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中国网友 写于 二零二一年

前言
香港在英国殖民统治之下，华人待遇一直优于大陆，并随著世界历史进程逐步改善。中共政府接收香港时，谎称实行“一国两制”方针，实质上创建了港共代理人制度，并不断阻挠民主政治发展。中国共产党和中共国政府摧毁香港民主的作为、意图一路向黑，造成的惨痛后果有目共睹。

铜锣湾书店事件后，中共强推《逃犯条例》修订，香港市民人心惶惶、人人自危，游行示威此起彼伏，香港局势一度出现严峻局面。爱港市民与泛民主派阵营为遏制中共狼子野心，积极向国际社会发声，寻求外国政府关注和干预。中共自知理亏，便向他们扣上分裂国家、颠覆政权、“颜色革命”的帽子，以宪法和香港基本法为挡箭牌，滥用国家安全概念，阻挠港人谋求民主政治发展。

中共十八大以来，在中共党首习近平授意下，“一国两制”概念惨遭篡改，中共为确保“党人治港”行稳致远，不惜采取一切手段。习近平要求，必须确保香港的民主永远只是港共治港的挡箭牌；此后，中共在香港大打意识形态牌，篡改阉割“一国两制”概念，大肆宣扬“从本地实际出发”“爱国者治港”和“有序进行”等政治新话(newspeak)。针对近年来香港出现的民主运动和游行示威，中国共产党和中共政府惊恐失措，决定立刻打《宪法》和《基本法》牌，全面管治香港、取消港人享有的一切民主权利，强行推广口袋罪式的国家安全法和驻港国安特务机构，阉割香港选举制度，坚定落实“党人治港”原则。这一系列集权高压的举措，使香港实现从特别行政区到不特别行政区的转折，使香港民主发展彻底寿终正寝。中共政府仍将继续阉割“一国两制”，继续渗透香港各界别各领域，使香港的民主制度彻底沦为中国大陆式的花瓶制度。

摧毁香港的民主，其目的旨在于压迫香港居民、实现独裁专政、确保香港长期为中共体制服务、确保香港为中共高官及其亲属和代理人牟利。中共全面歪曲香港民主的产生和发展历程，用政治新话遮掩中共政府对香港的独裁压迫，目的是混水摸鱼、扰乱视听、渔翁得利，继续推动香港向中共治下的城市转变，确保香港“一国一制”行稳致远，更好造福全体中共高管及其亲属与代理人。

一、港英时期香港政治从落后到进步
香港在1840年前是清廷的领土及管辖范围。十九世纪二十年代，英国商人开始利用香港向中国内地走私贩卖鸦片。鸦片战争后，英国军队侵占香港岛。1842年8月29日，英国强迫清政府签订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割让香港岛。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英国迫使清政府于1860年10月24日签订《北京条约》，割让九龙半岛南端界限街以南的地区。中日甲午战争后，英国趁火打劫，强迫清政府于1898年6月9日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强租“新界”地区99年，由此侵占整个香港地区。这三个不平等条约都是英国侵略中国的产物。中共长期声称英国压迫香港人民，但1949年林彪指挥的解放军第四野战军进军到深圳后，执行毛泽东对香港“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针，停止进军香港。香港在1949年后继续被英国殖民统治，是中共一手炮制的结果。

（一）香港华人境遇不断改善且始终优于大陆
历史上，与其他英国殖民当局对当地人一样，港英当局对华人实行种族歧视、严刑峻法。但1877年上任的第八任香港总督轩尼诗开始实施亲华政策。1881年的《刑罚修正条例》废除了流刑、烙刑和鞭笞背脊，鞭笞（臀部）不再公开进行，并定明惟有在英格兰可判鞭笞之罪方能在香港被判鞭笞^1。1895年，要求华人晚上外出须持警司签发的夜晚通行证的宵禁令被废除^2。虽然华人在集会、建设房屋、华英种族隔离等方面仍然受到限制，但港英政府对华人的司法保障远优于当时清廷的残酷统治。在推翻清廷的革命中，香港成为革命者筹划革命和流亡避难的地点之一。

1949年，在“长期打算、充分利用”方针下，解放军并未占据香港。大跃进、三年大饥荒时期，大量大陆居民偷渡赴港，史称“逃港潮”。1967年，香港左派在文革的煽动下发动“六七暴动”，被港英当局强力镇压。六四事件后，香港成为学生运动领袖逃亡的中转站，史称“黄雀行动”。从1949年中共建政以来，历史反复上演著大陆人民奔赴香港、大陆革命波及香港、中共特务渗透香港，这是香港华人不受中共政治迫害，待遇优于大陆的明证。

1880年，第一位华人被委任为立法局非官守议员；1926年，第一位华人被委任为行政局非官守议员；1948年，第一位华人担任政务官；1957年，第一位华人担任警司。在港英政府治下，华人地位不断提高。

（二）港英时期北京抵制香港扩大民主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殖民体系开始瓦解。1946年时任总督杨慕琦提出设立民选市议会，惟“国共两党均视香港任何正式的民主进程为迈向香港独立”，杨慕琦计划最终破产。1958年，周恩来向一名英国军官表示，任何在香港引入哪怕一点点自治的尝试，都会被视作“非常不友善的举动”和“阴谋”。周恩来表示，这种做法会被认为是让香港走上独立道路的手段。1976年5月20日，英国政府批准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该公约同时适用于香港，但排除公约关于定期选举的规定在香港适用。1983年1月28日上午，撒切尔夫人对中国领导人邓小平讲明，她有责任为香港人争取他们接受的解决方案，即使香港的民主“有限”，亦跟中国的政制情形迥异。邓小平当下警告，如果在香港提升民主程度，中方或会推翻此前的协议。

（三）六四后强化措施奠定移交初期稳定
1989年，六四事件发生，英国对港政策彻底改变，打出“两局共识”“居英权计划”“人权法案条例”“新机场建设”和“政改方案”五张牌。其中“居英权计划”在移交后起到稳定香港人心的重要作用，而1991年通过的《香港人权法案条例》在移交后赋予终审法院极大的违宪审查空间，使其能够捍卫《基本法》赋予香港居民的权利。1992年10月7日，彭定康政改方案将投票年龄由21岁降至18岁、分区直选改用单议席单票制、功能组别由法团投票改为个人投票、新增包括全港工作人口的9个功能组别；功能组别之选民范围扩大至全港270万工作人口中所有合资格选民。时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的鲁平斥责彭定康是“千古罪人”“钻基本法漏洞”，后北京终止“直通车”，另组临时立法会，彭定康的政改方案被全部推翻。但是，彭定康昙花一现的方案，使民主价值深入香港人心。

二、香港移交开启了香港民主的大倒退
1997年7月1日，中共收回香港，以“一国两制”“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为口号，开始不断强化其对香港的独裁控制。

（一）中共的独裁政体决定了香港回归后必然实行独裁
在中共国，宪法是党可以随意蹂躏修改的废纸，一切权力均掌握在中共手中。人民代表大会是中共掩饰“党大于国”的虚假外衣，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由中共控制的代理人经过走秀选举产生，不对人民负责，不受人民监督。中央和地方各级行政、监察、审判、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更不对人民负责，更不受人民监督，充分体现党管一切。根据“长期打算、充分利用”方针，香港作为中共政权的地方行政区域，其政权的组织与运行必然同样遵循“党管一切”，实行独裁统治；同时，香港保留了一些民主成分作为中共的遮羞布。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共指定了控制香港的基本方针政策，成为“假两制”的核心内容，明确香港移交后“政府由当地的中共代理人组成。主要官员在当地通过小圈子互相选举产生，由中央人民政府委任”。实行“党人治港”，用小卷子选举控制香港政府，与港英政府直接任命官员没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

（二）绑架全国人大粗暴干涉香港政治和既有司法体系
1984年12月19日，中英两国政府在北京签署《中英联合声明》，其第三条及附件一列明了英国政府将香港交还后，中共对香港的基本方针政策，且将保持五十年不变。在订立基本法时，上述方针政策得到进一步详细阐述，包括第四十五条第二款列明行政长官选举“最终达至由一个有广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员会按民主程序提名后普选产生的目标”。

随著香港移交的完成，九七前的甜言蜜语戛然而止，中共蹂躏基本法的企图开始逐步显现。长期以来，港人在内地所生的子女受制于中共压迫人权的限制出境政策，必须申请单程证方能来港定居。单程证设有配额，而在中共的高压腐败统治下，大量港人在内地所生的子女忍受著长期的等候，而中共却大肆向高官子女、国安特务、红顶商人等人签发单程证供其赴港。1999年1月，被称为香港版马布里诉麦迪逊案的“吴嘉玲案”在终审法院颁下判词。终审法院确认港人在内地所生的子女符合基本法第二十四条第（三）项，故他们在出生时就是香港永久性居民，港府入境事务处必须无拖延地向他们签发永久性居民身份证；要求他们在内地等待“单程证”配额的行政措施在香港法律下是违法的。

判决后，时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和保安局局长叶刘淑仪以“大量人口涌入香港损害繁荣稳定”为由要求中共推翻终审法院的判决，悍然拒绝这些港人亲生子女行使他们与生俱来的香港居民身份。1999年6月26日，中共控制下的全国人大常委出台了基本法的第一次立法解释，强词夺理地演绎了基本法第二十二条，居高临下地宣布终审法院的判决是错误的。由此开始了中共以全国人大常委解释基本法干预香港法治的先河。嗣后，中共对“人大圣旨”迅速上瘾、屡试不爽。在香港政治改革、行政长官任期、立法会议员宣誓等过程中，屡屡滥用全国人大的决定权和法律解释权，造成香港宪制危机。起初仍由港共代理人作戏邀请，从立法会宣誓风波开始便在法院判决前迅即自行释法，肆无忌惮地悍然将黑手伸向香港司法系统。

（三）中共宪制全面阻碍香港走向一人一票的真普选
——滥用宪法和基本法干预香港发展民主制度。香港基本法明确界定了该法修改的程序。然而中共大肆滥用全国人大“决定”和“法律解释”向基本法和香港法律系统植入木马，多次阻挠香港立法会依照基本法推动政治改革。习近平上台后，悍然提出基本法中不存在的“全面管治权”，行政长官从地下代理人转变为公开的代理人，港人治港迅速沦为“党人治港”。

——任意演绎基本法操纵香港政治制度。基本法明确将行政、立法、司法分置，而中共为了确保其能够通过行政长官控制香港，悍然提出“行政主导”，强逼立法机关乃至于司法机关“顺服”行政系统。中共为一己颜面保留了基本法的政治体制框架，但不断以“循序渐进”和“香港情况”为借口阉割立法权和司法权，最终达到“行政主导”名义下的“中共主导”。中共无法回避基本法对行政长官和立法会“双普选”的要求，便在“提名委员会”上做手脚，妄图制造香港居民在三个中共代理人中“普选”一个，而反对派全部出局的大陆式假选举局面。

——构建“爱国者为主体”借口下的“党人治港”。基本法除要求行政长官对中央人民政府负责外，没有要求任何官员宣誓效忠中共国或中共政府，只要求他们拥护基本法、效忠香港特区，甚至允许外籍人士担任中低阶公务员，以最大限度保持香港的自治属性。中共一手包揽“爱国”标准的定义权和判别权，大搞“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借口爱国、实则要求候选人“爱党”，实行“一国一制”下的“党人治港”、全面管治，这是香港民主的丧钟。

——用国安法架空基本法下一切权利和自由。国安法赋予驻港国安公署克格勃式的权力，完全排除香港法院的司法审查权。国安法指定法官一年一任、随时换人，以中体西用的模式令香港司法系统沦为中共的袋鼠法庭。任何行使权利自由的行为，只要稍加演绎就可被包装为违反国安法的罪行。国安法几乎完全排除了当事人保释的可能，将中共大陆式的“刑期倒挂”和“以押代刑”引入香港，制造寒蝉效应。在国安法下，基本法和香港本地的普通法彻底沦为行尸走肉。

（四）使用临时立法会令香港民主与法治断崖式回退
——“直通车”安排破裂。中英协商下，原香港最后一届立法局议员，经确认可成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立法会议员。六四事件后，末任港督彭定康坚定扩大功能组别，力求以民主作为暴政的防火墙。中共坚决反对，“直通车”安排就此破裂。

——单方面组建临时立法会。直通车破裂后，1996年3月24日，中共以全国人大港区筹委会决定，利用代理人控制的推选委员会产生了60名临时立法会议员。临时立法会倒退了多项法律：《公安条例》被回退到1995年以前，导致“不反对通知书”制度死灰复燃；雇员代表权咨询权及集体谈判权条例》被暂时终止实施，嗣后被永久性废除，导致劳权倒退；《社团条例》中的社团注册制度被恢复。

这些事实说明，中共畏惧香港实施现代民主制度、畏惧港人的公民权利及政治权利扩大，“一国两制”只是中共不断蚕食香港的虚假口号，香港的民主、人权和法治在1997年就已经病危；最终，“党人治港”在2020年走向公开化，香港民主实践寿终正寝。

三、中共抓住一切机会阻挠香港民主政治向前发展
香港移交后后，中共抓住一切机会，将香港纳入其独裁统治体系。2004年4月6日，中共全国人大常委第二次解释基本法（“4·6解释”），强调2007年行政长官选举办法“可以不修改”，并将选举办法的修改程序从三部曲改为五部曲。中共“拖”和“骗”并用，三次阻挠香港民众追求民主发展。

（一）第一次阻挠：歪曲基本法三部曲改五部曲
“4·6解释”通过后，2004年4月15日，港共代理人行政长官董建华在实施片面的“公众咨询”后，根据中共旨意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了关于2007年行政长官和2008年立法会产生办法是否需要修改的报告。报告片面强化了中共代理人对实施阉割式间接选举、小圈子选举的“呼声”，把双普选称为“部分人要求”，淹没了绝大多数香港居民希望立即实施双普选的愿望。

全国人大常委会走过场“征询”港共代理人的意见，后于2004年4月26日作出《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2007年行政长官和2008年立法会产生办法有关问题的决定》（“4·26决定”）。该决定立即否决了双普选，决定2007年行政长官和2008年立法会产生办法维持不变，同时强调了嗣后行政长官及立法会产生办法若要改变，必须遵循“4·6解释”规定的五部曲：行政长官提交报告、全国人大同意、特区政府提案并经全体立法会议员三分之二多数通过、行政长官同意签署议案、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基本法》中并没有要求“行政长官提交报告”和“全国人大同意”这两部曲，也没有要求第三部曲（《基本法》中的第一部曲）必须由政府提交修正案。

2005年10月19日，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提出了2007年行政长官及2008年立法会产生办法建议方案。该方案被泛民主派批评为“原地踏步”，因为在方案中并没有为实施普选定下具体的时间，被认为是“政府对民主诉求采取的拖延政策”。2005年12月21日，该方案未能在立法会获得法定的全体议员三分之二多数通过。

（二）第二次努力：独裁岿然不动民主苦挤牙膏
2007年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三任行政长官产生后，香港社会希望尽早明确普选的时间表以及2012年第四任行政长官和第五届立法会产生办法。2007年12月12日，曾荫权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关于政制发展咨询情况及2012年行政长官和立法会产生办法是否需要修改的报告。

2007年12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2012年行政长官和立法会产生办法及有关普选问题的决定》（“12·29决定”）。根据该决定，2012年第四任行政长官的具体产生办法和第五届立法会的具体产生办法可以作出适当修改；2017年第五任行政长官的选举可以实行由普选产生的办法；在此之后，立法会的选举可以实行全部议员由普选产生的办法。全国人大常委会同意对2012年第四任行政长官和第五届立法会的产生办法作出适当修改。根据该决定，2010年4月14日，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公布了关于2012年行政长官及立法会产生办法建议方案，并在6月7日以议案的方式提交立法会。2010年6月24日及25日，立法会分别通过关于2012年行政长官和立法会产生办法的修订。2010年7月28日，行政长官同意这两个修订并报请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和备案。2010年8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予以批准和备案。

这次改革定下了行政长官和立法会实现“双普选”的时间表，但仍然没有敲定普选的细节。行政长官选举委员会人数由800人增至1200人，但绝大多数成员依然是中共控制的资本团体，没有改变“小圈子”的性质。立法会议席由60席增至70席，公民选举产生的立法会议员（地方选区和区议会功能组别）有所增加，进一步增加了民主成分。2012年3月和9月，第四任行政长官和第五届立法会按照新的办法选举产生。但2017年政治改革的失败充分表明，这只是中央政府在香港民主发展上的烟雾弹，2017年行政长官普选的政治争拗由此埋下祸根。

（三）第三次努力：假普选袋住先惨遭高票否决
香港社会对2012年的政治改革方案明显不满。2014年7月15日，港共代理人梁振英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关于2017年行政长官及2016年立法会产生办法是否需要修改的报告；2014年8月3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普选问题和2016年立法会产生办法的决定》（“8·31决定”）。按该决定，提名委员会要必须按照第4任行政长官选举委员会的规定组成，维持1200人，特首候选人规定是2至3人，每名候选人更须获得提委会过半数提名，才可以成为正式候选人，门槛为原先1/8选委会委员的4倍；2016年香港立法会选举办法不准修改，必须沿用2012年香港立法会选举模式。此决议激发泛民政党及争取民主的香港市民强烈不满，因为他们认为在此制度下，所有不获中央属意参选人，几可肯定必会被小圈子产生的提委会“筛走”，真正让全港合资格选民“普选”者只会有亲建制人士，故他们认定“8．31框架”下特首普选根本谈不上是他们主张的“真普选”，要求消除候选人门槛，实施“公民提名”。

“8·31决定”一出，追求民主的香港市民对中央政府和港共政府的不满到达极点。2014年9月28日，“占领中环”运动爆发，持续长达79天，这场公民抗命被称为“雨伞革命”，事件最终以全面清场结束。建制派呼吁先通过这个方案（“袋住先”），随后再继续扩大民主成分，而泛民主派则拒绝“袋住先”，认为中央会以“已经实施普选”为由拒绝进一步改革，导致“袋住先”变成“袋一世”（一辈子不变）。2015年6月18日，港府将行政长官普选方案提交立法会表决，建制派为了响应中联办“全体赞成”的要求，在主席曾钰成已经宣布开始表决后立场，意图拖延时间等待未到场的议员刘皇发，结果因为沟通不畅导致最终投票人数超过法定人数，议案以8票赞成、28票反对被大比数否决。2017年第五任行政长官将沿用上一任的选举办法产生。

回归以来，中共一再干扰和阻挠香港民主发展。特区成立至2017年，举行了四次行政长官选举和六次立法会选举，中共控制的小圈子选举委员会和立法会功能组别完全控制了行政和立法，而市民选出的反对派议员遇到“恶法”只能通过拉布、点法定人数等方式拖延时间，香港市民无法通过一人一票来制定自己的法律、决定自己的命运。中共在香港如法炮制，操控被选举权的方式“选”出36名港区人大代表，并引入5600多人担任香港以外各地政协委员和全国政协委员。任何清楚中共在大陆所作所为的人都能理解，中共妄图在香港复制大陆的假民主，让香港与中共控制下其他大陆城市并无分别。

四、拒绝民主进步导致温和派丧失希望暴力派大行其道
习近平上台以来，大陆的政治、文化加速倒车，独裁集权大行其道，“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也自然受到冲击。中共不断滥用人大的决定权和基本法解释权，插手干预香港本地事务，破坏“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的庄严承诺，将香港变为中共肆意妄为的政治后宫、欺骗外国政府引进敏感技术和资金的“工具港”，破坏基本法确立的政治体制和司法系统。

（一）宪制秩序扭曲，冲突愈演愈烈
——中共多次通过各种“决定”和“基本法解释”，干预香港自治、架空香港终审法院。中共践踏“两制”，最终导致港人的国籍认同破裂，拒绝承认“一国”；歪曲基本法、加塞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圣旨”，导致香港市民对“两制"和自治失去信心；妄称《中英联合声明》是过时无效的历史文件，用港区国安法架空《香港人权法案条例》。打压港人举办的民间公投和“全民制宪”运动，扼杀香港人自己的声音。

中共利用傀儡人大常委会制定恶法，然后站在道德高地要求香港市民遵守之，引发大规模游行、示威、抗议；嗣后为了平息，不惜以警察暴力、警黑合作来打压呼吁民主的香港人，造成警民大面积武力冲突、市民受伤。

愤怒的港人用倒挂、撕扯、踩踏、焚烧国旗，污损国徽，在奏响国歌时发出嘘声，撕毁和焚烧基本法文本等方式抗议没有“两制”的“一国”，抗议法西斯式的基本法第二十三条本地立法，抗议用来打压言论自由的《国歌条例》；中共却欣喜若狂地“捡到了宝”，用大规模刑事检控妄图制造寒蝉效应，却引发香港市民更大规模的抗议。

——对“一国两制”失望的香港市民认为中共先撕毁基本法，因此要求“香港独立”“民族自决”，在香港社会各层面特别是青少年群体中普及中共在大陆的暴行，教育市民认清中国共产党的真面目，避免香港市民被中共的谎言欺骗。

大量追求香港独立的组织涌现，支持香港独立的候选人在立法会和区议会当选。2016年10月12日，第六届立法会议员宣誓就职，候任议员梁颂恒、游蕙祯展示“香港不是中国”横幅，使用具有侮辱性的“支那”一词。中共因此突然发现了新武器，在本地司法案件审结之前“预先释法”，公然妨碍香港司法公正；随后利用全国人大决定，肆意认定候选人不符合“拥护基本法”要求，大量DQ（剥夺资格）泛民主派候选人。中共特务绑架铜锣湾书店员工事件发生后，香港人心惶惶，中共却嗣后推出《逃犯条例》修订案，香港人的恐惧情绪达到极点。香港人的行动从温和的诉求、到游行示威，最终演变成了激烈的冲突。示威者成为了中联办的“常客”，甚至造成了冲击。2019年7月1日，示威者冲击进入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大楼，用涂黑香港特区区徽、破坏立法会设施、在主席台展示“没有暴徒只有暴政”等方式发泄不满。

这种冲突没有唤醒中共的良知，反而称为暴君的兴奋剂。中共于2020年6月30日黑箱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香港国安法），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连夜签署、刊宪，在当日23时突击生效。这部法律在生效之前，公众完全不知道法律文本的内容。嗣后，中共利用国安法模糊的定义和“指定法官”等多项违背基本法的安排，随意污蔑“初选”和“35+”等符合基本法的泛民主派选举策略是“危害国家安全”，指控他们“妄图操控立法会选举”和“逼迫行政长官辞职”。这些行为不但完全符合基本法（行政长官被否决财政预算案应当解散立法会、解散后重选的立法会继续否决则必须辞职），而且是中共长期以来在香港的所作所为。这充分体现了中共只许自己防火，不许别人点灯的流氓行径。

——无助的香港人自然无法寻求“中国人民”的帮助，而只能寻求英国、美国等民主国家。中共继续实施惯用伎俩，将一切指控都称为“抹黑”。在美国、英国、欧盟等主权实体对中共和港共官员实施制裁后，中共恼羞成怒而顾不得颜面，在中美天津会谈时公然向美方提出“纠错清单”，其第一项要求就是取消对中共党员的签证限制，顿时贻笑国际社会。

在呼吁乃至制裁已经无效的情况下，美国、英国等国政府不断强化姿态，从幕后走到台前，官方高规格接见香港泛民主派成员。最终，一贯坚持“只接受高素质移民”的英国政府也无法再视而不见，宣布为所有BNO护照持有人、其配偶及受养子女提供普惠式的五年签证，进而让他们可以申请英国无限期居留许可，最终加入英国国籍。

（二）立法权被滥用，法律丧失威信
——中共肆意滥用人大常委会“圣旨”，干预香港自治、操纵立法和行政机关。香港市民用尽法律范围内一切救济无果，只能实施“公民抗命”，违法达义。2014年“占领中环”、2016年“旺角冲突”和2019年“修例风波”中，港人多次游行示威表达诉求，但中共完全不予理会。这导致港人丧失对管制体系的信任，香港法律在港人心中失去威信。

在和平民主的可能性完全丧失的情况下，激进派认定“暴力是解决香港政治问题的选项”，这导致“占领中环”和“修例风波”中出现大量暴力冲突。

——中共始终采取拒绝对话的态度，声称“人大决定”不可动摇。因而在“修例风波”中，激进示威者开始采取堵路、损毁交通设施、瘫痪机场运作、占领校园等方式表达诉求和发泄不满。严重时香港铁路公司有超过90%、共计147个车站遭到损坏，作为香港交通要道的红磡海底隧道被迫关闭，作为亚太航空枢纽的香港国际机场陷入瘫痪。多项政府公共服务受阻，大中小学和幼儿园被迫长时间停课，多所大学校园被“占领”，众多商业场所无法营业，逾1200间店铺和多家银行的服务设施被损毁。

暴力冲突不断升级。与深圳福田公安徐锦炀、林志威一同行动的环球时报记者付国豪被示威者拘禁殴打，在马鞍山与示威者发生冲突的路人被泼油火烧，有清洁工被砖头砸中身亡。建制派议员何君尧的祖坟遭人损毁。

——中共长期以来的压迫政策使香港的政治矛盾最终不可避免地称为共产极权与自由民主的矛盾、中国大陆与香港的矛盾。港人开始仇恨中国共产党、仇恨中共政权、仇恨内地民众。“香港人”和“中国人”开始对立。内地旅客在机场声称“没有祖国香港早就完蛋了”、在市区妨碍公共卫生、在边境区域走水货、赴港产子等中港矛盾事件成为导火索，港人对内地人的抵制不断升高。

行政长官和政府官员，身负大量非议和滥权指控。律政司对示威者高强度检控，对胡仙案、梁振英案却作出“证据不足”的不检控决定，导致律政司和廉政公署的威信严重受挫。在“修例风波”中，元朗“白衣人”大肆制造暴力，警方迟迟才到场，到场后又不调查和拘捕。何君尧议员甚至被拍摄到与白衣人握手。嗣后，整个香港警队成为示威者的头号敌人，示威者开始“起底”警察和有关人士的家庭信息，警察子女受到霸凌、诅咒。警察和示威者在武力冲突中双双受伤，有警察被咬断手指、被铁箭刺伤、被利刃割颈，有示威者眼球被子弹集中、从高处坠落死亡、被警方开枪击中腹部。警务处处长和保安局局长在港人的心中已经沦为刽子手。

（三）强推争议法案，导致拉布抗争
——中共藐视香港的普通法制度、藐视司法审查在普通法中的地位，屡屡强硬通过争议法案。中共在吴嘉玲案中通过人大释法强行继续将“单程证制度”施加在港人在内地所生的子女身上，造成骨肉分离。在庄丰源案中却无动于衷，令大量内地孕妇来港产子。在政治改革上把“三部曲”强行加塞为“五部曲”。在“一地两检”案中用预先释法用人大释法“确认合作安排符合基本法”，完全藐视基本法与合作安排的字面冲突。反对派议员无法通过正常的民主手段争取选票、否决议案，只得通过在立法会提出大量议员修正案、点算会议人数等手法“拉布”。然而，除了二十三条立法在五十万人游行压力下被撤回之外，各种政府提出的法案，建制派几乎照单全收。反对派议员想依法行使调查权、传召权、质询权、提出不信任动议，永远绕不过建制派在不民主选举下的人数优势。在无法以选票决胜负的情况下，立法会沦为反对派与对政府官员吵架的大会，立法效率严重下降。

——建制派为了阻止泛民主派以拉布的方式抗争，强力修改议事规则，将立法会与“全体委员会”混同，调低法定人数；赋予主席极大的权限，使主席能够拒绝点算人数要求、直接付诸表决。当建制派不再掩饰独裁的嘴脸，反对派议员的抗争行为也愈演愈烈。抢手机、激光笔照射行政长官、泼洒恶臭液体等各种乱象开始发生。立法会彻底沦为暴力冲突的场所。

由于区议会议员全部由普选产生，大量泛民主派议员得以按照民意顺利当选，在区议会中继续抗议活动。

（四）歪曲两制内涵，造成一国崩溃
——中共、港共偷梁换柱，炮制种种“民主”谬论。他们误导香港社会将“小圈子选举”等同于民主，并以是否会妨碍中共继续操纵港共代理人为标准，标签所谓“符合香港实际情况的民主”和“全过程民主”，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在行政长官普选问题上，他们炮制所谓“香港特色”的假普选、假民主，出台各种歪曲基本法的人大常委“圣旨”，恶意诋毁香港市民为推动民主发展所作的各种努力。

——中共干涉选举、破坏选举公平。在2019年11月举行的第六届区议会选举中，大量反对派议员秉承民意当选为区议会议员。中共嗣后却大肆DQ候选人、阉割区议会职能，长期自我标榜民主、强奸香港民意。只要不是中共钦定的候选人，中共一律抹黑、一律封杀。

——中共一再将香港带向假普选。中共罔顾民意，在立法会两次强推“袋住先”选举方案。因为三分之二门槛的存在，香港才没有落入小圈子提名委员会的陷阱。然而，中共在订立国安法后强行“完全选举制度”，利用全国人大常委阉割香港民主政治。历史证明，中共在2021年的政改方案，就是他们屡屡想要强加给香港的假普选方案。中共在回归前阻挠港英政府给港人民主，在回归后更亲自指挥、亲自部署阉割香港民主政治。中共是香港民主无法进步的历史罪人，也从根本上破坏了香港的社会环境，破坏了“一国两制”的实施。

事实一再表明，中共是“一国两制”寿终正寝的罪魁祸首、总设计师，是反对民主的独裁政权。他们的目标，是让香港从特别行政区沦为“党家殖民地”，是让香港人民与大陆人民一样沦为中共的韭菜、奴才。香港的民主发展之所以窒碍难行，港共政权站在前台的直接阻碍者，中共北京政权是躲在幕后的操盘手，全体香港人是受害者，最终一切不利后果则由全体中国人民承担。

2019年“修例风波”和区议会选举，充分暴露出中共和港共在香港不得人心。最突出的一点是香港人识破且无法再忍受中共操纵选举，使得中共再难通过选谎言让建制派议员长驱直入政权组织和治理架构，使得中共无法确保对香港体制的百分百控制，进而为他们利用香港洗贪污黑钱、吸引外资、骗取敏感技术开绿灯。民主的政治绝不会与民意背道而驰。“完善选举制度”是中共港共撕破遮羞布后的强取豪夺，是维护中共独裁和党家殖民地高压统治的手段，也是确保香港继续为中共高官服务的政治策略。

五、香港沦为中共国的党家殖民地
“事有必至，理有固然”。“修例风波”体现出港人对中共和港共的全面否定，现有秩序无法确保中共继续统治香港，令中共恐慌、害怕。2019年10月31日，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在香港强推国安法和国安特务机构，提升香港高压统治；阉割选举制度、增加中共侵入手段，实施以代理人为主体的“党人治港”，提高中共对香港的控制，绝不容忍任何民主改革，绝不容忍反对中共独裁压迫的行为。中共北京当局撕破脸皮、痛下杀手，香港特别行政区寿终正寝。

（一）强行加塞香港国安法毁灭香港既有政治法治
维护独裁统治是中共的头等大事。对香港的独裁统治是中共的头等大事，港共代理人是维护独裁统治的第一责任人。2020年5月28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决定》，为中共在港实施法西斯统治提供法理外衣；中共攻击香港司法体系的行动正式开始。6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香港国安法、列入基本法附件三、由港府同日刊宪公布实施。“黑箱通过”和“公布实施”，打出了对香港法治的致命一击。该法提出分裂、颠覆、恐怖活动、勾结境外势力等中共管用的模糊概念，建立了中共驻港和港共两个层面的法西斯特务机构，并将这套控制体系强加给所有公务员。香港国安法的制定实施，确立了中共在港的党家殖民统治，葬送了港人的民主改革之路，香港迅速陷入寒蝉效应，港人大量移民外国，东方之珠彻底四分五裂，是“一国两制”的丧钟。

任何民主都是反应民意的民主，把独裁统治列为前提的政治体制绝不是民主。如果公民提名和一人一票得不到保障，就不可能有正常、真正的民主。切实防范、制止、迫害发生在香港的民主诉求，不仅是维护独裁统治的前提，也是中共防范大陆走向民主的需要。香港国安法的制定实施，为中共香港党家殖民地剪彩揭幕，香港的政治法治彻底宣告死亡。

（二）搬全国人大常委龙门肆意撤销反对派职务
2016年11月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不等香港高等法院作出判决，就“提前释法”，僭越具有订立本地法例职能的立法会和作为最终裁决者的香港高等法院，事无巨细地订立了“不老老实实宣誓”的后果，开始了中共对港明目张胆的直接干涉。

2020年8月11日，港共行政长官借口二零一九冠状病毒病，重走港共、国务院、全国人大的三段论“释法老路”，推迟第七届立法会选举一年多。2020年11月1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议员资格问题的决定》，赋权港府DQ议员的权利，以此驱赶未随著泛民主派总辞的议员郑松泰。

（三）阉割香港选举制度上演港共代理人对台戏
2021年3月11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的决定》，开始阉割香港选举制度、钉死香港民主棺材的最后一个钉子。全国人大绕过香港立法会，直接授权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改香港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3月30日，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全票通过新的基本法附件一《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的产生办法》和附件二《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的产生办法和表决程序》，3月31日起实施。2021年5月27日，只剩建制派的立法会迅即光速通过了《2021年完善选举制度（综合修订）条例》，标志著中共阉割香港选举的最后一步正式完成。

“完善选举制度”体现了以下五项重要原则：第一，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一制”方针，严格依照中共旨意，坚决维护独裁统治、剥削制度，坚决反对民主政治，维护“工具港”职能。第二，全面落实“党人治港”原则，确保香港的管治权牢牢掌握在中共代理人手中，切实保障中共高官腐败权益。第三，彻底葬送法治，坚决维护党对司法的全面控制，坚决以恶法压人，大量实施秋后算账、制造寒蝉效应。第四，增强选举委员会和立法会的党性，使香港的行政、立法两分支全部沦为港共机关，维护中共高官、港共代理人利益。第五，立法向行政下跪，照单全收，立法会沦为人民代表大会。

这次“完善选举制度”主要有三个方面内容。

第一，构建筛选委员会。一是筛选委员会扩大300人加入第五个界别“港区全国人大代表、港区全国政协委员和有关全国性团体香港成员的代表界”。二是明确规定了筛选委员会五大界别共40个界别分组的划分、名额分配以及产生方式，确保筛选委员会全部由中共控制组织和个人产生。三是用筛选委员会注入立法会，确保立法会牢牢掌握在中共手中。重新构建的筛选委员会党味更浓、党性更强，更能保障中共对港的独裁统治，更加符合“工具港”作为洗钱基地、吸金基地、敏感技术骗取基地的特点，符合香港作为直辖于中共政权的党家殖民地的新地位。

第二，阉割了行政长官和立法会的产生办法。基本保留原来的小圈子选举制度，在提名机制等方面大力收紧，以确保行政长官必须由中共任命的、信任的代理人担任。重点阉割立法会选举制度，更好地服务于中共高官利益、港共利益和乡绅黑社会利益。立法会议员人数由70席增加至90席；由筛选委员会、功能界别和DQ后的分区直选分别产生40名、30名和20名议员。

第三，完善候选人DQ制度。设立候选人DQ委员会，对参加筛选委员会选举、行政长官选举和立法会选举的非中共钦定的候选人进行DQ，确保“党人治港”原则的全面落实，坚决把中共代理人以外的人排除在香港政权机关之外。

2021年9月19日，筛选委员会选举秀成功上演。2021年12月19日，第七届立法会选举举行，选举投票率历史最低、废票率历史最高，充分展现了党家殖民地的“全过程民主”不得人心。

实践表明，香港新的选举制度具有鲜明的中共特点和党性。第一，全是代理人。新选举制度塞入了众多来自不同背景的代理人相互竞争，多元多样前所未有，既有商界、学界、专业界代理人，又有收受中共利益的的劳工、职员、中小企业经营者代表；既有土生土长的香港人，又有拿著不知道怎么来的单程证（居留证、签证）从内地、台湾、外国到香港捞金的人；既有经验丰富的政棍，又有拍马接班的新一代代理人。居住公屋和“劏房”的人士、巴士车长、注册电工等与法律搭不上边 的阿猫阿狗成为立法会选举候选人，这在过去的繁荣辉煌的香港，是根本不可能的。

第二，具有政治欺骗性。选举不是“单声道”，立法会选举候选人来自不同政治团体、政治派别，假装代表不同的政治光谱，假装持有不同的政治理念和抱负。中共代理人带著不同政见和主张参选，把新选举制度当成“政协公关秀”。在爱党爱港旗帜下，新选举制度画出了“一国一制”实践一条路走到黑、香港长期成为工具、香港同胞要么移民要么完蛋这个符合中共历史的周期律。

第三，具有马屁均沾性。新的选举制度将立法会议席分为三大板块，各阶层、各界别、各方面均有代表来立法机关拍中共马屁，从而确保了马屁机会的均等度，特别是在有利于中共腐败利益发展的同时，更好地代表了港共代理人的利益，更让代理人更卖力溜须拍马，更加保障独裁统治。

第四，具有高度竞争性。这次立法会选举，全部90个席位都有竞争，没有任何人自动当选。这标志著建制派躺著收钱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新选举制度符合中共的内斗文化，更加你死我活，更加其乐无穷。所有候选人在同一个平台上竞争，通过比残忍、比党性、比拍马、比献身、比腐败等方式，积极争取中共支持。香港过去很长一段时期，建制派一直享受有限度的民主，实际上带给中共的并不是有力的代理人，而是躺著收钱、吃拿卡要、忠诚废物、脸面丢尽，中共并没有真正享受到原汁原味的殖民。新选举制度使选举回归恶性、党性、残忍性、腐败性，真正体现中共式的选举，真正让中共渔翁得利。

显而易见，“完善”后的香港选举制度，全面准确贯彻了“一国一制”方针和歪曲后的基本法，符合中共对港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针。既坚持“一国”原则，又保证“一制”独裁；既充分体现“党人治港”原则要求，消灭了泛民主派，又打击了吃拿卡要的建制派；既保证广泛马屁，又体现均衡马屁；既消灭了选举民主，又实现了协商公关秀；既维护了独裁政权，又有利于提高腐败功能；既有利于促进对港专政，又有利于防止大陆居民闻“民主”之风而动。这是中共独裁的的强化提升和变本加厉，为香港民主彻底敲响了丧钟，为实现中共全面控制香港打下了基础。

全国人大是中共的“国家”外衣，中共控制全国人大常委会垄断立法权、决定权、人事权和监督权，还拥有宪法和法律的解释权。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贯彻实施“一国一制”方针提供了根本制度保障。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在起草基本法、废除直通车、设立临立会、阉割居港权、扼杀民主政治等过程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特别是2019年香港发生“修例风波”以后，全国人大搬龙门、发圣旨，DQ泛民主派议员，制定香港国安法，阉割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完善选举制度”，对香港强力镇压、高压统治，对香港民主寿终正寝，对全面准确贯彻执行“一国一制”方针和阉割后的基本法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共中央为对香港做出的各种行动，都是为了“一国一制”行稳致远，为了让中共高官、其配偶子女与代理人更好地享受腐败利益，为了党家殖民地香港长期作为“工具港”。中共中央永远是香港民主坚定的打击者、破坏者和扼杀者，是全体香港居民根本利益的对立面。

六、香港党家殖民地民主制度寿终正寝
“一国两制”不仅是从英国骗回香港的谎言，也是香港回归后欺骗香港人民的谎言，香港的制度实际上是“一国一制”。经过二十多年的打压，中共政权和港共政府对如何实施“一国两制”外衣下的“一国一制”，认识更深刻，方向更明确，思路更清晰，信心更坚定，步伐更稳健。

（一）“一国一制”葬送了香港民主发展
中国共产党是“一国两制”谎言的编造者、讲述者。“一国一制”作为中共长期坚持的一项基本政策，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一直被贯彻在中国共产党对港的各项方针中。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不断以各种决定和基本法解释强化“一国一制”方针。

2021年11月11日，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把“一国一制”作为习近平的光辉政绩。习近平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一制”、“党人治港”、全面管治的方针，坚持阉割民主法治制度体系，坚持架空香港司法，强化中央对香港的全面管治，落实国家特区机构在港工作，落实“党人治港”原则，拿宪法和阉割后的基本法作为挡箭牌，维护独裁统治、高压政治、腐败利益，控制香港不革命不造反，保持香港的“工具港”地位。把“一国”和全面管治包装在“两制”和高度自治的外衣中，杀香港所长、补党国所需。要毫不动摇地暴力镇压，确保“一国一制”方针不会变、不动摇、不走样、不变形。这为中共控制香港提供了根本保障。

——“一国”和“两制”是一虚一实的关系。“一国”是本质、真相，“两制”是外衣、谎言。大陆的中共独裁制度与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有利益冲突，中共的利益永远具有凌驾性。中国共产党独裁是全中国的制度，是核心、灵魂，特别行政区的自由自是局部的虚假外衣。中共不会容许任何人挑战其独裁统治、使用基本法搞违宪审查、对内地进行民主宣传。

——拉宪法和基本法大旗作虎皮。中共垄断宪法和基本法解释权，遇事不决就用宪法和基本法拉大旗、搬龙门。架空终审法院用基本法进行违宪审查，确保基本法是中共的专用武器。

——中央凌驾党家殖民地。中央全面管治权是真，殖民地高度自治权是假。中央对殖民地全面控制，殖民地假装实行高度自治。殖民政府是影子中央政府，执行中央政府依法发出的指令；中央政府随时有权监督问责。不能把高度自治假戏真做，排斥和对抗中央政府。殖民地是党家禁脔，中央政府各部门和各地方不得干预。

——全面服从行政长官。行政长官是中共的一号代理人，行政、立法、司法机关要全面服从。支持港共政府洗好钱、吸好金、引进好技术、洗好脑、演好戏。支持港共政府“一起碌、一起吹”，继续欺骗、糊弄香港市民，不断提高统治能力和压迫水平，实现专制暴政。

——促进香港融入全国独裁一盘棋。支持香港接盘国家坏账，给习近平粤港澳大湾区、一带一路等政绩工程吹水、铺路。利用香港单独关税区和自由港地位，欺骗引进与各国各地区的资金技术。利用港币建立离岸人民币枢纽，建立国际资产管理中心、风险管理中心吸金，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骗取外国技术，建设亚太区国际法律及解决争议服务中心为自己人拉偏架，建立区域知识产权贸易中心以及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输出“中国故事”。

中国政府在提出“一国两制”谎言之初，就计划长期打算、充分利用，明确香港应当帮助中共欺骗英国和其他国家，英国和其他国家在香港的利益才能得到照顾。基本法和国安法进一步构建法网，为中共国安特务机构绑架、引渡、窃取隐私铺路。中共将继续利用香港，笼络各国。

中共实施“一国一制”坚定不移，摧毁香港民主的决心也坚定不移。

（二）“党人治港”原则使自治成为空壳
确保“一国一制”行稳致远，必须坚决贯彻落实“党人治港”原则。这是事关独裁政权、高压统治、压迫剥削，事关香港“工具港”地位的根本原则。认中共做主、为中共做奴，是中共治下官员必须遵循的基本政治伦理。奴才政治是共产极权的政治通例。“党人治港”就是由中共的代理人来治理香港。这是“一国一制”的应有之义，是香港独裁政治的本质。在新的形势下强化香港独裁，必须全面贯彻“党人治港”原则，确保所有治港者都是中共代理人，确保其他人一个也不能进入香港的治理架构，坚决防范香港管治权被中共以外的人，包括香港人自己所攫取，确保香港始终是党家殖民地。

党人的标准是客观的、清晰的，就是中共的代理人，诚心诚意供奉中共作为香港的主子，不损害中共高官的利益。在香港已经成为党家殖民地、划入中共独裁版图之后，中共代理人必须真心维护中共独裁、高压统治、剥削压迫，拉宪法和基本法大旗作为虎皮，维护香港的“工具港”地位。任何香港居民，只要向中共下跪磕头，不从事危害中共独裁、高压统治、剥削压迫和危害中共高官利益的活动，都可以成为中共的香港代理人。那些追求民主、自由、法治的人，最求司法独立和为民请命的人，破坏香港“工具港”地位的人，中共绝不允许他们治理香港。

强调“党人治港”，不意味著没有持不同政见或主张者存在，也不意味著没有批评政府的声音。中共将继续上演政治协商公关秀，让自己人打自己人，假装香港政治多元、包容。

中共政府和港共政府将不断压缩港人言论自由、游行集会示威自由、结社自由，只选奴才，形成人人跪舔的独裁局面。

（三）香港特色独裁政治一条路走到黑
民主只有一种，独裁的民主外衣千变万化。只有一人一票、公民提名的民主才是民主。近年来委内瑞拉、朝鲜、泰国等地出现的社会政治危机及种种乱象昭示人们，共产主义和独裁政治祸害无穷。手握国器信口雌黄，污蔑民主国家的制度，往往是为了掩盖自己给本国本地区人民带来的动乱和灾难。

“一国一制”下香港的工具地位决定了中共不会在香港实施民主，绝不会像西方殖民国家一样允许香港成为自治领。中共会继续讲“一国两制”谎言，利用香港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历史等条件，为自身的利益服务。

——中央一把抓，民主走到头。香港实施民主制度，与中共独裁不符，与中共长期打算充分利用不符，与“工具港”地位不服，中共必定穷尽一切办法扼杀之。在中共主导下，香港民主永远都是梦。中共会照搬大陆模式，用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架空香港政府、立法会、法院，三权一把抓、一路走到黑。这是党家殖民地香港的独裁道路。任何民主的发展都要循序渐进，但没有民主会倒著发展。“循序渐进”绝不是循“倒序”渐进。香港在中共主导下没有民主自由，只剩独裁专制。

——党下一个黑，香港不能亮。中共九七年取得香港管治权后，反复强调“香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以及“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地方行政区域，直辖于中央人民政府”，让自己骑在香港头上。不是中共管，回归有何用？独裁统治也就无从谈起。二十多年来香港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主要问题，实质不是民主多少的问题，而是有没有民主的问题，是独裁与民主、压迫与反压迫、暴政与解放的问题。维护中共独裁，香港就绝没有民主。

——港督独大，大过司法。香港的体制必须是行政主导，才能让作为中共代理人的行政长官掌握一切大权，为中共服务。在立法会要形成跪舔行政长官和中共的局面，变立法会为行政长官的立法局，使中共香港市委书记（中联办主任）能用香港市长（行政长官）一把指挥棒抓三权，与大陆其他城市实施相同的统治模式。

——讲香港故事，搞公关大秀。“一国一制”下香港将沦为中共的党家殖民地，香港的独裁统治必须有利于促进中共高官在港利益，保障其配偶、子女、代理人的利益，形成广泛的经济控制网。香港政治要为国家接盘、站台，也要欺骗外国和台湾，继续成为中共的戏台，成为洗钱、吸金、骗技术的沃土。

——架空终审法院，扼杀自由人权。先立恶法再指责他人不守法，是中共惯用的流氓伎俩。拉宪法、基本法和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决定大旗作虎皮，批判泛民主派违反法治原则、损害法治权威，是中共的惯用说辞。香港居民的各项权利和自由已经被国安法架空，但中共高官、其配偶、其子女、其代理人则完全不受影响。他们甚至享有违法乱纪却“证据不足不检控”的巨大“自由”。

——披民主外衣，唱对台大戏。民主的核心是选举，但中共定义的民主却五花八门。政治制度有没有民意代表性、能不能反映广大居民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意愿，全是中共一家之言。香港不仅要强化独裁，还应当学习大陆冒充民主制度，把协商、咨询、听证、对话等多种假民主过场都搞起来。

——封杀敢言媒体，港人“幸福满意”。独裁制度只会惠及中共高官、其配偶、其子女、其代理人，绝不可能让全体民众从中真正受益。只有不断用国安法封杀媒体、抓捕敢言义士，然后用党媒一家之言吹捧拍马，才能实现“全民都满意”的独裁奇迹。中共彻底引入国安法、彻底阉割选举制度，长期目的就是洗脑港人、恐吓港人，最终让港人与大陆人一样慢慢下跪。自己的高官才能独门撷取香港作为国际金融、航运、贸易等中心带来的利益，从而确保香港“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确保香港在中共独裁大一统进程中“不搞个大新闻”，而且“跑得还快”。

中共将继续拉宪法、基本法和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决定大旗作虎皮，不断打压港人声音，并与香港社会各阶层、各界别、各方面代理人一道，演好香港“全过程民主”的自欺欺人的舞台剧。“一国一制”之下，党家殖民地香港民主无门，下跪有路。

结束语
民主是香港民矢志不渝的追求。香港市民一直高举民主自由的旗帜并为之奋斗、甚至流血牺牲。23年来，香港人民多次上街游行、示威、抗议，最终甚至诉诸暴力，却仍然在追求民主自由的道路上败给了“枪杆子”。中国其他地区的人民也在蒙受著广泛、严厉、残酷的独裁，社会动荡不安。中国共产党的本质，是高官至上、立党谋私、腐败为己，用“党的领导”强奸“人民当家作主”冒充“依法治国”，对人民施加全过程独裁。这是“一国两制”不能在香港成功的根本原因。

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欺世谎言，“一国两制”在香港已经寿终正寝。但中国共产党有野心、有妄想、有武力，把当下民主自由的台湾也加入独裁版图。台湾人民一定要认清中共的谎言，坚持发展不对称战力，为自己、为中国、为世界抵御中共武力攻台的企图。

党家殖民地香港正迎来逃港2.0的新阶段。随著香港国安法的实施和选举制度的阉割，“党人治港”的局面将无可改变，香港的法治已死、营商环境一去不复返，社会氛围死气沉沉。长期困扰香港的各类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恐永远得不到有效解决。一个政治民主、法治健全、自由开放、包容和谐、繁荣稳定、背靠大陆、面向世界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已经步入历史、寿终正寝。东方之珠，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