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致夫：情理VS法理 張扣扣殺人案的準繩

今年春節期間，最扎眼的社會新聞當屬張扣扣殺人案。35歲的張扣扣是陝西漢中南鄭區王坪村人，為給22年前被打死的母親（汪秀萍）報仇，農曆大年三十，張攜兇器殺害了鄰居王自新（71歲）、王校軍（47歲）和王正軍（39歲）父子三人，兩天后自首。

有人轉貼當年法院判決書部分內容顯示：1996年8月27日19時許，被告人王正軍的鄰居汪秀萍（張扣扣之母）路過王家門前時，因過往與王家有矛盾，汪便朝被告人之兄王富軍臉上吐唾沫，遂引起爭吵。被告人王正軍聞訊趕到現場也同汪爭吵，汪秀萍拿一扁鐵在王正軍的左額部、左臉部各打一下，被告人即從路邊撿一木棒朝汪秀萍頭部猛擊一下，致汪當場倒地，於當天22時許死亡。案發時王正軍尚不滿18周歲，被判刑七年，附帶民事賠償9639.3元。

當年張扣扣僅13歲，成年後曾入伍兩年退役回鄉。此後張一直四處打工謀生。曾有報道稱張是特種兵，據一知情村民告訴記者，他在部隊是炮兵。而據當地政府微博官方通報，張當年是在新疆武警部隊服兵役。

此案激起公眾強烈反響，且涇渭分明地分為兩極：許多人明確肯定、支持張扣扣為正義、尊嚴而報殺母之仇，稱他是再版楊佳；而有不少人並不認同這類觀點，新京報亦有評論：點讚殺人犯是混淆是非，不可依靠原始正義治國。

顯然，對於這種極端案件，沒有和稀泥的空間，儘管筆者也承認，兩種對立觀點都有其“動人”之處。而問題的實質和關鍵，在於釐清情理與法理的基本關係。

情感乃個體天性——無情未必真豪傑，無情難為文明人！

人之所以為人，“要件”之一，首先在於人是情感動物。而具體到愛母情結，幾乎就是無條件的。可以不誇張地講，對任何正常男人而言，殺母之仇大過天！這是正常母子情感紐帶的必然邏輯。在這個意義上，同情、肯定張扣扣，甚至為其點讚，不能說全無道理，那畢竟屬人性的最自然反應，具有原始正義性。

“津門學者金綱”的觀點就頗具代表性：孝子復仇，於絕對優勢下，並不濫殺無辜，知身後事，為免拖累妻子，於是不婚，是為仁；手刃仇家，並不苟且偷生，好漢自首，是為義；年三十，先祭母，後殺仇，是為禮；知曉人間法無望雪冤，轉求自然法同態復仇之義理，且學得特種技藝，遂擇機擇時，一日提刀，成就夙願，是為智。

而知名異議人士、安徽前檢察官沈良慶的觀點，實質上也是建立在情感同理心（而非法理）基礎上的。他是這樣表達的：同態復仇和血親復仇之類原始正義的存在和延續是為了彌補公力救濟的缺失和不足。現代國家用更經濟、公正、高效和可獲得的公力救濟禁止了私人暴力。沈還說：中共暴政下臣民的生命、自由和財產得不到國家保護，自求多福也是無奈之舉，雖然不符合極權國家實在法，但在自然法意義上有其正當性和必要性。

在情的意義上，這類觀點確實無可指責。但是，如果因為訴諸情理能夠站住腳，就試圖尋求法理的認同，就大錯特錯了！雖然很多時候，法理與情理並非對立，而呈現相當高的一致性。但在某些特殊案例中，兩者的對立也是一種無法避免的現實。也正是在這類法理與情理背離的情況下，才更能考驗一個人的法治觀念是否到位！

法理乃社會責任——情不移法，法不容情！

無容置疑，法律是社會正義的最高權威和最後防線。現代文明最基本的要件之一就是法治社會；現代文明人的基本素養之一就是法治精神。本案作為一件法律訟案，法理是唯一的準繩！除此之外，不存在任何更高權威的理據。這一點即使有天大的理由也無法撼動。這才是現代文明社會、特別是文明社會成員理應明確、並不折不扣遵循的“天理”。

從法理的視角審視這個案件，至少以下幾點值得特別注意。

1996年案的關鍵細節。如果前述法院判決書內容屬實，王正軍作為未成年人，因故意傷害（致人死亡）罪被判刑7年，在法理和量刑上，就算不上出格或枉法。具備基本法律常識者都不難明白這一點。儘管法律專業人士依然可以對量刑準確性在更高的層面存疑。至於所謂法治缺位、失責、或貪贓枉法導致張扣扣殺人等說法，在該案中缺乏必要依據。儘管從邏輯上，不能排除國人對法治伸張正義缺乏信任這個因素。至於判刑7年，3年就放出來的說法，如果是事實，倒是值得探究。

今年除夕日案關鍵事實。張扣扣一案屬於有預謀的故意殺人致3人死亡，即使考慮為母報仇的因素，畢竟法不容情，法理量刑恐怕沒有多少輕判空間。一味站在復仇者立場上呼籲對張輕判，甚至將其美化為英雄，不僅僅反映出法治觀念的不到位，亦將產生嚴重的負面社會影響。

而從報仇者本人的角度，他理應有準備為自己的行為負責——接受法律的懲處。至於所謂殺人償命的“自然法則”，那是建立在樸素的、非法治情感基礎上的原始正義原則，在法律面前，並不存在法理基礎，在現代文明社會，也就沒有立足之地。

最後，有一個問題值得中國司法部門和法律工作者們深思：中國改開後重啟法治建設使命已有40年時間，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全面建設“法治中國”亦有幾年時間，為何張扣扣為報仇殺害3人後，仍有很多人肯定、支持他，甚至為其點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