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中国劳工论坛 写于 二零二五年

粉饰太平难掩“牛马”苦难——中国劳动者境遇持续恶化

中国工人阶级在宪法上是“领导阶级”，但在事实上却早已变成了统治者的“人口红利、人矿”，这种情况自上世纪80年代起中国资本主义复辟以来，到现在最为明显。长工时、低工资之下，中国劳动者对自身境遇的认识凝结成一个极为苦涩的自嘲，“牛马”。

送外卖吃香吗？

在当前中国，失业极为严重。即使屡经掩饰，16-24岁青年失业率在过去四个月持续高于17%。于是，在官方眼里，纸面上极大提高就业率的灵活就业就成了解决就业的灵丹妙药，“涌现出数以亿计灵活就业岗位”甚至成了“中国成为创新型国家”的标志性成就；公然照抄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及他们加强剥削的天才之道；工资按件计算的外卖员也就顺理成章，当上了官媒眼中多劳多得的绝佳范例。就这样，一名拼命跑单、靠三年收入还清了四五十万元债务的外卖员成了全国总工会机关报《工人日报》大举宣传的榜样，仿佛送外卖是一条低门槛高收入、付出就有回报的捷径。

但是，高收入不是大部分外卖员的常态。以美团为例，今年二季度，财报显示美团营收823亿元，实现了稳步增长，餐饮外卖业务则是其中的重要支柱。但对于推动了这一增长的骑手来说，配送佣金单价却不增反减。通过算法的冷酷计算，无力议价的“灵活就业者”只能愈发陷入疲于奔命与低收入并存的境地。研报显示，2022年以来，骑手人均收入一直在下降；同时据报道，早在2023年，骑手月入过万就已成过去式。对少数接单数遥遥领先的灵活就业“单王”来说，工作也并不“灵活”。为了完成单量，网约车、外卖等行业的“单王”工作量常会逼近身体极限，一些人的工时甚至超过了每天16小时。在这种工作强度下，过劳死绝非罕见新闻。

官媒宣传“努力就有高薪”所掩盖的，正是灵活就业高强度低收入的现实；灵活就业之下，改善的并非劳动者的生活，鼓胀的只有资本家的衣兜。

相比于灵活就业，传统就业看似合同更稳定、法律规定更明确，官方也时常自诩“切实保障了职工权益”；但劳动合同、法律与官方工会（即假工会）并不会在降薪、裁员、超长加班中发挥效力，成为“牛马”的护身符。上世纪20年代，彼时仍是工人政党、并奉行马克思主义的中共在工运中提出了“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的战斗口号；但百年之后，在经济危机的压力下，拥抱了资本主义的中共自然而然站在了“牛马”们的对立面，默许并强力实施了企业对工人阶级的强力压榨。其所谓法治，也在此显示出了它为统治阶级——也就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真面目。

通过不定工时、第三方签约等诸多手段，企业在合同上轻松规避了责任，并借助官方政策得到了合法性。以第三方签约为例，借由第三方公司签订用工合同，企业“合法”避免了用工“风险”——交纳五险一金与工伤工亡赔偿的“风险”！近日一名叮咚买菜第三方劳务人员在连续夜班后猝死，他的遭遇就证明了这一点：第三方公司“合法”地不予认定工亡，只同意“人道主义赔偿”几万元，并坚称死者和叮咚买菜没有关系——真正安排了连续夜班的叮咚买菜顺利撇清了责任。

劳动法规定周均工时不应超过44小时，但“青年周均工时超46小时”早在2022年就被官媒拿出来作为青年不躺平的论据；2024年，中国周均工时更是超过了48小时。普遍的超长工时，证明了法律在保障劳动者权利上的失效、其实是掩盖资本主义残酷独裁统治的幌子。

劳动仲裁的代价

在劳动纠纷中，企业处于绝对优势的地位。以非法裁员为例，员工固然可以申请仲裁，但即使赢了，企业也只需支付本就应给的赔偿！此外，劳动仲裁在再次求职时几乎视同受雇者的案底，经常有企业以“不稳定”为由，拒聘有仲裁经历的员工。对此，全国总工会（与其说是工会，不如说是中共独裁的打手）仅仅发了一篇文章，做出了口惠而实不至的谴责——这个官方工会无意也无力改变这种现状。

马克思主义者主张应该建立独立工会和一个工人阶级政党，但最有力推动独立工人阶级组织的，正是中国资本主义的深重危机。随着失业率上升、工资水平暴跌，中共独裁正处于政治火山口上。数亿计的工人不会永远处于无组织状态、忍受作为资本家和警察国家的“牛马”而生活。庞大的阶级斗争即将来临，全球最大规模的无产阶级将再次发出呼声：“现在我们要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