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兄（旅歐學者）：
趙先生所賜之作拜閱，回復如下： 日本成功於基督教文化，觀點有獨創性，但論證不足。 明治維新之成功，國內學界只談"脫亞入歐"，但視而不見"王政復古"。 在政體層面，明治維新以倒幕起始，至神格天皇制重新確立止。其時之內閣僅為天皇統治之工具，讀一下大日本帝國憲法即可。在社會層面，天皇家族是天照大神之後裔，神道教之神格載體。據以上，結論：明治維新至二戰結束，日本之現代化與基督教沒有什麼關係，並，與西方憲政有本質性差異。 二戰戰敗，在美軍槍口下，天皇被取締神格。但是，天皇真正人格化了嗎？日本社會美國化了嗎？此是長話，論證難度很高。此僅以數語閒聊一下。 在政體層面，日本政黨具有全民性，而歐美政黨則是特定階層特定意識形態之代言人，兩者的差別具有本質性。在社會結構層面，東方式縱向結構依舊，上級打下級的耳光，司空見慣。基督教徒僅一百多萬，神社依然是日本人參拜祈願之地。德仁天皇登基，安倍率內閣三呼萬歲。理論上來講，宗教不可能被政令廢止，宗教載體之神格更不可能被異族占領軍人格化。據此，日本二戰後之成功，與基督教同樣無大關係，與西方憲政之差異仍存在本質性差異。 拙見請趙先生包涵並反駁[Salute]
趙曉：
首先，感謝剛兄的認真閱讀與細緻反饋！每次和您交流，都如沐春風。我們在眾多問題上意見都一致。
這次，您所提出的問題，不僅涉及日本現代化的起源（明治維新），也涉及戰後日本的轉型（美軍占領），更重要的是，您質疑了我的核心觀點：日本的現代化，是否歸因於基督教文明的影響？還是說，日本仍保持着自己獨特的政治文化傳統，與基督教關係不大？
您的問題很有深度，值得深入探討。我願就此展開回應。
一、日本的現代化：是獨立的“日本模式”，還是受基督教文明影響？
您的主要觀點可以歸納如下：
明治維新的“脫亞入歐”，在政體上依舊保留了神道教的天皇制，並未建立西方式的憲政民主，與基督教文明無關。
二戰戰敗後，天皇雖被美軍“去神格化”，但日本社會結構、政治體制依舊與西方憲政有本質區別，宗教信仰也沒有明顯基督教化，因此，日本的成功，與基督教文明無大關係。
這兩個論點，確實反映了日本現代化的複雜性。但我認為，日本的現代化，本質上仍然受到了基督教文明的決定性影響，尤其是在戰後日本的憲政轉型中，新教文明的核心價值觀（個人自由、市場經濟、憲政法治）被深度植入，得以成為日本戰後成功的關鍵因素。
接下來，請允許我逐一分析這兩個問題。
二、明治維新：脫亞入歐 vs. 基督教影響
您認為：明治維新的成功，並非源自基督教影響，而是源於“王政復古”，天皇神格化仍然存在。
這一點，表面上成立，但如果深究，會發現日本的現代化，並非簡單的“復古”，而是包含了一種特殊的“文明選擇”。
1. 日本在明治維新中選擇了何種文明？
明治維新確實保留了天皇制，並利用神道教來強化國家認同，但日本所學習的現代制度，卻幾乎全部來源於基督教文明國家。這也難怪，因為先發的工業化、近代化國家（中國人所謂的列強）全是廣義上的基督教國家。
憲政模式：雖然《大日本帝國憲法》（1889）學習了德國國家主義下的威權憲政，而非英美保守主義的自由憲政，但本質上仍然是基督教文明框架下的憲政移植。
經濟模式：日本採用市場經濟，而市場經濟正是基督教新教文明中的核心模式（馬克斯·韋伯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中有深刻論述）。
教育體系：日本廣泛引入歐美教育體系，包括法學、經濟學、自然科學等，這些學科的發展幾乎都源自基督教文明國家。
換句話說，日本雖然在政治上保留了神道教體系，但在制度、經濟、科技、教育等方面，已深度“西化”。
所以，明治維新決非簡單“王政復古”，而是日本在文明選擇上的一次“全盤西化式學習”——即，日本在文化上繼續自我封閉，但在制度、經濟、科技等關鍵領域，試圖全面接納基督教文明的成果。
如果日本當時選擇學習中國的科舉制度、中央集權模式，或繼續堅持“國學”，那麼日本就不會成為亞洲最早近代化的國家。
日本在明治維新中的“脫亞入歐”，本質上就是部分接受基督教文明的一種折衷方式。
三、戰後日本：美軍占領 vs. 基督教文明深植
您進一步質疑：即便二戰後天皇被去神格化，日本依舊保持自己的社會結構，與基督教文明無大關係。
這一點，表面上也似乎成立，但如果仔細分析日本戰後的轉型，就會發現：日本之所以能在戰後成為一個經濟與政治上的現代國家，關鍵正是在美軍的推動下，建立了“英美式的新教憲政框架”，並接受了基督教文明中的核心價值。
1. 天皇去神格化，是否真正削弱了日本的傳統社會結構？
是的，確實削弱了！ 天皇的神格化，曾是日本軍國主義的核心支柱，一旦被削弱，日本社會的權力結構就發生了深遠的變化。
1946年《人間宣言》，雖未徹底摧毀天皇的象徵地位，但至少使日本無法再走回軍國主義的老路。
美軍不僅讓天皇去神格化，更直接廢除了國家神道，使日本無法再利用宗教進行政治動員。
2. 日本戰後的政治體制，是否與西方憲政仍然存在本質區別？
確實，日本的政黨體系有自己的特色，但這並不能否認其憲政民主的本質。
日本的憲政體制，由美軍主導制定，其核心價值觀（權力制衡、言論自由、市場經濟）都源自基督教文明的政治哲學。
儘管日本政黨具有“全民性”，但與歐美政黨相比較，仍然符合西方憲政的基本框架。
3. 日本社會是否真正“美國化”？
日本的宗教信仰，確實沒有大規模基督教化，但這並不代表基督教文明沒有影響。
日本不僅經歷了“三大改造”，社會的道德價值觀、法律體系、經濟運行模式，也都已深受英美基督教文明的影響。
即使日本人仍然參拜神社，但他們的社會行為模式、法律遵從度、民主意識，都已完全不同於戰前的軍國日本。
所以，戰後日本的成功，並非因為它保持了傳統的社會結構，而是因為它在制度與核心價值觀上，向基督教文明靠攏。
四、結論：日本的成功，本質是制度選擇，而非文化宿命
1. 日本的現代化，不能簡單歸因於“日本文化”，關鍵是日本人在歷史進程中的“制度選擇”。
明治維新時期，日本選擇全盤西化，“脫亞入歐”，部分接受基督教文明，特別是在經濟與科技領域。
戰後，日本“稅歐入美”，更徹底地接受了英美新教憲政制度，才真正完成現代化轉型。
2. 日本戰後的憲政體制，儘管形式上仍保留一些日本特色，但核心價值觀已深度融入基督教文明。
民主制度、市場經濟、言論自由，這些現代化要素，本質上都源於基督教新教文明。
3. 日本的成功，不是因為它保持了傳統，而是因為它矢志做“成功的失敗者”，願意向英美新教文明學習，並最終內化了核心價值。
如果日本不認可美國具有更高文明，戰後不甘心接受美國主導的憲政改革，它是否還能成為今天的世界強國？
如果日本戰後仍然維持戰前的社會秩序，它是否會像蘇聯、東歐國家一樣，在冷戰後陷入崩潰？
最終，我們真正關心的問題是：中國會如何選擇？
日本接受了基督教文明，最終康復，進入現代文明。
中國呢？
回望歷史，中國從未像日本那樣，謙卑自省，真正認知並接納現代文明的核心。
晚清變革，中國提出“中體西用”，僅在器物層面借用西方技術，最終洋務運動失敗。
“五四”之後，中國選擇“脫亞入蘇”，全面擁抱蘇聯模式，最終慘遭失敗。
改開以來，中國的經濟實踐其實是“脫蘇入美”，但在思想、認知和制度上，從未真正認識、尊重或重視英美新教文明與保守主義。
如此，中國若要真正實現現代化，究竟願意借鑑日本，謙卑自省，徹底認知現代文明的根基，還是繼續沉浸在“文化自信”的幻覺中，最終錯失歷史良機？
這，不僅是歷史問題，更是當下的現實問題。 也因此，中國知識精英對現代文明的認知與選擇，不僅決定過去，也決定未來。
茲事體大。故樂於向剛兄和諸位方家請教，繼續砥礪，共同探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