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別於最初的雅樂，自唐發起於家宴的“歌樂之詞”萌現，晚唐五代盛行而匯總《花間集》可謂詞之成形。後兩宋詞家輩出以一種文體立足於文史，人常曰“楚辭漢賦唐詩宋詞”，這裡的宋詞並非局限於年代而針對一種文體，張惠言道：“至宋之亡而正聲絕。”確實宋詞創作巔峰於兩宋，雖至明清還有好詞出現，但已不成氣候，故將此文體統稱作宋詞。古代文學批評有“詩分唐宋說”，詞有何分法？清代學者分作“婉約”與“豪放”，筆者認為有討論之必要。文字學大師段玉裁注“詞”曰：“意主於內而言發於外。”筆者嘗於前文《詞別是一家與詞自是一家》論及詩之“直感抒情”，詞有“隱意抒情”欲折衷易安“詞重音律”與東坡“以詩入詞”之分歧，說蘇辛“豪放”，兩家亦有“婉約”詞藻，本文通過對周邦彥詞韻討論，進一步闡明個人觀點。

    清中葉張惠言編《詞選》提出“詞近詩騷”，將詞列於詩，楚辭同等高度可謂文史之創。晚清王國維先生著《人間詞話》評：“詞至李後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變伶工之詞而為士大夫之詞。”道出詞之發展。古有“時勢造英雄”之說，北宋晚葉時代“詞家殿堂”中早已名家輩出，溫飛卿，五代李氏父子，宋代晏氏父子，永叔東坡，柳七少游，在如此詞家前輩之溫床之上孕育了集大成者周邦彥。

    周邦彥字美成號清真居士，其身世史載錄不豐，雖有文字可考，然年次多訛，未足盡信。較確信如《宋史  文苑六》記元豐年間，建國已久北宋王朝社會矛盾日益尖銳，經王安石“熙寧變法”施行新法後稍有緩和氣氛之際，周邦彥以太學外捨生身分獻《汴都賦》呈宋神宗，賦文以歌頌新法內容澎湃熱情，周因獻賦一舉升任太學正即太學老師，這是周邦彥未經科考踏入仕途之舉。宋代在其之前多有獻賦之例，如翰林學士梁周翰為朝廷重修丹鳳門而獻《丹鳳門賦》歌頌朝廷新氣象，後宋太宗率軍進兵太原，王欽若進獻《平晉賦論》等等，筆者以為《汴都賦》震動朝野者，獻賦之時，適逢神宗行新法，司馬光等大儒反對之聲甚囂塵上，帝需人力贊助，更需美文頌揚，今謂之“輿論加持”。因此周邦彥此賦，摹寫新法施行後汴京之象，務求實錄，纖毫畢現，堅定了神宗變革決心。

    歌頌北宋京城之獻賦不多，除楊侃《皇畿賦》外洋洋七千字的《汴都賦》堪稱代表，南宋詞學家樓鑰著《玫媿集  清真先生文集序》云：“（周邦彥）未及三十，作為汴都賦，富哉壯哉。……。賦奏，天子嗟異之，命近臣讀於邇英閣，由諸生擢為學官，聲名一日震海內，而皇朝太平之盛觀備矣。” 周氏亦藉此賦“以一賦而得三朝之眷”，上溯兩漢由此壯舉者恐司馬相如一人也。就周邦彥《汴都賦》而言，確如樓鑰所言“指陳事實，無誇詡之過”，較之傳統都邑賦，此篇賦作既有承襲亦有創新：文章掙脫了漢代大賦書寫帝都鋪張揚厲之筆調，藻匯麗飾之誇耀，又沿用漢賦擅長艱深字彙和對仗，變《二京》《三都》之形貌卻得其意，“壯采飛騰，奇文綺錯”無十年磨劍之功恐不可得。筆者論周邦彥詞韻，何以重彩《汴都賦》？就想論證周邦彥之詞格之高，實根柢於其賦筆沉雄，與諸詞家對比亦是“曠世奇才”。葉嘉瑩先生點評周邦彥詞謂“賦之詞”，即對照東坡“以詩入詞”，周邦彥可謂“以賦入詞”，先生之明鑑勝於一般稱周邦彥為“婉約集大成者”而準確得多。

    “以賦入詞”似乎在長調創作尤為和諧，所謂長調即篇幅較長的曲牌。柳永是周邦彥之前的作長調高手，但柳詞格調多自由，而周詞嚴謹工麗。兩者皆講究平鋪直敘，而柳詞直言其情，明快通俗，周詞善作結構，托物寄情。柳詞“境隨心轉”直指內心，周詞“心隨境轉”以境言情。所以周邦彥之詞作風格走與前輩詞家完全不同之路。晚清陳廷焯著《白雨齋詞話》曰：美成詞，於渾灝流轉中下字、用意，皆有法度。著名的《蘭陵王  柳陰直》讀來曲折迴環，張弛自如為上述周詞特色之大成：

     柳陰直，煙里絲絲弄碧。

     隋堤上、曾見幾番，拂水飄綿送行色。

     登臨望故國，誰識京華倦客？

     長亭路，年去歲來，應折柔條過千尺。

     閒尋舊蹤跡，又酒趁哀弦，燈照離席。

     梨花榆火催寒食。

     愁一箭風快，半篙波暖，

     回頭迢遞便數驛，望人在天北。

     悽惻，恨堆積！

     漸別浦縈迴，津堠岑寂，

     斜陽冉冉春無極。

     念月榭攜手，露橋聞笛。

     沉思前事，似夢裡，淚暗滴。

   “柳陰直”之“直”非陽光照耀，柳枝由上而下謂“直”，周邦彥所指是汴京城外汴河岸邊的排排柳樹屹立延長，隨風齊整搖擺之勢，為橫向大遠景之“直”。“曾見幾番”與下文“ 閒尋舊蹤跡”呼應，點出作者已多次來此處為友人送別，將現境與回憶反覆輾轉。“拂水飄綿”四字概括整個柳岸場景，柳枝輕拂水面，柳絮隨風飛揚。古人有“折柳送別”，柳枝暗喻“纏綿之相思情感”，其次柳諧音為“留”，表挽留之意。“登臨望故國”之“故國”可指汴京亦可指故鄉，坐船離岸之人回望汴京，杜牧《將赴吳興登樂友原》有：欲把一麾江海去，樂遊原上望昭陵。“誰識京華倦客”為作者久居京師有厭倦之感。整首詞上闕，恰似陳廷焯“美成詞有前後若不相蒙者，正是頓挫之妙。”“應折柔條過千尺”表明作者折柳多次即每每送別友人都是憂憂感傷。中闕：“梨花榆火催寒食”點明春天梨花開放寒食節將至之時光，“愁一箭風快，半篙波暖，回頭迢遞便數驛”，“迢遞”即遙遠，道出送別之人已遠離岸口而去。下闋：“津堠岑寂”表送人與送別之人都已離去，渡口已冷清寂寞，周邦彥接着“斜陽冉冉春無極”用斜陽映紅了冷清寂寞的渡口，映出作者複雜心境，用詞之妙嘆為觀止。而“念月榭攜手，露橋聞笛”已成往事，“似夢裡，淚暗滴。”此詞先由眼前之景引出回憶，再轉回自身表明送別。周邦彥此詞，暗寓汴河柳岸送別之頻，非止一遭，結合北宋的新舊黨爭翻復無常，造成多少人在此離情送別，在古代送別即為離別，再逢之日遙不可及。晚清陳廷焯在此詞所作箋釋曰：“妙在才欲說破，便自咽住，其味正自無窮。”

   周邦彥仕途浮沉，雖罹黨爭外放，未若東坡少游之困躓，亦未經易安稼軒之國破家亡，抵敵無路之慘烈。古有“詩為感物言志，賦為體物寫志”，周邦彥除了具有寫賦平鋪直敘，渾厚和雅之文筆功底外，成就其詞才的另一緣由是其精通詞樂並專職審核在朝古樂的顯赫經歷。大觀元年即1105年，宋徽宗設大晟府整理和監修當朝樂調，任命周邦彥為主管，從事審訂古調，討論古音創設音律，周邦彥以領俸祿，精研樂律，由是詞藝益進，若驪龍德珠。同時周邦彥還創新調，《蘭陵王》《六丑》《瑞龍吟》等對後世影響極大，亦符合南宋文人騷客之審美情趣，其填詞用律之嚴謹為後人提供了創作範式。如《繞佛閣  暗塵四斂》有“暗塵四斂，樓觀迥出。”之“斂，迥，出”每字都合去聲，讀來抑揚變化而和諧婉轉，絕無吐音不順而顯拗口之感，再如《四園竹》以平韻為主，上、去兼押，格律嚴整。宋末沈義父著《樂府指迷》曰：“凡作詞，當以清真詞為主。蓋清真最為知音。”

   北宋末年至晚清，凡詞評之作，鮮有不涉美成者，足見其沾溉後世之深。其中亦有周詞“非士大夫之詞”的批評，有理有據者當屬晚清大學士劉熙載，劉著《詞曲概》對周詞評價是：“或謂其無美不備，余謂論詞莫先於品。美成詞信富艷精工，只是當不得個‘貞’字。是以士大夫不肯學之，學之則不知終日意縈何處矣。”劉熙載評周美成特意抓住一個“品”字，和當時流傳與周邦彥相關的一些“野史”不無關係。 清末王國維先生的詞論批評起初受劉熙載影響很深，他在1904年著《人間詞話》初版曰：“永叔、少游雖作艷語，終有品格。方之美成，便有淑女與倡伎之別。”在陳乃乾校王國維舊藏《詞辨》，眉批云：“予於詞，五代喜李後主、馮正中，而不喜《花間》。宋喜同叔、永叔、子瞻、少游，而不喜美成。” 將周詞和花間詞論作同一範疇，可見當時王國維先生對周詞是不肖一顧。然1910年王國維先生治學轉重考據，所撰《清真先生遺事》於周詞之評迥異前說：“以宋詞比唐詩，則東坡似太白。而詞中老杜則非先生不可。”

   王國維先生學術之卓犖者，在其創“二重證據法”，以甲骨卜辭補正《殷本記》，考訂上古，實開實證之風。而文學批評似晚清那代學者的一份情節而已，然僅五，六年後王國維先生對周詞看法渾然巨變，動因諱莫如深，筆者以為或許先生與內藤湖南，沈曾植這樣大學者交往，重啟了他對詞學之再思考。同時清代已將宋詞與詩騷並稱，在清代儒學老學究眼裡，詞務必言志而不能沉迷於憂女柔情，如“一夜情濃似酒。香汗漬鮫綃，幾番微透。”在劉熙載看來就是“淫蕩之詞”而不可取，可是兩宋非戰亂年代上自達官貴人下至平常商富，貪圖青樓艷色享樂風早已盛行，蓋周詞有艷情筆墨不是孤例，晏殊，永叔身為一朝宰相亦有思女弄辭之情節。何況南宋陳郁著《藏一話腴》中有“美成之詞以樂府獨步，學士、貴人、市儈、伎女皆知其詞為可愛。”可謂雅俗共賞，今人讀劉熙載，王國維評論，和劉王讀周詞一樣，是全新一代讀古代之斷代關係，切勿以新一代立場來評考古代，陳寅恪先生批“疑古派”有名言：“對於古人之學說，應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筆。”今人讀美成詞，要以文學詞藻為本以歷史背景為參考，沉浸在後來被證偽的“野史”中討論只能遮掩對文學感悟之視野。

   若以平常心再讀王國維先生“詞中老杜”對周詞評價，亦有商榷之餘地。筆者尚不能領悟先生從何角度將美成和杜甫聯繫上，是以各自在詩，詞兩家殿堂之中地位？實不敢苟同，以詞家殿堂看，筆者覺得稼軒光環更大些，以風格作比較，周詞已渾厚章雅見長，然同樣有渾厚章雅之風《秋興八首》當獨步律詩天下無人問右。也許在王國維先生學問中，文評乃閒情，斯喻或顯輕率。上乃愚見，文各有讀者解，人以其歷，感有異耳。

  若說能感動筆者的周詞當屬這首《西河  金陵懷古》：

    佳麗地，南朝盛事誰記。

    山圍故國繞清江，髻鬟對起。

    怒濤寂寞打孤城，風檣遙度天際。

    斷崖樹、猶倒倚，莫愁艇子曾系。

    空餘舊跡郁蒼蒼，霧沉半壘。

    夜深月過女牆來，傷心東望淮水。

    酒旗戲鼓甚處市？ 想依稀、王謝鄰里，

    燕子不知何世，入尋常、巷陌人家，

    相對如說興亡，斜陽里。

  這是周邦彥晚年詞作，北宋末年受南方動亂周邦彥倉皇輾轉揚州，金陵，“佳麗地”用南朝謝眺的“江南佳麗地”，全詞兩用劉禹錫詠金陵詩渾然而成，其悲壯情懷在景物今昔對比之空曠時空迴蕩，尤妙在末句：“相對如說興亡，斜陽里。”燕子喃喃絲語說興亡，狀語倒置最後“斜陽里”以暮色勾勒感傷，詞中絕筆。“怒濤寂寞打孤城，風檣遙度天際。”區區兩句道盡六朝興衰而江山如故之滄桑巨變，自古宋詞何分“婉約”“豪放”？強分之乃籠統膚淺之見，《西河  金陵懷古》通篇無“婉約”傷情，然筆者似聞“如此江山，還有王者氣否？”的悲問，而美成終未形諸於詞。這正是筆者主張的“隱意抒情”，有人說詞有“要眇宜修”，“能言詩之不能言”，這亦是較籠統之評判，詞看似簡單因為它已遠離音樂，每一曲牌代表一首樂曲，每一曲牌的“要眇宜修”亦是不同，深思之下或許比五言，七言詩要複雜得多，詞人想傾訴何種情懷選擇何種詞牌想必是有講究，只是今人早已脫離詞牌音樂也就無法體會詞人曾有之苦心，所以論詞必當抱有一份敬畏。

   漢文學不同於《荷馬史詩》等經典，文人將敘事留給刀筆吏，將抒情留在文學。人無論何時何地均會流露出喜怒哀樂之情感，這裡面有個主軸便是時空相聯，似乎快樂時光永遠掌控在手，而將悲哀壓縮或遺忘。但人永遠維持着靜止狀態而隨時光變化產生情緒之起伏，這恰好是詞相對性之美感，用一種不變之外在自然對照出無常的人生，以此為詞之核心課題，筆者認為可放大至整個漢文學都是以抒情這一課題，而詞以其特性似乎更善於演示，以及它的淒婉情感關聯，和詩或散文均有所不同。當今人討論漢文學之抒情傳統時，不由想起元好問有“情為何物？”之嘆以導致有人“以情相許”，此情非喜怒哀樂生離死別來的單純，於是乎漢文學中需更細膩之辨析情與情慾事實細細相連，“情為何物”？在文學創作中文人都設法詮釋或鋪展，而且不同的歷史背景和不同人文世界激盪出不同之情思，它即複雜又難以掌握的思考模式，當研究它時文人自身常有精細之心靈體會，殊不知當文人設法為之表露時卻發現文字之匱乏，甚至無比匱乏，這便是“抒”之真意，淚流滿面不如淚乾，大哭送走含蓄，而高談闊論有時真不如沉默，筆者覺得這才是詞之精髓。

   《談詞》系列是借欣賞小山，少游，易安，美成之詞道出筆者對讀詞之思考，雖立論膚淺亦是本人切身感悟。然詞之殿堂大家雄踞，非幾篇拙作能以概括。有幸文史之浩瀚，更有幸在此緣遇詩詞之知音。筆下風情寄我思，緣來詞海共相知。在此擱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