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言已不复存在”。当1980年4月，著名哲学家萨特与世长辞时，雷蒙•阿隆在一篇诚挚、坦率而悲伤的文章里，说了这句令人感怀的话。本来，两位毕业于巴黎高等师范学校的“小朋友”，年轻时曾以开玩笑的方式相互约定，谁先离开人世，另一位便为其撰写传略；然而，思想领域三十年的轩轾、论战和敌视，已使他们之间情感沟通上，产生了莫大的隐痛和隔膜，无法再以纯真、平和的心态践约。思想立场上的坚执和守护，纵然使人们想到作为伟大的学者知识上的诚实和对人类现实问题乐于担当的勇气，但回味这段私人友情在历史瞬间的撞击下，所残存的难以捡拾的精神碎片，还是让人唏嘘不已。

神话与逻各斯、上帝与魔鬼、感性与理性的纠缠与对立，贯穿着整个西方的政治历史，成为无数哲人的思维陷阱和文化符咒，使他们自觉不自觉地沉湎其中、难以自拔，并最终不得不作出痛苦的抉择。生于此学术语境下的阿隆，也不例外。起初作为一个倾向于左翼、热衷于社会主义运动的热血青年，经过二战前后纳粹专制的历炼、洗礼，目睹了无数惨无人道的流放、拘禁、杀戮的悲剧图景，体验着恢弘的文明世界的轰然坍塌，开始走向一条面向“当下”的现实主义的求真之路。《工业社会十八讲》、《阶级斗争》、《民主与极权》系列，是其五、六十年代作为一个清醒的“参与政治的观众”的结晶。《阶级斗争——工业社会新讲》（译林出版社2003年6月第1版）一书，是他以大量数据材料，分析、阐明了工业社会的结构系统之后，致力于对社会阶层、阶级关系、人才流动研究的重要成果，并为进一步从政治哲学的角度，探究制度性权力的运作方式，奠定了坚实、可靠的基础。尤其是对纳粹主义、斯大林主义等极权体制的反思、解构，比德国思想家汉娜•阿伦特还要早。

阿隆认为，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科学技术取得长足的进步，经济以不可遏制的态势迅猛增长，但凡此种种并不意味着社会差别已不复存在，抑或社会贫困化状况已经根除，相反，由于受对立意识形态主导的各国经济基础、发展模式的迥异，特别像受地缘政治影响的社会缓慢的经济增长指数，全球范围内依然呈示压迫与颠覆、侵扰与抵抗的拉锯式症候，涌动着代表不同利益的阶层或集团的冲突，有时甚至是剧烈的冲突。不过，与工业革命前后的封建主、资产者与工农群众的冲突相比，现代社会的冲突更加趋向于采用非暴力的“请愿、抗议”的方式，而非激进的“造反”的举动，以便争取更多的政治、经济及文化权利。这构成了全书的基调，直接规约着他对现代社会中阶级形式、政权职能的论说和阐发。

既然现代社会还有斗争、冲突，还有阶级集团的利益博弈，那么主导政权的统治者对各阶级的政策倾向、权益分配，便成为关键性的问题。所谓的强势、弱势群体的划分，不过是集团力量在世俗社会的反弹和延伸。托克维尔曾观察到，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具有一种向民主化道路的演进趋势，在这条渐进的路径上，有一种良性的互动关系，运行的结果是，社会结构中的地位悬殊会逐渐消失，相应地人民的生活距离将渐次拉平。这是一种保守、乐观的态度。马克思同样看到了现代社会的进步和发展、物质性财富的急剧增多，但对迷离中的“资本主义的未来”，他却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即机器大工业在创造资本主义的物质文明的同时，也创造了此种制度、文明的掘墓人——无产阶级，它们与资产阶级的对立是不可克服的，这种阶级之间的斗争将越来越趋向尖锐、激烈，最终转化成多数人反对少数人的暴力革命。

阿隆却对激烈的历史潮流和旋涡，抱有深深的怀疑，他从经济分析出发，认为无论什么样的社会制度，虽然标识的口号、信念不同，但都有一个共同的、使政体得以存在下去的方略，即资本积累。因为只有进行规模性的资本积累，才能有效地更新、增加固有的机器设备，扩大资本的投入、运营量；另外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支付社会系统内部的阶层或行政费用，以保证社会机器继续正常地加速运转。在像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完全不同的制度下，工人阶层或阶级，都是处于被统治、被剥削的地位，尽管不是同样的剥削形式。前者的制度下，资本积累是通过拥有独立决策权的资本家个人转手，后者则通过计划性的国家权力机构进行转手、干预而已。于是，就可以得出这样一个推论：从思想体系或政治宣传上说，所有的工业社会都是人民的社会、平等的社会，譬如美国政府宣称处处依靠普通老百姓，法国强调依靠人民，在苏联则宣称依靠无产阶级，一言以蔽之，下层民众是现代社会的统治者或主人。可是实质上却恰恰相反。

在任何社会，真正统治、管理国家的皆为一小部分人，或者说少数领导者，充其量也不过是为人民而进行治理，“直到目前，从来都没有过由人民进行管理的事”。一小部分人发号施令，指挥和管理人数众多、组织无序的臣民或公民，这是人人都能从生活经验里体会到的事实。于是就像我们在日常集体事务中，不时地遇到摩擦一样，统治者与被统治者，总是遭遇大小不同的冲突、斗争，造成结构性的紧张关系。在私有体制下，由于现代民主制度的约束力，使得统治者不得不“聆听”被统治者的不满和牢骚，冲突被限定于合理合法的框架之内，并逼迫统治阶层间断性的进行有效的改造与革新，以消弭人们对政权直至私有制度的抵触情绪；而在苏联式的集体所有的体制下，由于事先就由国家来指称一种思想体系是正确的，因之不存在任何政治性的诘问和质疑。处于最底层的工人或农民群众，指责的矛头经常会对准的是中、下层的官僚体制和行政腐败。

阿隆还详细分析了西方和苏联不同政体下的阶级分层状况。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受启蒙运动特别是法国大革命的影响，自由平等的观念深入人心，人们耳濡目染，精神、情感上都烙下深刻的印记。但这不意味着法律平等和实际平等，已臻于没有间离的同构关系。相反，工业民主社会所声称的在劳动待遇、政治领域的人人平等，不过是不切实际的美丽的谎言，允诺至今未能兑现。收入严重不均衡、生活方式的层级结构，依旧明显存在，一些国家甚至有进一步恶化的迹象。有上层阶级、有中产阶级，亦有工人阶级。苏联社会虽然利用摧枯拉朽的革命的手段，最终完成国民的“普遍无产阶级化”，依附于群体阶级的政党夺取的政权，自明地“混合于该阶级的绝对政权”。而事实上，无论在美国还是苏维埃，工人阶级都依旧处于社会的最低层，除却虚妄的政治符号的标签，生活、工作境遇的改善微乎其微，一大批工人继续留在工厂从事同以前相差无几的机械劳作。所谓工人阶级成为管理者、成为领导者，不过是一个世俗神话。

但是，两种制度下的政权统治方式的不完善，并不意味着社会发展仅仅是非理性的、不可羁勒的怪兽。马克思曾经激烈地批评过资本主义制度下虚假、骗人的“表面自由”。认为这只不过是资产阶级为维护既得的阶级利益，而障人耳目的遮羞布。马克思的指责当然不无道理，他年轻时就曾为出版自由而无私地战斗过。阿隆站在二十世纪中叶来看待问题，将制度设计放入现代性的历史进程中，深刻而冷峻地指出，即使这种表面的自由，在像苏联式的奉行集体主义理念的国度里，也重新获得了它们的全部价值。因为“人只有当他失去财富的时候，才发现他拥有的财富是什么价值”。

“承认冲突，不缓和冲突，这不是工业社会的正常状态，正常的是阻止冲突变得更为剧烈”。这才是阿隆对现代社会的正面理解。因为，人类的生存状态根源于无法替代的属人的本性，人一旦步入社会的网络，就必然受制于周遭的种种社会结构和文化变迁。人除了出于自身本能的需要之外，还有种种地位、名望、财富规范下的欲望，这种欲望的无限膨胀，既来自于主体自由选择的意识，又威胁着“他者”行使自由的权利；所以，无论是家庭、团体，还是社群，不和谐、冲突皆不可避免，只是处理、削弱冲突的方式，在不同的政权那里有别罢了。假如“一小部分人以上帝、历史或种族的名义迫使其他人闭嘴，并以集体利益为名分配收入”，那么，少数派主导的政权或集团，就是暴政甚至沦入寡头政治。历史上这样的例证很多，像宗教裁判所、斯大林式的专制主义，都是清晰、鲜活的样本。

针对现代社会普遍存在的贫富差别、地位悬殊等不公正的现象，阿隆也有自己的认识。人类思想史上，有多种多样关于平等蕴涵的读解。柏拉图的政治哲学里，试图通过掌握真理的哲人王的统治，建立一个给予所有人平等的理想国；基督教义里则主张绝对的精神平等，要求每个人通过自己道德上的赎罪和工作上的勤勉，靠近全能的神，成为上帝的选民。阿隆以现实、理性的态度，指出由于职业、才能、智力的先在的区分，不平等暂时不可能一下子消除，折衷、妥协且可行的办法是“通过每个人参与对集体财富的分享表现出来”。体现了一个历史哲学家的实在的态度；当然，参与分享的游戏规则由谁来定，依然是一个待解之谜。不过，持有更新了传统不平等的含义的阿隆还是暗示说，一旦少数特权者没有节俭投资意识，随意挥霍着攫取来的可观财物，那么不平等将不仅是不公正的，而且会窒息经济的发展，乃至成就革命的必然性。这倒是值得警醒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