曉峯

1956年，年輕的高纓在四川彝族地區聽說了這樣一個故事。

有個彝族姑娘原來是漢族孩子，幼時走丟了，被彝族人收養長大。現在，她的親生父親找來了，想與女兒相認，彝族阿爸捨不得女兒離開，兩位父親便起了衝突，合作社的主任來做雙方的工作。事情很和諧圓滿解決，女兒認了生父，也不離開養父，不同民族的父親成了朋友。

高纓很受感動，以此為素材用筆記體寫成短篇小說《達吉和她的父親》，1958年，發表在《紅岩》文學雜誌上，責任編輯就是熊小凡。同年3月，《新觀察》轉載了《達吉和她的父親》。

反右運動以後，文壇很是沉寂，全國影響巨大的綜合性刊物《新觀察》全文轉載一短篇小說，是可以造成轟動效應的。離散悲情，催人淚下，團圓結局，感人至深，還控訴了舊社會，歌頌了民族團結！符合政治標準，也有藝術水平。

1964年，長春電影廠拍出了同名電影，作家高纓和彝族姑娘達吉一起名揚中國！

但是電影和小說有不一樣的地方。

有人認為，電影不如小說藝術性強。

小說里普通的彝族姑娘達吉，在電影裡成了大躍進中的青年突擊隊隊長。她的養父阿赫老漢成為農業社幹部，覺悟很高，不再因為害怕親愛的達吉離開自己而憤怒生氣而傷心掉淚，他爽爽快快地把女兒交給她親爹！達吉的生父在小說中是走村串戶的木匠，在電影裡成為自學成才的工程師，來幫助兄弟民族修水利工程。

有人認為，和小說相比，原來曲折動人的故事被拍成了一件簡單的好人好事，人物的情感都看不見了。這不是現實主義！

也有人贊成電影的改編，批評小說原著把達吉的阿爸阿赫老漢寫得固執落後，有損貧下中農形象！

當年首發小說的重慶《紅岩》雜誌的主編是王覺，他寫文章為小說講話，發表在《四川日報》上一整版，王覺遍引馬列主義文藝理論家語錄，說無產階級也是有感情的！

一時間，各報刊都在在討論達吉，關於《達吉和她的父親》小說電影的爭論引發了全國大討論，文章越寫越上綱。

這一年，全國電影工作會議在上海召開。有天晚上，周恩來總理到會議駐地看望電影界的朋友，恰逢大家都參加晚會去了，只有黃宗英因為生病，留在宿舍里休息，見到了總理。

總理問：宗英，會開得好不好呀？

宗英說，會開得好，就是為《達吉和她的父親》爭論激烈。她告訴總理，雙方爭論的焦點在阿赫這個人物，阿赫老漢因為怕女兒離開流了淚，這是思想落後自私，還是父女情深合情合理呢？

周恩來回去就把電影調來看了，然後帶話給電影工作者們，說：“我看阿赫也是可以流淚的嘛！”

從此，藝術家理論家們長篇大段激烈的爭論結束。

這些爭論的故事是高纓老師告訴我的，他說他永遠感謝周恩來！文革時被批鬥，他撐着不說周恩來支持他，他要保護總理。

高纓手裡有一本當年有關爭論的文集，磚頭厚呢。我好奇地借了來，卻沒看幾頁，實在看不下去，真心為前輩文論家們不值！現在，很多人都不知道這段公案了，但是作家高纓把它背負了半生！

電影劇本是高纓在長春電影製片廠的領導幫助支持下親自操刀改編的，用了好長時間反覆修改。改編電影的過程和這些論爭，對於當時三十來歲的高纓，是一種強力訓練，訓練他把文學作品中的人性擠出去，受過這種訓練的人不是短時間能夠擺脫訓練效果的。

高纓讀書和寫作之勤，在同代人中也少有人能及。我在《紅岩》工作的時候，他的小說稿讓我非常為難，同樣是寫少數民族婦女生活，幾乎千篇一律地臉譜化。我感到，他的寫作就是一個舞者戴着沉重的鐐銬跳舞，非常努力，也非常吃力。這種吃力就是掙扎，文學本是人學，在人性與“階級性”之間掙扎，作家非常痛苦。不寫作品的人對此難以體會！

很多49前的作品在49後出版，都經過對人性的刪削。若不刪削，作品和作家就會消失。這種情況多了。

我認識的生活中的高纓善良敏感，尤其關注少數民族婦女的命運。他們夫婦對於年輕人真是非常慈祥。他們一家人在文革中受了很多苦，高纓不得自由，他的夫人段傳琛帶着孩子在山區工作，孩子病了，沒有條件治療照顧，兩個孩子都落下聽力殘疾。幸而孩子努力，在美術上發展好。

高纓一代人，絕大多數的行為不會越矩，雖說他們努力讓思想也不越雷池一步，他們的才華被禁錮，但人性仍是他們的底色，因為他們的教育完成於1949年以前，他們的老師是新文化知識分子，他們成長期的教育底子是優秀的中國文化加上西方知識和普世價值，是中國教育史上可圈可點的時代。現在中國的教育也還沒有恢復到那樣一個比較正常的狀況。 

高纓夫人段傳琛

他們那代人道德上的自我要求與做人的教養似乎與生俱有，不是後來從小就喝“狼奶”長大的人輕易修練得來的。我對他們的作品提不起興趣，但我尊重他們。

後來收到過高纓夫人段傳琛送的兩本散文作品。段孃退休以後開始自由寫作，沒有領導的指令，她寫做記者時有感於心卻沒能寫出的人與事。我沒料到這位老記者晚年寫的散文近乎白描，而選材獨特，相當耐看！竟脫口說：段孃，比高纓老師寫的還好看！

這時，小說人物能不能掉眼淚要總理來定的時代過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