晓峯

1956年，年轻的高缨在四川彝族地区听说了这样一个故事。

有个彝族姑娘原来是汉族孩子，幼时走丢了，被彝族人收养长大。现在，她的亲生父亲找来了，想与女儿相认，彝族阿爸舍不得女儿离开，两位父亲便起了冲突，合作社的主任来做双方的工作。事情很和谐圆满解决，女儿认了生父，也不离开养父，不同民族的父亲成了朋友。

高缨很受感动，以此为素材用笔记体写成短篇小说《达吉和她的父亲》，1958年，发表在《红岩》文学杂志上，责任编辑就是熊小凡。同年3月，《新观察》转载了《达吉和她的父亲》。

反右运动以后，文坛很是沉寂，全国影响巨大的综合性刊物《新观察》全文转载一短篇小说，是可以造成轰动效应的。离散悲情，催人泪下，团圆结局，感人至深，还控诉了旧社会，歌颂了民族团结！符合政治标准，也有艺术水平。

1964年，长春电影厂拍出了同名电影，作家高缨和彝族姑娘达吉一起名扬中国！

但是电影和小说有不一样的地方。

有人认为，电影不如小说艺术性强。

小说里普通的彝族姑娘达吉，在电影里成了大跃进中的青年突击队队长。她的养父阿赫老汉成为农业社干部，觉悟很高，不再因为害怕亲爱的达吉离开自己而愤怒生气而伤心掉泪，他爽爽快快地把女儿交给她亲爹！达吉的生父在小说中是走村串户的木匠，在电影里成为自学成才的工程师，来帮助兄弟民族修水利工程。

有人认为，和小说相比，原来曲折动人的故事被拍成了一件简单的好人好事，人物的情感都看不见了。这不是现实主义！

也有人赞成电影的改编，批评小说原著把达吉的阿爸阿赫老汉写得固执落后，有损贫下中农形象！

当年首发小说的重庆《红岩》杂志的主编是王觉，他写文章为小说讲话，发表在《四川日报》上一整版，王觉遍引马列主义文艺理论家语录，说无产阶级也是有感情的！

一时间，各报刊都在在讨论达吉，关于《达吉和她的父亲》小说电影的争论引发了全国大讨论，文章越写越上纲。

这一年，全国电影工作会议在上海召开。有天晚上，周恩来总理到会议驻地看望电影界的朋友，恰逢大家都参加晚会去了，只有黄宗英因为生病，留在宿舍里休息，见到了总理。

总理问：宗英，会开得好不好呀？

宗英说，会开得好，就是为《达吉和她的父亲》争论激烈。她告诉总理，双方争论的焦点在阿赫这个人物，阿赫老汉因为怕女儿离开流了泪，这是思想落后自私，还是父女情深合情合理呢？

周恩来回去就把电影调来看了，然后带话给电影工作者们，说：“我看阿赫也是可以流泪的嘛！”

从此，艺术家理论家们长篇大段激烈的争论结束。

这些争论的故事是高缨老师告诉我的，他说他永远感谢周恩来！文革时被批斗，他撑着不说周恩来支持他，他要保护总理。

高缨手里有一本当年有关争论的文集，砖头厚呢。我好奇地借了来，却没看几页，实在看不下去，真心为前辈文论家们不值！现在，很多人都不知道这段公案了，但是作家高缨把它背负了半生！

电影剧本是高缨在长春电影制片厂的领导帮助支持下亲自操刀改编的，用了好长时间反复修改。改编电影的过程和这些论争，对于当时三十来岁的高缨，是一种强力训练，训练他把文学作品中的人性挤出去，受过这种训练的人不是短时间能够摆脱训练效果的。

高缨读书和写作之勤，在同代人中也少有人能及。我在《红岩》工作的时候，他的小说稿让我非常为难，同样是写少数民族妇女生活，几乎千篇一律地脸谱化。我感到，他的写作就是一个舞者戴着沉重的镣铐跳舞，非常努力，也非常吃力。这种吃力就是挣扎，文学本是人学，在人性与“阶级性”之间挣扎，作家非常痛苦。不写作品的人对此难以体会！

很多49前的作品在49后出版，都经过对人性的删削。若不删削，作品和作家就会消失。这种情况多了。

我认识的生活中的高缨善良敏感，尤其关注少数民族妇女的命运。他们夫妇对于年轻人真是非常慈祥。他们一家人在文革中受了很多苦，高缨不得自由，他的夫人段传琛带着孩子在山区工作，孩子病了，没有条件治疗照顾，两个孩子都落下听力残疾。幸而孩子努力，在美术上发展好。

高缨一代人，绝大多数的行为不会越矩，虽说他们努力让思想也不越雷池一步，他们的才华被禁锢，但人性仍是他们的底色，因为他们的教育完成于1949年以前，他们的老师是新文化知识分子，他们成长期的教育底子是优秀的中国文化加上西方知识和普世价值，是中国教育史上可圈可点的时代。现在中国的教育也还没有恢复到那样一个比较正常的状况。 

高缨夫人段传琛

他们那代人道德上的自我要求与做人的教养似乎与生俱有，不是后来从小就喝“狼奶”长大的人轻易修练得来的。我对他们的作品提不起兴趣，但我尊重他们。

后来收到过高缨夫人段传琛送的两本散文作品。段孃退休以后开始自由写作，没有领导的指令，她写做记者时有感于心却没能写出的人与事。我没料到这位老记者晚年写的散文近乎白描，而选材独特，相当耐看！竟脱口说：段孃，比高缨老师写的还好看！

这时，小说人物能不能掉眼泪要总理来定的时代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