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分黨聲名狼藉 海外民運剩不到二百人且多為濫竽充數的‘難民’

大夥算算這難民裡面又有多少像賴昌星、高山、李氏兄弟等貪腐逃犯

【多維新聞】海外民運聲名狼藉

在六四事件22年後的今天，有輿論稱：“海外民運走到了盡頭”、“老的越來越少，年輕的不加入，清流退出，劣幣驅逐良幣”、“沒有錢，沒有道德優勢”……今天，中國海外的民運組織沒有會費，沒有會員，更沒有新人加入，就連六四運動的學生領袖王丹自己也承認，“海外民運已經徹底失敗”。

有人說，中國海外民運之所以成不了氣候，主要是因為沒有一位領軍人物，至今沒有人能夠抗起大旗；也有人指責一些民運人士的道德水準，爭權奪利不說，甚至當年有些人“投身民運不過是為了申請政治避難，以便出國。如當時的海外民運代表人物王炳章，就曾為了申請一張‘工卡’偽造證件，被美國移民局當場抓住。事發後，他說這樣做主要是為了今後從事民運的方便。

據悉，1989年六四之後的幾個月裡，中國海外民運的參加人數一度超過了5,000人，但現在，算上那些為獲得“難民”身份而濫竽充數的人，所謂的“中國海外民運人士”多說也就200人左右。但各種不同名目的民運團體多達五六十個，很多組織甚至只有一個人，帶領一些人搖旗吶喊。

人數越來越少，而組織越來越多，豈非怪事？觀察人士對多維新聞表示，這是中國的海外民運組織的內鬥和分裂結果。基本上有兩個原因：一是爭奪錢財。有一個“山頭”就可以印刷名片，到處“化緣討錢”。因為掌握了這個“山頭”，就能吃上民運飯，例如，過去一向名不見經傳的人士“逃”到海外之後，立即謊稱他在中國領導着100多個地下組織的聯合體，自稱“領袖”、“主席”，然後就以此呼籲各方給他幾十萬、數百萬美元作“經費”。二是做“難民”生意。如澳洲，當局最初只是給民運組織中的負責人以政治避難的身份，所以，很多人為了避難，就爭當民運組織的頭頭。如果在選舉中不能當選，就會自己另立山頭當大王。所以，後來有一些所謂的民運組織，從一開始就是為了做“難民”生意而成立的，他們招攬一些偷渡到美國的華人，讓他們出錢，給他們偽造文件和證件，參加各種示威遊行活動，為獲得政治避難創造條件。

而這些民運組織的經費賬簿永遠是一個謎。由於某些所謂的民運組織的大筆經費，來自不可告人的情報間諜機構，所以他們的賬簿永遠不能向成員公開，這就為主管人任意支取、挪用、侵吞提供了方便。民運組織的歷次內鬥和分裂，幾乎都不是因為政治方向等原則性分歧，而更多是為了爭奪經費的主管權。

有關民運人渣的歷史資料：

謝萬軍目前以“中國民主黨總部”的名義招攬政治庇護生意，謝萬軍對在美國尋求合法居留的中國大陸偷渡人士聲稱，美國國務院同意向他所領導的“中國民主黨總部”的黨員提供“移民特赦”，凡是加入他所領導的“中國民主黨”，持有他所簽字的“黨員任職證書”，就可以循申請政治庇護的途徑獲得綠卡。他並且告訴客戶說，美國移民局政治庇護辦公室和移民法官都受到美國國務院的指示，他所領導的“中國民主黨”黨員要在美國取得綠卡循申請政治庇護途徑只是“裝裝樣子”，其實是一種“不能公開的特赦”，是美國政府“暗中資助中國民主黨”的一種“半公開”的形式。

王軍濤在海外以民主黨名義作生意為他人辦政治庇護賺錢，這筆生意以紐約最興隆。今天‘紐約的朋友’們那麼熱衷‘全國委員會’，明知國內今天根本沒有公開的‘委員’條件，也非搞不可，恐怕其背後的利益衝動，就在‘民主黨全國委員會’名堂，足以占領全美國政治庇護生意制高點，不但賦予了自己開政治庇護證明的最高合法性，也便於剝奪‘紐約朋友’已眼紅垂涎多時的王軍們生意的合法性及其地盤，藉以壟斷全美政庇市場。”

了解底細的人都知道，謝萬軍、唐柏橋兩人都是靠倒騰難民證撈錢的。他們收取偷渡客的 錢，然後組織這些人到中國駐外機構去示威幾次，每人發個中國民主黨黨證或“過渡政府”部長委任狀，然後向美國移民機構遞送材料，就說這些人都是受中共迫害 的政治難民，為這些偷渡客換取居留權。通俗點兒說，他們做的就是賣假證的和組織偷渡蛇頭的混合體。美國執法機構對此心知肚明，但要養着這些人反共，也就睜 一眼閉一眼。劉剛則屬於“我是流氓，我怕誰”的“民主流氓”型。他公開講，“有了互聯網以後，最最有效和最最廉價的造反就是上網虛張聲勢”，“不必太在意 到底能否上街，而應該在意到底有多少人上網傳播這些恐嚇聲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