年時間裡，有兩千多人被起訴。

1921年，《聯邦反煽動叛亂法》被國會取消。2006年5月，蒙大拿州長布雷恩·施魏策爾為已過世的因1918年《反煽動叛亂法》獲罪的78人平反。很認同作者的一句話：“美國及其制度的偉大之處，不在於不犯錯，而在於能糾錯。”

沒有任何制度是永無漏洞、永不敗壞的，沒有任何政治是永遠正確、永不犯錯的。

李健說：“法治系統總是有漏洞的，總是需要不斷進化需要不斷亡羊補牢。民主法治基本框架系統需要維護，不等於說法治系統不需要進化不需要亡羊補牢。”然哉，不僅法治系統如此，禮樂制度也一樣，需要不斷與時損益和亡羊補牢。

能夠及時糾錯，過而改之，這是仁本主義和自由主義不約而同的偉大之處。兩者犯錯概率和糾錯能力不同，君子人和王道政治，犯錯概率較低而糾錯能力最高，自由人和自由政治犯錯概率較高而糾錯能力較低。但無論如何，都遠遠好於極權主義的文過飾非和怙惡不悛。

三

美國媒體的權力膨脹與財團勢力的擴展正相關。美西財團和媒體的問題，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

在西方，政教分離之後，國家政權就具有了獨大地位。為了遏制行政一權獨大，三權分立的制度設置，極具必要性和先進性。但從上個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里根—撒切爾夫人開始推行新自由主義，使三權中的行政權不斷削弱，而相對的立法權與司法權並未得到加強。

自由主義分為左右兩派，右派為保守主義，左派為新自由主義。有學者指出，在新自由主義大潮中，迅速加強的是資本財團和媒體的權力，遂出現了一種新型的三權分立：財團、媒體和政權三權分立，財團和媒體越來越強勢。這就是現在美國面臨的問題。

新自由主義認為，通過削弱政府權力、削弱和廢除對經濟特別是對金融資本和財團的種種限制性規則，可以為社會和經濟帶來更大的活力。初衷無疑很好，在當時對美、英經濟振興也起到了一定作用。但很快惡果顯現，行政權力迅速降低，急劇膨脹的資本勢力掌控着媒體，對國家的經濟命脈和發展方向產生決定性影響，甚至暗中主導了國家政策的醞釀製定和執行。

在新三權中，財團和媒體成了主導性力量。行政權成了弱勢。特朗普之所以有苦無處訴，有怨無處伸，根源在此。美國總統是世界上權力最大的人，但國內行政權卻受到種種限制，一些法定權力也被架空。

不少儒家學者認為美西社會是民意一重獨大，這在政教分離初期，不無道理，但三權分立原則確立之後，民意對於行政權、立法權和司法權的影響都是間接性的，不具有決定性。到了新三權分立，民意和政權一樣弱化了。所謂深層政府，歸根結底是資本作祟。與其批判美西民意一重獨大，不如批判它們資本一重獨大。

權力固然必須接受禮制的有效約束，資本、媒體和科技也都必須被關進相應的禮法籠子。這就是現代文明尤其是這次美國大選給我們最大的啟示。同時要注意，不能因噎廢食，不能因為美國媒體權力太大就否定新聞自由的原則，不能因為美國財團勢力太大就否定財產權和市場經濟的重要性。2021-1-11余東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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