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中国劳工论坛 写于 二零二四年




中国农民工如此打工了三十年




“我睡不着，一直在看表看到四点，就起来来这里了，心里真累”这是一位57岁农民工妇女董桂兰，在网易纪录片《如此打工三十年》里的自述。她所在的城市是安徽合肥，在凛冬寒风中下的一处十字路口，离日出还有三个多小时，就已经有上百人聚集在该处，等待工作。




不出意外的，这纪录片在推出后次日就在中国互联网上被全面删除。但随后一天，中国媒体《第一财经》接力刊登文章《凌晨路边等活的农民工》。文章以农民工张中（化名）为焦点，展示了河南郑州市最大的劳务市场寻找零散工，却又处处碰壁的困境。这些情况普遍出现在中国各大城市，作为当下中国广大农民工的写照，这篇文章在发表当天同样被全面删除。目前，这篇文章和纪录片只能在中国境外网站上才能看到。




这两篇报导在习近平一再吹嘘“全面脱贫”之下，少有地公开唱反调。在这些报导中，我们看到这些农民工过去多从事建筑工地的体力劳动工作，很多落下了长期伤病却不愿就医，原因就如董桂兰所说：检查一次就要花七百到八百元人民币甚至更多，对于像她们这样从事零散工作，没有参加城镇医疗保险的农民工而言是个根本不可能承受的开支，因为这相当于她们两三天的收入，而在采访当天，她就一整天都找不到工作，没有任何收入。而哪怕是农村医保，一年380元人民币的保费，他们当中也有人无力承担，只能一直拖欠，失去了所有的医疗保障。




建筑业清退令




而这些农民工们之所以不继续从事相对稳定的建筑工地工作，是由于中国大部分地区的规定，限制或禁止55岁以上的人从事建筑工地的工作。所以哪怕他们能接到一些零散的工地工作，也只能偷偷摸摸地混进工地，工资也就自然的被雇主极度压低。而近年房地产市场崩溃，各大地产商接连陷入危机，这些建筑工地的工作岗位变得更少，工资也变得更低，令农民工的生活雪上加霜。




但即便如此，在这些媒体的报导中，我们也可以看见只要有工头出现在这些十字路口集散地，数以百计正在等待工作的农民工就一涌而上，跟工头讨价还价。然而这些工作机会僧多粥少，纪录片中也提到，一个工头带着一个需要十个人的工作来到农民工聚集的路口，马上引来了二百人争抢，因此也常常发生跟本来关系要好的伙伴为争夺工作机会而引发冲突，甚至大打出手的情况。




这生动而真实的记录，充分说明了工人在没有独立工会、没有集体力量的保护下，只能互相撕咬吞噬，而资本家却渔翁得利的残酷现实。独立工会力量的缺失，不仅使得这些农民工们只能任人渔肉，也使他们失去了最基本的劳动和工伤医疗保障。根据安徽师范大学对农民工的调查研究报告指，有63.4%的农民工一生中从未在务工地城市看病就医，很多人只能都带着一身伤病工作至死。




因此，我们也能在纪录片和《第一财经》的报导中，亲眼目睹了这些没有任何集体力量保护的农民工如何被雇主和工头再三戏弄。有农民工刚刚跟工头谈好了工资，立即打的前往工地。刚上车没多久工头就打来电话说在别处又找到了工人，所以原定给他们的工作就这样取消了，原本承诺报销的交通费自然也不会给了。结果他们连出租车车费也付不起，只能央求出租车司机不收他们的车费。好在司机也谅解他们的难处，没有为难他们。




这活生生的一幕展现了在资本主义中国社会里，底层劳动者在无奈之下只能互相相害：工友之间为抢夺生计闹了个不愉快，却最终也没有接到那份工作。的士司机本以为接到一个长路程的单，结果开出没多远却竹篮打水一场空。




独立工会的重要性




这些勇敢的媒体报导，正正深刻地证明了我们主张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中国工人需要建立独立的民主工会，以此为基础建立强大的工人运动。工会不仅要长工或在职工人争取权利，还要为因建筑业不景气而失业的工人争取权利。应为失业者提供大规模福利，反对合同外包，并在不降低工资的情况下通过降低工时来分担工作，而非裁员。否则，雇主将利用就业者和失业者之间的分歧，粉碎工人的斗争。




社会主义者要求大幅提高工人工资，全面实行8小时工作制；废除户籍限制，并通过工人民主管控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摆脱资本主义的持续危机，并为所有人提供充分、优质的公共服务与社会保障。只有夺取亿万资本家独裁政权的财富，才能实现这一目标。中共现时面临着资本主义复辟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民众对体制的失望与日俱增。因此，我们必须建设一个强而有力的工人运动和群众性工人政党，作为一个必不可少的工具，以终结中共独裁资本主义，建立真正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社会。




谁应该为河南学校火灾负责？




1月19日晚上，河南省一所学校宿舍突发火灾，至少有13名小学生死亡。有网民质问：“为什么面对火灾，孩子们逃不出来？”一名遇难学生的家长表示，晚上宿舍楼门和楼道们都被锁上，宿舍外窗被防盗网密封起来，因此学生们无法逃生。另一名自称是该校毕业生的网民透露，为了加强管控，学生睡觉期间宿舍会被锁起来。该事件发生后在网上短暂地上了热搜，随后遭到中共的“降温”，网民的讨论也遭到审查。随后，中国官媒发文说，要“敲响校园火灾防范的警钟”。实际上，每一次灾难发生后中共都是这样表态，但类似的悲剧仍然频频发生，因为这背后的根源是整个资本主义和官僚主义制度，而不是某一两个人的失职。 




“上级命令”




中国学校僵化的制度一直为人所诟病。2023年12月，甘肃省发生地震，西安的一所学校学生感到强烈震感，于是下楼逃生。然而，当他们到了宿舍大门口，却发现大门紧锁，后面的学生不知道情况，一窝蜂堵在门口。宿舍管理员却回应：“没有接到上级通知，给你们导员打电话！”言下之意，即使关乎着几十甚至几百个学生的生命安全，宿舍管理员也要坚持等待“上级命令”。最后，其中一栋宿舍的学生动用板凳等物将大门砸开，才得以逃生，而其他的宿舍学生却仍然被困，幸运的是，该宿舍并没有因为地震而倒塌，所以并没有任何学生伤亡。 




基层的管理人员为免遭到责罚，面对突发事件时只能听从上级指示、不敢及时作出反应，在过程中经常造成人命伤亡。作为被校方雇佣的劳动者，宿舍管理员经常面临被克扣工资或超额劳动却得不到报酬的情况。如果宿舍管理员违反了领导的意思，就会被校方找各种理由克扣工资。这样一来，宿舍管理员只能谨慎地按照领导的意见来处理问题。一些基层公务员也报告说，如果平时工作的时候不听从领导的意思，就会被“穿小鞋”。这些案例说明僵化的管理制度已经不是某个单位或者某个行业的“个别现象”，而是已经成为资本主义中国的普遍现象。在独裁制度下没有任何独立工会，职场民主根本完全不存在。而中共通过各种“基层组织”无孔不入地统治社会方方面面，将中共统治模式复制在学校和职场里。归根结底，这与中共的专制有关，他们一味的盲从那个富豪党的党主席，这种态度催生了一个个“小习近平”。




河南的火灾已经不是第一次因为僵化管理导致此类悲剧发生，有网民将本次事件和乌鲁木齐火灾联系起来：“乌鲁木齐大火不反思，悲剧只会一遍遍重现，最终落个受害人自救能力差，管理者无责的结果”。那场灾难引发了了群众对“清零政策”的不满。在一些抗议活动中，以学生为主的抗议群众意识迅速激进化，从一开始仅仅要求结束封城到后来部分抗议者反对独裁政权。群众把乌鲁木齐火灾中的受害者与本次河南学校火灾的受害者和自己的经验联系到一起，感同身受地体会到受害者当时绝望的情绪。一名网友说：“我们学校宿舍晚上也上锁，如果真的出现突发情况，谁也跑不了。” 




意识觉醒




尽管所谓“白纸运动”并不是一场巨大的群众运动，但是它标志着中国群众意识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点。群众越来越不再把这种人为灾难视为个别单位或地方政府的问题，而是整个制度的崩坏所致。日后灾难事件发生时皆会勾起群众斗争的回忆。




中国劳工论坛认为，资本主义下僵化的官僚主义管理体制只能导致悲剧再一次上演，而灾难的后果最终只会由广大工人阶级来承担。中共独裁政权面对危机的第一反应就是残酷的封锁，通过把整个国家变成监狱来钳制斗争。要保证广大劳动群众的人身安全，避免类似的事件再次发生，就必须要一个由工人阶级民主得出的管理制度。工人也需要组织起独立工会，民主地制定合理且安全的工作守则，定期选举和更替单位的管理者。资本主义使学校领导可以通过权力获取大量经济利益，例如涉及校服商、膳食供应商以至工程领域的腐败。所以，学校领导必然为牢握权力权力而进行高压管理。因此，必须要由工人阶级领导的革命性运动，不仅反对独裁制度，也要推翻资本主义。




中国的内卷化经济




随着大规模的多重危机持续恶化，我们可以说中国经济呈现出“内卷”的许多特征。迄今全球最大的房地产市场已经崩溃。在去年，房屋建造数量跌至2020年的40%。即使如此，房屋供应过剩的程度依然惊人。




日本化




从总建筑面积减去所有已售住宅面积来计算过剩住房存量，可以算出，空置房屋足够容纳1.5亿人居住（截止2023年底，空置房屋面积略低于50亿平方米）。然而这数字只是冰山一角，未包含数十年的房地产泡沫期间，作为“投资”购买的所有第二、第三套住房。




在中国约3亿户城市家庭中，1/3拥有一套以上住房，10%拥有两套以上住房。随着房价暴跌（跌幅比官方数据显示的要大得多），越来越多第二、第三套房屋被出售，进一步导致市场饱和，加剧通货紧缩（价格下跌）。




因为中国的通货紧缩，使得如今全球金融市场难以安寝，我们相信中南海也是如此。通货紧缩被视为中国“四个D”——债务（debt）、通货紧缩（deflation）、脱钩（decoupling）和人口（demographics）——中最危险的问题。 中国官方并不承认存在通货紧缩。去年政府警告经济学家不要讨论这个问题。但与其他资本主义经济现象一样，中共的镇压也无法掩盖这些事实。




12月，中国居民消费价格出现14年来最大跌幅。经济学家警告说，中国正面临1997-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以来最持久的通货紧缩。这种风险恐怕将会固化——这是一个恶性循环，房地产价格暴跌、工资下降、失业问题造成需求更加疲软，迫使工厂进一步削减成本、调低薪水。对于中国这样的高债务经济体，通货紧缩会带来灾难，因为随着价格下跌，实际要花更多的钱来偿还旧债务。中国的债务已从2001年的2.1万亿美元增加到2023年的47.5万亿美元。




马克思主义网站chinaworker.info解释道，中国经济已进入“日本化”阶段，但也指出，中国的危机在一些方面其实恐将比日本更严重。这是因为中国地域上更辽阔、经济上更贫穷、社会上更脆弱。




重心转向制造业




房地产市场的崩溃使国有银行及地方政府从房地产行业转向推动制造业投资，特别是“新三样”——电动车、锂离子电池和太阳能电池。




作为中“共”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一部分，这一策略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中央政府的鼓励。但正如在中国一向的情况，这是毫无协调、计划的盲冲，而且国家各个部门彼此相互竞争。结果又造成了更多的供应过剩。房地产行业已然如是。如今，新能源领域的无序扩张，正重演这种产能过剩现象。尽管去年房地产行业的银行贷款余额实际上有所收缩，但仅是第三季，银行就向制造业投入近5万亿元贷款。




情况表面上看好，但这不过是另一个内卷案例罢了。银行需要获得新的贷款，来补偿与房地产市场崩溃有关的不良贷款（永远不会偿还的贷款），因此为“新三样”的扩张投入资金。房地产崩盘会导致地方经济萎缩、消费者需求遭抑制，并加剧地方政府自身的债务危机，因此地方政府同样需要替代项目来维持自己的经济运转。中国各地政府正像淘金热一般涌入“新三样”。中国中央政府官员在1月警告说，“盲目”投资会导致这些行业出现严重的产能过剩。新能源汽车相关企业超过60万家，光是2022年就增加了40%（新成立23.94万家公司）。这些公司大部分都会倒闭——中国的电动车销量已经开始下降。当局即将出手遏制盲目扩张。债务推动的产能过剩怪圈现在也出现在“新三样”上面。




中国制造业产出正在萎缩（已经连续收缩4个月）。产能过剩引发价格战、造成通货紧缩，而这问题已是非常严重。根据经济学人智库（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2023年12月的数据，中国太阳能总装机容量（900GW）是全球预期需求（300GW）的3倍。预计到2027 年，中国电动车电池产能将达到全球总需求量的近4倍。




同时，中国的国内市场并没有扩大。尽管太阳能发电量在全球范围占据无可比拟的主导地位，但到2022年，太阳能发电仅占中国发电量的4.7%，而化石燃料则占据70%。




这些惊人的数字反映了资本主义制度之荒谬。作为一个全球体系，资本主义已走入死胡同。生产资料私有制和民族国家是资本主义的基础，而这两者起到的作用全然反动、窒碍经济发展。资本主义无法运用中国日益增长的生产能力，以作为绿色转型的一部分，而绿色转型已经是迫在眉睫、关乎人类生死存亡。相反，全球资本主义正越来越多地以“国家安全”为由建立壁垒。习近平政权与美国正试着比谁更能打造壁垒。




中国国内市场需求不足，意味着制造业更依赖国外需求。去年，国外需求占制造业活动的57%。但出口正受到疲软的全球经济和地缘政治（中美冷战）所挤压。2023年，以美元计算的中国出口额较前一年下降4.6%、降至3.38万亿美元。




今年，全球情势看起来更加黯淡。中国经济的一处亮点——电动车及汽车出口，恐将遇到外国政府越来越大的阻碍。去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全球最大的汽车出口国（中国向海外出口了414万辆载客车，而日本则出口了398万辆）。




但在10月，欧盟对中国电动车出口发起“反补贴”调查，担心中国电动车出口将压垮大众汽车（Volkswagen）和雷诺（Renault）等欧洲本土汽车巨头。这一调查会在2024年底作出裁决，并可能将触发新一场重大的贸易战。法国马克龙政府被视为欧盟调查的主要推动者。因此在1月5日，中国政府对法国干邑白兰地发起“反倾销”调查，以此警告法国。




同时，今年是美国的大选年。目前，前总统特朗普在大部分民调中领先拜登。即使特朗普没有在11月胜选，随着大选的升温，民主、共和两党阵营的反中言论恐将激增。




在中美帝国主义权力争斗之前的时代，美国总统候选人攻击中国的言行很大程度上只是作秀，不会成为认真的政策。但如今世界已经改变。针对中国的新制裁措施、金融管制和贸易保护主义不仅是可能，而且是极有机会出现的。不是只有美国、欧盟政府对中国出口建立贸易壁垒。印度已经针对中国太阳能模组征收关税。而土耳其也对中国电动车征收额外的40%关税。




工资下滑




对于中国经济与习近平政权来说，2023是灾难性的一年。但2024年的情况已逐渐变得更糟。自2022年底的短暂运动以来，尚未再有任何重大抗议震撼中国。当局的逮捕浪潮摧垮了这些抗议，但习近平残酷的清零政策在此之前就已经土崩瓦解了。然而，如果就因此断定中国政治“稳定”下来了，或群众已经被“摆平”了，则大错特错。




在冰山之下，社会不满的暗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强烈。在社会各阶层中，中共政权的权威急剧下降。不仅是资产阶级，可能大多数民众都认为中共的官方数据和经济宣传是个拙劣的笑话。




根据官方数据，中国的GDP在去年增长了5.2%。这将是除了疫情爆发的两年（2020、2022）外，自1976年以来的最低增长率，但即使这个数字也是假的。这是出于宣传目的操弄数据的典型事例。由于缺乏可靠的经济数据，准确的分析不可能实现。但面对楼市崩盘的事实，中共的数据如何自圆其说呢？该部门经济总产值虽较3年前的30%低，但仍占23%。




相反，“新三样”占经济总量仅3.5%。正如《经济学人》杂志于2023年12月7日所指出：“即使‘新三样’每年增长20%，也无法弥补因房地产低迷而导致的GDP损失。”




这本全球资本家的喉舌刊物还指出：“新三样也不如房地产部门的劳动密集。房地产产生了蓝领工作（营建者）与白领职业（房屋仲介与银行人员）的有用结合。”




换句话说，中国的失业危机将会变得更加严重。上述所作比较表明，中共政权声称经济增长“5.2%”，但其说法存在根本性的自相矛盾。研究公司荣鼎集团（Rhodium Group）估计中国2023年实际经济增长率约为1.5%。该报告的论据很有说服力地指出官方GDP数据“与过去一整年的萎靡情况及相应的决策不相符”。




因此，就连国际资产阶级机构也越来越多地批评中共作假数据。中国人早就意识到数据作假的问题。许多人会说经济没有增长，事实上经济正在“衰退”。路透社于1月18日报导中，引述上海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教授朱天的话说：“我们正处于经济衰退中。如果你和10个人交谈，7个人会说我们今年过得很糟糕。”




各个经济部门的工资水平都在下跌。即使在“蓬勃发展”的电动车和太阳能产业，也存在一些有关裁员和欠薪的纠纷。与此同时，传统的燃油汽车行业已经开始大裁员。放弃在外地打工、返回家乡的农民工人数创历史新高。抑制中国消费需求的主要因素，正是实际收入下降，而非“信心”低迷这样的模糊说法。




《南华早报》于1月20日的报导中，引述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前院长姚洋的话，指出需求不足的问题“严重”、“过去3年需求零增长”。他和许多其他中国经济学家主张“需求面改革”，例如正如许多西方经济体和香港那样，向消费者提供直接补贴，而非中共目前即使市场已经饱和、但仍提高产能的刺激措施。在先前的文章中，我们已经解释道，为何中共政权对这种“需求面”实施的刺激特别警惕。




去年，由于零售业衰退，家乐福和步步高等大型连锁超市关闭了数百家分店。地方政府的债务危机，也对大量公务员进行减薪、削减奖金。欠薪问题也引发了数十起抗议。




根据线上招聘平台“智联招聘”的数据，2023年第四季度，38个核心城市的薪酬平均下降1.3%，这是薪资连续第三个季度下降。报告显示，北京的薪酬较去年同期下降2.7%，广州的薪酬较去年同期下降4.5%。年轻人和毕业生的薪酬下降幅度更大。




向“负面消息”宣战




中共政权宣传的经济数据掩盖现实。令人尴尬的经济统计数据（例如青年失业率）被封杀。去年12月，经过6个月的审查后，政府恢复发布16-24岁青年失业率的数据，报告称失业率为14.9%。但官方更改了统计方式，将学生排除在外，然而许多学生之所以选择继续学业，就是因为他们找不到工作。




操弄经济数据可谓中共长期的传统。已经去世的李克强于2013年至2023年担任中国总理，曾着名地表示：中国GDP数字是“人造”的，因此不可靠。英国牛津经济研究院表示，中国的实质GDP可能比官方公布的数字低20%。




自2020年以来，官方GDP数据与现实之间的差距愈加拉大。习近平政权需要展现有关经济实力的另类叙述，以应对外部（加深的地缘政治争端）及内部威胁（国家机器内部权斗，可能爆发的群众起义） 。正如经济学家埃斯瓦尔·普拉萨德（Eswar Prasad）所言，我们现在正遭到“不现实的正面言论”轰炸。




随着过去3年危机的加深，国家对经济相关信息的控制变得更加广泛。12月，微博警告用户不要发布有关经济的负面内容。包括刘纪鹏、洪榕在内的几位着名经济评论员，都在社交媒体上被禁言。




如此的宣传和审查，进一步削弱了中共政权在公众当中的权威。网络上的嘲讽迫使中共当局删除了一些自己的宣传文章。 2月2日，《人民日报》的人民网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因引发众多嘲讽，相关话题标签被移除。该篇报导是对德国某毛派小党的成员、来访政客科佩（Renate Koppe）的采访，她荒谬地声称“整个国家都洋溢着乐观向上的氛围”。




同时删除的还有一篇2016年的文章，该篇文章预测中国将从2024年开始进入“高收入”阶段——《人民日报》抱怨该文章被一位微博用户“恶意分享”，因为那名用户说这篇文章将使他“找到一个开心过大年的理由”。




连锁危机




中国房地产泡沫在3年前就开始日本式爆破。危机链条的下一个环节是地方政府，其巨额债务问题去年已众所周知。到2023年下半年，危机已蔓延到影子银行领域，该领域与房地产行业和政府表外投资工具有着密切联系。1月5日，包括金融巨头中植在内，多家信托公司向北京法院提交破产清算申请，就证明了这一点。




法庭文件显示，中植的总资产仅2,000亿元人民币，负债高达4,600亿元。影子金融是指以较高利率进行风险较高的贷款，并在传统银行业之外开展业务的公司。因此，它们受到的监管程度不及传统银行。来年，影子银行部门恐将发生更多动荡。




中国危机链条的下一环，恐怕是传统银行业。不排除下一时期可能发生全面性金融危机。去年，我们看到在中共的指令下，最大的国有银行出手接管或拯救了数家地方银行——特别是河南、内蒙古和辽宁，这些省份受房地产危机冲击最为严重。有报道称，大型国有银行自己的资产负债表已然承压，因此越来越不愿意接管或救助地方银行。




此前，我们和许多其他评论人士一样，曾认为2008年美国那样的金融崩溃较低机会在中国发生。这是因为，中国政府对银行系统的控制力要比美国大，这意味着当局可以通过不断的金融伎俩，将这些财务损失从银行体系的一方转移到另一方，从而吸收更大的财务损失。但当前日本式的内爆持续越久、越深度，中国金融当局实施这种伎俩就越难。




近期事态发展表明，幕后的恐慌日益加剧。其中包括中国3家所谓的资产管理公司（这些“资产”实际上是先前救助所累积的债务）并入主权财富基金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中投公司），而中投公司旗下资产规模达1.35万亿美元。这一合并或将导致这些实体内部的损失不断增加。这只是中央财政部门看起来正进行的其中一项重大改组，从而加强中央集权，而习近平正是在去年的全国人大会议上曾透露要加强中央控制。




“国家队”归来




最近为重振中国基本上死气沉沉的股市而采取的政策，进一步表明存在严重的情况。 2月7日，易会满被免去中国证监会主席职务，由吴清接任。易会满是连续第三名被解职的证监会领导，所有这些被解职者都成为了股市巨亏的替罪羔羊。




在吴清上任的同时，政府宣布了一系列新的刺激措施，其中包括据报用来救市、即将设立的2万亿元人民币基金。股市市值自2019 年以来已减少一半（损失达42万亿元人民币）。因此，在2015-2016年市场与货币危机中声名鹊起的“国家队”再次被动员起来，为股市“护盘”。




但这次情况不同。股市下跌反映的是，房地产泡沫破裂引发的更广泛的通货紧缩危机。“投资者”对于习近平及其经济团队够解决经济危机的信心崩塌，也加剧了这一危机。2015年，在金融投机失控之后，股市更接近传统意义上的的“调整”。




中共似乎不仅将暴跌的股市视为额外的经济威胁、加剧通货紧缩压力的因素，还将其视为或将产生政治影响的“稳定”问题。《外国人看中国（Sinocism）》创办人兼编辑毕晓普（Bill Bishop）谈道：“调集如此多的资本带有绝望的味道，这让我想到政策制定者是否在担心一些大型机构可能面临巨大损失的风险。”




中共高层瘫痪的一个迹象是，本应在2023年底召开的三中全会被延后多时。迄今为止，尚未宣布任何开会日期。三中全会每五年召开一次，传统上当局在会上公布新的重大经济政策。三中全会的谜团显现政权内部存在严重分歧，或可能是担心如果会议上缺乏“新点子”的话，会进一步加剧经济危机。




经济危机正在侵蚀中共政权的基础。2022年的群众抗议浪潮正是普遍不满的第一个警号，此种不满或将会在下一时期再次蔓延到街头。在当今经济状况迅速恶化的情况下（包括年轻人真确陷入绝望境地），下一次抗议的爆发无论何时发生， 民众对经济状况的不满都有机会与政治变革的诉求相结合。




如果中共政权以铁拳镇压抗议（这是其默认反应），有可能会引发更大规模的反击。习近平的亲信认为，习近平一人独裁是拯救中共统治、避免其内部瓦解与革命威胁的唯一途径，但他的个人独裁统治也同样可能 会引发这些后果。




由于所有抗议都不合法、工人罢工必遭镇压、不隶属中共的任何政治组织都被取缔，中共独裁当局缺乏资产阶级“民主”政权所有的弹性。这些“民主”国家的制度有许多“阻尼器”，比如更开放的媒体和社交媒体、至少在明面上有“反对派”的存在，而它们可以延后政治危机发展为全面革命挑战——但即使这些手段也并不可能永远奏效。




由于中共独裁设下的巨大障碍，就像1989年那样，一旦群众关键地对警察镇压不再恐惧，任何一场新兴的中国群众斗争浪潮都可能具备革命性。




一项在柏林墙倒塌后不久的东德所进行的民调显示，3/4的人们表示他们没有预计到柏林墙轰然倒下。2022年“白纸”抗议的一个重大结果是，许多参与者表示，此前他们没有意识到有这么多人对现况同样愤慨。在中国，随着中共的统治越来越迷失方向，我们正进入一个新时期，将会充满着震撼且不可预见的发展。




中国工人抗争于去年翻倍




中国经济正处在“改革开放”资本主义复辟以来最深重的危机中。全球资本主义制度正处于前所未有的危机，而中国经济的危机正是其中一环。资产阶级与中共这类政权迫使工人阶级与贫民承担大部分代价，因此不可避免地，各地危机都使阶级对立变得更加尖锐。根据中国劳工通讯的新报导《2023年中国工人抗议纵览：资本逃窜乱涌 工人集体行动较上年翻倍》，2023年有记录的工人抗争事件共1794宗，是2022年的831宗的216%。当中制造业工人罢工宗数增幅最高，从22年的37宗上升到了23年的438宗。这不仅表明了中国资本主义所国临的经济危机严重程度，也反映了中国正经历的剧烈经济结构改变。




中国劳工通讯的局限性




中国劳工通讯是总部位于香港的非政府组织（NGO），经常发布中国工人斗争及现况的有关报告。这些报告有其价值，但是，与许多NGO、以及受自由派影响的倡议团体一样，其政治结论薄弱，并且没有提供任何认真的解决方案。该团体与我们马克思主义者的一个主要区别在于，他们没完没了地在每一份报告都重复道，中共官方的“工会”需要“履行其职责”（！）、并开始“代表”工人。尽管这份报告中包含的数据值得关注，中国劳工通讯至今仍不明白中华全国总工会其实已经是在“尽自己的职责”，他们的职责就是作为代表中共独裁政权的假工会，阻挠、镇压工人抗议。




中国劳工通讯报告显示，2023年占据工人抗争的主要领域仍然是在建筑业上。随着房地产市场的危机不断加深，房地产开发投资收缩去年较前年下跌了近10%，而新开工面积下跌了20%。这说明了房地产市场的崩塌，库存积压，工程项目日益减少。




烂尾项目的激增、欠薪、削减工作岗位，不单单发生在私人住宅的建筑项目上，政府主导和投资的公共基础设施的建筑项目也在减少。由于地方债台高筑，在1月份，中共国务院下令全国12个地区停止或延后基建项目。这些项目的停工都对中国建筑工人的生计带来破坏性影响。




目前，中国至少有5000万建筑工人。而去年建筑业农民工讨薪抗争就至少有945宗，也是2022年的两倍以上。那些早已陷入危机的房地产企业如恒大、融创、碧桂园等，抗争特别激烈。但由于建筑业工程往往层层外包，使得这些企业往往可以轻易推卸责任、归咎“第三方”外包商。一个值得注意的趋势是，失业的建筑业农民工只能聚集在路口等待日结工作。这份报告所示，这些工人每天只能赚大概80元，只及过去建筑业工资皮毛。




而制造业的罢工数相比前一年暴增10倍，原因之一在于全球资本主义危机、及新冷战的格局下，外资大量外流，加上“脱钩”趋势令外贸订单减少。工厂经营困难，外资与生产线外移，使工人失去生计。与美国的科技战也使得去年被注销或吊销工商讯息的芯片企业达1.09万家，平均每天有31家芯片公司倒闭。加上房地产市场崩塌、失业率节节升高、总体收入下滑，必然导致民众纷纷减少消费支出。当中抗争工人主要的诉求包括要求发放被拖欠的工资，以及发放搬迁倒闭的赔偿金等。




抗争仍在初级阶段




在独裁统治下的中国，真正的独立工人组织并不存在。甚至连最基本的工会架构都极其缺乏，工人阶级尚未累积起连贯的斗争传统，因此存在着巨大的真空。斗争大多局限于单一职场或城市。在这种无组织的状态下，如今抗议不可避免地自发并由愤怒情绪主导，但组织意识和期望尚且很低、很基础。工人抗议并未挑战资本家关厂、裁员的权利。他们觉得这些是“现实”、要接受，并将斗争集中在更“实际”的最低目标上（比如拿回被拖欠的薪水和补偿）。




马克思主义者全面声援这些斗争，同时认知到中国工人阶级缺乏组织，因此现阶段意识水平仍然很有限。这使中国比国外资产阶级民主国家的工人斗争的形势更恶劣。因为在这些资产阶级民主国家的工会领导同样也官僚化甚至形成空壳部分工会，但很多工人阶级拥有具规模的工会组织，以及基本的民主权利（这两者总是相互关联）。在这些国家，有一些众所周知的大型工人斗争，反对裁员、搬迁及关厂，有时会要求将公司公有化、保证撤回裁员决定，并保证所有工作岗位不流失。这样的斗争水平，比如今中国高很多。但这指明了前进的道路，并显示最重要、核心的事务，正是工人需要建立独立工会。




据中国劳工通讯报导，大量工厂用各种借口和理由拒绝发放补偿金，或想方设法迫工人自动离职，更有工厂公然打出发放工折的“折扣”，深圳松岗运丰电路板厂更低至3折发薪，因此工人的抗争接连不断。可见没有独立工会的情况下，工人对抗资本家的剥削和愚弄的能力大减。




平台经济的剥削




另一方面，随着电子商贸销售越多越多地挤占传统零售业的市场，服务业工人的就业也面临极大的压力。传统大型零售企业都不断关闭旗下的店面，以家乐福为例，2023年上半年就已关闭了超过70%的门市店面，大批员工因而失业。他们也未能获得合理补偿。




电子商贸销售与平台公司的兴起，对于工人工作稳定度、工资水平施加额外压力。由于入职门槛低，大量失业工人涌入物流运输行业，在各种网络平台下成为“自营者”。据中国劳工通讯报导，2023年全国比2022年新增了41家网约车平台及126万驾驶员。这使得行业人力迅速饱和，造成司机们只好相互厮杀。




其中以货拉拉为例，自2022年底爆了了大罢工后（可参见我们第69期《中国货拉拉司机爆发多地区罢工抗争》），2023年又多次爆发了罢工抗争。部分抗争的司机诉苦道现时他们接单平均每公里价格不到1.5元人民币，同时要面对平台其他司机的激烈抢单竞争。特别是对于贷款购车入行的司机而言，现时的收入甚至无法支持他们偿还购车的贷款。




这些情况不单发生在网约车司机身上，也发生在食品外卖骑手上。中共为了缓解失业问题，大肆吹捧制造“外卖员3年赚102万”的神话，以试图吸引失业工人特别是青年失业者进入几乎没有任何门槛的外卖骑手行业。




在经济危机的压力下，即使是过去被视为相对较安稳的地方事业单位岗位也朝不保夕，当中包括公共部门如医疗和教育行业，甚至部分编制内的公务员。




南京市两个区的公务员和事业单位的工资在去年已拖欠3个月。广东则大幅削减退休金，降幅超过三分一。更有消息指部分城市如天津早已财政破产，天津公交集团18000多名员工被欠薪数月。11月，河南汝州市公立的妇幼保健院拖欠五百多名医务人员工资、医保和公积金，部分更被拖欠长达一年，触发了医生们在医院门口抗议，当地卫健委仅用两个字回应：没钱！同样在河南，三门峡市34名教师公开发出绝食声明，抗议入职4年来没有落实编制，劳动合同、工资、社保医保公积金一律欠奉。




在这一系列的事件中，难以想像工人们竟然要忍受数月甚至以年计的工资拖欠，这让我们可以看到工人在没有他们自己的独立工会的力量下是何等无助。




中国劳工通讯这份报告涵盖的事实，展现了一幅令人震惊的画面，显示习近平时期正发生的资本主义危机。但我们读到中国劳工通讯报告末尾的结论部分时，我们感觉彷佛作者根本不知所云。在其英文版，作者表示：“随着工人正在争取自己的权利……中国劳工通讯长期以来一直主张中国官方工会承担起代表工人的职责”。他们还认为，这“将确保公共与私人权利受保护，从而支撑国家的经济与社会目标，并且公民可以有公平的机会获得体面的生计”。他们希望以这些说词，来赢得资本家与中共当局的支持，并将其说成某种“双赢”局面——他们的意思是，不要阶级斗争，而是要阶级合作！




对中共官方“工会”的幻想




自从他们放弃呼吁独立工会、称这在中国“不可能”后，中国劳工通讯将近20年都在死守前述路线。一直以来，官方的中华全国总工会有曾以任何方式支持工人抗议吗？中国劳工通讯只怕连一个例子都数不出来。但反而我们可以举出许多例子，来佐证官方“工会”对工人紧闭大门，甚至参与破坏罢工、镇压工人罢工的行动。2018年的佳士斗争，正是中国官方“工会”反革命角色的生动案例。




随着中共资本主义的危机加剧，工人阶级除了抗争别无选择。工人阶级和青年必须开展全面的群众斗争，以建立新的战斗性工人运动，并以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纲领，实现建立废除资本主义的愿景。




中共再度打压游戏产业酿成闹剧




近日，中共进一步收紧对游戏产业的监管措施，中国国家新闻出版署于12月22日公布《网络游戏管理办法》草案征求意见稿，拟禁止网络游戏设置每日登录、首次充值、连续充值等诱导性奖励，并要求所有网络游戏设置用户充值限额等。这一消息震惊了中国与全球股市，强化了对中国经济和习近平政权无能解决危机的负面看法。




小股灾




鉴于中国股市自2021年以来已经蒸发了2万亿美元市值、可谓全球表现最差的股市，当局对游戏业的打击对整个中国经济产生了更广泛影响。中国经济陷入深度冷冻，面临资本外逃加速、外国投资崩盘等许多严重问题。中共正尝试给股市做“人工呼吸”，以此引诱资本家回归。在此背景下，12月对游戏业的打压可谓拿石头砸自己的脚。




媒体《第一财经日报》分析，仅网易和腾讯两家公司的港股市值蒸发就接近5000亿港币。游戏业新规被广泛解读为习近平政权的另一个180度大转弯。中共在2023年投入了大量时间与精力，向资产阶级投资者表示，自2020年开始针对科技、私人教育、房地产和平台行业的监管打压已经结束，从而让他们放心。但游戏业新规却使人感到，更多的监管打击即将到来。




在这场自制灾难后，中共开始进行损害控制。央视宣布，新规将“修改完善”。中宣部出版局局长冯士新被免职，中共没有明言免职的原因，但相信是为这一波股灾而负责“背锅”。此前，冯士新一直主管“规范”游戏产业的各项政策，包括游戏审批与推行玩家实名制等措施。事件发展来龙去脉：下级官员试图揣摩上意，执行符合“皇帝”意愿的政策，但却错判形势。尽管官方没有宣布撤回12月颁布的政策（中共典型保住面子的作风），但新规已在1月23日从中国国家新闻出版署的网站移除。就像施了魔法一般，彷佛这从来没有发生过！




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这一次的监管新规的出台和与中国历次把游戏当做“电子海洛因”进行一味地打击有所不同。近年中国游戏产业发展迅速，中共也想在游戏行业中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根据12月15号发布的《中国游戏产业报告》显示2023年，国内游戏市场用户规模已达6.68亿人，实际销售收入3029.64亿元。




“规范”游戏行业




游戏行业不仅和半数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也关乎着百万人的工作岗位。中共调整了游戏管理部门的组织架构——由国家新闻出版署统一管理，新的管理部门减少了之前“一刀切”等粗暴做法；新闻出版署又在23年年底批准了40款新网络游戏并批准了100款新游戏的发行，想向刚遭受巨震游戏行业释放“积极信号”。这一次监管新规也是想以“规范”游戏行业来推动其“高质量发展”，所以这一次网络上的反应和21年严格限制未成年人游戏时间政策出台后的一边倒的批评声不同，颇有一些人对该政策产生了幻想，认为政府大力的监管新规便能打击诱导氪金等乱相，拨云见日，带来高质量的游戏，还游戏行业一片“清朗”。




事实上，这次监管新规积极意义很有限，出台的新规的具体条款描述相当模糊，很多条款游戏厂商完全可以轻易进行规避。例如新规里面禁止游戏设置“强制对战”，厂商就可以通过“演习”中的“淘汰”来代替“大逃杀”的“击杀”；新规禁止登陆、首充等“诱导性奖励”，厂商便可以通过每日购买的低价礼包来代替登陆奖励、用低价购买但仅能购买一次的丰厚礼包来代替首充奖励；新规想通过要求游戏明码标价来防止厂商以复杂数学模型来诱导玩家因为抽卡而产生的过度消费，但厂商也可以通过高价明码标价的同时低价抽卡来规避新规，照样赚的盆满钵满。而且此次新规第六条和第七条要求网游需要提前审批一个以前不需要的额外的许可证，这很有可能会增加游戏发行准入门槛，更难拿到许可证的小厂商想要发行只能依赖于挂靠大厂商，这既限制了创作自由又利于游戏寡头的垄断。




况且指望一个监管办法来使得游戏精品化、游戏行业合理化完全是痴人说梦。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激烈竞争压力，难免令人热衷寻求高强度娱乐。但中国当下的低迷的经济、不合理的收入结构，不少人能投入游戏的全部身家就一台手机，而且再加上996的工作，根本无钱无闲玩几百元的买断制精品主机游戏，更遑论是需要更多时间投入的兴趣，只有在工作之余忙里偷闲玩一些利用人性弱点才能不断让人投入到重复机制的劣质手游。




而对于广大中国青少年来说，畸形的教育体系、过大的学习压力和多元娱乐方式的缺乏往往令青少年学生沉迷于游戏、更容易掉入诱导性奖励的陷阱。




整体性问题




中共打击游戏业的目的不是为了解决青年问题，而只是加强家长式的社会控制，与打击青年躺平等“反社会”行为一脉相承。同时，这做法也能争取家长的民粹支持。




社会主义者认为电子游戏的玩法机制、管理办法、价格，应该由游戏从业者和消费者共同民主决定，但这种民主决策显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不可能的——特别是在中国的威权制度下。




因为这种娱乐手段被资本控制后，他们不会在乎娱乐的“质量”或“健康”与否，只求最大限度地吸引用户疯狂氪金，迅速大量地获取利润，这无可避免会令部分人迷失其中，而且就算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强行限制游戏，这些玩家仍然会寻求其他不健康的方式消遣娱乐，这实际上是个资本主义社会的整体性问题，涉及公共休息娱乐设施等公共服务、工人与学生的工作和学业压力等等问题，不单是游戏本身。而广大工人阶级应当也有能力把这种娱乐手段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里。这显示需要将网游和整个科技行业收归民主公有，打破中共支持的资本家的控制。工人阶级需要通过组成群众性的工人组织以及独立、民主的工会，从资产阶级手中夺取整个经济。无可避免的是，这种社会主义改造不可能在如今的中共资本主义独裁统治下实现。




中共独裁在科技行业进退两难：家长式统治抑制科技发展

中共出于迎合保守的家长思维，打压游戏产业已非一日之寒。在过去，我们亦曾探讨过中共打击娱乐产业的民粹政策背后的原因和动机（可参阅《社会主义者》2021年秋季刊第63期或中国劳工论坛网站的《“电子海洛因”与“精神鸦片”？中共汙名化打压电子游戏的背后》）。但中共对游戏产业的打压，无意之中窒碍中国对人工智能的进一步发展。




ChatGPT问世标志着AI的发展进入到了一个新阶段。中共在人工智能发展过去一直侧重在诸如人脸识别等可直接应用于加强政治控制、镇压和监控的方向上，但对于能够促进生产力的方向上却一直毫无突破。新冷战的背景下，人工智能在军事和经济方面有决定性的影响，因此中国正试图在人工智能的发展上与美国较量，却遭受到美国政府的高端GPU（图形处理器）出口禁令所打击。




这一轮斗争的主角──GPU，正是二三十年来在电子游戏推动下的产物。在过去一段相当长的时间，GPU是只有娱乐功能的一件“玩具”，电子游戏对画面的更高追求不断推动着GPU的算力提升。直到2012年左右，AI领域的研究者发现GPU的并行计算性能非常适合用于神经网络运算，GPU才从一件“玩具”变成一个打开下一阶段AI大门的金钥匙。根据GPU厂商英伟达的报告指，在2023年，用于AI的GPU销量已达游戏GPU销量的20倍。




而在2000年，中共官媒《光明日报》提出“电子海洛因”，把电子游戏与毒品划上等号。在这种思维下，GPU自然是“吸毒工具”了，当然得不到重视，也没有了发展的动力。




事实上，中国的电子游戏工业在九十年代初期起步阶段的发展得并不比国外逊色，这一时期有相当多的优秀作品至今仍为人作津津乐道。但由于社会上大多数家庭根深蒂固的保守儒家教育思想，加上随着中共一道道的打压和禁令出台，以及社会工作和学业压力日增，中国的电子游戏工业转向为制作低成本和短开发周期的网页类游戏，以迎合社会上大多数民众零碎化的闲暇时间和提供“高浓度”的娱乐途径。这是资本追求短周期高利润的一个必然结果。中共专制资本主义体制下亦如是，并且还有另外的问题：中国共产党的家长式专制管理思维扼杀了关键技术的发展。




去留何计——危机下农村青年出路何在？




几十年来，在中国资本主义狂飙突进的年代里，几亿农民选择进入城市成为农民工，用血汗为资本主义的发展铺下了路基。但在当前危机之下，曾经吸收了大量农民工的城市无力再去提供充足的工作机会。如今人口流动实际上正在逆转，更多的农民工返回农村。




无论是打工还是回乡，农村青年的未来都极其艰难。




城市里




官媒热衷于宣传农民工进城勤劳致富的传说，本月内就接连抛出了“装修工人月入数万元”、“某外卖小哥三年挣下百万”等故事，彷佛在中国从事体力劳动是前途大好、收入颇高的——但这幅风景只有一个缺点，就是它并不存在。与这种“勤勤恳恳就能得到高额回报”的宣传相反，农民工在劳动关系中往往处于不利的一方，无论是对于可能长至十几小时的工时、低廉的工价还是高负荷的工作量，都没有什么讨价还价的空间；而在极辛苦的工作之后所获得的也并不是数额惊人的报酬，反而常常是低至每天一两百元的工资。




工资之外，农民工的福利也极度有限。




在巨大的生活压力之下，打工并不能积累下足以养老、看病的积蓄。“那养老金呢？”——很不幸，对于农民工来说，工作单位、地点的不稳定与低收入决定了其在缴纳养老保险、医保时无法达到城镇职工的水平，医保缴费年限的提高更是使农民工在城市参保几乎成为幻想。于是虽然他们在城市工作，却几乎完全不可能获取与城镇职工对等的医疗、养老待遇。




而资本主义危机的进一步发展使得农民工的境遇进一步恶化。基建、制造业的衰退使得农民工在城市的工作机会不断减少，由此导致了农民工大规模返乡的现象。




这样的城市无法给予青年农民工未来。相比于同龄人，教育资源匮乏、贫穷代际传递使得大部分农村青年在进入城市后即使有幸找到工作机会，也只能选择低薪高强度的工作——而上一代农民工已经证明了这并不会给予与付出相应的回报。




那么，“回到家乡”是农村青年的出路吗？




根据南华早报2024年1月4日报道，农民工返乡导致了中国第一产业劳动力出现了二十年来的首次增长。2022年第一产业（农渔矿业）就业人口增长600万。面对农民工返乡的现象，农业农村部曾经宣称政府部门“大力发展乡村产业、落实就业帮扶政策”，有效解决了返乡农民工的就业问题；各地政府也纷纷鼓励“县域就业”，推动农村青年前往三四线城市就业。




但这既不是农村的出路，也不是农村青年的出路。这进一步体现中国资本主义和中共统治走入死胡同、无法再推动经济向前发展。中国发展模式的局限性决定了推动返乡农民工在县城打零工并不会促成什么崭新的经济增长点，这不会因为发明了“新型城镇化”、“乡村振兴”一类的名词而有所改变——更何况这种 “县域就业”往往集中于零工领域，稳定性和工资几乎一样低，既不能拉动县城经济，又不能维持青年的生活。所谓帮助农民工返乡发展、就业增收，大抵都是官方的套话。农村青年返乡后所面临的不是“专属于青年人的创业、干事机遇”，反而是在凋敝经济下更严重的生计问题。




日本化？




中国与日本1990年以来长期的经济不景气的相似性使得“中国日本化”成为了一个广为关注的话题；但中国的种种现状决定了中国的“日本化”并不会简单重演日本的发展路径。




中国的工作稳定度、福利保障与泡沫破裂时仍有终身雇佣制度、更高福利的日本相比薄弱得多，这一现实在发展水平低得多的中国农村体现得更为明显。以养老为例，在农村，每月100余元基础养老金当然不足以作为养老的保障，所以到了退休年龄后不得不继续工作成为了农村老人的常态；而中国速度更快、规模更大的劳动人口减少与老龄化更加深了这场危机的严重性。如此种种客观差异决定了“日本化”的进程将更为残酷、爆炸性，对中国经济产生比对日本更大的影响，并对劳动人民的生活造成极大损害。




工作稳定性正在危机中消失，所以与其牺牲新年回家的机会在岗工作，很多农民工宁愿直接“提桶跑路”（即离职）。在这种变本加厉的剥削压迫中所酝酿的不满、在危机中所遭受的苦难最终会成为劳苦大众反抗的导火索，而受到更严重压迫的农村青年必将在这场与资本主义的斗争中扮演重要角色。




中国人口再下跌




中国人口于2023年延续下跌趋势。官方数据显示，去年中国人口为14.1亿，比2022年减少208万、减少幅度是前一年两倍多。当局近年废除35年之久的独生子女政策，推行各种“催生”政策，包括更便宜的住房、税收优惠、各地方育儿现金补助等“甜头”，并放开生育三胎、官方宣传上鼓吹女性“回归家庭”等；即使如此，去年出生人口为902万，是中共1949年建政以来新低。




人口下跌与经济下行显着相关，当然也源于其他因素。中国经济更为深陷危机，青年失业率居高不下，青年劳动者收入情况下滑，因此结婚和生育计划不断拖延、乃至直接放弃。今年1月17日官方公布，不含在校生的16-24岁人口失业率为14.9%。中国16-24岁人口约为9600万，其中在校生至少6200万，因此如果加上在校生计算，失业率比去年6月（正是当时，该数据随后停止发布）最后公布的21.3%肯定只高不低。




就业的年轻人收入状况也普遍低于预期——重点大学毕业生起薪从疫情前上万元人民币降到如今六七千，大专毕业生起薪只有三四千元，对于大部分人来讲入不敷出。即使中国多地有出台补贴措施（比如湖南长沙对于第三胎的1万元一次性补贴），面对养育子女往往要投入十几年甚至20年以上的时间与金钱这一现实，这些补贴也是杯水车薪，不可能真的提振年轻人的生育意愿。地方政府的债务危机，也意味着他们无力维持这些“甜头”、因此将其中一部分收回。《河南日报》报导，郑州去年9月推行生育奖励，但两个月后就食言了。




但经济危机并非造成年轻人（尤其是女性）对婚姻、成家态度剧变的唯一因素。近两年，越来越多年轻人谈到生育问题时，直呼“不要滥生无辜”。不单是经济前景黯淡，还有过去三年粗暴的疫情“清零政策”经历，对于中共的独裁专制以及无力提供出路愈发不满，让年轻一代更加认定自己是“最后一代”。




社会控制工具




这是对传统家庭模式带来的极端压力愈加抵制的一部分表现。中共也有意识地利用传统家庭作为社会控制的工具。越来越多女性更为拒绝“传宗接代”、“相夫教子”等保守父权思想，不想因为婚姻、生育而牺牲自己的人生目标。




中共则加码父权宣传及法规限制。去年11月，习近平要求中共官员提倡其所谓“新型婚育文化”，影响年轻人的“婚恋观、生育观、家庭观”，这其实就是要求女性去做“贤妻良母”，将生育下一代（劳动力）与为国家做贡献相绑定。




但是，过去一系列暴力侵害女性的事件，比如广为人知的徐州铁链女、唐山烧烤店打人事件，引起社会震撼。在中国，即使有着女性遭家暴的证据，仍有40%的女性离婚申请被法官驳回。2021年起，民事离婚必须有30天“冷静期”，这使离婚更为困难。更有传出报导称，广州的一名女子在离婚冷静期内被丈夫杀害；而甘肃一名受暴女子提请离婚，法官却称为了孩子而驳回离婚申请。种种父权社会现况以及法律，都造成女性倍感政府鼓励结婚的政策就是个陷阱、生育政策从没考虑到保护女性自身权益。最终，2022年中国全年结婚数跌破700万，相比2013年的最高值近乎腰斩。




有研究显示，到2050年，中国劳动力将减少逾2亿，这不仅会使经济停滞更严重，甚至会威胁中共政权的生存。官方宣传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将化为泡影，反过来引起群众的末日感。中共如今代表的是危机重重的威权资本主义制度，终究捍卫的是资产阶级的利益、以延续专制统治，无能也不愿大幅改善青年劳动者薪资、公共服务或社会福利，而势必会继续操控女性身体、让女性以及全体工人阶级为当今体制的危机承担代价。




在未来的动荡危机中，越来越多的女性和工人阶级将作为整体，竭力寻求另一种制度，来取代独裁及父权资本主义。我们的替代方案是民主的、国际性的社会主义，实现全体劳动者都享有体面工作和富裕的生活水平、及高品质公共服务。面对光明的生活前景、享有掌控自己生活的自由之时，生育决定将不再受到经济和社会压力影响，同时真正的女权解放也将实现。

河南：中学生之死引发怒火




12月下旬，针对河南一名14岁少年疑点重重之惨死，约万人示威爆发。2023年12月底，河南商丘宁陵县育华园中学的14岁学生杨刘洋被发现在校内离奇身亡。起初，校方在24日早上6点通知杨的家长，声称该学生跳楼自杀，但这说法极其令人生疑：杨刘洋的遗体满是瘀伤，外加手上有螺丝刀戳的洞、右脚脖子也被扭断。因此极可能是被殴致死——有传闻称是遭校园暴力，还有说法称杨因为目击班主任外遇其他老师而被多名老师打死。此外，23日晚间，校方通知杨刘洋的隔壁班学生不得回宿舍睡觉。因此很多人推测，杨可能在前一日就被他人杀害。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何校方可能在遮掩一些事情，才没有第一时间通知杨的家长。




监视器“选择性坏掉”




然而，即使存在种种疑点，当地官方仍强行把事件定性为“高空坠亡”。虽然官方的调查报告提及杨刘洋有写“遗书”，但是从未透露其内容。中共官方以及“小粉红”一贯吹嘘中国有高密度监控、所以治安全球最佳，但在真的出人命的时候，关键时刻的监控录像却“选择性坏掉”一般，官方刻意把该名学生之死弄成谜团。新浪微博“头条新闻”上对于事件的报导，一条高赞评论称“什么时候能真正去解决问题，而不是解决提出问题的人？”，道出群众对于当局的愤怒。




接下来几天，事态急剧升级。杨刘洋的家属开始维权，诉求彻查真相。约万人的示威行动则在28日爆发。愤怒的示威者与警方冲撞，推倒宁陵县政府大厅的自动门，并占领了大厅，要求当局公开真相、追究相关责任；另一批示威民众则冲往事发中学，占领了学校的办公大楼，向该校领导讨说法。同时，当局的镇压步伐接踵而至。部分商丘居民收到当地警方短信警告，要求不得前往育华园中学，否则“后果自负”；官方调动数千名特警和警车进城镇压抗议群众，宣布该县戒严，并且假借大雾为由封锁全市高速公路，阻止宁陵县外民众前往支援抗议。由此可见，即使抗议很快被镇压，这一波抗议已经震撼当局。




今年1月2日，央视新闻报导了所谓“联合调查组”的报告，坚持“坠亡”认定。报告宣称，从走访身亡学生家属和所在学校的结果看，并未发现杨刘洋生前遭遇校园暴力。对于监控视频，相比前一次官方通报，只是多了十分有限的文字叙述（而且距离发现杨刘洋死亡事件相差4个多小时，对于分析案情并无帮助）。从结尾处的“对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教育重视不够”看，官方仍一口咬定学生是自杀的。




官方如此的处置，使得很多群众开始看到这问题与过去成都49中事件的相似之处。在2021年5月9日，成都49中也是一名学生高空坠亡，但校方同样涉嫌掩盖事实、拒绝让家属观看监控录像，最终触发群众抗议。而如今河南宁陵县的事件则是故技重施。一个重要的发展是，相比以往，五毛水军攻击示威者的底气似乎弱了很多。以宁陵事件为例，他们不敢再给示威者扣上“境外势力”等帽子，至多阴阳怪气说“（没有谈社会阴暗面，因此）通报不合格”或者“（批评者）人血馒头吃得正欢”。官方想“维稳”但最后反而令群众更加不信任当局、形势更不稳定，进而不只是不敢让孩子住校，乃至不敢生育下一代、生怕自己的孩子也遭遇这种不幸。




“校誉”和“稳定”




当今中国市场化的教育制度下，“校誉”和“稳定”永远当先，因为这套逻辑正好迎合中共发展的需要——需要学生成为独裁资本主义制度下老老实实干活的螺丝钉。目前，事件真相仍不明朗，但清楚的一点是，群众越来越明白学校和官方不可信任，仍然会在其他时机奋起反抗。若要不让河南宁陵的悲剧再发生、将这些不公义扫进历史的垃圾堆，工人阶级和受压迫者就需要建立自己的独立组织，比如真正的工会、学生会，并通过这些组织要求对宁陵事件和其他类似事件进行独立调查，以找出真相。唯有教育工作者、学生和地方社区实施民主控制的新制度，才能克服中国教育制度内的深重危机。这必须连接到遵循社会主义路线彻底重组学校体系，让学生和教职员民主监督校务，从而提供满足人民需求的教育，而非服务威权资本主义政权的要求。




中国：群众悼念流亡医生高耀洁　不满血祸至今未改




2023年12月10日，流亡美国的医生高耀洁去世，她曾因致力于揭露河南“血祸”导致的大规模艾滋病遭到中共的迫害。这则新闻引起了群众对资本主义复辟之后中国这起人祸的追问，也联系到新冠疫情和今天的中共政权。




80年代末，中共向地方政府下达了采血指标，以应对血库短缺的问题。为了达成指标，地方官员和血贩们合谋，到农村开设“血站”，并用经济补贴鼓励农民“卖血”。为了降低成本、提高采血效率，血站根本不对医疗器械进行消毒就给下一人采血。多人共用采血器械是艾滋病传播的直接原因。1992年，为了政绩和经济利益，河南省卫生厅将采血指标一次性拔高到原来的两倍。而超额采集的血液则被卫生厅和与政府有关的企业经营的血站卖给医药公司。




保护国家机密




王淑平、高耀洁等医生发觉艾滋病等传染病出现在河南农村，于是对卖血进行调查。此举遭到地方政府的打压。王淑平被迫停职，并在2001年流亡美国。在高耀洁走访过程中，地方政府常以维护地方形象或保护国家机密为借口将她赶走。向政府报告高耀洁行踪的人可以收到物质奖励。她的文章和数据被政府禁止发布，女儿被迫离职。为了保护血祸资料，高耀洁被迫流亡美国。除了河南，其他省市也因为卖血引发了感染病大规模流行。高耀洁等人认为卖血导致的中国艾滋病疫情远远超过中共所宣称的程度。




接任河南省以应对大规模艾滋病的省长正是于去年逝世的李克强。我们过去解释，李克强在中共政权内部所代表的是经济自由主义派的残余、改革开放（资本主义复辟）的支持者、以及对习近平的强硬民族主义“脱钩”感到不满的那部分资产阶级，而不是广大工人阶级。在李克强主政河南期间，艾滋病疫情得到缓解，但他仍然对疫情消息进行封锁和镇压，并迫害维权人士，包括高耀洁和王淑平。2010年，前卫生部官员陈秉中表示，李克强和他的前任李长春对“血祸”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此后陈也遭到中共的讯问和警告。他说，中共当局根本无意对这起人祸和主要负责人问责。




这起二十年多年前的旧闻因为高耀洁的离世被群众再次讨论，许多年轻的网民表示，自己过去根本不知道血祸的事情。这是因为中共过去二十多年来一直都在打压维权人士并封锁信息。自习近平上台以来，这种审查和控制愈演愈烈，与经济危机的加深和中共对工人阶级的压制日益加剧相呼应，中共更担心群众对政治的讨论会威胁到它的独裁统治。群众对高耀洁的悼念实际上是表达对中共独裁资本主义的不满。




「散播谣言」




群众也将高耀洁的事迹和中共最近的镇压联系到一起。2018年，谭秦东医生因为发文解释“鸿茅药酒”没有保健功效，遭到警察的拘捕和关押。在看守所期间，他患上了创伤后应激障碍。2020年，李文亮医生在新冠疫情被正式报告之前就在网络上发布“新型肺炎”的消息。地方政府传唤并强迫他在“散播谣言”的供词上签字。后来李文亮因为感染新冠病毒去世。群众认为，如果能够在新冠疫情最开始就对其进行妥善防控，那么这场灾难就不会至于造成全球700万人死亡，其中中国可能有150万至200万人死亡。有网民说：“几十年过去了（中共）还是一样”。这再次说明中共决不会自发地改革自己的专政体制，因为这将意味着其统治的崩溃，也很可能意味着中国资本主义的崩溃。




高耀洁和其他拒绝沉默的人一样，都是反抗中共专制资本主义的一部分。社会主义者认为，想要真正避免未来继续出现河南血祸和新冠疫情这样的大规模人祸，就必须要改变现有体制。这就需要为建立民主的社会主义制度而进行群众斗争。




四川藏区群众抗议水电站项目，数百人遭到镇压




2月14日，超过300名藏族群众聚集在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的德格县政府大楼外，要求当局停止在金沙江上修建水电站。有消息称，建设该项目将迫使至少两个村庄和六个寺庙的居民搬迁。相关影像被发到网络上，但很快就被封禁。视频显示，抗议者高喊停止继续修建大坝，而当地官员则无视抗议，要求他们立即停止抗议。在镇压过程中，超过百名参加示威的居民被政府抓捕，有消息称警察动用了水炮、胡椒喷雾和电击枪等武器，有抗议群众被送到医院救治。事后，如同其他抗议事件一样，政府封锁了消息，并全力追查参与抗议的人员。




没有民主权利




根据目前规划，中国政府计划在四川到西藏地区修建大规模的水电系统，以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电力短缺，并为地方政府创收。这个水电系统包括在金沙江上兴建25座水坝。这些项目并没有经过任何与当地群众的民主讨论，而是由政府自上而下地进行规划。如果这些项目建成，大量居民将被迫迁移到其他地区，文化、宗教等建筑也会被淹没在水下。当地居民还指出，政府向他们公布的迁移方案非常粗糙，在迁移之前他们只能住在未完工的营地里，并被严密控制，以防他们组织抗议活动。强烈的不安全感和缺乏民主权利迫使当地群众站起来维护自己的家乡。




这是中国政府一向的作风，即无视群众的意见强行推动基础设施的建设。在兴建三峡大坝期间，数百万居民被迫离开自己的故乡，使当地群众生计陷入困境。随之而来的是大规模贪汙案件，政府官员将本应发放给群众的迁移款收入自己囊中，以至于中共中央都不得不出面调查。但我们知道，被曝光出来的腐败只是官僚系统的冰山一角。同时，有专家和环保人士指出，水电站项目很容易导致环境问题，例如破坏地质条件和地方生态。但中共从不会考虑这些诉求，一律用镇压手段让异见人士闭嘴。




在中共独裁资本主义制度下，群众没有任何民主权利。公共集会、抗议都不被政府容忍。参加抗议活动的人会被政府警告、甚至拘捕。例如，在反清零运动之后，中共调动警察系统追查参与抗议的群众。有些群众只是在网络上表达对反清零运动的支持，也会被也遭到警察讯问。面对这种高压统治，群众只会越来越对中共不满，逐渐意识到，缺乏民主权利是中共制度性压迫的一部分。




我们的主张




社会主义者反对金沙江上修建水电站及迫迁行为。只有由当地居民组织民主委员会，民主决策规划发展，并将与项目相关的企业都民主公有化，才能停止腐败的利益勾结，并阻止利润为目标的规则不断破坏环境。 在中国独裁资本主义的压迫下，中国工人阶级缺乏民主权利。我们支持中国群众的公共集会、抗议和结社的权利，以及新闻和言论自由。中国政府绝不会主动去改革自己，让群众有一丁点表达意见的机会。因为一旦群众获得了哪怕最基础的民主权利，就不会满足于一些基本的诉求，而会将矛盾对准整个独裁政权以至资本主义制度，这是中共不能允许发生的事情。尤其在今天民族主义猖獗的统治下，少数民族的反抗行动往往被打成“反华”和“境外势力策划”。因此，这场抗争必然需要连系至推翻中共独裁与资本主义。




多位年轻医学生接连自杀，官方竭力掩盖过劳真相




2024年2月23日晚23时许，湖南省人民医院25岁的神经内科规培医生曹丽萍，完成最后一份病例的撰写后，在休息室用手术刀刎颈自杀。事发前不久，她曾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心跳不舒服，这一周内心跳都在120以上……快坚持不住了，熬不下去了。”她在定时发布的遗书中，谈及身为规培生连续上30多小时的班、每天都要加班，即使申请休假、“明明心脏已经快要跳出来了，明明咳嗽咳得胸痛，明明胸闷得内衣都不敢穿”，却仍然不被准许休息，还要面临海量看病、写病历工作，以及扣工资威胁。面对身体上的折磨和精神上对生活的绝望，在这份充斥着血泪和控诉的遗书最后，她表示说：“怪我自己是不合格的牛马，熬不下去了。”“再也不见，这个世界。再也不用六点半起床上班上到凌晨了。”最终，她用最坚决的方式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事发后，曹丽萍所在科室的带教老师被安排“下乡支援”，该院所有规培生被要求参加“心理健康讲座”并签署“保证书”。曹丽萍的家属前往医院讨要说法，未能得到医院的安抚，反而遭到保安的殴打，几位家属受伤。曹丽萍就读的学校和规培医院至今没有对事件有任何的表示，到3月13日，湖南省人民医院工作人员称“此事医院方面已经处理完毕”。




处理完毕了？




3月14日，南宁市第一人民医院27岁林姓麻醉科规培医生，在医院卫生间割颈自杀；3月19日，同一所医院，22岁的医学实习生服用安眠药烧炭自杀。同一医院连续两起自杀事件引发了网友的关注，但同样地，医院、校方、警方都对此“冷处理”，对外界表示“家属对处理结果表示认可。好一个”表示认可“！面对丧亲之痛，只有最冷酷的威胁才能令家属“表示认可”，这正是面对工人阶级流血时，中国各级政府及其关联机构对家属和社会唯一的交代。




规培制度，是中国各级医院要求新参加工作的医生、以及医学研究生必须参加规范化培训制度。其要求规培生在指定的科室进行工作，声称旨在工作中学习理论知识、开阔眼界思路、提升医学生的技能水平。但是，规培生的待遇相较医生差很多：规培生每月仅有几百到一两千元不等的补贴，但同时每年要交一万元左右的研究生学费；规培生劳动不受（哪怕象征意义的）劳动法规的保障，往往被安排值夜班、做枯燥繁重的工作、强制加班。医学研究生的规培期是三年，但也许并不代表研三的曹丽萍即将脱离这非人的折磨。




医疗私有化推行至今，中国哪怕公立医院，绝大部分也要自负盈亏；许多医院转让部分或全部所有权与私人资本进行经营。医院更像集团企业，各科室相当于科室主任做老板的各个分公司；医学生沦为廉价劳动力，往往会被要求和规培科室签订合同、规培结束后与该科室建立长期劳动关系，如有违约，则要支付高昂的违约金。网传南宁林姓规培医生就是因为考虑跳槽，受到医院威胁而自杀。




笔者在搜集相关资料时，震惊地发现医学规培生自杀、甚至过劳猝死的悲剧频发，绝非个例，数不胜数；读曹医生的遗书时，泪水不止一次抑制不住流下。朋友们！同事们！同胞们！兄弟姐妹们！资本主义下，来自全方面的压迫折磨让我们工人阶级的成员精疲力竭、甚至精神崩溃，忍受这些绝非易事；要记住，当我们无路可走的时候，也有最后一条道路，那就是反抗与斗争！一个人可能是淼小无力的，但只有大家团结起来，在医院组织建立医护工会，用集体斗争的方式要求同工同酬、保障休息和其它各项权利，才能避免更多过劳导致的悲剧发生；各行各业的劳动者要组织起来、联合起来，向沾满鲜血的资方和独裁政权发起最无情的斗争。受压迫的工人青年们，请加入我们，一起去对抗这畸形垂死的资本主义怪物！最后引用电影《列宁在1918》的一句话：死亡不属于工人阶级！




新报告清楚证实地方政府债务危机




“如今，种种‘无赖化’行为正在地方治理中呈现系统性蔓延之势。一个可以称之为『信用透支型治理』的生态系统似已广泛形成。”上述文字出自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冯川发表调研报告。报告中他直言地方治理信用透支已成常态，政府成为了当地最大的“老赖”。中共独裁正在竭力应对其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模式的深重危机与筋疲力尽，而报告进一步说明了政权在地方治理上不仅债台高筑无力偿还，更疏远了很大一部分民众。




二月末，贵州六盘水市一名企业老板向市政府追讨2.2亿元工程欠款，却被政府要求以1200万元平账，其后更反指其“寻衅滋事”将她逮捕拘留。事情爆出后被称为“以刑化债”，同时也进一步曝露了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已开始引爆。




马克思主义者/国际社会主义道路ISA过去一直指出，中国过剩的房地产建设使得出现了大量的空置房屋，造成了一个又一个的“鬼城”，现时房地产泡沫爆破已使中国经济陷入长期停滞。而武大的报告同样也指出了“各地政府普遍陷入远超地方财政能力的‘造城运动’”也让各级政府都陷入了信用透支的困境。




报告中称，根据调研，众多地方政府现时的债务水平已令其“只能还息不能还本”。以贵州S县为例，在当地的调查揭露当地土地财政只有1亿，但其负债已达80亿，而每年偿还的利息已达1-2亿，而当地尚不至于拖欠公务员工资，这已经算是相对“较好”的情况。在山东省C县，政府为开发新城，负债230多亿，按10%利息计算，其每年须偿还的利息已大幅超过当地财政收入。




这份报告罕有地直指造成这些严重负债的原因是由于搞了大量的大白象工程，同时县长也直言搞那些工程是为了创造“政绩”，至于下一任县长还不还得起债，他们完全不会考虑。“我死以后哪怕洪水滔天”的资本主义专制逻辑在此得到了完美体现。




报告也揭发了地方政府过去一直通过虚增国有资产的方法，以获得更大的融资。比如2022年贵州省榕江县以1.27亿的价格出让了20年的殡仪特许经营权，但投得这特许经营权的实际上就是由县财政局100%持股的公司，通过这种把钱从左口袋放进右口袋的把戏，提升了帐面上的国有资产和财政收入。而这些都并不是个别例子，而几乎是全国流行的手段。这并非中国独有。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类似的“金融魔法”造成美国银行体系的崩溃。




因此，在中国的房地产和土地市场持续衰退的条件下，这类普遍的金融透支已令银行的不良贷款显着攀升，危及银行体系的稳定。报告亦指出，现在已有不少中小银行资金不足，需要依靠发行次级债“维生”来勉强维持。




同时，由于全国性的房地产崩盘，地方土地出让收入暴跌，为了缓解财政压力，出现了上级政府截留下级政府资金的情况。如在河南省Q县，县政府就以“整合资金”为名，截留了中央调拨予乡镇，用于补偿农民退出宅基地的资金。这直接令得不到补偿的农民不再信任政府，也引发了乡镇政府与县政府之间的纠纷。在历史上，各级政府之间的财政纠纷，往往是政权统治开始崩溃的信号之一。




目前，全国有480多个地方政府（包括村一级的村委会）被法院列为“失信被执行人”，也就是所谓的“老赖”，当中不乏副省级城市、省会城市核心区等。这使得民众得不到补偿金，工程队收不到工程款等事在全国无日无之。报告引述受访的村民抱怨：“政府许诺过的，答应好好的，后来突然反悔呢？”“自从我家经历过拆迁以后，乡镇干部、村干部的说的话我一个字都不会再信！”“是谁先诚信缺失、朝令夕改的？”




虽然武大的这份调研报告直白的揭露了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并坦言民众已对政权失去信任，然而作为一份建制报告仍有其局限性。比如报告建议法院应依法拘留行政机关的主要负责人，以重建政府的信用。但马克思主义者知道，这不仅是与虎谋皮，也根本起不到任何作用。中共今天所面对的地方债务问题并不是个别官员的操守问题，而是资本主义的系统性危机，只有在工人阶级的民主控制下重组社会与经济，以及推翻资本主义，才能克服这场危机。




邯郸初中生杀人埋尸　中国学生面临的隐忧




3月10日，河北邯郸13岁的初中生小光（化名）被三名同学杀害，其生前曾遭铁锹多次殴打，尸体在当地一个废弃蔬菜大棚中被挖出时已不成人样，据悉，三人在作案前一天就对埋尸坑进行提前挖掘，过程中分工有致，转走小光微信中的余额后还不忘将证据丢入沼泽销毁，显然是有预谋的杀人，如此骇人听闻的 案件究竟为什么会发生？




校园欺凌




几人就读学校的校长对此称“完全出乎意料”，好像全然不知小光在此之前就已经承受了长期的校园欺凌。但根据华中师范大学2019-2020年的调查，中小学校园霸凌的发生率大概为32.4%（这是可能被低估却绝不容小觑的数据），在中国青年报2017年的调查中，更是有86%的受访者认为身边存在某种形式的校园“冷暴力”，可见校园霸凌是一个极其普遍的现象，但是大多数学校的管理者都选择轻视。




但这终归只不过是掩耳盗铃，邯郸杀人案这类事件过去数之不尽，之后还在重演，就在那不久之后，两段分别拍摄于南充（3月14日）和阳泉（3月17日）的影片在网路上广泛流传（霸凌者在厕所中对同学进行拳打脚踢）、3月22日宿迁15岁少年被13岁少年捅死、3月24日晋江13岁少女留下无法忍受霸凌的遗言后跳楼身亡。 这些“极端个案”无情地重复生长着，每一个“意外”逝去的生命，都从局部映射出整体的残酷。




邯郸悲剧反映很多严重问题。校园霸凌的灾难相当普遍，并且正在增长。这与儿童和青年面对的高压环境及贫富差距有关，而留守儿童使问题更复杂。在这次邯郸的事件中，留守儿童正是一个重要因素。




留守儿童是因为父母外出打工而留在家乡的孩子，他们往往缺乏父母的陪伴和适当的监护，而且容易出现心理问题。一篇《邯郸留守儿童杀人事件，是这个社会成年人的悲剧》文章提到，中国外出务工人员子女人数（即留守儿童）达到1.3亿，超过了全国儿童总数的40%。据中国教育统计资料，2023年，义务教育阶段的农村留守儿童的数量是1550.56万。




2019年度《中国留守儿童心灵状况白皮书》的研究报告，其中江西、安徽、云南三省的调查数据显示，样本中儿童遭受精神暴力的发生率为91.3%，躯体暴力的发生率为65.1%，有3成和4成的儿童分别遭受过性暴力和忽视。




2019年2月，北京大学第六医院黄悦勤教授等在医学杂志《柳叶刀》发表研究文章，据当中数据计算，超过9500万中国人一生当中得过抑郁症。而《人民日报》曾报道，2020年中国青少年抑郁症检出率为24.6%，部分孩童长期处于情绪低谷。但精神科医生在中国却极为短缺。根据中国国家卫健委的数据统计，截至2021年年底，中国精神科医生数量达6.4万人，只占全国医师数量的1.49%。这些都是学童社会问题背后的祸因。只有大幅增加医疗资源并由工人民主控制，让人人免费享用，才能解决这些问题。




“中国式教育”




典型的“中国式教育”或资本主义式教育就是：鼓吹所谓“个人奋斗”（而家境较好的学生可以透过家庭支持，轻易拥有好出路），对霸凌的默许，再加上对纪律的不断强调，透过空间上的分班和座位安排（往往带有羞辱性）、时间上的作息控制、肉体上的规训（坐姿要求和跑操的步调）等手段不断刺激学生的头脑， 使他们服从资本主义的秩序。 资产阶级的学校作为对生产关系进行再生产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而存在，其结果自然是资本主义剥削关系的不断复制，而副作用则是学生群体中预备役工人普遍的狂躁和抑郁。




未来需要改变，我们要求对如今的教育体系进行改造，需要由教职员、学生与家长民主制定课程与政策，从各方面废除旨在奴化的校园秩序，并且大量增聘社工和心理辅导等公共资源来援助被欺凌者。学生应有权组织独立学生会，监测和制衡霸凌现象，并有权通过民主程序惩罚霸凌者。




群众意识的改变——从“躺平”到“45度人生”




继躺平逐步成为中国青年劳动者、及更广泛的青年群体的一种面对现实生存生活高压下消极的反抗态度之后，所谓“45度躺平”的概念，近段时间在媒体中逐渐成为关注焦点。




官方媒体北京日报的社论《呵护“45度青年”的人生热情》中称，45度躺平，是一种追求工作与生活达到平衡的积极的生活态度，强调于追求个人的时间自由、精神富足和生活质量。




卷又卷不动，躺又躺不平




中共官方媒体的定义只是粉饰太平。实际上普通劳动者们的真实情况，是卷又卷不动，躺又躺不平，摆又摆不烂的绝望。是“我45度仰望天空，突然内牛满面（泪流满面）”。更是如青年劳动者讽刺媒体时所称的：“应该是90度的努力，过着45度的人生”。




事实上这反映了大部分群众实际没有办法真正躺平。大部分群众还需为糊口、或者面临婚嫁和家庭等压力而进入劳动市场。要避免进入劳动市场被剥削、或者避免被房产商掠夺，就要面临被社会完全孤立。




面对现实生存压力下，无法躺平，只能呈45度这样一种随时可能“躺平”（这里的“躺平”实际指过劳猝死），被迫时刻准备起来90度工作、时刻可能因为过劳猝死最终“躺平”下的生活。




2023年，中国全国企业的就业人员每周平均工作时间高达48.8小时，达到20年来最高值。这意味着，如果按照每周5天工作制计算，中国全国企业就业人员平均每天工作时间接近10小时。资本主义（包括中共自上而下的威权资本主义）的疯狂之处，在于更长的工作时间以及越来越多的零工时群体：因为他们失业了。其中包括五分之一的年轻人。




过长的劳动时长，并不能给劳动者带来富足的生活。深圳是中国资本主义经济高度发达的城市之一。当地龙岗区政府2023年7月份在官方微信公众号的一次投票结果统计显示，近70%的受访者表示月薪在一万元以下，其中一半月薪不到5000元。




而当地住房租金均价为91.39元每平方米，其中以脑力劳动者居多的南山、福田区其租金价格高达144.55元和126.78元每平方米。以单人居住20平方米计算，单人住房租金每月为1827.8元，最高可以达到2891元每月（当地常住人口中近80%需租房居住）。但这仅仅只是租房成本，如另外附加当地房东以超出市政供水供电2倍的价格收取水费、电费计算，实际单人居住成本最低也要将近3000元每月。这实际上表明普通劳动者的收入实际仅仅只够维持生活。




而另一方面，当地新房平均价格2024年4月份，约为5.8万元每平方米。这表明当地普通劳动者终其一生不可能在当地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稳定居所。




因此，“45度人生”的背后，是“努力是没有希望的，躺平是活不下去的”之下的绝望和进退失据。它同时表现了劳动者们承受着沉重的生存生活负担、过长的劳动时长之下的社会现实。




但这事实上，也表明了群众意识在“躺平”之外，产生了变化。当然，躺平从未是一种清晰、或有意识发展出来的哲学，而是对现有体制及其残酷剥削的自发、愤怒的拒绝。虽然它不能成为群众抵抗的方法，但社会主义者认识到，群众不满情绪开始发出声音（即使这种声音未臻成熟），因此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中国的群众意识正在发生新的、甚至更彻底的转变。由于历史性的经济和社会危机，这是不可避免的。正如马克思所解释：“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




群众意识变化




群众的意识，在随着中国经济危机的加深而不断地变化着。在“躺平”成为青年劳动者面对高压现状下的反抗后，普通的青年劳动者们感受到的生存生活压力，使他们认识到，自己根本无法躺平。而能够躺平的，只是那些高高在上的“上流社会”的人们。




群众的意识，发生了变化，但他们也并没有找到一个替代的出路。他们在生活的高压下意识上仍然处于绝望与困境之中，而这再次提醒了我们建设属于普通劳动者们的工人阶级革命政党，并提出一个社会主义的替代方案的重要性。




医院产科倒闭潮：出生率下降是资本主义与父权制的危机




2022年，中国的出生率迎来持续第六年的下跌。这一年，在继60年代“大跃进”导致的大规模饥荒与死亡后，中国人口数量首次出现了负增长，即死亡人口（1041万）高于出生人口（956万）。尽管中共当局因2022年底遍布全国的反封控示威活动，被迫取消了对新冠的“清零”政策，并试图采取了多种“催生”手段，仍没能拯救断崖式下跌的出生率：2023年全年出生人口仅902万人。在人口萎缩的背景下，大量的医院迎来了妇产科室的“倒闭”浪潮。自2023年下半年起，各地多家公立医院陆续发布关停、调整产科的公告；其中不乏医疗等级最高的“三甲”医院，如江西省赣州市第五人民医院于2024年3月11日起停止妇产科服务。




性别压迫与低结婚率




尽管中国的法律宣扬性别平等，甚至在2022年底新修订了《妇女权益保障法》，声称保障妇女的人身自由、生育自由、消除性别歧视、阻止性骚扰和人口贩卖等；但在中国的专制资本主义环境下，只能成为一纸空文。中共没有任何实质上的行动促进性别平权（我们认为当局也无能采取这些行动），相反地，为促进生育率和保障独裁政治的稳定，官方反而扮演着加剧父权制的推手。




长期以来，习近平一再提及女性要“回归家庭中的传统角色”，并将其定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妇女权益保障法》也规定女性应该“尊重家庭美德”；结合限制堕胎、放纵职场性骚扰、增设“离婚冷静期”等一系列政策，政府有意推崇并强化父权社会氛围，迫使女性落入传统二元性别角色地位。




不仅如此，对女权运动的严厉镇压，更显露出中共当局其反动本质。2015年，“女权五姐妹”遭到当局拘禁；2018年，#MeToo运动刚传入中国就在各大网络平台封禁，相关词汇成为删帖的敏感词，大量关注并参与#MeToo话题的用户遭 到封号；2022年，骇人听闻的“铁链女”事件引起全国女性的愤慨，官方反而在竭力掩盖事实，透过网路平台的屏蔽封禁降低民众对事件的关注，甚至拘捕了前往事发地声援的女权 活动者，并以新冠为借口在当地进行长期戒严。




尽管女权运动长期被官方镇压，并抹黑为“境外势力”挑动对女权的仇恨，女权主义运动的进步思想依旧透过网路社群广泛传播并造成影响。越来越多的青年女性受其日常条件推动，觉醒女权意识，开始质疑与反抗父权制的压迫。她们不愿沦为“家庭中的传统角色”，即“性资源”、生育机器、和家务奴隶。因此，她们所做的直接行动就是拒绝结婚。连续7年的生育率降低前提之一，也即连续9年的结婚率降低：2022年中国结婚人数仅十年前的一半（排除2023年因清零政策的解除产生的短暂回升）。




劳动法规的失能与职场性别歧视




中国法律规定女性产假为98日，在女性劳工休产假期间，可以领取产假工资（由该工作单位发放的与原待遇相等的工资）和生育津贴（社保基金发放）。但与《妇女权益保障法》相同，在专制资本主义的中国，劳动相关法规更是可以明目张胆地违反。




中国绝大多数企业会将职工的工资拆分为“基本工资”、“绩效工资”、“岗位工资”、“提成”等以规避法律风险，很多女性员工在产假期间只发放“基本工资”，而基本工 往往与当地的最低工资标准齐平，这绝对难以维持产期女性的生活水平。中国参与生育保险的人数约2.4亿，而劳动人口为8.7亿（2022年数据），代表大多数女性劳动者不能在产假期间拿到生育津贴（《劳动合同法》要求雇主为每名劳动者缴生育保险！）。更多的企业因违法成本极低，在得知女性员工怀孕后会进行劝退，而员工透过申诉夺回自身权益的法律流程十分繁杂。同时，雇主在招募和升职时，会对未婚、未孕的女性进行职场性别歧视，迫使女性职工透过签订保证书等方式，承诺入职后几年内不会有生育计划。




父权制下，职场性别歧视同样也使男性劳工饱受其苦。与女性劳工往往被安排在单调枯燥的职位、工资收入较低对应，男性劳动者尽管在就业时更有优势——但会被默认能够忍受更恶劣的工作环境和更多的加班时长。劳动法规并未对男性劳动者陪产假作出明确规定，许多企业便放心大胆地拒绝男性职工的陪产请假申请，使得产妇在生产期间缺少配偶的关照，进而迫使更多的工人家庭推迟或放弃生育计划。中国生育并抚养子女的成本世界第二，结合失能的劳动法规和隐藏的职场歧视，必然造成中国人口出生率随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一同下滑。




2022年，在封锁期间的上海，一名警察与一对年轻夫妇的对话影片在网路上爆火。影片中，警察威胁道“如果你拒绝被转运，将会受到处罚，要影响你的三代”，拍摄男子则不卑不亢地回应：“这是我们最后一代，谢谢！”尽管视频很快遭到屏蔽， 但不久后北京居委会商讨抗议要拘留封控小区男子，声称“他的软肋是他儿子”同样再一次引发青年群体对拒绝生育的热烈探讨。




从“最后一代”到“软肋”事件所引起的广泛共鸣，反映了更多青年在资本主义和独裁的压迫下逐渐觉醒的政治意识：他们意识到，与其在传统的受压迫者身份中按部就班地 消费、结婚、生子，不如拒绝生育以减轻自身的压力；况且将新生儿带到世界上遭受和他们同样的剥削与压迫，是一种自私、残忍的事情。因此，青年透过参与降低生育的行动表达对中共的专制独裁和资本主义的反抗。




我们要什么样的愿景？




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全球女性的工作参与率提高，二战结束后，全球各工业化的国家都出现了生育率降低的情况。而每个资本主义政权都对此束手无策。社会主义者认为，对工人阶级来说，所谓的“传统家庭”已经正在瓦解。恩格斯在《家庭、私有财产与国家的起源》中提到，传统以家庭为本位的制度越来越不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需求。中共的独裁政权透过“回归传统家庭”的手段，更是更为封建的反动而倒行。




只有社会生产不再以少数资本家和独裁者的利益，而是以实现人民的福祉、解放人类的劳动为导向，人才能被视为人，而不是一种资源。在此基础上，父权制所带来的性别歧视、对女性的物化和压迫，才能在得到解放的男性和女性之间透过沟通与斗争逐渐消融，最终得以在人类历史上埋葬罪恶的父权制。只有在真正的社会主义下，才能实现这样的愿景。我们所说的社会主义并不是指苏联斯大林主义和中国毛主义的扭曲，而是真正的、由下而上的工人阶级对社会和经济的控制。




届时，所有人都应该可以自由地享受新式的家庭形式；托洛茨基透过文章《从旧式家庭迈向新式家庭》表达其观点：新的工人国家政府应该提供以下的物质条件，修筑好人类走向新式家庭形式的道路：（一）提高工人阶级及组成这个阶级的个人的文化、教育标准；（二）由国家组织料理，改善工人阶级的物质条件。扩大托儿、养老和照顾残疾者的公共服务，提供优质的托儿服务，并包括清洁和洗衣等家务劳动，以及提供高质廉价的公共餐厅，让所有人想外食的人免却在家备餐。全面有薪产假和侍产假亦应大大增加。




广东梅大公路坍塌 用鲜血换取利润的“基建狂魔”再次吞噬生命




就在五一劳动节当日，广东梅大高速公路发生坍塌事故，造成至少23辆汽车掉落山坡，现场消息指当时山坡中至少传出18下爆炸声，相信是电动车的锂电池遭到猛烈撞击下发生爆炸。目前事故已造成至少48人死亡，30多人受伤，据报大多死伤者都是趁五一假期返乡或出行的农民工。




发生事故的梅大高速公路于2014年开通，通车至今不到10年，一条崭新的高速公路发生如此骇人的意外，令人不得不怀疑起工程存在腐败，是又一起“豆腐渣”基建工程。事故发生后，广东当局虽未确认事故起因，但马上指今年四月的降雨量比以往同期要高，似乎暗示这是“天灾”而非人祸。在刚过去的四月，广东极端天气频发，接连出现暴雨、冰雹、甚至在华南罕见的龙卷风等灾害，这也是气候危机的一部分，是中共资本主义体制以自然换取利润的后果。再者，检查路基的安全情况，特别是在雨量较高的日子加强巡查保养，排除安全隐患，难道不正是政府部门的责任？




梅大高速公路在去年4月已经发生过坍塌事故，所幸当时车流量少，因此没有造成人命伤亡，但也使得该路段交通中断，经一个多月的维修后才全线恢复通行。这证明了这次事故绝非个别意外，而是早有预警，只不过政府掉以轻心，因而酿成惨剧。




吃人的“狂魔”




梅大高速公路的兴建过程也体现了中共吹嘘的所谓“基建狂魔”，实际上是一头吞噬生命的“狂魔”。据资料显示，在施工的过程其间，梅州市政府为了迫使梅大高速公路在2014年件底如期峻工通车，不断层层施压，要求加快工程进度。对比同一时期，同样在梅州，施工难度更小的另一条公路──梅平高速公路，它的建设进度平均每年约10公里。而地质情况更复杂、施工难度更大的梅大高速公路，当时平均建设速度达到每年18公里。因此，极有可能在施工期间很多地质问题根本没有彻底处理，安全隐患也没有被全部排除。这就突显了中国基层工人独立组织的必要性，假如在这种情况下，工人有自己民主选举产生的独立工会和安全委员会，他们早就可以通过集体行动，对抗施压，确保工程质量。并以自己的安全委员会和安全监督人员，对从施工安全到启用后的安全进行全程监管，确保工程能有足够的时间彻底处理所有地质问题，并有着足够的安全保障。




梅大高速公路坍塌路段的施工方到底是谁，至今居然仍然众说纷纭，比较多人相信的是广东省路桥建设集团，随后集团将工程转包予中铁九局。这种层层转包的情况极其普遍，2011年，中共官方媒体《法制晚报》就曾报道过中铁九局违规分包造价达23亿人民币铁路工程的消息，那些建设公司在接到分包工程后又继续将其分包予其他规模更小、施工经验和资格更差的公司。直到在工地上干活的农民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坦言：这条铁路通车后，我可不敢坐。




隐患陆续爆发




无论事发的公路路段到些是否由中铁九局承建，显然其中也必然存在着这让的层层转包的情况。特别是在08年金融危机后，中共通过大举进行基建浪潮，以图刺激经济，除了造成惊人的债务问题外，腐败官员对资金的雁过拔毛，再加上这样的层层转包，造成了真正实际投入在工程的资金可能十不存一。最后只能通过压低工人工资，或采用不合规格的廉价材料，以偷工减料完成工程。这些存在质量问题的工程经不起时间考验，陆续出现各种问题和事故。“基建狂魔”吞噬着工人和工程使用者的血肉，以养肥了中共的腐败官僚和资本家。 面对这一系列的问题，建设集团需要置于工人民主控制下，而且需要由民主选举的交通委员会民主监督。此外，独立工会能够自下而上地，从施工的个体上就开始监督整个工程的安全性，确保工人得到合理的报酬、安全的工作环境、以及合格的工程质量。但这再次表明，基层劳动人民的需求与持续的专制统治是水火不容的。




中国快递新规施行，快递员辞职抗争




三月开始，中国正式开始实施新的《快递市场管理办法》，让产业陷入混乱。这些措施大幅增加了快递员的工作量并降低收入，引发了一波抗议浪潮。快递员们集体离职。来表达他们的不满。在某些地区，离职人数众多。据报道，江西南昌已有五分之一的快递员离职以示抗议。“无声抗议”的话题、快递员离职的讯息都成为社群媒体上的热门内容。甚至有报道称，有些城市没人运送包裹，多个配送站因缺工只好关闭。2月27日，在新规实施前，广东中山快递员集体罢工，展现较高的组织度与意识。当然，由于审查制度，很难估计全国各地快递员的抗议行动彼此有多少协调。




辞职抗争




新规当中，对现有快递业影响最大的一条是，不允许未经用户同意将快递投放到智能收件匣或代确认接收快递。现在，如果快递员未经过用户的同意，自己将包裹投到智能快递柜或快递站，将会遭到最高3万元的罚款，相当于一般快递员平均五个月的薪水。




中国快递业一般使用的是计件工资制度，即快递员的收入取决于他们派送总量，因此加班普遍存在。国家邮政局2023年调查显示，71.4%的快递员每天工作超过10小时。首先，为了尽可能获得收入，快递员为了赚得生活所需的工作，不得不“自愿”超时劳动。同时，由于快递员需要负责一个区域的所有快递，而快递公司和承包商为了节省成本又不愿意增加快递员，如果快递员不想超时劳动，就可能因为不能按时派件遭到投诉。在有的地区，如果快递不能准时配送，快递员将遭到三倍单价甚至四倍单价的罚款。




在这种情况下，快递员过去一般会选择将包裹统一派发到智能快递柜或快递站，以获得更多收入。用户可以到这些智能快递柜或快递站凭密码或手机号码领取自己的快递。在新规实施之后，快递员必须向用户征得同意才能将快递投放到以上两个地方，如果用户不同意，就必须送货到门。这直接导致快递员效率大大降低，收入降低。如果放在快递站，一天可以送300件，但如果都需要提前电话联系或送货上门，一天的送货量及由此获得的收入只有一半甚至三分之一。公司和承包商不愿意支付更多成本，相当于新规之后每个快递员要付出两倍的劳动。




对快递员的剥削也表现在其他方面。一名快递员在网络上发文，表示雇主并不会为他们提供电话补贴，因此他们必须自己支付联系用户的手机费，这对快递员来说是一笔巨大的开支。




由于缺乏劳动保护法和民主权利，快递员只能透过辞职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不满。有工作了7年的快递员表示，工作量太大正在考虑辞职，身边已经有同行离开。一名快递员说“我觉得干不下去了，本身收入就不太稳定，经常被罚钱，新规出来之后，我感觉更难了，只好另谋出路”。他认为快递员大规模辞职的直接原因是工作时间过长，而收入仍然十分低。




也有一些快递员担心遭到投诉或因未能即使配送导致罚款。“打电话被拒绝怎么办？（如果不放到快递柜或快递站）快递丢失了怎么办？”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出了任何问题责任最终都会落到基层快递员头上。在新规施行之后，快递员的权利并没有后续保障。很多快递员面临罚款只能辞职。去年，中国快递从业人员约有490万名。没有公开数据显示自3月1日以来的离职人数，但这个数字绝对不小。




我们的主张




资本主义中共政权并不会保障基层快递员的权利，正如它不会保障其他劳工的权利一样，是由它的阶级性质决定的。快递行业的乱局表明，中国工人需要组织起来。分散、个体、孤立的斗争不可能致胜。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者主张建立独立工会的原因——即使我们认识到，在早期阶段，面对大规模的国家镇压，这样的工会需要以小型筹备小组的形式秘密组织，从而准备进一步发展。这场危机也显示，快递公司需要公有化，由劳工进行民主控制与管理，并与广大工人阶级和基层群体协调，民主决定规定合理的规划。要达成这样的目标，就必须要一个革命的群众运动来推翻资本主义，建立民主的社会主义公有制。

为什么中国的“基建狂魔”模式最终崩溃




中国80%的城投债已经无力还债。城投债是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期设立，并由地方政府拥有的融资方式，目的是将大量的债务融资投资引向基建项目，同时将这些投资保持在“账外”。这样，地方政府可以很大程度掩盖不断膨胀的债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表示，城投债的总债务现在达到了66万亿元人民币（约9万亿美元），相当于中国GDP的50%。这些债务最终将不得不被一笔勾销，永远不可能被偿还。




“僵尸化”




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陷入“僵尸化”：它们被迫执行大规模的紧缩计划，削减工资发放总额和服务，延迟支付工资和供应商款项，出售政府拥有的资产。债务偿还现在消耗一半的地方政府收入。在受影响最严重的省份，这个比例要高得多。到2024年，北京已经命令12个省份砍掉数千个基建项目——仅云南就被砍1500个项目。




随着房地产部门和地方政府危机的加剧，下一个可能断裂的薄弱环节是金融系统。美国的荣鼎集团（Rhodium Group）估计，城投债贷款占中国银行总贷款的20-25%。中共政权一如既往地进行大规模的掩盖，隐藏这些数据，因为这些数据恐将触发全面的金融恐慌。




我们已经看到几家地方银行陷入失败，中共当局安排较大的银行进行救助。随着危机的加剧，最大的银行——名义上由中共独裁控制——正在抗拒这些命令，而是选择减少对中、小型银行的贷款披露。多米诺骨牌中较小的那张将首先倒下。




这种情况特别发生在河南、内蒙古和辽宁等问题严重的地区，那里的房地产危机最为严重，造成多家地方银行倒闭。




中国经济已进入长期的萧条阶段：蜗牛般的GDP增长、生产过剩和需求疲软导致通缩，以及多重债务危机。这就是经济“日本化”，是资本主义危机一种形式，成因在于中国过去的经济增长模式基于高水平信贷驱动、以及对于住房和基建的投机性投资，而这一模式正逐渐崩溃。




住房对普通人来说太贵，而主要成为金融投机的对象。从社会角度来看，许多基建完全没有必要，而且更是财政上的浪费。资本主义开发商（恒大和碧桂园等）进行冒险投注，以满足主要来自房地产“投资者”阶层的需求，从而推动了全球最大的房地产泡沫的成长。在2021年房地产崩溃之前的高峰期，每三套房子中就有超过两套不是买来住的。




为了消除与私人住房市场的竞争、避免抑制飞涨的房地产价格，地方政府故意限制社会住房部门的发展。大约3800万人生活在公租房中，而这还不到中国人口的3%。与之相比，英国有17%的人住公租房。因此，而中国“共产”党统治者在住房私有化上，做得比撒切尔夫人还要彻底（撒切尔夫人开创了英国公共住房股份私有化）。




大白象




用城投债债务建造的许多“耀眼”基础设施都是面子工程，对大众来说价值有限或毫无价值。贵州在滑雪胜地上投入了数十亿元人民币，而这些地方在一年中通常只能维持一个月的积雪。




70%的高速公路项目和90%的铁路项目超出了预算。2016年的一项研究揭示，2/3的交通项目从未达到其预计的交通量。文明世界的高铁系统只有极少数人使用，对农民或工厂工人来说几乎没有实际价值。




食品安全──悬在中国老百姓头上的一把刀




2024年中国央视315晚会曝光了中国安徽阜阳地区个别企业在生产预制菜梅菜扣肉时使用未经严格处理的槽头肉的问题。槽头肉通常指的是不适合人类食用的猪肉部位，使用该部位有安全隐患。根据315记者暗访得知，在生产车间，工人对劣质槽头肉上的淋巴结和甲状腺进行整修，然而整修后为了确保槽头肉厚度，对人体有害腺体仍故意大量保留。该企业负责人声称，这种槽头肉熟后制成的预制梅菜扣肉与使用优质五花肉熟后制成的产品根本看不出区别，该负责人表示他本人坚决不吃槽头肉。




“科技与狠活”




槽头肉事件再次引发中国国内对食品安全的焦虑。中国人民对于食品问题有严重的心理阴影，在中国提起“大头娃娃”许多家长不寒而栗。那场发生在2008年的食品安全事件造成的影响至今仍未彻底消除。诸如此类因食品安全造成的健康问题层出不穷。从“老坛酸菜”到“梅菜扣肉”事件，中国网络上频繁热议的“海克斯科技”与一系列“科技与狠活”的曝光，足以见得中国老百姓对于食品安全问题的重视 ，但让人心寒的是中国政府并没有能力和意愿解决食品安全问题。因为中共资本主义体制下经济结构决定了食品安全问题无法根除。中共资本主义体制之下的阶级社会的性质，让企业为了追逐利润可以不择手段，就拿预制菜“梅菜扣肉”来说企业采购五花肉的成本在15元人民币一公斤左右，而槽头肉市场价格只要3元一公斤 。这巨大的利润差使得资本把食品安全问题置之度外。同时在资本主义体制之下无法真正对市场进行监管，对企业的监督也形同虚设，根本无法对于黑心企业形成约束。




由于中共资本主义是独裁体制，使这问题恶化。媒体报道被严格控制，告密者（就如李文亮）无一不被惩罚。最重要的是，中共严厉禁止工会，阻止任何组织的尝试。真正的工会（而不是中共的黑色工会）在其他国家多次在抵抗资本家削减成本和危害健康的措施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同时在中国地方官商勾结的情况盛行，企业以腐败的方式勾结官员使得企业可以获得正规注册的手续生产和使用有毒食品原料。中国资本主义体制没有办法打破食品安全背后的利益链因为它本身就是利益链的一部分。这也就导致食品安全问题在中国无法被根治。




根据中国央视315晚上曝光的视频，许多食品工厂生产环境恶劣，卫生状况堪忧，尤其是肉类生产的场地往往烂肉腐肉堆积如山并且无法快速得到清理和消毒。工人只带着最简单的防护工具在病菌细菌横行的场地生产，工人长期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工作容易感染疾病。同时随着央视315晚上曝光后大批风险企业迅速关厂跑路遣散工人，相当一大部分在工厂的员工面临老板跑路无法追讨薪水的情况，同时突然没了工作后续生活保障的问题对工人来说十分头痛。而中国资本主义独裁政府也永远不会为工人权益提供保障，只会层层推责不解决问题。




社会主义者的做法




工人阶级（包括工人和消费者）民主控制管理生产，才能保障食品安全。社会主义者主张将生产公共化，使工人阶级掌握生产资料，而不是让生产资料受资本家控制。想要做到这些需要体制上的革命性改变，需要将大型农产业、食品处理企业和超市企业收归公有，并置于工人民主监督和管理。这需要农产品生产和分配的计划，以可持续的方式提供富营养的食品，而不是以短期利润为目标。工人阶级领导的独立工会是工人权益的保障的基石。社会主义者主张建立独立组织，不受政府或雇主控制，以维护自身权益。建立独立工会将立即面对警察镇压和独裁统治的问题。因为独裁政权不会容忍任何独立组织。但由于经济和社会陷入困境，独裁政权现时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所以我们可以期望未来几年将见到为建设独立工会的斗争将会更激烈。




2008年毒奶粉丑闻




2008年夏季，最少30万婴儿因奶粉受到工业用三聚氰胺汙染而受害。6名婴儿死亡，54万名被送院，数千名婴儿的肾永久受损。中共为了在零八奥运时粉饰太平，在几星期内让当局和官媒压制相关消息。




网飞剧集《三体》引发争议




中国着名科幻小说作家刘慈欣代表作《三体》分别被腾讯及网飞改编成电视剧搬上萤幕。而网飞版的《三体》却引发了众多争议，当中主要是集中在对原着改编的讨论，对文革这一重点场面和剧情的呈现手法，以及对角色的种族问题。这场争论深受政治影响，最终也反映了中美帝国主义权力争斗的影响。




文革




腾讯版对小说中的文革场面基本都避而不谈。原故事的这一重要部分已被删减，因为执政的中共对于这部分感到非常不安。主角叶文洁父亲叶哲泰在文革批斗大会上被打死，以及文革结束后，叶文洁找到打死她父亲的女学生，要求女学生忏悔道歉却遭到拒绝。这些场面在腾讯版中通通都没有拍摄。在描述叶文洁被下放兵团时，也用了“革命”来隐诲地代指文革。




相比之下，网飞版本的《三体》对文革的呈现效果则非常强烈而且直白，对于批斗大会的场面，红卫兵对叶哲泰莫明其妙且荒诞不经的指控，以及过程中的暴力都展现得非常仔细。然而正是这一部分引起了中国民族主义者的反感，他们抗议道网飞是“为了一碟醋而煮一顿饺子”，意思是指网飞是为了借用文革场面来抹黑中国，才会去改编拍摄《三体》这部小说。尽管这些民族主义者会讲出一切来支撑他们的帝国主义“大中华”叙事，但这种反对意见并非毫无根据。西方媒体与电影业改变甚大，从十年前因为想在庞大的中国市场赚更多钱、基本上倾向亲中，到如今对中国更加批判。




《三体》原着小说在2006年出版，当时言论空间相比今天习近平治下宽松得多，且当时科幻小说在中国仍然是一个相对小众的冷门文学类别，读者群体很小。直到后来小说获奖，英文版在欧美市场大受欢迎，这个主题才进入中国主流娱乐视野。




于是对中共而言，这就出现了一个非常尴尬的情况：一方面，习近平非常渴望中国能够“文化输出”，在这场帝国主义冲突中提升中国在国际的地位和影响力，也增强中国的宣传力量；但另一方面，受国际瞩目的文学作品偏偏却又包含了他们最不愿意公开的“黑历史”。中共曾尝试力推刘慈欣另一部短编科幻小说《流浪地球》的两部改编电影，电影中不但没有任何“敏感”的议题，更全力刻画中国人奋不顾身拯救世界的形象，可惜电影虽然在国内反应不俗，但在国际上对反应冷淡。事实上，这两部电影对原着小说中明确的政治讯息进行了大幅重写及删除，原着中故事的主线在于政权面对末日危机时的专制政策和对民众造成的苦难，最终民众不堪忍受而推翻政权，这很容易令人联想到中共对新冠疫情的清零政策，但电影所讲的则完全是另一个无关的故事。




有趣的是，饱受中国民族主义者批评的网飞版《三体》文革场面，其执导导演曾国祥，是香港着名演员曾志伟之子。曾志伟也是一个民族主义者，立场亲中共，在2019年香港抗争运动其间曾表达支持警察镇压示威群众。




种族




至于对角色的种族讨论议题，则反映了中国国内令人忧虑的种族主义情绪。原着小说中第二部主角罗辑，在网飞版《三体》中改为由黑人演员贾方·艾德波(Jovan Adepo) 出演，也引起了中国民族主义者的反弹。虽然网上的讨论表面上都是在表达对角色情节改动过大的不满，但在字里行间往往流露出对黑人的蔑称和各种种族主义的低俗笑话。从黑人出演比欧美白人出演更激起愤慨这一点，就可见当今中国存在的种族主义。




这反映了中共政权长期以来大力压制关于政治话题的讨论，但又对网络上的种族主义甚至仇恨言论大开绿灯，作为一个言论的“泄压口”。以致于有人指“在中国，唯一比西方有着更多言论自由的地方，就是你可以自由地表达种族主义和仇恨言论”。这种长年累月的纵容令大多数中国人对此毫无敏感性，并潜移默化地烙上了（尤其是对非裔和南亚裔）的种族主义意识。从工人与受压迫者斗争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危险的事实，马克思主义者与左翼必须不懈地与之斗争。




消费降级持续反映经济危机深化




与4年前相比，中国城市普通居民的消费支出剧减40%——这是中国如今消费降级大趋势的其中一个重要表现。考虑到中国私人消费低于所有其他大型经济体，如此减少预示着深重危机。




从广大民众的消费额和消费习惯的变化，我们可以看到消费降级的局面仍未得以扭转。今年中国电商“618购物节”期间，中国主要网络平台的商品交易总额比去年同期减少7%，而在过去几年，即使遇到新冠疫情，618购物节销售额都是连年增长。今年“五一”假期，虽然出行旅游的人数达到创纪录的2.95亿人次，但是人均消费额比2019年低一成多。




618购物节




虽然有一些评论人士提及，中国5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相比去年同期增长3.7%、高于市场预期，但是这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618购物节”提前开卖，以及五一假期和家电以旧换新政策拉抬。




持续的经济下行是消费降级的背后因素。官方数据显示2023年经济增长5.2%，但很多经济学家估计实际增速至多2%；而且对于毕业即失业的年轻人、收入下降的工人以及遭遇房产贬值的业主来说，体感上就是经济正在衰退，群众的悲观情绪加剧。个人所得税在今年首四个月相比去年同期下降7%，考虑到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并未提高，这表示因为很多人士也面临降薪，群众整体收入水平下降。今年前5个月，中国住户存款激增7.13万亿元人民币，增长幅度相当惊人，足见广大群众都在持币观望。




对于消费降级的现状，中共独裁政权没有任何措施应对。普遍民众生活负担增加、薪水停滞不前、失业率高企，加上医疗、教育和住房成本高涨，都是背后的原因。虽然仍自标榜“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但没有意愿、也没有能力建立更完善的退休金制度、医疗保险制度和扩展更普及的公共服务，以建立社会安全网，将资源重新分配给消费者，减少家庭的预防性储蓄。2022年5月，习近平在中共刊物《求是》上明确反对“福利主义”，称“高福利养了一批‘懒人’和不劳而获者”，论调与西方右翼政客、自由市场经济拥趸如出一辙——不单是因为中共如今亲资、右翼的真实意识形态，中国资本主义走入的财政危机也是重大因素。




中国各地方政府的债务已经累积高达94万亿元人民币，而土地出让收入的下降也让地方财政危机雪上加霜。但房地产崩盘之下，今年前5个月的土地出让收入年减14%，而土地财政收入一向是中国地方政府重要的收入来源之一。即使有中央政府的特别国债来“借新还旧”，其金额也远不足填补地方债务，顶多是延长债券赎回的期限以避免地方债务爆雷。




中共政权侧重于增加产出，在当今中、美为首的帝国主义霸权冲突中，在一些新兴产业中争夺领先地位，如电动汽车和光伏产业，而这两个产业也与习近平提出的新术语“新质生产力”和“高质量发展”相呼应。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下的无序竞争，加上没有足够的国内外需求、遭遇剧增的关税等因素，带来的种种问题已经上演。例如，中国新能源汽车相关企业已经超过百万家，然而产能过剩、利用率仅57%。各车企为了争抢市场而打价格战，绝大部分车企都在赔钱、走向倒闭。类似地，中国太阳能成品组件年产能为全球组件安装量2倍多、行业价格也出现暴跌。这些情况最终是进一步打击大众就业和收入，再加上通缩（价格下跌）的加剧，消费的动力更加被浇熄。




三中全会




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从去年秋季延迟至今年7月中旬，除了因为内部权斗的加剧，更可能是因为中共没有任何新的经济政策可以推出。在财政拮据、官方不愿推出大规模刺激方案之时，三中全会较可能涉及的经济政策，包括延迟退休、财政改革、新税制等，最终都是让工人群众付出最大代价，进一步抑制购买力和居民消费。工人阶级需要为工资上涨、彻底改善社会福利而战，这是阻止当前生活水平螺旋式下降的唯一途径。但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要组织独立工会并发动工人斗争，而消费者亦需要建设控制物价的委员会。在中国，真正的独立组织意味着挑战中共独裁和资本主义，而这个过程必须要有工人群众的民主组织，以及战斗性、社会主义的纲领。




中国国安新规扩大警察搜索民众手机权力




4月26日，中国国安部公布两条将在7月生效的新规，大幅扩大了警方搜索电子设备的权力。新规中，在所谓“紧急情况”下，“执法人员”只需在市级以上国家安全负责人批准后，出示警察证或者侦察证即可当场检查有关个人及组织的电子设备及相关应用程序、工具、内容等。新规并没有界定何为“紧急情况”，这意味着警察可以利用“紧急情况”为借口合法搜查民众的手机、电脑和其他电子设备。




5月28日，中共国安部发文回应这一新规引起的广泛讨论，称“入境查手机”是“境外势力”的抹黑造谣，“执法程序”有严格的限定，该新规只应用于“间谍行为”。但中国警察的执法往往是先实践后立法，并且在实际执行时超出其拥有权限的几倍。




《1984》中的电幕在过去几年内全面铺设




在中国，警察肆意检视民众手机的情况，在国安新规颁布前就已经普遍存在。长期以来，警察会在政治活动发生时，对出现在特定时间、地点的人群进行严密的信息搜查；另外，警察也通过技术手段对所有人的手机采取广泛普遍的监控。




过去十余年来，中共以反恐为名义在新疆采取了严酷的种族压迫政策，任何进入新疆的旅客都必须在边界检查站接受手机检查，警察会使用警用设备与手机连接。2019年，一些外国游客在接受边境检查后，发现手机被隐匿安装一款名为“蜂采”的监控APP，能够对手机通话记录、简讯、程式清单、相簿、位置等隐私信息进行扫描和上传。




中共在新疆累积到的经验很快就被推行至全国各地。这是马克思主义者与chinaworker.info早在16年前就预测到会发生的事（请见2008年1月15日于chinaworker.info刊登的《新疆的民族问题》一文）。2021年3月，公共安全部开发的“国家反诈中心APP”手机软件上线，声称“在侦测到诈骗相关可疑信息时提交给公安处理”。与新疆的监控软件类似，该APP会要求手机大量的权限，并读取用户所有信息。推广安装“反诈APP”是一场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指标下发到每一位派出所警员。警察会在地铁、火车站巡逻检查手机是否已安装“反诈APP”，甚至会挨家挨户敲门要求当场安装。




消息指出，2023年时，所有中国手机厂商都会在出厂时系统层面植入“反诈APP”功能。至此，中国一般民众的手机化为《1984》中的电幕，一切隐私都暴露在警察的监控之下：下载翻墙软件和Twitter、Telegram等“境外软件”的行为会招致当地警察传唤，境外来电会被转接给反诈中心。甚至输入法、麦克风也会侦测政治关键字。




许多政治关心者和留学生通过购买非国产手机、刷机等手段规避监控以浏览墙外讯息，国安新规成为警察对这类群体行使监控镇压的补充。近年来，中国海关入境抽查手机已经很常见，可以预见的是，在中美帝国主义冲突升温的情况下，国安新规难免会使“反间谍”的范围扩大到更多出入境人员和翻墙用户。正式立法会合理化警察随意搜查民众的电子设备的行径，逼迫民众更为审慎地自我审查，不敢和境外的人员联系、不敢使用境外的平台。我们明确反对国安新规，这是中共独裁资本主义的压制手段，是侵犯人民隐私、制造白色恐怖的恶法。




信息安全必须置于民主控制




一些国内自媒体声称国安新规是针对美国海关搜查手机的反制措施。诚然，许多入境美国、加拿大和欧洲的旅客抱怨海关对他们的电子设备进行侵入式搜查，要求翻阅聊天记录、相册等隐私信息，并根据搜查结果主观判断是否要遣返旅客。中共喉舌攻击西方“民主”虽并不能合理化自身镇压，但的确显示了西方资本主义“民主”的虚伪。许多西方科技公司为国内外政权提供监控与镇压的技术支持，如苹果公司、以色列数位鉴识公司Cellebrite；更暴露资本主义下的“民主”的虚伪不实本质。




因此，一方面，为了实现真正的民主权利，我们要打倒中共独裁政权，同时只有将科技业公有化并将权力置于真正的民主控制，由科技人员及使用者进行由下而上的监督，才能使民众的信息隐私安全得到保障。而这与中共资本主义制度和独裁统治手段水火不容，必须在社会主义的全面斗争下才能实现。




中共的全球镇压




不断恶化的经济危机，频繁发生的工人运动，使得中共正不断地加强着对社会和民众的管控。由于中国资本主义已发展成为全球第二超级帝国主义强国，针对海外潜在的政治反对势力，中共必须不断扩大对他们的镇压和监视。国际特赦组织5月13日发布的一份指中国海外留学生遭到监控的报告进一步佐证了这一点。他们在中国的家人经常受到当局的恐吓，逼迫这些人停止一切反政府活动或言论。国际特赦组织的调查显示，四分之一的受访者因为这种压力而与中国的亲人断绝了联系。过半受访者表示，他们由于恐惧和压力而出现了心理健康问题。




作为监控的方式之一，海外留学生的社交媒体受到了中共的监控。国际特赦组织的报告中称：三分之一的受访者在微信等中国社交媒体平台上所遭受的审查与在中国大陆时相似。有些学生还会尝试使用海外电话号码注册社交媒体账户，却仍然受到审查。




这一手段，利用了海外留学生基于维系基本的国内人际关系的必要性而不得不使用中国社交媒体的特点，延续了它在国内所使用的数字监控措施。这是中国国内网络监控手段的延续和侧面证明。




网络监控




中共利用网络监控是一个公开的秘密。中共利用网络“关键词”来识别公共社交媒体上它认为对其有威胁的言论是不能说出口的共识。而每一次重大事件，政府内部的通报中，始终会出现社交媒体上对于相关事件具体时间段的流量及言论统计数据。




这些监控的背后，是中共正在加强对国内意识形态控制的表现——这也是中共对社会管控措施的其中之一。通过全球监控网络用来识别、跟踪、骚扰甚至逮捕年轻活动人士。在每一座主要海外大学校园，中共都会安插线人，他们会被鼓励甚至被迫监视其他学生，并报告对中共利益构成挑战的政治事件。中共控制的各种学生组织就此互相协调，并且通常被认为向当地的中国大使馆负责。在每次国外进行的、反对中共的示威中（例如六四纪念或声援白纸抗议活动），都有中共间谍——学生或者青年——四处走动并拍照。近年来，在国外运作的法外（非官方）中国警察局的存在已经浮出水面。由于中美冲突加剧，这比以前吸引了更多媒体关注。一份报告称，此类警察局在 39 个国家未经许可下运作。




海外留学生参加当地的抗议活动，会被中共在当地的拍照或录像，从而能够精确地找到个人，并对其在国内的家属进行警告“骚扰”。留学生在海外课堂上发表的言论，会被写成报告上交。这种种其实是为了确保海外留学生能够“谨言慎行”，使之不敢随意发表意见。犹如中共透过国安法，使香港留学生对发表学术论文产生恐惧一般。




海外留学生在资产阶级民主国家中，难免会以各种方式受到资产阶级民主思想意识的影响。当然，与中共的威权宣传相反，民主并非“西方”、“资本主义”或“反华”的理念。历史上，争取民主权利——如组织权、言论自由、罢工权和投票权——的斗争，一直是工人与社会主义运动纲领中的关键元素（如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提出）。然而，一些中国留学生误以为这些国家形式上的“民主”可以保护他们免受中共镇压，以为参与政治活动没有风险。已有多名中国留学生回国时，因参与海外政治抗议而被警方拘留、审问。这种情况在2022年白纸抗议后尤其多。




中共正在对社会进行全方位的监控，这其中也包括了针对群众思想意识形态的控制，无论他们所身处的是境外，还是境内。




马克思主义者的立场




某程度上，中共党国的高度镇压可被视作用力过猛的反应：海外的抗议或活动还没有很大规模。但中共“杀鸡儆猴”作为威慑：警告年轻人远离政治行动、认真的讨论和组织。他们也明白，从马克思（流亡英国）到孙中山（日本）再到列宁（瑞士），海外流亡团体在革命运动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马克思主义者反对一切形式的剥削和压迫，坚决捍卫劳动者的民主权利。同时，我们认识到，劳动者正日益紧迫地需要一个社会主义的替代方案，为劳动者指明走向自由的解放之路。而这，也说明了一个属于劳动大众的成熟工人阶级革命政党的紧迫性。这个党需要拥有在广大劳动者中的理论经验，以及明确的斗争纲领。




百度副总裁发表冷血言论：资本家的真面目




根据2024年中国国务院的假期安排，“五一”通过调休凑出五天小长假。由于挪用了前后周末，“五一”其实只放假一天。尽管如此，广大的劳工仍无法保证能够按照排班休息，网路上对此充斥着戏谑吐槽的民声。此时，百度副总裁璩静在“五一”前后发表一系列职场相关的短视频，因“冷血”引发了广大“打工人”的反感，成为了2024年“五一”期间网络热搜焦点。




低估青年反抗意识




璩静发表的短片囊括“员工闹分手提离职我秒批，不考虑员工家庭”“员工拒绝连续出差50天就不要想升职加薪”“敢写投诉信就让你在行业待不下去”“群组讯息半小时不回复就要被罚”“公关人春节周末没有假期”等劳资关系话题。璩静一系列影片引起的广泛舆论风波，使百度在资本市场上受到影响。 5月7日，百度港股下跌2.17%，相当于一夜蒸发60亿港元。百度美股亦下跌2.47%。璩静在其后几日内被曝出离职，其帐号相关短片对外已不可见。




许多网友评论认为璩静的言论“没毛病”：实际的中国网络产业、乃至中国所有产业的劳资关系中，劳动者所受到的压迫与璩静所述一致甚至更糟。2020年，拼多多年轻女员工在凌晨下班路上猝死街头；2022年，B站审核组长在过年加班期间凌晨猝死；同年字节跳动一员工在健身房猝死。这些中国网络大厂视员工如牛马、视人命如草芥，早已人尽皆知；但作为百度公司公关总管的璩静，率团队毫不遮掩地发表这些刺痛劳动者生存需求的言论，绝非精神失常，而是有意通过短视频平台，试图将这种“降本增效”的企业文化（随意裁员、压榨在职员工）进一步合理化，在经济衰退中为企业搏得生存的机会。但他们低估了中国广大受压迫青年的反抗意识，遭到出乎其意料的猛烈反击，使得草草收场。




群众意识的转变使资本企业深感不安。中国经济面临其40年来最深重的危机（作为全球资本主义深重危机的一环），青年群体不得不“45度躺平”（卷也卷不动，躺也躺不平），绝望与反抗情绪在同时蔓延：大量民众跳桥、跳楼自杀的同时，工人抗争运动在全国兴起。2023年，有记录的工人集体斗争事件共1794宗，相较前一年数量翻倍；2023年全国办理的劳动争议案件为385万件，相较2022年增长了21.8%，而2018年该数字为183万，五年来已成长到原本的210%。在中共的高压统治和劳动仲裁冗长复杂的机制下，以上数字显然仅为劳资斗争中的冰山一角。




而习近平政权对打压抗争和维权已显得无力。地方政府债台高筑，经常无力协助资方进行镇压。尽管斗争几乎都处于很初阶，但这个过程不可避免，尚未组织起来的广大工人阶级将从中重新学习反击残酷的资本主义统治所需的政治与组织手段。璩静事件便是阶级斗争一次交锋中属于工人阶级的“胜利”，哪怕是通过嘲讽等网络途径进行。这种情绪通过传播和积累，能使群众意识更加清醒。




由于经济加剧恶化、失业潮蔓延，中共对内的高压统治将面临失控的风险。




组织群众斗争




工人阶级要改变痛苦现状，唯一方法是组织起来团结斗争，效彷历史上的工人运动，争取劳工权益；这就是为什么马克思主义者提出独立工会的诉求，来聚焦于一个非常清晰的口号，并指出有组织群众斗争的需要。而中共政权作为独裁的资本主义政党，中国一切资产阶级全都都是中共的一部分或与其有利益联系，任何集体斗争都会触及中共的红线，每次改良的尝试都会被警察残酷镇压（佳士运动、外卖盟主事件）。因此，为了组织起来、争取自身权利，工人阶级不能回避中共独裁资本主义的议题，而这需要被社会主义和真正工人阶级民主制度取代，从而伸张劳动者的权益，让亿万受压迫者从过劳血泪中解放出来。




司法要“为大局服务”？“大局”是谁？




五月初，最高检察长应勇在《求是》杂志发文，不再提毛泽东时代传承下来的“为人民服务”，只提“为大局服务”，其标题也把“为大局服务”放在在“为人民司法”和“为法治担当”之前。接着多地司法部门紧接着把标语从“为人民服务”改为“为大局服务”。




其实社会主义者对于之前畸形工人国家和之后复辟的官僚资本主义政权用于粉饰门面的口号并没有任何幻想，“为人民”变为“为大局”并没有实质上的区别，因为在中共独裁统治下，“人民”其实也是指中共的整体和根本利益。当然，过去还会用“人民”一词演一下。




“大局观”




但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到中共不会平白无故地变动其政治口号，更何况是变动一个从毛时代传承下来并广为所知的口号。从政治方面来看，最直接的原因便是习近平多次强调要“增强大局观念”，官媒也曾吹捧习有“大局观”，各级“看齐紧跟”的官员也要通过变更口号来表忠心、拍马屁。而习近平也欣然接受，因为这里的“大局”实质上就是习个人的独裁统治，口号的变更就是习的权力宣示。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政权想进一步收紧权力，用司法“为大局服务”来压倒群众以及维权律师用司法斗争来影响政权稳定的希望。司法领域的收紧在早几年就已现端倪，最近几年中国裁判文书网中上传公开判决文书已越来越少，许多案例仅供内部参考，据律师黄俊涛统计，不再公布的案件中行政案件数量最多，2022年一审文书仅公布187份，公布率仅0.06%。这便是政权削弱群众对于司法本就很有限的监察能力的其中一个手段。




习近平加强个人权力和社会控制也有其社会背景。如今中共更依赖儒家思想，强调个人权利与前景服从于国家和民族（即“大局”）。它正变更其传递的讯息，以合理化这一事实：对大部分人来说，收入增长的时代已经完结，未来将面临无尽紧缩与更大困难。内忧加上中美新冷战不断升温的外患，这不仅使得底层群众对政权越来越不信任，连高层之中裂痕也不断加深，从习李的“府院之争”到火箭军、政府高层的接连换人，这一桩桩一件件都让习近平的危机感加剧，习不愿又无力通过社会改良维系政权，那只能做出独裁者唯一会做的事——加强个人专断统治。




“为大局服务”口号提出后群众立刻在网路上以辛辣地嘲讽予以回应：“主要还是怕你误会，你有可能误会自己是人民，但应该不会误会自己是大局。”“当有人说要不惜代价的时候，你往往就是代价，当有人说要顾全大局的时候，你往往不在大局里面。”精心伪装的话术在群众面前已不再有用，群众对于政权的不信任已经让政权陷入“塔西佗陷阱”，使其政令出台动则得咎。不信任感也不限于底层，甚至有一些建制出身的律师也在质疑：“法院是一个‘公平公开公正’的审判机关，怎么变成‘为大局服务’的行政机关了？如果‘公平公正’的审判与‘大局’不一致，是不是要为了‘大局’放弃‘公平公正’的审判呢？”




意识激进化




当下群众意识正在激进化并越来越反对整个体制，但他们还没有找到一个替代的出路。社会主义者要求加强工人群众对于司法的监督与控制，在司法领域落实巴黎公社原则：所有司法人员应该领取普通工人薪金，不能享有经济特权；法官应该由民选产生并且可以随时被罢免，任期不能过长，需要定期撤换。而这需要社会主义的群众斗争，在工人和被压迫的群众的联合下，反对资本主义和独裁统治。




北京同仁堂中成药汞含量超标近十万倍




四月中旬，北京同仁堂所售的“仁丹”被检测出汞含量严重超标。其超出了欧盟标准近10万倍，据报导指进行该项检测的欧洲实验室仪器因此被严重汙染，清洗了近一星期才回复正常。而即使按中国国内的中药材重金属及有害元素含量规定的标准，也超标了近5万倍。




朱砂入药




造成汞含量严重超标的是由于仁丹中包含了朱砂，即硫化汞。由于在服用汞后会迅速使人昏昏欲睡，因此在传统中医药中被视为有“安神”的功效。这些认识上的谬误，在古代人类科技水平低下的情况下是可以理解的。但在今天，中共为了推动宣扬民族主义，却大力宣传传统中医。因此，揭发仁丹汞含量严重超标的文章和报导在中国国内互联网平台上被全面删除。随后事件得到愈来愈多的媒体跟进报导，在无法再掩盖后，同仁堂才将该成药下架。




事实上这已并非中成药有毒成份超标的事件。2006年，英国药物安全机构发现一种名为“复方芦荟胶囊”的汞含量超出英国标准近12万倍。2013年，同仁堂的“健体五补丸”亦在香港被发现汞含量超标5倍。同仁堂另一款着名成药“牛黄千金散”朱砂含量达17%。北京有医生统计过，同仁堂现时的儿童用药物，当中有30%汞含量超标。这些毒药对儿童正在发育中的神经系统和脑部发育都会构成严重损害。而同仁堂对这些问题的回应也不过是照本宣科地宣称他们的产品质量符合国家标准云云。




由于中共推动这些中成药的动机是出于宣传民族主义及“中华文化”，而非治病救人，因此对于这些有毒的中成药几乎可以说是采取“纵容”的态度，特别是对同仁堂这类的所谓“百年老字号”更是如此，这无疑就是在草菅人命，用民众的生命和健康堆砌出所谓的“民族自信”。




同仁堂以及一众中成药厂商在这种官方背书下，大肆牟取利润。早在2013年，包括同仁堂在内的一众药品厂商，就被爆出所生产的口服胶原蛋白保健品根本没有任何“美容”的功效。那些胶原蛋白原料成本只需每公斤80元，但这些药厂的零售价却高达每公斤1700元。这些中成药企业利用、加剧中国资本主义父权社会下女性的容貌焦虑，贩售无效保健品获取暴利。2023年同仁堂的净利润高达6亿元人民币。




习近平自上任后，多次强调推广传统中医的政策，称“中医药学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锁匙。”2020年6月，北京市卫建委发布《北京市中医药条例》草案，将“以任何方式或行为诋毁、汙蔑中医药”列为罪名，违法者将被警方处罚，引发民众强烈不满，相关条文虽然最终在正式通过的版本中被删除，但也能从中看到中共政权不惜动用法律大棒来让质疑中医药的人闭嘴。因此，即使在2020年新冠疫情最危急的阶段，中共仍鼓吹“中医主导、西医支持”。并同时大力吹捧中成药“连花清瘟胶囊”，甚至在封城期间，住户连日常食品都得不到供应时，“连花清瘟胶囊”却能保证供应充足，每户两盒。然而，《社会主义者》当时就指出这种中成药的效用成疑，更多的只是民族主义宣传工具。（可参阅《社会主义者》第66期文章《连花清瘟胶囊──神药还是神棍？》）




现代医学是全人类的成果




现代医学并不是“西方”的专利，世界上所有国家，包括中国的医生和医学家都参与到现代医学的发展中，并为之所出贡献。只不过中共为了支持其威权控制，操弄民族主义的话术，将现代医学与传统医学的对立，扭曲为“西方”与“中华传统”的对立。




中国的传统医学和西方以及全世界的传统医学一样，都是人类在蒙昧时代对医学的一种探索努力。在漫长的探索过程中，固然会能总结出一些有效的、合符科学的治疗手段和药方，但同样也存在大量的谬误。马克思主义者认识到这些都是古代社会的局限性，我们主张全面检验传统药材的有效成份，扬弃古老的错误医疗手段和有毒药材。在民主的社会主义社会中，将所有有效的药品纳入全民免费的医疗系统中，并为所有人提供先进而有效的医疗服务。这些服务和所有的研发都需要由工人阶级民主控制与计划，而这与中共资本主义专制水火不容。




从农行继承事件看中共的裙带资本主义




4月3日，一段视频引发热议，男孩站在镜头前讲述自己梦想，他说”我想当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的行长”，因为”我的爷爷/妈妈”是”行长/副行长”，所以”我想继承我们的家产”。中国的权力世袭关系突然就这样经由”童言无忌”肆无忌惮的暴露在公众视野当中，刺痛着那些被教育通过竞争来获取地位、相信还留有公平的大多数。




请回忆起2022年周劼（江西国控集团员工）的朋友圈，在长达九个月内，他多次炫耀权钱交易的过程（在酒桌上帮助其父升职，巴结市长儿子、省委书记孙子等），不仅声称自己喝的是二十万一斤的茶叶、住的是价值千万的别墅，讲到自己家在交通系统的势力时，更是直言”要想富，先修路”，将公共工程当作大发横财的机会。




”家族传承”




周劼敢叫嚣”家族传承吾辈责”，是因为国企长期存在着内部子弟优先录用的情况，2016年中共自己对工商银行总行的调查发现，691名干部里有220名干部的亲属（共240人）在系统中工作，已经形成了庞大的裙带关系网络。




2023年的”北极鲇鱼”事件是周劼在中国资本主义官僚系统下的翻版，当时微博同名用户自曝家中有9位数的存款，表示”我们家那么多钱都是‘韭菜’供的”，多次使用”支那”这样的种族主义术语来进行攻击，字里行间都透露出其身为交通局局长的后代所特有的”骄傲”。




在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为39218元的情况下，号称”为人民服务”的官员能积聚起如此巨量的财富，只能证明腐败是如何大行其道（2023年光是中共自己披露出来的因腐败问题而遭受处分的人员就有61万之多，这是一个被低估却绝不可小觑的数字）。




从3月24日深圳交通运输局回应开始，直到10月10日深圳市监察委员会对其局长祖父的处分通报发出，在如此巨大的舆情下（多个官号被追评、多个部门遭致电），长达半年的流程显示出系统内部的阻力是如何巨大，不仅通报被指责披露的信息太少，避重就轻的处罚更是被人们戏称为”罚酒三杯”，这样轻描淡写是普遍腐败的官员给自己所留的后路。




不存在超阶级的国族利益




种族主义的术语还暴露了马克思主义者向来坚持的一个事实，那便是从来不存在什么统一的、超阶级的国族利益，腐败官员通过攫取人民的血液来供应自己的后代出国留学，而后者在对于其阶级利益有利时，不吝联合国际资产阶级来变本加厉的剥削本国人民，他们从不把”韭菜”无产阶级视为自己同胞。




在上述事件（包括这次）之后，中共乘机高举”打击贪汙”、”杜绝近亲繁殖”等旗帜，帮助习近平维持反腐斗士的形象，但无论习近平如何热衷于这副假面，都不能掩盖一个铁的事实，那便是他自己就是畸形的权利世袭的产物，也就是人们所说的”太子党”、”赵家人”（即与高层官员存在联系）。




中共绝无意改变它自身的现状，其装模作样的政策和口号不过是害怕愚蠢的二代将裙带网络暴露出来（由此将引发那些本就因阶级固化而感到绝望的青年人奋起反抗，增加维稳成本和损害整个资产阶级制度的利益），他们阶级调和的意图在人民网”对炫权又炫富的‘周劼们’一查到底”的热评里就早已暴露，文中将周劼的行为称作”愚蠢而又带有挑衅意味”，埋怨式的说他令”‘权力家族’进入公共视野”、”制造了社会矛盾，让很多人产生不公平感和被剥夺感”，害怕”无法平息众怒”。




为此我们在这里提出工人阶级的诉求：在经济上，我们要求真正的独立工会，让工人可以有效组织起来，抵抗减薪、裁员、危机中的资本主义下的残酷条件。由无产阶级全面接管企业，建立起广泛的民主监督，意味着踢走现时中共的群带领导层，由工人由下而上选举产生领导层。工人代表的领导层可以有重大决策权力，包括制订企业规则、解雇和聘用员工等。他们应处于工人民主控制之下，只领取技术工人的薪金，而且可以随时被罢免。




全面民主公有




此外，要将私人企业全面公有化和同样收归民主公有，才能避免资本积累导致腐败和特权。所有这一切，不可避免和中共独裁政权的根本利益相冲突，必须通过群众斗争来推翻中共资本主义政权，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实现工人阶级的诉求！




重庆天然气价格丑闻：居民遭到欺骗




重庆市民发现，自2023年下半年换了新的燃气表之后，即使燃气使用量不变，家里的燃气费用也会暴涨。而随着燃气表转速的无故激增而暴涨的，是重庆燃气2023年第四季单季营收、净利——分别达到了31亿元、2.19亿元。




表面上来看，作为华润燃气控股的国企，重庆燃气应该是“全民所有”的、“为人民服务”的；但在中国，国有企业也成为了资本主义掠夺人民的工具。这种现像或隐或显地体现在多个方面，加快燃气表转速则是其中较为露骨的一种。




“市场化”的国企




国资委所推行的“国企改革”将国企定位为需要经过市场检验的、以市场化机制运作的企业。于是，虽然天然气直接关乎民生，但对天然气国企来说，利润及为负债累累的地方政府筹集资金显然比民生重要。在“市场竞争”的压力之下，营收、净利、销气量成为了重庆燃气集团真正关心的问题，而为民供气的责任则被抛诸脑后，在经济低迷的情况下，对于利润的渴望更是会推动他们去涨价、去调气表转速，进而将盈利的压力转移到人民的日常开支上，于是，重庆燃气所炫耀的“战果”是2023年全年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6.8%、归母净利润年增24.75%－但代价是居民的天然气帐单飙升一倍甚至数倍。




同时，中国的能源储量客观上体现为“富煤、缺油、少气”，天然气储量低，2023年产量为2297亿立方米、只及消费量（2023年为3917亿立方米）的近六成。在减碳过程当中，天然气被视为向绿色能源转变过程中的“过渡燃料”，因此天然气需求连年增加，但中国高度依赖其进口，因而中国的能源危机突出体现在了天然气这一短板上，缺气时常发生，比如2023年初北方多个省份就因为天然气不足，供暖时而中断。此时，“市场化”的国企考虑的便不是百姓冷暖，而是继续供气可能带来的亏损。于是，天然气就时常出现了涨价或限购。虽然发改委时常责令称“民生天然气供应绝不能限购停供”，但能源危机的发展是不以行政命令而转移的，经历了市场化改革的国企更是难以不惜成本保证天然气的供应；而对于天然气的价格飙升，政府更是难辞其咎。




财政危机背后的政府




在央视网对重庆燃气调查结果的报导中，“顺价情况较好”成为了对其获利的一个解释。那么这个“顺价”又是什么呢？




从2023年到2024年，在国家发改委发布了“指导意见”之后，大陆各地纷纷以“改善企业经营状况”、“优化天然气上下游价格联动机制”为由，解除了对燃气涨价的限制，是为顺价，由此产生的天然气涨价潮波及全国。




顺价的背后，是深陷财政危机的政府。在重庆，这种合乎上级意图的涨价成了燃气费飙升的一个原因，同时也自然被排除在了需清退的区区285万元之外，摇身一变成为了正常的、合理的收费；发改委对“上下游价格连动机制”、“天然气市场化改革”等的冗长论述固然没有隔空遥控燃气表一样离奇，但相比于隔空遥控燃气表的“小动作”，这种由政府推动的顺价却合法且公开地推高了气价。唯一的代价就是百姓暴涨的帐单。就这样，各地政府成为了另一个推动燃气费用暴涨的推手。




资本主义在中国已经陷入了严重的危机。这种危机是全面性的，并不侷限在一个或几个领域里；重庆燃气费的暴涨则生动地体现了这种危机所造成的代价将如何被转移到无产阶级身上。




当前，水、电、气等领域的国企由资本主义政权掌控，水价、电价、气价服从资本主义的、伪装成“由市场公平决定”的需要。而我们主张这些企业应该由无产阶级通过选举产生的工人代表委员会民主地控制，而这些代表只领取熟练工人的薪水并可接受罢免。定价应该服从无产阶级的需要，由工人、退休人士和消费者选举产生的团体来监督与控制；更广泛的经济需要由工人阶级控制以及民主计划，而整个能源部门需要纳入其中。这才是取代中共资本主义梦魇的社会主义替代方案。




中国新能源汽车——科技先锋还是潜在杀手




4月26日，由华为公司与赛里斯车厂共同开发的电动车“鸿蒙智行问界M7”在山西省运城高速路段发生追尾洒水车后起火，车内三人当场死亡。由于刹车不及，这辆“鸿蒙智行问界M7”撞上了洒水车。事故瞬间，一名男子从右前座被弹出车外，当场死亡；她的弟弟和儿子则因车门被锁死无法逃生，也当场死亡。




这名死者的妻子表示，这辆花费人民币25万元的“鸿蒙智行问界M7”号称以安全性为卖点，但在事故中这些所谓的安全功能均未能启动，导致车辆未能自动紧急刹车。此外，车辆在碰撞后电池起火，车内气囊未能有效保护乘员。事故发生后，一段在网络上流传但后来被删除的视频显示，一名路过的驾驶员曾试图击破车窗，表明当时车门无法打开。




袒护资本家的利益




死者家属曾在网上发表维权图片与视频，但这些内容当然遭到严厉删除，媒体也被禁止报道。死者家属曾公开质疑华为的安全性，但遭到恐吓。尽管有热心网友接力传播维权内容，最终家属还是在压力下删除了所有维权内容，并发布声明，希望网友们删除网上的不实报道，不要再打扰他们和家人。




这些事件充分表明，在中共资本主义专制政府的统治下，中国的言论控制极其严厉，群众没有任何发声渠道。在这样的压迫下，中国群众的权益究竟由谁来保护？中共独裁的审查机制，首要出于对“稳定”受威胁的极度恐惧。但这也意味着，当企业疏失、腐败或非法行径给人民带来痛苦时，审查机制实际上也袒护资产阶级利益、令其免受任何公众监督。过去多次发生的食品及疫苗丑闻、及恒大倒闭等金融骗局等，都如出一辙。




2023年第一季度数据显示，新能源汽车自燃率上涨了32%，平均每天有8辆发生火灾，且事故造成的死亡率极高。由于电池特性，新能源汽车在碰撞后更易自燃，电池中的锂在受到冲击时会发生剧烈氧化反应，导致起火甚至爆炸。同时，起火后留给乘客的逃生时间极短，伴随爆炸和毒气等风险，进一步增加了危险性。在国家保护和政策推动下，中国电车企业为了争夺市场份额，常将不成熟的技术投入市场，利用消费者进行试验，导致事故率极高。这种将消费者当实验白鼠的行为，反映出整个行业的普遍问题。




贸易战




同时，中国新能源汽车也面临着来自国际的巨大压力。欧盟宣布对中国电动汽车展开反补贴调查，并将于7月4日公布决定。若证实有“非法”补贴（当然对于补贴的问题，双方都是虚伪的），欧盟可能施加高于10%的反补贴关税。同样，美国在5月14日将中国电动汽车的进口关税从25%提高到100%，进一步加大了对中国新能源汽车的打压。西方国家在应对中国新能源汽车崛起方面显示出共同立场，以保护自身资本家企业及其利润不被更便宜的中国电车冲击。




欧洲是中国最大的电动汽车出口市场，而中国正面临着来自欧美双重压力的严峻挑战。欧美的联合打压不仅严重打击了中国新能源汽车的出口和中共将新能源汽车塑造成新经济支柱的计划，更是加速了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供应链的改变。随着中共经济的持续低迷，外资和部分中共资本也在陆续撤离中国，一部分电池产业和汽车配件产业加速转移至韩国、日本、墨西哥、泰国等地区，以求规避关税继续出口到欧美。在安全性差和国际市场打压的双重困境下，中国新能源汽车行业的前景面临许多严峻挑战。




社会主义者的立场




我们坚决反对中共对言论和信息的封锁，要求受害者获得公正的赔偿，并主张组织独立的调查委员会对华为公司的车辆安全进行彻底调查。需要有独立工会来进行安全检查，保护工人和消费者的健康与安全。中国电动车行业的混乱、疯狂扩张，没有考虑其更长期的发展，这个行业需要现民主公共化，由独立组织在工会中的工人进行民主控制与管理。社会主义者坚决反对资本主义制度下不可避免的恶性竞争和贸易战，因为这些行为最终会损害工人的薪水和权益，并加剧地缘政治和军事紧张局势。我们都拒绝资本主义关税和资本主义“自由贸易”两者，因为这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我们的替代方案是由工人阶级控制的经济和民主计划的贸易。在资本主义的框架下，利润是主要目标，工人和消费者的安全和福利被忽视。我们呼吁世界工人团结起来，反对贸易关税和资本主义的恶性竞争，建立独立工会保护工人的薪水和权益，推动真正的社会变革。

受汙染的食用油——食品安全丑闻史的最新篇章




7月2日，新京报的一篇报道犹如平地起惊雷，在互联网上炸响，该文记者经过暗访调查，披露了罐车卸完煤制油后直接装运食用大豆油的乱象，并指出混用不清洗已成常态，此举属于行业内公开的秘密。煤制油中含有多种毒害物质，摄入后可能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的损害（例如增加心血管疾病风险、诱导糖尿病这类代谢性疾病、出现致癌致畸等），这些残留混合大豆油被送上餐桌无疑将引发巨大的食品安全危机，难怪有人评价此事为“投毒十万人！”。




在舆论持续发酵的同时，涉事两家企业（中储粮、汇福粮油）并没有第一时间站出来进行回应：前者直到7月6日才发出一篇不痛不痒的通告，里面既没有道歉也没有任何有效的挽救措施（相关商品短暂下架后又立刻上架），只是声称已“开展专项大排查”；后者更是直言“没有任何质量问题”、“油罐车不是我们单位的”，企图完全撇清关系。这两家企业一个是由中央管理的粮油命脉，另一个则是民营的粮油龙头企业，但此刻它们唯一担忧和害怕的却只是销量下滑、地位不保，以及这些老板可能会因为他们的疏忽被曝光而遭受政治后果。相似的推脱责任向我们再次揭示，在中国无论国企还是民企，都是奉行资本主义逻辑，优先考虑或关心的不是人命，而只有利润。




不仅如此，7月9日，自媒体人“高剑犁”公开发布视频《谁在用“问题食油”》，追踪报道中提及的两辆油罐车去处，涉及河北省物流产业集团、勉县新力油脂、金龙鱼……从省、乡镇再到外资等多家企业，下游链条遍布高校食堂、各大农贸市场、食品厂等，如此之大的复盖面说明食品安全问题不仅涉及全国，而且远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深重。




可面对这些，中共独裁采取虚伪的两面派政策，一方面惺惺作态宣布成立联合调查组，声称一定会彻查此案，但另一方面，又要求平台下架《谁在用“问题食油”》这类调查视频，甚至还在一天之后的7月10日直接禁止了视频中所使用的查询货车历史轨迹的功能（只因为这个功能将暴露出过去更多的非法运输），就连报道此案的新京报记者韩福涛的微博账号也惨遭注销，令很多网友更担心该名记者的人身安全。在此之前，以“稳定”为名遭隐瞒的食品与公共卫生丑闻已层见叠出——从2008年毒害30万婴儿的毒奶粉丑闻（这则消息一直被压制到2008年北京夏季奥运会结束），到第一波新冠疫情爆发（没人能忘却李文亮医生的遭遇）。




其实早在2005年，南国早报就曾报道过广西南宁的运输监管处于“真空状态”，罐车存在交替拉货的情况，往往是拉了危化品（烧碱、盐酸等）后又去拉食品（糖蜜、食用酒精等）。所谓清洗大多只是草草了事、极易交叉汙染，多家洗车行为了节省成本直接从汙水沟抽水，而当地危化品监管处却只表示“对此感到十分惊讶”。无独有偶，2015年，湖南的电视节目也调查发现，衡阳、永州等地不少罐车装载强腐蚀性化学品运送到目的地后，又装载食用油运回，最后经过分装上市，流向了市民的餐桌。




之所以会频繁的发生这样恶劣的事件：一方面是因为相关的法律并不完善，《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没有规定食品运输必须采取专用容器；另一方面还必须从资本主义本身中去寻找答案，在运输公司不断削减运费的情况下，运输工人（个体车户或小车队也必须面临大企业的竞争，降低运输价格）不愿意清洗罐体（清洗一次需要花费三百到九百元不等），上下游企业要在竞争中幸存下来，就必须压缩成本、削减支出。




过去二十多年中国屡屡传出同类的恶性食品安全危机，这种情况中共是既不愿管也绝无能为力的（05年和15年所涉及的两家企业至今仍在营业就是最好的例证），这是中共专制制度的固有特点，因为它涉及资本主义下企业运行的根本逻辑，在威权资本主义下，潜在危害更大。至少在“民主”资本主义下，存在独立工会，也有环保组织和其他施加公众压力的手段，而且媒体审查也少得多。中国缺乏最基本的民主权利，使得大企业和资产阶级利益在中共体制下拥有了更大权力。只有社会主义、终结资本主义威权统治，才能够一劳永逸的解决问题。




同时，中共再一次利用民族主义叙事企图转移矛盾，纵容网络视频博主称这是“境外阴谋”，目的是破坏中国的“粮食供应链安全”，呼吁大家要“为大局着想”而停止追究此事，然而他们中所谓的“大局”是中共和资产阶级的大局？还是广大中国无产阶级的大局？




社会主义者要求工人群众有权捍卫自己的粮食安全和大局，为此工人需要民主的独立工会，能够自己执行工作场所安全与环境控制措施，使得管理层可受问责。有组织的工人阶级运动的目标，必须是全面接管企业，从生产到运输都建立起广泛的民主监督，同时也意味着采用公有制的民主计划经济，消灭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所带来的恶性竞争，从根本入手彻底杜绝此类“投毒”事件。所有这一切都将无可避免的遭受现存资本主义秩序的阻碍，这就是为何我们需要一个群众性社会主义替代方案！




“基建狂魔后遗症”──陕西暴雨丹宁高速公路桥梁垮塌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是中国在三个月内接连发生的第二宗高速公路垮塌事故。这两个案例彼此有相似之处。7月19日，陕西省丹宁高速公路水阳段山阳方向严坪村二号桥垮塌，40米的桥面倒塌落河，垮塌期间正在车辆在通行，有车辆直接掉入桥下，搜救时至少发现7辆汽车落河，造成至少15人死亡，还有近18辆汽车和31人失踪的惨剧。




事发当时，当地正连日暴雨，因此极端天气可能是此次事故的其中一个原因。但翻查纪录，丹宁高速公路山阳至柞水段，于2018年12月19日通车，至今不到6年，而出事的桥梁更是在更是在2023年2月才竣工验收，令人疑惑一条新完工的桥梁何解会在不到一年半的时间轰然倒塌。




气候灾难




这次事故与早前梅大高速公路崩塌都有相似之处，都是在连日大雨下出事。近年，中国多地愈发频繁遭遇极端天气。今年中国南部、中部和北部遭到极端降雨袭击，而河南及其他省份则遭受了严重旱灾、创纪录的高温。这是气候灾难正在中国上演的又一次体现，7月21日，是地球有纪录以来最炎热的一天。今年早些时候，联合国首席气候科学家们警告，全球升温已接近突破1.5度的灾难门槛。全球各资产阶级政权，包括中共，都向我们展现他们全然无能停止气候灾难。




陕西的这起桥梁垮塌也令人怀疑工程是否存在质量和设计问题。有分析指，事故极有可能是因为大降雨量引发的河流洪水，冲走了大桥脚下桩基的原有复土，令大桥在洪水冲击下垮塌。从现场照片来看，断裂桥面下方的一根桥墩完全消失，导致桥面失去支撑后断裂。




但民众对此说法并不买帐，质疑这是又一起豆腐渣工程。按照中国高速公路桥梁的建设标准，这次断裂的桥梁理应能抵挡100年一遇的洪水，但从目前报道的降雨量数字来看，当时的洪水远远未达百年一遇的程度。因此事故很大可能并非单纯是天灾，又是又一次的人祸。




也有民众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基建狂魔”后遗症。随着中国经济陷入资本主义在1980年代开始复辟以来最大的困境，基建项目逐一下马，但地方政府债台高筑，对于很多基建项目的巡查维护有心无力。去年，中共允许地方政府发行1.5万亿元人民币的特殊再融资债劵，以协助部分债务压力较大的省市还债，当中就包括了陕西省。地方政府紧张的财政情况往往令他们减少对基建设施的日常维护和检查，特别是使用率不高的大白象基建，令它们的使用寿命和安全性都大打折扣。




为政绩“赶工”




而也和梅大高速公路的情况相似，两者在施工过程中都充满“赶工”的痕迹。去年2月28日陕西商洛日报报导，与这次出事路段相连接，仍在施工中的山阳段，为了赶及通车工期，工人在春节期间几乎没有休假，加班施工。这种情况很可能并不是孤例，工人过长的工作时间，加上地方政府为政绩而施加的压力，工人没有独立工会，去反抗不人道的过劳、老板的不当对待。如果工人阶级拥有基本的权利、自己的组织，这将暴露并消除很多最恶劣的危险、非法建设行为。因此，这次桥梁垮塌发生后有不少网民就提及到了上次广东的同类事故，为何最终不了了之，没有任何的调查报告和结果。




随着中国债务泡沫的破裂、地方政府进一步陷入违约，遗憾的是，我们可以预期还会出现更多此类灾难。循着社会主义路线重组社会，实行工人阶级的民主控制和公有制才是解答。随着中国经济、生态和社会危机的加剧，越来越多的人将得出这一结论。




无人驾驶网约出租车推广危及司机生计




截至2024年，中国已有十数个城市开始运营无人网约出租车。近期，“萝卜快跑”（百度旗下无人驾驶公司Appolo的网约车平台）因在武汉市订单爆发式增长引起广泛关注，“无人驾驶网约车”登上了网络热搜。




“萝卜快跑”，司机下岗




武汉是中国无人驾驶测试和营运的重点城市，包括Apollo在内，多家无人驾驶企业在新冠疫情前就已在武汉街头测试，包括无人驾驶的出租车、公交、地铁等。以往，这些无人驾驶车辆以几辆或十几辆的规模，在测试阶段向市民免费或超低价开放（正如大陆其他许多城市正在进行的），这些小规模投放的无人驾驶车辆在测试阶段并未对市场造成影响。根据武汉市政府统计，截至2023年底，武汉市有出租车1.6万辆、网约车日均营运2.94万辆。2024年2月起，以“萝卜快跑”为首的无人网约车平台得到了当地政府的批准，开始大批投入市场。6月时，“萝卜快跑”已投入市场400余辆；到7月中旬，尽管没有被百度公司或政府承认，但据武汉出租车司机称，“萝卜快跑”实际已经投放超过1500辆。




无人驾驶网约车除了充电，可以做到24小时不间断地运营。目前“萝卜快跑”已完成超过600万订单。通过暂时的优惠活动，甚至可达低至0.5元/公里的里程价，平时价格也仅约为普通网约车里程价的1/2-3/4。尽管无人驾驶网约车存在车速慢、AI算法“苕”（武汉方言，傻、笨，指应对复杂路面情况反应慢）的问题，暂时无法取代有人驾驶车辆的灵活、高效率，没有对传统网约车单价造成剧烈冲击；但仍引发了包括网约车司机在内许多“灵活就业者”（失业、半失业群体，如网约车司机、外卖员）的担忧和质问：随着AI技术在多个地区、各个领域推广普及，被AI抢饭碗的700万网约车司机、8400万“依靠互联网平台的灵活就业职工”怎么办？




过劳的数据标注员“淘汰”过劳的司机




自新冠疫情以来，房地产泡沫彻底破裂、经济危机加剧，飙增的失业人口涌入网约车行业。2024年，中国已经有接近700万网约车司机，而在2020年底，持网约车执照的人数还不足300万人。平台随即压价内卷、提高抽成，网约车司机为了维持基本的生计，普遍超负荷工作，甚至吃住都在车上。据武汉市网约车司机称，到2024年，工作十小时的收入仅为200元，相较三年前入行时的400元腰斩。入不敷出的情况下，调查显示75%以上的网约车司机被迫日均工作10小时以上，很多甚至在12-16小时以上。未来无人驾驶扩大规模后，势必有更多司机被迫退出网约车行业，贷款购车也将被低价收回、以负债者的身份再次失业。网约车和出租车司机急需建立独立工会。面对无人驾驶技术的冲击，团结的、有斗争意志的全国司机工会是唯一能够为司机争取合理补偿和转岗机会的武器。




中共政府力图“弯道超车”发展新兴行业来取代房地产的断裂支柱，AI人工智能便是其选中的“赛道”之一。在中美帝国主义冲突的背景下，中国的AI发展受到美国的掣肘，同时中共亦希望透过“领先的”无人驾驶技术打开出口市场。因此中国在技术尚不成熟的情况下就开始进行大规模商业运营，加上少数科技巨头对数据的垄断集中与不透明化，使得自动驾驶等行业在发展上需要付出更多血的代价，武汉已有多起无人驾驶车辆造成的车祸。




无人驾驶汽车最主要依赖的人工智能技术是图像识别，背后是无数外包的数据标注员在进行着辛勤枯燥的简单重复劳动——在图像上做标注、拉方框。其中不乏职业中学的学生，在学校的组织下出卖劳动力换取低廉的工资以补贴家用。人工智能行业内有句话叫“有多少智能，就有多少人工”，AI行业的确能够吸纳就业人口，但相较于被淘汰的失业人数，其成效杯水车薪。




AI给人类带来福祉还是失业？




同工业革命以来的每一次生产力飞跃相同，AI人工智能的发展也意味着对工人阶级的剥削加剧，无人驾驶技术的发展代表生产力的进步，但必然使得大量靠驾驶为生的工人阶级面临失业。这再次证实在资本主义下，生产力的进步不但没有惠及全体劳动者，反而会加剧工人阶级的苦难。只有在公有制的社会主义政策下，工人民主国家承担保障劳动者基本生活的责任，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提供失业救济、职业培训和再就业的岗位，才能使科技全面造福广大劳动群众，每名劳动者工时减少而工资不减，群众更加有时间休闲娱乐、提升自我。这与资本主义借由科技减少雇用劳动力、强化剥削的运行机制相违背，资产阶级统治者在资本主义陷入深重危机的时刻，不想、也不能实现这一点，只会任凭劳动者在过劳和饥饿线上挣扎与内卷竞争。




在中国，AI技术的应用不仅在无人驾驶领域，AI+维稳镇压、AI+军工科技更是中共政权热衷于投资的领域，新技术进一步强化了独裁政权对人类安全、隐私的控制。AI科技公司的公有化与民主监督势在必行，确保技术进步的成果能够解放人的劳动，而不是强化少数人的剥削压迫。但这样的改变必然触碰中共资本主义独裁的“红线”。




中国的经济梦魇




当美国总统拜登称中国经济为“定时炸弹”时，可以说是不经意地一语中的。如今危机影响着经济，以及习近平的独裁资本主义政权；而对于这场危机的深度与严重度，大部分西方资产阶级“专家”的认识仍然远远落后于现况。许多评论人士或多或少被北京官方GDP数据所蒙蔽（官方数据显着夸大了经济增长），认为当前的危机是周期性的——3年痛苦的疫情加上习近平疯狂的“清零”政策加剧了经济复苏的乏力。




结构性萎靡




但中国的萎靡是结构性、而非周期性的。中共政权由债务驱动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模式已经崩溃。其结果是：(i) 债务危机，特别是地方政府层面的债务危机，而地方政府一直是中国投资的主要推动力；(ii) 失业、工资下跌、房地产行业不安加剧，在这些因素影响下消费下滑；(iii)习近平所热衷的建设“新质生产力”工程带来了历史性的生产与产能过剩，触发了残酷的价格战，并将经济推入更深重的通货紧缩。这些都是我们多年来一直警告的“日本化”的特征。




同时，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全球化时代已经结束，取而代之的是帝国主义集团对抗、战争联盟和经济保护主义的新时代。作为全球权力争霸的两个中心，北京与华盛顿之间的冲突日益激烈，而这给习近平政权带来了额外且严峻的外部压力，并放大了前述内部压力。美国牵头的切断中国获得高端电脑芯片与制造设备的战略，将在今年晚些时候再次收紧。供应链脱钩正在加速。如今经济保护主义正沿着地缘政治（帝国主义集团冲突）所塑造的方向进行，两个集团之间的贸易和投资不断减少，而各集团内部成员之间的贸易和投资则增多。




在此，我们绝对可以说习近平政权正处于“高压锅”态势，这样的态势将不可避免地从经济与地缘政治层面，蔓延到更具爆炸性的国内政治格局。独裁政权通过加大压制和审查力度来不惜一切代价“维稳”的企图最终将注定失败，就如其稳定经济和恢复“信心”的努力一样。




《改革家习近平》被撤下




在中共7月召开的三中全会上，我们可以看到一系列迹象，说明这个看似无所不能的独裁政权内出现新的紧张局势。不同寻常的是，与先前的高层会议相比，这次全会的最后发言较少提及习近平及习近平“思想”。这看似是在群众不满日益高涨之际，尝试弱化习近平的强横形象，以此作为一种防卫机制。即使在中共党国高层中，单一事件也可能揭示某种转变，迄今为止，习近平已扫除了所有反对派。三中全会开始时，新华社发表了一篇评论《改革家习近平》，想必是在会议召开之际强化他的权威。该传记文章虚构了习近平在邓小平亲资改革政策早年所扮演的历史角色，而很快就在网上被删除、撤下。《日经亚洲》资深中国记者中泽克二在8月29日表示，撤回这篇文章“极不寻常”，反映出习近平及其幕僚的误判及过度发挥。中泽表示，这引发了巨大的反弹，“尤其是退休党内元老和‘红二代’的强烈批评”，随后这些猛烈批评弥漫在三中全会的气氛中。




下调增长预测




马克思主义者持续更新的中国与世界资本主义展望，其中一部分便是我们于《社会主义者》杂志对于中国经济与政治危机的广泛分析。尽管全球整个资本主义制度都受到经济与政治危机的破坏，但在所有主要经济体中，中国目前遭遇最严重的困境。




截至本文付梓时，包括高盛、瑞银集团在内的外国银行与资产阶级分析机构正下调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测。许多机构表示，除非有重大刺激经济措施，否则北京“5%左右”的GDP增长目标将无法实现。关于这点的呼声越来越高。但资本家并没有问自己，为什么习近平政权如此顽固地拒绝采取钜额的刺激计划，拒绝重用温家宝2008年“拯救全球”的刺激政策来提振经济。




相反，北京的政策缓缓渐进——诸如针对房地产行业的政策等零碎的措施，但未能产生任何影响。如果像其他一些左翼组织的理论那样，中共政权凭借对银行体系更大的控制力，能够筹集其他资产阶级政权无法获取的，如同奇蹟般的“储备”，那么他们今天为什么不这样做呢？答案是，当年及随后几次的钜额刺激，造成了极为庞大的债务，而这些债务如今正在给经济带来压力，并限制了中共政权的回旋余地。




3年来的房地产暴跌不仅在持续，而且在2024年还跌得更快，住宅投资、房屋销售更大幅度下跌，需要“续命”的大型建商也增多。万科集团是中国其中一间最大的国有房地产开发商，在今年8月首次录得半年亏损，这是它20多年来的头一次。




“国家队”救市




在习近平直接干预之后，国家金融机构组成的“国家队”于2月受到动员、买入股票，使得不断下跌的股市止跌，这看上去也是一次代价高昂的失败。虽然我们可能永远不知道在这件事情上糟蹋了多少亿人民币，但中国整体股市市值已经回到了干预之前的水平。股市将出现自2020年以来的连续第4年下跌，总市值蒸发超过6万亿美元，而这一数字反映民众对经济的更广泛悲观情绪。




中国经济情势逆转之突然令人震惊。用一名失业的金融业从业者的话讲，这就像一列高速列车突然急煞，所有人都摔倒在地。去年，建筑业裁员1000万，占该行业从业人员总数的1/5。这些农民工大多没有劳动合同、养老金或失业保险金。但就业危机影响到各个行业，越来越普遍的“35岁魔咒”笼罩着IT行业及其他白领工作。工人越来越害怕老板会在员工达到这个年龄时解雇他们，并从大量失业人口中招聘工资更低的年轻人来取代他们。




“零工经济”是这一趋势当中的一个例外，目前有超过2亿人（中国23%的劳动力）正从事零工经济。这一部门犹如“海绵”一样，成为民众就业的最后选择，吸收了待业青年和其他行业的下岗工人，但他们的工作条件极其恶劣且高压，绝少或根本没有养老金和医保。




据《南华早报》报道，这一部门已成为中国的“新常态”。随着越来越多的工人被迫从事临时且不稳定的“零工”岗位，工资及整体工作条件都面临巨大的恶化压力。国际劳工组织（ILO）的数据显示，2018至2021年，中国拥有正式劳动合同的外卖员减半，比例从43.3%降至20.7%，而完全没签订劳动合同的工人比例在2021年达到41.6%。在北京、成都等城市，只有大约1/5的零工经济从业者享有养老金。




根据官方数据，7月有1700万未满25岁年轻人失业，由于去年更改、推出了新的统计方法，这一数据严重低估了青年失业的实际情况。相较之下，欧盟25岁以下失业人口为280万，仅为中国的1/6。用社交媒体上出现的一个新词讲，这造就了一代“烂尾娃”，将待业青年与百万计未完工、遭废弃、没有窗户、没有水电、给城市带来了灾难的“烂尾楼”相提并论。




据《南华早报》报道，中国23家龙头企业中有14家在过去一年中进行过裁员。该报调查了房地产、网络、汽车、金融及电动车这5个行业的企业，发现它们“几乎普遍裁员并削减工资”。阿里巴巴裁员12.8%，保利地产裁员16%。报导称，“今年早些时候，字节跳动、京东、快手、滴滴出行、哔哩哔哩和微博也都启动了裁员计划。”在价格战激烈的汽车行业，理想、小鹏、蔚来等中国最大的国产电动车制造商去年都进行了裁员。自5月以来，北京理想汽车已裁掉了18%的员工。总部位于广州的小鹏汽车在2023年裁掉了14.4%员工。




《南华早报》的报道也突出了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行为的差异，前者削减工资及其他与劳动力相关的成本，而后者则已经进行裁员。去年，中国1/3的白领工人遭减薪，有一份调查显示近半表示他们担心自己会失业。整个中国经济中，工资和奖金的削减规模前所未有，在此之际，部分工人在过去一年内经历了两次减薪。当然，官方数据很大程度掩盖了这一现实，并且压制对此类话题的讨论——这正是压制“负面新闻”的其中一个做法。




“砸锅卖铁”工作专班




经济危机深化的关键因素是地方政府的处境。在许多情况下，地方政府已经因债务负担及房地产崩盘而实质破产。地方政府被逼得更加狗急跳墙，以求筹得资金。其中一个面向是，倒查并要求当地企业补缴几年、甚至几十年前的“未缴税务”，这已经成为一个趋势。无论这些公司是否真的有逃税、还是只是被随机抓到，这种情况之所以会发生，显然只有一个原因：填补地方政府的财政窟窿。但在当前资本主义危机的背景下，负担最终将落在普通工人身上，因为企业将会要么裁更多员工、要么减薪，从而抵销这些额外开支。




服务业也遭遇裁减，政府资产的私有化正在加速。自2022年以来，已有20多个城市暂停了公交服务。去年4月，在40万人口的黑龙江省嫩江市，全市公交站都贴着“暂停运营嫩江市市内公交所有线路”的告示。在重庆市璧山区，当地政府最近宣布成立一个以“砸锅卖铁”为使命的工作专班。这呼应了1950年代末“大跃进”的口号。这一政策意味着加快推动房屋、土地等国有资产清算。




在深圳，因为地方政府无力负担失业保险，甚至失业者也被勒令退还失业金。今年6月，国务院审计发现，60多个地方政府挪用为贫困儿童提供免费营养餐的资金共20亿元。他们用这些钱来偿还债务。




在三中全会上，北京面临压力要救助地方政府。但就具体政策而言，结果大多很模糊。北京将考虑改革甚至扩大消费税，转移更多税金给地方政府。但即使这落实成为政策，也只是杯水车薪。彭博社7月23日报道，2023年消费税收入仅1.6万亿元人民币，“而去年中国各省市及城镇财政赤字累计15万亿元，这一数字创下纪录、远远超出消费税收入，预计2024年会有同样大的预算缺口”。如果中共提高消费税，在目前消费者支出已然低迷的情况下，这将等同又往自己身上捅一刀，加剧通货紧缩。




就在几年前，习近平政权还吹嘘中国的崛起“势不可挡”，但自7月以来，该政权坚决取缔有关“历史的垃圾时间”的讨论。这个新短语表达网络上的不满情绪，将当今中国经济的倒退与苏联末年相提并论。审查机器之所以立即认定这个短语比“躺平”或“润”更加危险，是因为“垃圾时间”可被视作政权垮台的预兆。




姜萍事件背后的教育腐败




一场由阿里巴巴企业所举办的全球数学竞赛，由本来的寂寂无闻，一下子变成了新闻和讨论的焦点。事件起因是在六月中，赛事举办方公布本年的初赛成绩，除了一众如北大清华、剑桥、麻省理工等着名高校学员外，名列第十二位，现时仍在江苏涟水县中专就读的学生姜萍特别引人注目。




真真假假？




由于她的初赛成绩比一众名牌大学的学生甚至教职员参赛者更优秀，一时间令人惊呼“涟水中专的数学天才”。




然而随着事件的发酵，有人发现姜萍在抄写一些数学公式与符号时，出现一些匪夷所思的低级错误，愈多愈多的细节令人怀疑事件的真实性。但倘若有作假，为何一个中专学生要在一个与学校无关的竞赛中这样做？




在各种质疑的声音中，较为受大众接受的一种说法是，姜萍的数学老师王润秋正在申读博士学位，想获取较好的竞赛成绩以增强自己获录取的机会，因此参与了合伙作弊。作弊团伙利用赛制漏洞，为了尽可能多地得到的决赛名额，冒用了王润秋的学生姜萍名义参赛。却没想到用力过猛，让本应在暗箱中低调操作的弊案一下子曝露在聚光灯下。而涟水中专和当地政府教育部门不明就里，大肆宣传此事以冀获得更多的利益。不幸地，姜萍成为了这一事件中被摆上台面的牺牲品。




不管说法属实与否，校方和县教育局已确实收获了第一波红利。在成绩公布后两天，当地企业随即向县教育基金捐款了3000万元人民币。当地的文旅部门连续发布十多道旅游广告，以“数学天才之乡”为卖点，宣传当地旅游业，涟水中专校门前一下子成为了周边旅游“打卡”的热门景点。




生源流失




而在中共教育私有化的政策下，对于像涟水县这样的小县城学校而言，长期存在着严重的生源流失问题，大批生源流向“名牌”学校，为此学校之间甚至开展“奖学金价格战”。据《中国教育在线》报导，有中学为了吸引当地中考第一名就读，开出的奖学金价格是30万元，再加上承包其父母的工作和一家的住宿。开出这样高价的原因在于“中考第一名学生的学校”能带来极大的“品牌效应”吸引更多的学生就读。因此对于涟水中专而言，姜萍的“天才”光环带给他们的利益远不止区区3000万元人民币。




而教育系统内部腐败也不是什么稀罕之事， 2020年山东亦曾揭发过一名以为自己16年前高考落榜的妇女，实际上当时已被山东理工大学录取，却被另一名落榜生冒名顶替上大学的荒诞事件；被顶替者出身穷苦，而冒名顶替者的父亲在当地政府机关工作、利用体制内关系舞弊。同年同样在山东，亦有人举报23年前参加高考，却被班主任的女儿顶替。据统计，山东省至少有14所高校242人涉及高考舞弊冒名顶替入学。而这不非仅山东一地的个别现象。这表明了中国教育系统内部腐败不堪，只要愿意付钱，考试、学历、学位通通可以用金钱和权力摆平。




民主管理教育资源




早前，中共大力打击私人补习，称这样可以缓解教育压力，实际上对减轻学业压力或消除教育资源不公毫无帮助。真正的根源在于教育的私有化和市场化，令优质教育资源向富人集中，加上地区的资源不平等，小县城和乡村地区的教育资源极其稀缺。加上中共正深陷资本主义危机中，社会失业压力巨大，缺乏较高的学历意味着难以就业，因此教育成为了内卷工具。特别在这次事件中，网上很多对姜萍质疑的声音也反映出社会对中专生的歧视。正是在这种条件下，滋生出教育系统的种种腐败。




到目前为止，虽然仍然未有决定性的证据证明姜萍数学竞赛成绩的真伪。但需要指出的是，姜萍作为一个学生，在事件中都只是任人摆布的牺性品，却遭受到了最多的质疑和攻击。无论是老师冒用她的名字参赛，还是事后面对各方的质疑，其实她都无权拒绝。这也说明了教师和学生都应该成立自己的独立工会和学生会，以维护他们的劳动和学生权利，并民主管理教育资源、实现全面免费优质公共教育、自下而上地制定课程与政策，更有效地发掘学生的潜能和专长，也可以监督校方和老师，以防滥权和腐败。然而，这将会是中共专制的眼中钉，因此也必然要连系到终结中共专制及其捍卫的、制造不平等的资本主义。




人大女博士生遭性侵害：中共资本主义父权又一力证




7月21日，人民大学博士生王迪于微博上发声，实名举报其导师王贵元在过去两年间对她强制实施猥亵、性骚扰及要求发生性关系，未遂后更是持续展开打击报复，通过辱骂、安排杂活、以卡毕业等手段相威胁。在曝光的录音内容中，王贵元不仅用稀缺的学术资源来进行威逼利诱，更是直言这种权色交易实属常态，反映在如今独裁资本主义下，大学早已堕落成包庇父权迫害的魔窟。




“维稳”




在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天，人民大学迅速做出反应连发两份通告，从启动调查到宣布开除王贵元党籍、职称、职务等一系列处罚措施，仅用时十几个小时。但这并非因为校方有多么关注这方面问题，而是王迪所提供的证据实在太过完整和直接，容不得它们有半点狡辩。同时，它们极力将方向引导向“师德败坏”方面，徬彿这只是个人问题，在追责到底的假象背后是原博文被删除、广泛的讨论遭到禁止，校方和政权追求的只是“维稳”。




王贵元从来就不是个例，早在2018年 MeToo 运动席卷中国时，与王贵元同处人民大学文学院的副教授王以培就被指控存在性骚扰问题，除此之外该校遭披露的还有顾海兵、张康之、李炳海等人，他们虽遭到革职，却仍然能够借着人民大学这张虎皮逍遥快活，在其他地方继续任职或举办讲座（其中李炳海更是至今仍未得到处理）。甚至就连此次事件的矛头王贵元，也有传闻称其早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任职期间就犯有前科，只是被力保才安然无恙。




不仅如此，根据名为《中国大学在校和毕业生遭遇性骚扰情况调查》的数据显示，有69.3%的受访者遭受过不同程度的性骚扰，其中75%为女性。事实上发生类似案件的高校屡见不鲜，包括北京航天航空大学（陈小武）、南京大学（沉阳）、南昌大学（周斌）、中山大学（张鹏）等。难怪有人会感叹“究竟还有多少个王贵元！”可这种情况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呢？




具体来看，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大学本身就是一个巩固、再生产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机关：即使导师也是为学校工作，学生和导师之间的关系仍然好比工人与老板，而且很多导师本身就在开公司。这些因素造成学生和导师之间存在着严重的权力不对等，后者掌握着所有的生杀大权，以博士生为例，从录取到日常事情都需要导师签字，学生有时甚至不得不送礼贿赂讨好导师，这些同时又关系到效绩考核和能否顺利毕业等问题，高校并没有任何形式的民主监督机构来预防性侵害的发生，所谓专门的委员会形同虚设（王迪就曾试图内部举报而无果）。因为需要维护学科排名、核心期刊论文等硬指标，导师之间以及学校组成了学术共同体，向来是偏袒加害者一方。




而根本性的原因在于，中共政权就像它的所有资本主义同伙般，制度性捍卫父权性别压迫。表现包括直接打压女性在各行各业中的地位，以迫使她们无条件的奉献所有来令下一代劳动力成长，并且分化不同性别工人、以此手段降低工人整体条件；为了巩固整个体制，有权势者无可避免不择手段展示权威、恫吓受压迫者，包括极力将女性塑造为性欲对象，让凌辱变得常态化。




如何杜绝性侵




事件的再三重演证明官方无论说辞、举措、“处罚措施”为何，都是为了力保父权现行体制，而官方从中享受着特权，当然不愿采取有效措施杜绝此类事件再次发生。




若要杜绝导师滥权、性侵重演，我们要有独立的学生会组织，将女学生、LGBTQ+和其他学生联合起来争取、捍卫自身权利；需要建立学生选举的委员会，民主监督导师的行为（包括学生是否要更换导师）；要有独立调查委员会，调查性侵害及其他不当行为。另一方面，我们需要实现公共服务全面民主公有，由社会来承担无偿家务劳动，解放女性的双手。所有这一切将联系到将整个经济的所有重要部门民主公有、直接和整个资本主义与中共独裁的基本制度发生冲突，为此必须将争取学生和女性权利的运动联结到群众性的工人斗争，争取社会主义替代方案！




产能过剩和价格战：中国接近通缩临界点




产能过剩现象于中国各产业无所不在。这并非显示经济强劲、或者习近平产业政策成功，而是反映了经济中极端的、自我毁灭的失衡，经济学家将其描述为一种“内卷”或自残式竞争。




“僵尸”企业




国家统计局对50万家企业的研究显示，2024年上半年，中国亏损企业数量激增44%。这一数字超过了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期间的最高纪录。




这些“僵尸”企业目前占中国所有工业企业约30%，高于2019年的7%。与此同时，许多行业发生工厂倒闭与大规模裁员，包括电动车以及其他“新质生产力”行业——正如我们在中共近期三中全会上所见，这些都是习近平不断炒作的领域。




《南华早报》5月14日报道：“2023年，中国77家车企中，只有20家报告产能利用率大于60%”。报道称，去年汽车产能为5500万辆，而产能使用率不足一半。今年一季度，情况进一步恶化。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在一众产能利用率大幅下降的产业当中，便包括汽车和新能源装备制造行业。




低产能利用率现在困扰着电子、制药、建筑材料以及食品、饮品等行业。太阳能板、燃油车、石化产品、晶片和锂电池行业情况最为极端。《经济学人》于8月8日报道指出，中国半导体行业出现持续的倒闭潮：“2023年，近1.1万家芯片相关企业倒闭，每天倒闭约30家。”




另一案例便是机器人产业，中国目前在低端机器人制造方面存在大量过剩产能，但在更先进的机器人制造方面，仍然严重依赖进口技术和零件。




在中共党国的引导下，中国资本主义从一个投机性金融泡沫迅猛转向另一个泡沫。世界上最大的中国房地产泡沫，现在已变成一个吸走经济活力的巨大黑洞。然而中国正在通过大量债务驱动的制造业投资，吹出一个新的巨型泡沫。




通货紧缩




中国国家引导的资本主义架构依靠各省市之间的激烈竞争，让各省市将自身打造成生产中心，以受益于北京订下的经济优先事项。这带来了盲目、重复与不协调的扩张，与社会主义者所主张公有制下的有计划发展背道而驰。以《外交政策》专栏作家刘宗媛（Zongyuan Zoe Liu）的说法讲，结果将是“难以逆转的产能过剩陷阱”。




虽然这并不完全类似于西方金融化资本主义几乎完全脱离生产的投机泡沫，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对实体经济的投资也可能有着很大的投机性质。1870年代美国铁路投资泡沫的破灭引发了金融危机和产业萧条。




中共蛮干的“大跃进”式产业政策，受到经济与地缘政治压力推动，试图抵消房地产崩溃的影响、并避免更严重的经济低迷。这也是为了实现供应链与科技自给自足，以制衡美国主导的遏制与脱钩战略。




这些政策大大加剧了中国资本主义的矛盾——造成通货紧缩、更大的债务负担以及与日俱增的银行危机风险。中国负债累累的地方政府是最有可能的爆发点，它们在房地产崩溃中首当其冲，现在又过度暴露于产能过剩的危机。




中国的国内市场已经饱和，无法消化其工厂生产的产品。这迫使企业陷入恶性价格竞争。将过剩生产转向出口的尝试正在加剧帝国主义紧张局势，并与保护主义政策正面相撞。4月在意大利举行的七国集团（G7）会议上，西方冷战集团实际领导人们将矛头指向“中国的非市场政策和做法”以及“有害的产能过剩”。




这当然是把这个问题武器化，成为中美帝国主义冲突的一部分。美国、欧洲乃至亚洲的政府正酝酿新一轮贸易战，这恐将超过1930年代以来的任一场贸易战。保护主义的抬头与“国家资本主义”干预的大幅增加密切相关。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报告称，去年全球有超过2500项产业政策干预措施，其中大部分发生在美国、欧洲和中国。这一转变的背后就是帝国主义集团冲突。




军国主义的抬头、为“战争经济”作的准备（倘若尚未为了战争准备），促使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政府试图重建其枯竭的工业基础。同样的逻辑推动着习近平对“新质生产力”自给自足的狂热执着。




不再“去杠杆”




随着其出口从西方市场转向所谓“全球南方”，中国甚至在这些地方碰壁——这些“友好国家”政府的贸易限制暴增。越南、泰国和马来西亚最近宣布对中国进行反倾销调查，而印尼则威胁要对部分商品征收高达200%的关税。




通货紧缩正在消灭中国资本家的利润、并制造出“僵尸”企业，这些“僵尸”企业自身难以产生足够的收入来偿还债务。因此，中国的债务危机正上升至新的层次。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和国家统计局的数据，6月债务占GDP的比例为307%，而2023年底这一数字为299%。中共关于“去杠杆”的言辞就到此为止。




从表面上看，习近平政权断然否认有产能过剩问题。尽管中共政权在与外国官员的会面中进行反驳，但它知道自己有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7月，政治局会议记录称，中国必须避免“内卷式恶性竞争”。




这些迹象都显示中国正濒临通货紧缩陷阱，这在日本导致了数十年的经济停滞。中国居民消费价格基本持平，而出厂价格连续20个月持续下降。近期中共三中全会重申了这些政策（更多半运作工厂、更多“僵尸”企业、更多债务），这表明当然没有根本上的改变。而正如我们在私补行业的“复苏”、和房地产行业许多管制被逆转中所见，次要问题上投机式的退却、及政策上的曲折都不可避免的发生。




对资本主义来说，通货紧缩甚至比通货膨胀是更严重的病症。摆脱通货紧缩更加困难。这会变成一个恶性循环，由于薪资被压低，资本家的投资意愿和消费者的消费能力都降低了。




在通货紧缩的情况下，资本主义传统的所谓宏观经济工具基本上失效了。为了消除经济中的通货膨胀，央行会提高利率，有时会达到像今天俄罗斯这样的极端水准（18%）。但利率对抗通货紧缩的效果差很多。日本于1999年采用零利率，然后转向负利率，直到今年才将利率提高至0.1%。




以尸图利　资本主义中共连死人也不放过




传统文化上一向讲究“死者为大”的中国社会，最近却爆出骇人听闻的大规模尸体盗卖交易案件，涉及多家私人医疗科技公司、全国各地的殡仪馆火化场，甚至山东青岛大学附属医院都参与在内。其中非法收购尸体的山西奥瑞生物材料有限公司为了利用遗体和残肢作为原料，生产“同种异体骨植入性材料”产品，盗窃倒卖尸体至少4000具，单单被查封的人体原料和半成品就达18多吨，并从中获取暴利。审查机器已经把这起丑闻从中国媒体上全面封杀，即使以以前的审查标准看，其行动速度之快、力度之大也引人关注。




主要涉事企业山西奥瑞通过盗窃倒卖尸体，在2015-2023年营业收入高达3.8亿元，担任总经理的大股东苏成忠还控制了全国各地多家火化场，并同时是各地私人医院和教育机构的股东。因此，遗体一旦落入这些机构的手中，很容易就会顺着他的资产链条一路送到加工场成为“原料”。这一事件也证明了医疗产业私有化下，不仅活人要为其健康和生存而负担高昂的医疗费用，连死人也会被他们榨出最后一滴油水。




另一方面，这样的黑色产业链必然少不了各地政府的默许和配合。这次事件中被盗的遗体大多是当地无人认领、无法辨认的无名遗体，由于对此类遗体没有明确的处理规定，往往无法火化而被大量积压。据《凤凰网》报导，部分地方的无名遗体甚至积压了十多二十年，管理保存的费用成为了一大负担。山西奥瑞安排员工伪造各项文件及冒充家属签字认领遗体。当地政府也乐于通过这样的方式“清理”积压的无名遗体，予以默许并大开方便之门。




“承受相应的代价”




然而，中共一如以往地全面封锁消息。相关新闻在互联网上迅速被下架或屏闭，揭发事件的北京律师易胜华遭到灭声和打击报复，其律师事务所主任的原职务，被一位律师助理匆匆顶上。易胜华在揭发事件后遭到北京司法局问话，随后在微博发文称：“……我愿意承受相应的代价。”“相应的代价”这五个字触目惊心，再一次展示了在中共专制，揭发问题的人是要付出“代价”的，这无不令人联想起李文亮医生。中共如此坚决压制这报导的原因可能有二。首先，因为他们担心共谋犯罪的线索最终会指向政府官员和国企。其次，因为在当今社会经济危机极度紧张的气氛下，他们担心这种可鄙的事件会触发街头抗议。




《社会主义者》要求立即停止压制新闻，全面透明化医疗业和殡仪业的黑幕交易。我们要求彻查，但人们能信任谁，来完成这个任务呢？医疗和殡仪业工人需要组建独立工会，监督他们的日常工作、防止管理人员的此类犯罪行为。同时，全国公有化医疗产业，确保活人和死人都不会成为图利工具。一旦中国工人阶级组织起来，资本主义和独裁政权的葬礼就会被提上议程。




中信建投实习生炫富引发众怒




7月26日，一则名为《985大一投行实习的一天》抖音Vlog视频在中文互联网成为头条。视频发布者名为王翘楚，是华中科技大学的体育生。视频中，他炫耀地展示其作为一名大一学生，在位于北京国贸的国企金融机构“中信建投”进行暑期实习，不但开着保时捷豪车上下班，下班后又去打高尔夫球，奢靡的生活和轻松的职场环境与普通人痛苦的“打工求存”差异实在巨大。广大公众推测其身份背景可能类似周劼、存在裙带关系。视频内容亦暴露了中信建投客户的IPO信息，被网友分析出存在“做一版收入”等财务造假。




中信建投回应称，该实习生是被违规招入、已经开除，其父非公职人员。然而，这一回应未能平息公众，反而引发网友对其身世背景和金融机构的进一步质疑。




权贵子弟：习近平校友




网上消息称其父系中央金融纪委监察工作委员会书记王卫东，针对这一传言，事件爆火当天（7月26日），王翘楚通过商业媒体“财联社”向公众声明，网上消息系不实消息，其父为王超、已退休。 王超曾任中国证监会法律部处长主任、稽查局局长、太平洋证券公司（国企）总经理，今年66岁；根据王翘楚的年龄约18岁、06年生推算，在实行严格计划生育政策的2006年前后，时年48岁的王超为其生父的可能性存疑；王翘楚通过媒体火速“认爹”，难免有金蝉脱壳之嫌。这令许多人猜测作为正部级实权官员的王卫东为其生父的传言，可能并非空穴来风。




看起来很清楚的是，王翘楚都享受着权贵子弟的优待特权。王翘楚所毕业的北京八一学校，为中共开国元帅聂荣臻所创办，学源大多数是军队高层子女，习近平就曾就读于该学校。作为北京学籍的体育生，王翘楚凭借极低的高考分数就能考入“985”高校华中科技大学的公共管理学院，再次向广大民众表明中共宣传的“高考公平论”破产。作为体育生、地方985大一学生，就可以因为其家庭背景以实习生身份参与进顶级投行的IPO项目。




中共作为中国最大的资本家集团，为了阶级利益的延续，会尽力确保他们的后代终有一日能够占据其父辈的位置。这种再生产不仅体现在经济资源的继承上，还包括社会关系的延续。中共金融资本家的后代通过关系网进入金融机构实习，可以为这些权贵子弟提供获取实际经验和提升社会地位的机会，进一步强化了中共内部的资本主义权力结构。而这样的世袭在中共内部是司空见惯的传统。与这些中共权贵受益者相对应的便是广大普通民众的绝望困境。




金融民工：高压+过劳死




十点上班、悠闲泡咖啡、中午午休、翘班去打高尔夫，是公子哥王翘楚的日常，而金融行业的普通从业者对此想都不敢想。金融从业者被在外界视为高薪体面的“金领”，吸引许多学子报考金融相关专业，但毕业后他们却自嘲成为“金融民工”。知名的高校专业报考咨询师张雪峰几年前一段视频发言在王翘楚事件后得到关注和认同：“金融专业不需要专业技术学的好、有什么资源才是最重要的”，“如果家里条件一般，学习成绩一般，除非你孩子将来豁得出去，否则千万别报金融学，不然就是往火坑里推。”




基层金融工作者们往往面临着极端的高压。基层的金融分析员的工作常态是一年有300天在出差应酬、每天从早工作到凌晨，导致不断有猝死事件发生。




与基层公务员类似，平民学子挤破脑袋通过层层筛选后，绝望地意识到只能在出卖色相和极端过劳二选一，才能换取一份只能说像样的薪水，而真正的高薪和体面是留给权贵、二代们的。通过挤进垄断行业、考公务员“上岸”的美丽泡沫再次被权贵子弟的炫耀行为戳破。




马克思主义者指出，当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金融资本主导经济的其余所有部分。金融资本家还通过组织高物价、经济恐慌和失业，强化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剥削和压迫。必须打破金融机构的独裁权力。要通过将其收归公有与工人民主监管控制，使其为符合全民利益的经济计划服务，雇用与解雇员工的流程也需要工会民主控制，确保过程公平、杜绝“关系户”现象。




女性入职孕检：再次展现中共在女权上的虚伪




2024年1月，江苏南通通州区某公益组织志愿者向通州区检察院反映，通州区某些用人单位在女性入职时要求进行妊娠测试。检察院调查发现，有168人次在入职体检中进行过妊娠测试，涉及南通某科技有限公司等16家用人单位。但根据中国普遍存在案例通报不足的实际情况，被勒令要求进行入职体检的人次可能远不止这些。此类事件不仅让公众看清了资本主义企业在追逐利润时对女性劳工无遮拦的歧视和剥削，更揭示了中共政权所谓“保障女性权益”承诺的虚伪性。这种对女性的系统性压迫不仅是资本主义剥削的直接结果，也是中共独裁统治的本质体现。




女性职场歧视的多重困境




在中国，尽管《妇女权益保障法》明确规定，不得将婚育情况作为录用条件，但现实中，企业对这一规定的公然违反却是司空见惯。《中国日报》报导2023年调查显示，61.1%的女性员工表示，她们在求职面试时被问及婚姻状况或生育计划，而男性员工中只有21.5%被问及同样问题。同一项调查显示，约23%的女性表示，她们因处于结婚生子的理想年龄而失去了晋升机会。女性一旦怀孕，企业就必须提供相关法定待遇和保护而不能以往常的形式剥削员工。因此，企业为了最大化利润，尽可能逃避法律责任，例如在招聘时往往对女性求职者进行严格的审查，要求她们提供未婚证明或签署几年内不生育的承诺书。更有甚者，许多企业强制要求女性进行入职孕检，这种做法不仅严重侵犯了女性的隐私权和生育权，更使得女性在职场中的处境愈发艰难。




这种性别歧视不仅仅表现在招聘环节。即便女性成功入职，一旦在职期间怀孕，她们往往会面临来自雇主的各种打压与逼迫。许多企业为了避免支付产假工资和生育津贴，通常会采取劝退、降职、甚至直接解雇的方式，将怀孕女性排挤出职场。甚至，在企业中，就连职位较高的女性都不敢怀孕，以免成为“优化”的对象，2016年流出一段京东内部聚会的视频，京东老板刘强东身边的女副总裁无意中说出自己已怀孕4个多月。刘强东问她：“那你怎么不休息？为什么不休息呢？”这位副总慌忙解释并表示不影响工作。刘强东又说“你这体质，我倒希望你去多请下假。说实在的，你们休假也是给其他兄弟们一个机会，有时候不要认为自己一天不在了，整个部门就散了，不会的”。赤裸裸地暗示她可有可无，应该自行离职。最后，这名怀孕的女高管离开了京东。而对于更广大的女性中层和基层劳动者而言，情况想必会更差。而对于女性受到歧视排挤的现状，中共普遍的态度是只有当某些事件成为社会热点后才装模作样地摆姿态。




维权成本高昂




据2022年数据显示，中国参加生育保险的人数约为2.4亿，而劳动力人口则为8.7亿，这意味着大多数女性劳工在产假期间无法领取到应得的生育津贴。而对于那些决定维权的女性来说，她们所面临的则是更加复杂且漫长的法律流程，维权的成本高昂，而结果往往不尽如人意。




这种现象的背后，是企业对女性劳工权利的肆意剥削。资本主义认为女性价值比男性更低。在中国，即使政权不时以社会主义自居，但资本主义的性别压迫更加残酷，因为专制政权系统性地强化了老板对工人的权力、以及男人对女人的权力。




中共保护女权的假象




面对这种普遍存在的性别歧视和权利侵害，中共政府没有实质作为，法律不过成为其捍卫的父权资本主义的遮羞布。中共政府所谓的“保障女性权益”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姿态，而非真正解决问题的措施。在实际执行过程中，这些法律往往流于形式，无法为女性提供实质性的帮助。




例如，为了应对日益严重的人口危机，中共延长了产假期限，试图借此鼓励女性生育。然而，在没有独立工会和民主监督的情况下，这一政策反而加剧了职场对女性的歧视。延长产假成为了企业排斥女性、压制女性的又一个借口。 在此，我们看到资本主义残酷的敛财逻辑如何不断破坏中共提高生育率以摆脱人口危机的计划。自2015年取消一胎政策以来，中国的出生人口减少了一半，从1883万人减少到902万。




此外，中共政府在推行这些政策的过程中，往往将其包装为“家庭文明建设”的一部分，试图通过塑造“新型婚育文化”来引导女性回归家庭。而忽视限制、惩罚违法的性别歧视企业，则构成这样做法的一部分。在中共的宣传话语中，女性的社会角色被重新定义为“妻子”和“母亲”，




而非独立的社会个体。这种回归家庭的主张，实际上是中共利用资本主义核心家庭制下的传统性别观念，对女性进行更深层次的控制和压迫的一部分。




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已经带来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社会资源分配的极度不均。资本主义也扩大了性别差距，中国男性工人的平均收入比女性工人高26.5%。这差距比美国、欧盟和英国更大。在这样的背景下，女性不仅要面对高昂的生活成本和巨大的家庭压力，还要承担来自职场的性别歧视和权利剥削。高昂的房价、教育成本和不完善的生育环境，使得许多年轻女性在职场中陷入两难的境地：一方面，她们需要工作来维持生计；另一方面，她们却因为生育而被职场边缘化。最终，女性倾向于流向那些没有前途或最为受剥削的岗位。




社会主义，女性权利的唯一方案




在当前的社会危机中，女性的处境日益难以忍受，这将引发越来越多的抗议、争取平等权利和结束性别压迫的斗争。中共的反女权抹黑、镇压和虚假的“女权保护”显示他们对这一趋势的恐惧。我们需要的是有组织的女权与工人运动，旨在结束资本主义。一个重要的起点是女工与男同事一起组建自己的独立工会，通过自下而上的方式选举产生工会领导和发起斗争争取平等薪资、加强就业保障并消除性别歧视和各种歧视做法，以集体的力量保障女性劳动者的工作条件和婚育权利。而这就连接到挑战资本家和独裁政权的更广泛斗争当中。

中共抢劫养老金引发群众反弹




中共三中全会在其公报中宣布其将“……按照自愿、弹性原则，稳妥有序推进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改革……”。




早在去年，延迟退休的消息如同炸弹一般被抛向社会之后便曾掀起一波愤怒的公众回应。虽然中共在公报原文中没有明确推迟至65岁退休政策的落地，而只是社会民众的推测，但有关模糊字眼和此前延迟退休风声的传播，无疑进一步引发了劳动者与青年的担忧。




资本主义世界掀起了一股“养老金改革”浪潮。每个案例当中，这些“改革”都是从工人那里窃取财富、来奖赏资本家。实现方法是通过迫使工人工作更久，才能开始领取养老金（延迟退休年龄）以及减少国家为退休金提供资金的责任（私有化或局部私有化）。近年来，至少20个发达国家提高了退休年龄。如法国在2023年年初推出，并引发50年来最大规模抗议的养老制度改革方案。资产阶级政府以预期寿命延长、所谓“子孙后代的负担”等作为借口，而实际上是为了通过削减社会支出，来让工人为资本主义危机买单。




耗尽养老金




中国亦如是。《中国养老金精算报告2019-2050》此前已经披露，2035年中国将最终耗尽养老金累计结余。这实际上已经表明中共当局延迟退休的方案已经是显而易见的定局，落地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或许是看到了法国推迟退休政策改革引发的抗议，使得中共对自身退休制度改革尤其小心谨慎，即使延迟退休早已众所周知，中共却始终不敢轻易将其公布落地。因为当局担心这会成为压垮中共当局的最后一根稻草。中共可能通过分批次在不同省市开展延迟退休政策，以碎片化反对力量，为自己的镇压和必要时的后撤留下余地。




对于普通劳动者来说影响如何呢？




延迟退休实质指的是延迟领取养老保险金的年龄。按照民众推测的65岁退休的延迟退休落地方案论，这并不意味着劳动者工作到这个年龄才能停止工作，而是指到了65岁才能领取养老保险金。




随着中国经济危机恶化，很多工人被排除在养老金复盖范围外。统计数据显示，中国灵活就业劳动者人数，已经超过2亿人，这其中，被称为失业后三大退路的外卖骑手、快递配送员、网约车司机更出现了数量暴增的情形。这些工人大多没有正式的劳动合同，因此社保和养老金复盖率也很低。一项针对北京、成都和杭州平台工人的研究显示，当中只有20%享有国家支持的养老金。中国网约车平台注册司机总数已经超过了1亿——一名群众在知乎平台上相关问题分享的小例子侧面证实了这点：当日客流量达到十万人次的深圳宝安国际机场，每天在那里等待着载客机会的网约车司机人数，超过1700人。




这实际上侧面表明，在当前社会失业率不断上升的大环境下，如果在65岁之前失业，则需要熬到65岁才有可能领取养老保险金。也正如有劳动者在互联网评价延迟退休的方案时所指出的：“30岁以上都嫌弃你了，还65岁退休？”




中国现行《社会保险法》规定，退休领取养老保险金的前提是缴纳养老保险累计达15年。以一个青年23岁大学毕业进入劳动市场为例，当他不曾失业连续工作到38岁时，他才有可能在退休时领取养老金。但倘若在35岁失业，被迫进入外卖骑手的灵活工作行列里——这批人实际上是鲜少缴纳社保的，更无从谈起养老保险，中断缴纳养老保险，则无法在退休时领取养老金。而35岁失业问题，也是中国劳动者面对的另一个关涉生存的重要议题。




在中国劳动环境中，唯一能够确保有可能缴足养老保险缴费年限，在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正常领取养老保险金的人群，恐怕也只有政府体制内的公职人员群体。但中共提议的延迟退休改革，也意味着基层公务员的工时更长，这将导致传统上的忠诚基础瓦解，进一步侵蚀中共当局的社会基础。




资本主义根本性问题




从法国养老制度改革，到中共延迟退休方案的阴霾，实际上都透露出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资本主义无法为劳动者带来实际上可靠的养老保障方案。大量公共资金被用在支撑资本主义——从产业补贴和税收优惠到救助银行和股市。更不用说花费在军备和维持“老大哥”监控国家机器（“维稳”）上的数千亿元资金了。中共显然有无穷尽的资金用于这些事情，但没有钱来补充迅速减少的养老金。社会主义政府会有完全不同的优先事项，会基于满足公共需求、而非资本主义贪婪组织经济。只有以工人民主控制的计划经济，向富人和大企业征重税，筹集足够资金建立社会主义的养老保障体系，才能为劳动者带来稳定可靠的老年生活保障。




我们主张：




反对延迟退休年龄！

增加国家资金投入，以修补退休金资金的缺口——让资本家付钱！

为零工经济和不稳定就业行业的工人提供全额养老金和社会保险——我们要求所有工人签订正式劳动合同！

结束户口歧视——大幅提高农民工的养老金和社保复盖率！

建立普遍且非歧视性的养老金制度，为所有人提供有保障的退休生活

对富人与大公司征重税！

削减军备和警察监控国家机器方面的浪费性支出

通过建立独立工会，进行有组织的变革斗争




政府在私人补习问题上180度大转弯




一所住宅楼7层的电梯间，两位母亲在轻声交谈。电梯门打开，一名外卖员匆匆从两人中间挤过，循着一个不太显眼的指示牌，走进一间在白天几乎不会关门的住户。进门后可以看到，整间房屋被半透明玻璃分隔成若干隔音房间，可以容纳2-10人不等。这些玻璃间里，有教师正在白板上作板书。门口的沙发上，一名负责人正热情地对面前带着14岁男孩的母亲说，数学老师的暑期课表快要排满了，需要抓紧机会报名一对一课程；而沙发上的牌匾上却表明这是一所“艺术培训”机构。2024年夏季，这样的场景出现在中国各个城市的“地下”教培机构；时隔3年，官方对教培的打击逐渐放松，教培从业者正在从地下转为地上、再次活跃起来。




2024年2月8日，教育部官网发文《校外培训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将对学科类教培的“禁止盈利”政策改为“应当依法实行政府指导价管理”。7月底，新东方、好未来等中国龙头教培企业公布了2024年第二季度的财报：3月至5月的业务收入比上一财季增长近50%。8月3日，国务院发布了二十项促进服务消费的措施，其中教培作为11个重点领域之一，被提到要提供“高服务质量”释放服务消费潜力，以提振疲软的内需。新政策发布后，新东方港股大涨，最高涨幅近14%。这些都是明确的迹象，显示由于政府态度的彻底转变，这个曾经被取缔的行业正强劲复甦。问题是政府为何这样做，以及谁会受益？




“双减”到“促进”，过街老鼠到救命稻草




提到促进教培，我们必须回顾并对比三年前发布的“双减”政策，即令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减轻作业负担”、“减轻校外培训负担”政策（主要是第二条）。政策发布后，全国范围内的教培公司被要求转为非盈利机构，许多依旧进行文化课培训的教培机构遭到查封。市值近万亿、吸纳近千万就业人口的教培行业在这一禁令下崩塌，数百万从业者失业。剩下的从业者不得不换上“思维训练”、“艺术培训”、“公务员考试培训”的牌匾，冒着高额罚金的风险偷偷组织文化课补习，而许多地方政府甚至利用公安扫黄打非队伍对此进行查处；而大型教培上市公司在股价纷纷暴跌之下，则把主营业务转向信息化科技产品（基于过去组织信息化远程教育平台的经验），新东方甚至组织前教师们直播带货。




2018年起，中国开始实行中考“五五分流”，这意味着一半的学生无法升入普通高中，只能进入教育资源匮乏的职业中学。中国存在严重的系统性职业歧视和对劳工权益的压迫，致使中考（2018年之前是高考）成为大逃杀游戏，每个家庭都不愿让自己的孩子“被淘汰”进入职高，因而纷纷将更多的钱投入子女教育。正是在这种恐惧的推动下，教培行业在中国迅速繁荣。2021年，中共当局面对连续4年的出生率降低，认为消除作为生育成本里第二高部分的教培支出可以提升出生率（当然，他们不想也不能大幅降低房价），不惜亲手摧毁教培这一“朝阳”行业，坚决推出“双减”政策。尽管中共中央从未公开将“双减”与提高出生率直接挂钩，但在内部文件中强调了“双减”对提升生育率的重要性。例如平顶山市的一份政府报告《提升全市生育水平促进人口均衡发展》中就明确表示要“严格落实双减政策”。然而三年过后，事实证明，出生降低根源在于更广泛的资本主义危机和父权制压迫，绝非通过“双减”禁止教培就能挽救的，出生率依旧保持断崖式下跌。




到2024年，教培行业的地位从被视同扫黄对象被严厉打击、到被抬高为拯救经济的重点项目，不由令人咋舌，彷佛2022年底在新冠封控政策上的180度逆转再次上演。而这样的逆转对于好大喜功的习近平政权来说，一定是面临紧迫危机的情况下不得不做出的改变。如果说2022年的群众运动是「政治威胁」，那2024年当前的危机就是「经济威胁」。房地产泡沫的破裂令地方政府陷入严重的债务危机，财政收入也因消费疲软而下降。中国无力支持房地产市场，在新冷战局势下，出口也愈加艰难。因此即便这可能进一步导致出生率下跌，教培行业作为内需消费市场上曾经的大市值行业，成为中共为尝试提振经济病急乱投医下的救命稻草。




市场化教育：教育不公与内卷制造机




20世纪90年代，资本主义在中国彻底复辟。由于在教育事业上的经费投入严重不足，中国政府便在教育界推行“财政视角”改革。从此中国的教育逐渐走向市场化，而这个市场最核心的产品就是高考得分技巧。尽管高考存在诸多不公（如升学率低、对北京上海考生的优待政策），但它依旧是广大学子接受高等教育、进而选择更体面工作的唯一途径。因此，应试技巧的培训取代了发展现代化的教育，成为教培机构的卖点，甚至诞生了衡水中学、毛坦厂中学这样“奥斯维辛集中营”式的高考工厂。尽管自2001年以来，中国一直试图进行“素质教育”改革，但除了北京等少数地区，在中国成长的读者一定对恐怖的课业压力心有余悸。




教育市场化另一怪状则是，教材亦越来越对自学者不友好：既富于冗杂无序与故作高深晦涩的内容，也缺少足以囊括考试范围的概念和例题。因此中国的教育教学严重依赖校内外教师对教材的诠释和补充，教培机构便借此提高自身价值。学生家庭在教培机构上的投资越多，学生越能在高考中拿到更多分数；富裕家庭学生与寒门子弟的分数差距再难以通过天分与刻苦弥补。许多研究者的调查显示，高校学生中来自贫穷家庭的比例在逐年降低，“寒门再难出贵子”这一话题也对中国社会观念产生强烈的冲击，阶级固化的概念首次通过教育机制传达给中国民众，成为许多青年觉醒政治意识的起点。




在中国施行“双减”的三年间，教育不公现象反而加剧。北京大学7月份的一篇分析文章发现，“双减”政策实施以来，收入分布前20%的家庭在教育上的经济投入和学生的学习时间没有发生显着变化。这些富裕家庭有足够的资源和渠道继续为子女提供校外的优质教育，比如通过地下教培市场的一对一辅导。而另一篇调查则显示，2008-2018年间推行“减负”以来，收入分布前10%家庭的学生平均高中升学率上升了5.3%，教育支出增加了67%，每周学习时间增加了10.37小时；反之，收入处于后10%家庭的学生平均高中升学率下降了9.3%，教育支出减少了21%，每周学习时间减少了9.19小时。这无疑说明“双减”政策反而进一步集中教育资源于富裕阶层，加剧了教育不公。社会主义者既反对虚伪的“双减”政策，也反对促进教育市场化。




而2024年“双减”政策被重启教培市场的新政策取代后，学生的课业负担和家庭教育支出负担必然再次加重；随着新一轮的内卷的开始，中等及以下收入家庭将再次面临深重的困境。




教育公有化的替代方案




我们唯一能接受的方案是将教育行业公有化。我们要求将一切教培公司和学校、教育系统收归公有并由工人阶级进行民主管理。大型教培公司拥有经验丰富的师资力量和先进的信息化教育平台，即使是传授应试教育技巧，其教学成效与复盖面积也比学校系统高出许多；而僵化的学校教育系统里，年轻的教师即使在大学接触到前沿的先进教学理念，也没法在僵化的应试系统里发挥出来。因此，将现有的教育资源收归公有并进行整合，交由教师、学生、家长、社区组成的委员会进行民主的管理和分配，可以让学生公平地享受优质、科学的教育资源，从而减少课业压力、自由全面地发展个人天赋。届时，教师的工资待遇也将得到改善，压力将减轻，能够专注于提升教育能力并因材施教；免费的义务教育将延长到更长的学制，减轻学生家庭的负担。




然而，教育公有化目标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可能实现。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决定了包括教育在内的一切资源向富有的资产阶级以及有很多人脉的群体集中，摇摆不定的改良政策只会加剧这一问题；脑体劳动职业之间巨大的待遇差异也是作为分化劳动阶级、促进内卷的手段而人为创造出来。要真正实现教育公平，必须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束缚、实现社会主义，才能令教育体系以公共利益为导向，使教育不再是赚取暴利和筛选阶级的工具，而是引领人类实现自我、发展社会与科技的基石。




延迟退休——中共正实行史上最大的退休金劫案




在9月13日中共官方正式出台了延迟退休年龄的决定。规定自2025年起，在未来15年内，逐步分批将男性职工法定退休年龄从60岁推迟到63岁，女性职工从50/55岁推迟到55/58岁。这是中国自1950年代以来首次提高退休年龄。这也是全球历史上对于养老金最大规模的掠夺，印证了今年三中全会提出的所谓“自愿、弹性”延迟退休政策。




同时，职工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的最低缴费年限自2030年起将从15年分批提高到20年，并“鼓励”个人多缴养老保险。可见，正如我们在第77期《社会主义者》杂志文章中指出，中共正在抢劫民众的养老金。




现在随着具体规定的出台，民众就能粗略估算了一下自己被抢劫了多少钱：每延迟退休一年，相当于多缴一年社保并少领一年养老金，此消彼长相当于每年损失4万元人民币（略高于2023年全国人均可支配收入）；延迟退休三年至五年，相当于至少被“劫”走12-20万元。




在之前的文章里，我们曾预想过中共是否可能会采用分地区、分省市，步步推进的方式落实延迟退休的政策，以免激起全国性的反对。然而事实是中共采取了一刀切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这反映了中共经济危机、老龄化危机、养老金亏空以及财政压力都大大的压缩了中共的回旋空间。新加坡国立大学公共政策学教授吴木銮对中共采取行动的速度表示“惊讶”，并认为是政府意识到已经没有时间可以拖延。




在经济上，2024年上半年的经济表现逊于世界资产阶级的预期，哪怕按官方本就注水的数字，第二季GDP增长也只有4.7%。加上全国各地的财政收入都在缩水，在人大公布延迟退休正式规定的前两天，中国各省公布上半年收支，各地财赤总额高达5.7万亿元人民币，全国只有上海录得700亿元的盈余，连经济第一大省广东亦陷入2,129亿元的财政赤字，而赤字最严重的四川更是高达4,130多亿。




早年中国社科院已指出，养老金将于2035年耗尽，而即使在2022年实现延迟退休5年，养老金亦只能支撑到2042年。而这次中共的决定中，只敢把退休时期延迟3-5年，显然是担心引发民众的激烈反应，但另一方面对中共而言，这种只敢推行一半的政策对解决养老金危机没有太大帮助。




尽管多年前早已放出风声，民众多多少少对此已有一定的心理准备，但相关消息仍然引发网络上大量的不满声音。新规发布不到半小时内，相关新闻立即登上微博热搜榜首。但在各个中国国内主要网站上，相关新闻的讨论区和评论区都被迅速关闭，十多万条的反对留言被删除，只有官方媒体帐号（如新华社）的相关消息下保留了聊聊数百条表示“理解政府”的水军留言。




对于民众而言，最普遍担心的四个问题是：自己能不能活到退休？哪怕活到退休了又是不是真的能领到养老金？公司会不会让自己干到退休？甚至公司能不能顺顺利利一直经营到自己退休？这些问题显然更深层次的反映了民众对经济的焦虑。而延迟退休的决定更是进一步的打击了他们的信心，因为他们知道这代表着形势已经严峻到中共将推出更多对工人阶级的直接攻击。




这是一篇先导报道，对于中共所面对的困境，我们将会在接下来的时间内推出更多和更深入的分析，请继续留意我们的网站新闻以及订阅《社会主义者》。




中国资本主义如何摧毁地球




绿色能源领域世界第一？




中国在可再生能源的制造和安装方面领先全球。它生产了全球80%的太阳能光伏模组，在电动汽车和电动汽车电池生产方面也处于领先地位（产量分别占全球62%和77%）。然而，由于资本主义的无序运作，中国领先世界的“绿色”行业正陷入产能过剩的困境。中国的整体消费需求低迷，2024年电动汽车和太阳能面板的销量都急剧下降。产能过剩导致价格下跌，许多亏损的太阳能和电动汽车制造商纷纷裁员，成千上万的工人失业。地缘政治也意味着像欧洲这样的主要出口市场对中国的电动汽车、太阳能和风能产品设置了关税壁垒。




尽管中国新建太阳能和风能装置的发电成本比化石燃料更低，但其电力生产中来自太阳能和风能的比例仍不足14%（分别为9.1%和3.3%）。对于中共政权而言，煤炭仍然为王（见下文）。在中国拥有世界第四大煤炭储量的情况下，中美帝国主义冲突加剧了北京不愿放弃煤炭的态度。




创纪录的热浪和洪水




2024年夏季，中国多项气候纪录被打破，出现了热浪、干旱和提前到来的汛期。7月是中国有记录以来最热的月份。8月，东部城市包括上海和杭州的气温连续几天超过40℃。这些情况在中国历史上最热的春天之后接踵而至。我们发稿时，尽管中国才刚过一半的汛期，官方已发布了25次洪水预警。次数达到自1998年有大规模洪水记录以外最多。2024年，长江已经三次泛滥，造成大规模疏散和经济损失。




中国是气候危机的核心，“贡献”了全球三分之一的碳排放。去年，中国的碳排放量增加了5.65亿吨（碳排总量达126亿吨），相当于增加了一个印尼或沙特阿拉伯的碳排总量。根据风险分析机构XDI的数据，全球最易受气候变化及其影响（如海平面上升）影响的20个地区中，16个就在中国。经济大省江苏被列为全球最受气候变化冲击的地区，山东位居第二。




煤炭用量更多




全球近60%的煤炭在中国燃烧，而煤炭是所有化石燃料中最脏的能源。它每单位能量排放的二氧化碳比任何其他燃料都多，而煤炭引起的空气汙染是一个重大的公共健康问题。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空气汙染每年在中国导致200万人死亡。尽管中国在发展可再生能源方面遥遥领先，但它仍依赖煤炭提供59.6%的总电力输出。2023年，中国的煤炭使用量再次增加，达到了历史新高。导致这一疯狂矛盾的因素有很多。中共内部和某些省份的既得利益集团与煤炭行业有着密切联系，并竭力保护它。去年，全球95%的新建煤炭发电项目位于中国。




地缘政治和“绿色帝国主义”




由美国主导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正在采取针对中国经济的“去风险化”政策，并对中国的电动汽车、电池、太阳能板和其他绿色科技设置关税壁垒。这是全球帝国主义冲突中，披着“绿色”外衣的一个关键战场。资本家这样做的动机并不是要拯救地球，而是为了保护他们自己的工业基础和经济实力，最终能够进行战争。面对历史性的经济衰退，习近平押注于“新质生产力”领域的制造业。结果带来疯狂的产能过剩和过度生产，而这些过剩产品随后必须往海外疏解。7月份，欧盟对部分中国电动汽车征收了48%的关税，效彷了美国政府在5月份实施的100%关税。中国的电动汽车不仅价格更低，而且往往比竞争对手的产品更好。但西方资本家不会允许中国在这一领域的巨大优势压倒他们的市场并摧毁他们自己的汽车公司。电动汽车并不若资本家所言那样“绿色”。生产一辆中国中型电动汽车，其碳排放量是同等燃油车碳排的两倍。中国的电动汽车电池工厂主要依赖煤电，碳排放量巨大。




电网拥堵和弃风限电




中国已经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太阳能和风能装机容量。但电网无法消纳这些电力。弃风限电——由于这些能源不可预测的性质，而出现供应中断——加剧了可再生能源的结构性低利用率，更偏向于煤炭。据央视报道，山东约50%-70%的太阳能发电被弃。河北和河南也有类似问题的报道。一位地方官员告诉《南华早报》称：“电网再也无法消纳新能源了。”中国的电力市场“准封建化”且碎片化，由地方政府控制，严重偏向煤炭而非绿色替代品。




气候末日




全球气温连续12个月打破纪录。从2023年6月至今年5月，全球平均气温比工业化前平均水平高出1.63摄氏度，越过了避免气候灾难的1.5摄氏度红线。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主任警告说：“当下这一系列最热的月份，在将来的记录上却已经是相对寒冷的了。”海洋不再充当“气候缓冲器”——不再缓和世界上升的气温。《金融时报》报道说，在过去的15个月里，“全球海面温度已经达到并保持在创纪录的水平，加剧了热浪和海冰融化”。报道称，北大西洋的水温“超出了极限”。其中一个后果是更为猛烈的大西洋飓风季。7月袭击墨西哥和得克萨斯州的飓风贝里尔（Beryl）是有史以来最早的最高强度风暴。




联合国的一份报告指出，由全球变暖引发的干旱、粮食短缺和饥荒将影响数十亿人。报告称，本世纪内多达五分之一的中国人可能会受到严重干旱的影响。资本主义制度将人类锁死在一条灾难性的道路上——政府和大公司除了空谈和实行有利于富人的政策外，什么也没有做，这只会进一步破坏地球的未来。只有制度变革，按照社会主义环境可持续的方式重建整个生产体系，才能将人类从资本主义的灾难道路上解救出来。




气候战争就是阶级战争




根据乐施会和斯德哥尔摩环境研究所的研究，人类中最富有的1%（7700万人）碳排放超过了最贫穷的66%（50亿人）。这部分“汙染精英”额外产生的碳排放将在未来几年导致130万人因热浪死亡。这些超级富豪拥有巨大的碳足迹——拥有豪宅、超级游艇和私人飞机。非洲，拥有全球六分之一的人口，却仅产生4%的全球排放量。




要理解气候灾难及其对策，我们必须认识到资本主义逐利制度是根本原因。气候抗议和行动必须针对经济制度：显示出革命变革的紧迫性，剥夺“汙染精英”资产阶级的权力，并将整个经济和所有大公司置于公有和工人阶级的民主控制之下。只有这样一种社会主义绿色计划才能拯救地球。




“历史的垃圾时间”在公众讨论中打脸中共




在中国经济更为深陷危机之时，今年7月起，短语“历史的垃圾时间”在中国网络上流行起来。这就像一记政治耳光，显然激怒了中共独裁政权。其审查机器以创纪录的速度封杀了这个话题。该短语衍生自体育术语“垃圾时间”，原指比赛接近尾声、胜负已定，剩下的时间改变不了结果。“历史的垃圾时间”则形容国家已经走入这样一个时期：社会总体发展不可避免、不可逆转地严重恶化，统治者做什么都无可挽救局面。这个短语首先是对中共独裁统治毫不留情的判决、指出其正导致毁灭性的经济衰退，但在缺乏群众抵抗和可以争取替代方案的组织之时，这个短语也表达了无力感。




“历史的垃圾时间”能够流行，当然有着很强的现实基础。今年第二季官方经济增长率为4.7%、低于预期，而真实增长率恐怕要低得多。青年失业率因为毕业季而冲到17.1%、创下误导性的新统计方法实施以来新高。已就业的民众即使努力“内卷”“996”，也要随时担心被减薪、被裁员（包括35岁失业危机），以及未来拿不到养老金的状况。对于经济前景信心已经崩塌，房地产泡沫破裂正在拖累整个经济，消费降级持续，这是个恶性循环，群众越来越对现行体制失去希望。




毫无信心




过去3年来，对于“躺平”、“润”和“人矿”等新概念的讨论已经增多，反映社会上与日俱增的不满、以及对中共威权资本主义制度及其主宰的生活方式的排斥。然而，“历史的垃圾时间”这一个短语标志着意识的某种进展，不是单纯讲个人的处境与选择，而是更直接地表达了对习近平的政策能取得成功并带来经济复苏毫无信心。该短语在中共眼里显然是一种“异端”思想，这也是为何中共党国宣传机关镇压并痛斥“历史的垃圾时间”，相比以往的“躺平”等“异端邪说”要紧迫得多。




中共对“历史的垃圾时间”的流行感到不安，认为这短语无疑是一个破坏“稳定”的潜在威胁。《北京日报》等中共官媒称，该短语只是“意图否定中国的一切”、“是对国家发展的唱衰”，而一些评论员也在《观察者网》等中国极端民族主义网站发文，指责该短语“不仅误导公众，还加剧了对经济下行的悲观情绪”。




不过，中共如此激烈的反应，反而又推动了舆论对于这个短语的关注，推动更多民众认同当前制度破产。没错，我们马克思主义者认同不单是中共独裁资本主义已经陷入“历史的垃圾时间”，衰败的全球资本主义这个整体亦然。这个制度带来大规模失业、持续不断的危机、军国主义、民族主义仇恨及战争。然而，工人阶级与受压迫者没有“垃圾时间”，而是有庞大的能量与潜力改变社会、仍然有办法摆脱危机四伏的现状，而这个办法正是有组织的群众斗争，一劳永逸地埋葬独裁与资本主义，以民主社会主义取而代之。




解除夜骑禁令！在中国，青春当罪？




从青春狂欢到官方镇压




2024年11月2日晚，成千上万的骑行者从郑州出发，骑向开封，形成了一条长达数公里的自行车车流。参与者主要是郑州的大学生，也有职场青年和退伍军人。一辆辆共享单车是这场60公里夜骑的“主角”，尽管速度不快，但参与者的热情格外高涨。一路上，陌生人之间无偿分享食物和水，彼此鼓励前行。对于大多数骑行者来说，这场行动并无明确的目标，“青春没有售价”成为他们自发传播的口号。享受这种“集体行动的奇妙体验”成了最大的意义。




这一夜骑活动迅速成为热点，甚至一度得到了官媒《人民日报》的称赞，称其为“青春的象征与分享的快乐”。随后几天，夜骑的热潮以惊人的速度扩散：河南各地的学生涌入郑州加入骑行，外省高校学生也开始效彷，甚至传出“骑行到北京参观天安门”的豪言。11月8日，郑州参与夜骑的人数据说达到数万。这一现象引起了官方的高度警惕，“夜骑风潮”旋即遭到强力镇压。




官方从鼓励到压制




11月9日起，当局以“安全”为由对夜骑进行全面封锁：郑州和开封的公安部门派出大批警力封锁夜骑路线的自行车道；河南教育厅下令高校恢复疫情期间的封校政策（如中国劳工论坛所预料，新冠疫情期间的封控手段日后将用于镇压群众），限制学生外出，严查晚归甚至威胁开除；共享单车公司被要求停止服务，11月15日起郑州全市共享单车被下线。不仅线下行动被强力干预，官方还在线上掀起舆论攻势，称夜骑者受到“境外势力”或“港独分子”的蛊惑，给当地居民交通造成了不便。社交平台上的夜骑相关内容被删减或屏蔽，知乎、微博等平台充斥着对夜骑者的抹黑言论。甚至在其他省份，类似活动也遭到镇压：合肥的几百名高校学生因为夜骑被校方和警方恐吓，全校实施了封闭管理。




这一切与此前官方的“欢迎”形成鲜明对比。在夜骑热潮初起时，开封市政府曾高调对骑行者表示支持，沿途提供早餐、免费开放景点，还派出交警护送队伍；然而这种“热情”不过是为了借助年轻人拉动消费、塑造网红城市形象。然而，当当局意识到夜骑的核心吸引力不在组团来消费，而在参与自发、未经督导的大规模集体活动时，态度瞬间急转直下，用铁腕手段迅速扑灭了这场声势浩大的青年动员。




为何恐惧群众运动？




这场夜骑活动中，许多参与者是第一次主动参与群体行动。骑行的过程让他们感受到集体的力量、互助的感动、团结的精神，以及在完成共同目标时的喜悦。然而，这种非政治性的集体体验本身，就让中共当局倍感不安。中共担心，任何独立、自发动员的群众集会，即使没有明确与抗议连结，都有潜力成为培养群体意识的温床，最终可能激发未来更大规模行动、转向更政治性的方向。




类似的例子比比皆是。2023年上海的万圣节由青年自发组织的变装游行成为焦点，因为吸引了大批年轻人参与，许多人利用这个机会，针对独裁统治的一些方面进行讽刺与间接批评。但次年官方提前十天“戒备”，以防止再出现讽刺当局的装扮，更是在万圣节当天对街头化装者逮捕并要求卸妆。尽管如此，仍有青年扮演拆除“乌鲁木齐中路”路牌工人造型出现在街头，以此讽刺官方对“白纸抗议”的镇压，聚集人群中呼喊“自由”的口号得到热烈响应。




青春的旗帜，觉醒的火种




当年轻人高举国旗、声嘶力竭地齐唱国歌；当退伍军人喊出“收复台湾”的口号并得到纷纷响应；中共忽视了这些簇拥者，转而忧心忡忡地注视骑行队伍中飘扬着“自由，我踏马来啦”的旗帜，对中共当局来说，这是一个潜藏着危险的火种——高失业率、生活成本高企、沉闷社会压力。当局明白这些危险火种随时可能在曾经支持当局的青年群体中点燃抗议行动。因此，对中共来说，发动镇压并不仅仅是为了消除眼前的夜骑活动，而是为了让各地各部门提高警惕、阻止任何形式的群众觉醒，防止春的呐喊变成政治的呐喊，成为下一个“六四”、“香港运动”和“白纸抗争”。




这样的镇压注定徒劳无功，因为青年正在发现他们的困境与整个危机重重的独裁资本主义息息相关。与中共独裁一样，我们社会主义者也清楚地看到，2024年的夜骑热潮潜藏着一个幽灵——它指向中国未来强大的群众运动，而年轻人将在其中起到先锋的作用。让独裁政权颤抖吧！




未来群众运动当然需要明确的目标和口号。它们需要真正的组织，而不仅仅是自发性。这样才能真正挑战中共的权力体系。




我们主张：




终结对夜骑的打压！青春无罪！

争取行动、思想与结社自由！

终结独裁统治！中国青年和基层劳工需要言论自由和结社权。




日本学童之死　凸显中共民族主义洪流带来惨重代价




2024年9月18日上午，就读于深圳日本人学校的10岁日籍男童在上学路上遭凶徒持刀袭击身亡。不久前，6月25日，苏州日本人学校校车遭袭，中国籍引导员胡友平为了保护孩子们而在搏斗中重伤身亡。三个月内接连发生两起针对日本学童的种族主义恐怖袭击，中共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近年的民族主义宣传政策、加上资本主义走入死胡同的危机，正是助长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暴力的温床。




资本主义的全球危机时代背景下，中美帝国主义之间的对抗进入关键阶段。中国外交政策一改“韬光养晦”转为“战狼外交”，为了令中国民众更能理解政府新“强硬立场”，环球时报等官媒将中美冲突与抗美援朝相提并论，煽动民众对“外敌”的仇恨情绪。右翼民族主义得以进行煽动、怂恿，众多民族主义者在社交媒体上狺狺狂吠，支持政府与美帝及其日本等盟友进行更激进的对抗。而这些势力一直在谴责女性权利、女性主义、LGBTQ群体，以及反对要求民主权利的呼声。




这些民族主义宣传的成功令中共更加意识到，利用短视频新媒体的庞大的受众、“快速消费”性质和网络防火墙可以令民族主义在中国呈病毒式传播。随后的镇压香港民主运动、新冠防控不力导致全球灾难等重大事件中，共青团、环球时报等官媒都利用网络宣传对民众进行民族主义轰炸、颠倒黑白：将一切公开的批评视为“西方阴谋”，把一切国内的质疑声音汙蔑为“收了钱的西方间谍”。不遗余力的民族主义宣传成为如今中共维持统治不可或缺的遮羞布——所有试图指出独裁、剥削和遍地贫困，都是外国敌人在阻碍“民族复兴”！




极端民族主义——如弗兰肯斯坦的怪物一样失控




官媒的大肆宣传和平台言论审查，令不受制约的右翼民族主义得以在中国互联网上野蛮生长，时常“过火”给中共在国际上惹麻烦。苏州校车袭击案引起日本社会的震惊与恐慌，使中共的地缘政治平衡游戏变得更复杂，因此中共不得不对民族主义降温、下架仇视日本人学校的视频，并通过宣传胡友平的英勇事迹试图挽回负面形象。




由于网民长期浸淫于对日歧视甚至仇视的话语环境下，网络上依旧大量存在对胡友平的嘲讽和质疑那些反对极端民族主义声音是“歪屁股”的极右翼言论。9月18日，另一位模彷作案的凶徒实施了深圳的袭击，这次却再没有英勇的胡友平挡在屠刀与学童之间。事件发生后，深圳警方在警情通报里进行自我政治审查，未明确提及袭击对象是日本学童；外交部也冷漠回应称两起案件无关，“类似案件在任何国家都可能会发生”，国内媒体也不再像宣传胡友平牺牲一般大幅报道。




袭击发生后第三天，遇害男童父亲小山纯平的信件在网上流传，感人至深地表达对儿子的追忆，并表示“不会憎恨中国也不会憎恨日本”、“不希望卑劣之人的罪行破坏两国关系”，但这封信很快在中国网络被禁。同日，外交部宣布恢复日本水产进口，这种反转表明此前的水产禁令首要是为了强化民族主义，并非出于保护环境与国民健康。这一事件也说明中共对民族主义的“压制”只是防其“失控”，整体上仍鼓励民族主义继续升温以维护统治。




工人阶级团结对抗民族主义




中共的独裁资产阶级性质决定了右翼民族主义是其天然的盟友，因其可作为转移国内矛盾、阻碍阶级意识发展、分化国际工人阶级的工具。马克思主义者指出，民族主义使得本国（即中国）资本家可以随心所欲加强对工人的剥削，将这个制度的所有失败归咎于外籍工人。民族主义只能带来更高的军事预算，而牺牲养老金与更好的福利，同时增加毁灭性战争的风险。它只会为民众编造“你也是祖国一分子”的美梦，并粗暴地将一切不公与痛苦归咎于帝国间的对抗。而只有中、日、美、俄、中东以及全世界的工人阶级团结对抗资本主义民族主义，才是终结恐怖与战争的决定性力量。




这些事件的真正意义在于，即使极右翼在为袭击欢呼，越来越多的中国民众也在网上表达对极端民族主义的反感、谴责暴力、向遇难者表达同情，即使是审查机器开足马力也未能完全压制。这标志着中共民族主义宣传机器并非无所不能。在一段时期内，人们团结和悲痛情绪的急剧迸发，击退了民族主义毒害。这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在经济萧条与社会动荡中开始觉醒的极大可能。在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下，从特朗普治下的美国到以色列，从中国到台湾，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普遍存在。但只要群众性工人运动能提供明确社会主义、国际主义替代方案，那就可以克服、消灭这种反动、分化的毒害。




《好东西》：压抑中绽放的女性之声




令人瞠目结舌的是，11月上映的电影《好东西》以其对性别议题的大胆触及和对女性困境的真实刻画，在严厉的审查中至少开辟出一个表达女性主义声音的微小空间。长期以来，女性主义面临中共官方的打压，尤其是在经历过2015年关押女权五姐妹、2021年封禁女权小组的20年代，反女权的情绪被中共推广，甚至在社交媒体上成为一种“政治正确”。而审查机制更是将女性主义视为一种“政治敏感”题材，少有相关作品能够登上银幕。 然而，《好东西》连续数周高居票房榜首，在豆瓣获得9.1的高分，成为2024年最受好评的电影。《好东西》的票房与口碑的双丰收并非首要在于其艺术表现，而在于其对女权议题的公开演绎，成为女性观众的情感出口，揭示了被压抑已久的女性主义声音正在中国社会重新悄然绽放。




登上银幕的女性主义




自2023年电影《芭比》在中国大获成功以来，多部探讨女性困境的影片陆续上映，2024年涌现出《热辣滚烫》、《出走的决心》、以及《好东西》等高分电影，从编导技巧来看，也许这些新人女导演的作品并不算出彩，但仍然得到女性观众的宽容与溢美评价。《好东西》能够在观众评分上出类拔萃，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与前述作品对女性主义的浅尝辄止不同，电影通篇都在直接探讨中国女性主义者所关注的话题，包括但不限于月经羞耻、荡妇羞辱、家庭暴力、无偿家务劳动、男性“女权表演艺术家”等，给观众带来了直抒胸臆的爽感。




然而，影片对女性议题的探讨是有限的。限于审查机制，《好东西》只能试图用幽默的方式解构女性遭受的创伤，片中角色通过个性化的抗争应对厌女社会氛围。而现实生活中，女性面对影片里的跟踪狂、争风吃醋的前夫、校园暴力，或因女性身份遭受网暴，极难重现影片中戏剧化演绎的好结局。一个有力例证就是，《好东西》在男性用户为主的虎扑上获4.8的低分，不少男性仅因电影涉及女性议题便表达敌意。




《好东西》的现象级地位，也在于其“触碰红线”所带来几乎令人叹为观止的“刺激感”。例如至少三处镜头里，主角身后背景出现了男同性恋情侣，以及两位主角被误会为女同性恋且“将错就错”的情节——显然，这种对于LGBTQ的正常化演绎，违反了2015年广电总局禁止任何影视节目描述“非正常性关系” 的规定。其中一位主角家里囤积着大量卫生纸、罐头、种植蔬菜，无疑隐喻上海封城期间食物与生活物资的短缺。如果这还不够明显，合唱《明天会更好》的镜头几乎一比一复制了2022年上海市民在警察注视下庆祝解封的街头合唱。影片里谈及的公众号的审查制度、女教师在黑板上郑重写下“举报”并举行班会，所有关心政治的观众都对这类话题再熟悉不过。




这不代表中国审查制度的松动。审查者可以有限度地容忍女性议题的讨论以吸引女性观众、挽救一蹶不振的消费市场，但绝不容忍任何对政府的嘲弄指责。导演在接受官媒采访时，谈到电影“不是为了挑起性别对立”（中共用这种不实叙述来攻击女性主义者），许多角色极具政治脸谱化反而让《人民日报》感到“幽默和荒诞”。事实上，正是因为审查机构对女性主义一知半解与迟钝下，让本来只计划在几座城市放映的、点映票房不高的《好东西》得以幸存并意外走红。




通向女性解放之路




电影着重了许多议题，这些由日本女权主义者上野千鹤子及其他人普及。该电影公然播放月经羞耻、家庭暴力等话题，固然是进步的；但电影制片人对这些问题的去政治化、接受中共反动的“性别对立”叙事，这种做法严重折损了其所传达的讯息。这些讯息与习近平政权全力发动的大规模国家施压促婚促育行动、对女权群体和LGBTQ的汙名化乃至政治迫害相对立。真正的女性解放必须指向彻底摧毁独裁资本主义父权制的“结构性压迫”，作为工人阶级男女群众斗争的一部分，团结全体被压迫者。




这是女性解放的唯一道路，也是工人阶级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独裁统治中解放出来的唯一道路。极权统治令社会成为一盘散沙，群众斗争的想法被认为是“无望”、“不现实”，基于个人行动主义的各种策略受到欢迎。本质上，这些个人行动都是在循序渐进、有限的改革框架内进行的。但中共——特别是习近平时期的中共——堵死了有限改革的道路。即使是最“温和”、限于体制内的人权活动者、食品安全吹哨人、劳工非政府组织（NGO）及女权份子也遭到无情迫害，并被指控为“反华”、“境外势力”代理人。然而，中共庞大的镇压机器坐落在一座充斥着不满情绪的火山上，而这座火山随时可能爆发。




中国的女性主义者需要将最终目标转向集体行动，这是实现有意义变革的唯一途径，将性别议题与劳动、民主等更广泛的社会斗争结合起来，并认识到需要扫走整个压迫制度、并以民主社会主义取而代之。




中国刺激措施的困境




9月底，中国央行下调基准利率，并暗示将推出一系列新的重大经济刺激政策。由于新财政支出的具体细节基本没有曝光，最初的刺激狂潮被随后的极度失落所取代。一些理论声称，中共正在为2025年或将爆发、与特朗普的新一轮贸易战保留刺激弹药。但是，尽管北京可能、甚至很可能采取更多刺激措施，但事实证明，北京的财政火力比许多观察家意识到的更为有限⋯⋯




北京的火箭筒式刺激计划？




9月，中国政府机构宣布了多项重大经济刺激措施。但这与2008年推出的超大规模刺激计划相去甚远，更像是“雷声大雨点小”的例证。起初，中国股市飙升，是因为人们预期习近平将拿出他的“火箭筒”，投入新一波资金刺激经济。由于经济陷入了前所未有的不景气，包括史上最大规模的房地产行业崩溃，资本家们迫切需要一个与16年前规模相似的金融刺激计划。但在这些引人注目的头条新闻背后，新刺激措施的规模并不大，而且大多数都用于救助负债累累的地方政府。随着现实逐渐浮现，中国和全球资本家最初的欣喜已经被新的悲观情绪所取代。




这说明了什么？马克思主义者解释道，中共独裁政权如今实施大规模经济刺激措施的规模比2008 年要小得多。中国的债务占GDP的比例从2023年底的299%上升到2024年6月的307.7%（这一数字在2008年为139%，不到如今一半）。即使经济已经停止增长，债务仍在无情增长。经济学家高善文表示，中国过去3年的GDP增长被累计高估了10%。一个新现实由此体现：中国以债务驱动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模式已经达到了极限。




刺激还是救助？




1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终于公布了中共计划向经济注入的确切金额。但这一期待已久的宣布却令人大失所望。未来5年，中共将以特别债券和债务互换的形式，向负债累累的地方政府提供总计10万亿元人民币资金。这不是刺激经济增长的刺激措施，而是债务救助。其思路是，许多濒临破产的地方政府将以更优惠的利率将现有债务转换为新债务。




经济学家史宗瀚将此描述为“10万亿元的会计运作”。乍一看，这数字似乎很可观，但其中并不包含任何新的资金——10万亿元是早已计划好的，只是被“重新包装”以支持北京的新刺激计划。与大部分经济学家认为所需要的相比，这些钱也远远不够。如分5年（到2028年）计算，10万亿元计划将为地方政府节省6000亿元的利息支出，即每年1200亿元。这还不到同期中国预期GDP的0.1%。如此小的数额无法阻止全国各地地方政府正进行的减薪、服务暂停运营和私有化浪潮——即“砸锅卖铁”。习近平政权认为，经济停滞的原因只是缺乏“信心”，而解决方法则是释出更为乐观的官方说辞。换句话说，这是一种唯心主义分析，而不是唯物主义分析。




股市“福利主义”




作为北京刺激计划的一部分，中国人民银行推出了价值8000亿元人民币的“非常规”新政策工具来刺激股市。这项政策是“股市福利”，而中国政府反对为工人阶级建立更强大的社会保障网，因为这会“养懒汉”。券商等金融机构现在可以获得价值5000亿元人民币的“债务互换”来投资股市。另外3000亿元人民币将补贴股票回购，这是公司用来抬高自身股价的手段。人行的声明触发了股市的疯狂反弹，并得到媒体密集报道。在5个交易日内，沪深300指数上涨了 25%，创下历史新高。许多30岁以下的年轻人被吸引进入股市，一些人拿自己的奖学金和储蓄作为赌注参与其中。由于与深陷危机的实体经济脱节，股市泡沫无法持续。沪深300指数再次下跌，自10月8日以来已下跌12%。尽管北京方面采取了“刺激措施”，但中国股市仍相比2021年跌了20%。




房地产崩盘




房地产危机已进入第四年，且没有任何好转的迹象。自2021年以来，房价已下跌30%。总住房销售额（9.5万亿元）只有2021年水平的一半（18万亿元）。这场巨大崩盘由资本主义内在投机倾向造成，并且使整个经济陷入长期低迷。中共为了应对这种情况采取了刺激措施，但完全无济于事。迄今为止，房地产危机已使家庭财富蒸发了约131万亿元人民币，而这数字已经高于中国的GDP。消费如此疲软的原因，是财富和收入的急剧下降，而不是一些模糊的“信心”问题。




还记得2008年吗？




为抵御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中共于2008年11月推出规模庞大的刺激计划，总额达4万亿元人民币，相当于当时中国GDP的13%。相比之下，如今的10万亿元刺激计划仅相当于GDP的2.5%左右。事实上，2008年的刺激计划规模要大得多，这是因为中共已经失去了对局势的控制。地方政府设立了数千个所谓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表外实体），并将数万亿元人民币的额外贷款投入房地产和基础设施项目。牛津经济研究院估计，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实际总额高达20万亿元人民币，是官方数字的5倍。2010年，中国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当年的GDP增长了10.6%。然而，这带来了失控的债务激增，债务总额从2007年的51万亿元人民币增至今天的387万亿元。如今，中国政府没有推出类似的大规模刺激计划，凸显出由于担心引发金融危机，其在金融方面的回旋余地已大幅收窄。




国有银行体系又如何呢？




荣鼎集团2024年9月1日的一份报告指出，中国银行体系的深层问题正在掣肘经济增长。这是中国经济内部债务大量累积的结果，而债务累积很大程度上是源于之前的几轮金融刺激。报告指出：“中国经历了一个多世纪以来最大的单一国家信贷扩张，在2008年至2016年的8年间增加了24万亿美元的新资产，相当于全球GDP约1/3。”这些债务大部分已经恶化，需要展期（用新债取代旧债）。报告称：“如此庞大且受损的金融体系，再也无法像过去那样产生同样的信贷和投资增长速度。”随着经济陷入日本式的停滞，中共希望银行加快放贷以刺激增长。但展期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现有债务需要巨额资金，而这些资金已经使整个银行体系陷入瘫痪。




资本主义=日本化




马克思主义者曾预言，中国国家资本主义模式的内部矛盾潜藏在其增长“奇蹟”之下，并将导致经济日本化，即巨额债务导致的长期停滞。一些经济学家仍在争论这种情况是否已经发生、或即将发生，还是倘若北京采取“正确”的政策是否可以避免。同样的这些经济学家一直低估中国危机有多深入。他们误以为新冠疫情是中国经济放缓的主要原因，并预计经济将在2023年强劲反弹。正如我们当时所言，那只是幻想。




中国的国家主导资本主义与传统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主义之间存在重要区别，这意味着中国不太可能经历2008年美国式的银行业危机（尽管我们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更有可能出现的是“慢动作危机”。中共控制的银行被下令无限期“延期贷款、假装没事”，通过发放新贷款来防止这些僵尸企业和地方政府实体破产——哪怕他们无力偿债。这有点类似于1990年代初日本房地产泡沫破灭后的情况。日本也避免了16年前华尔街那样的金融危机。然而，到1990年代中期，靠纾困生存的僵尸企业占日本股市的25%。今年在中国，30%的公司是僵尸企业。无论是“西方”模式还是“亚洲”模式，资本主义都无法避免深重危机与动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