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言已不復存在”。當1980年4月，著名哲學家薩特與世長辭時，雷蒙•阿隆在一篇誠摯、坦率而悲傷的文章里，說了這句令人感懷的話。本來，兩位畢業於巴黎高等師範學校的“小朋友”，年輕時曾以開玩笑的方式相互約定，誰先離開人世，另一位便為其撰寫傳略；然而，思想領域三十年的軒輊、論戰和敵視，已使他們之間情感溝通上，產生了莫大的隱痛和隔膜，無法再以純真、平和的心態踐約。思想立場上的堅執和守護，縱然使人們想到作為偉大的學者知識上的誠實和對人類現實問題樂於擔當的勇氣，但回味這段私人友情在歷史瞬間的撞擊下，所殘存的難以撿拾的精神碎片，還是讓人唏噓不已。

神話與邏各斯、上帝與魔鬼、感性與理性的糾纏與對立，貫穿着整個西方的政治歷史，成為無數哲人的思維陷阱和文化符咒，使他們自覺不自覺地沉湎其中、難以自拔，並最終不得不作出痛苦的抉擇。生於此學術語境下的阿隆，也不例外。起初作為一個傾向於左翼、熱衷於社會主義運動的熱血青年，經過二戰前後納粹專制的歷煉、洗禮，目睹了無數慘無人道的流放、拘禁、殺戮的悲劇圖景，體驗着恢弘的文明世界的轟然坍塌，開始走向一條面向“當下”的現實主義的求真之路。《工業社會十八講》、《階級鬥爭》、《民主與極權》系列，是其五、六十年代作為一個清醒的“參與政治的觀眾”的結晶。《階級鬥爭——工業社會新講》（譯林出版社2003年6月第1版）一書，是他以大量數據材料，分析、闡明了工業社會的結構系統之後，致力於對社會階層、階級關係、人才流動研究的重要成果，並為進一步從政治哲學的角度，探究制度性權力的運作方式，奠定了堅實、可靠的基礎。尤其是對納粹主義、斯大林主義等極權體制的反思、解構，比德國思想家漢娜•阿倫特還要早。

阿隆認為，隨着現代社會的發展，科學技術取得長足的進步，經濟以不可遏制的態勢迅猛增長，但凡此種種並不意味着社會差別已不復存在，抑或社會貧困化狀況已經根除，相反，由於受對立意識形態主導的各國經濟基礎、發展模式的迥異，特別像受地緣政治影響的社會緩慢的經濟增長指數，全球範圍內依然呈示壓迫與顛覆、侵擾與抵抗的拉鋸式症候，涌動着代表不同利益的階層或集團的衝突，有時甚至是劇烈的衝突。不過，與工業革命前後的封建主、資產者與工農群眾的衝突相比，現代社會的衝突更加趨向於採用非暴力的“請願、抗議”的方式，而非激進的“造反”的舉動，以便爭取更多的政治、經濟及文化權利。這構成了全書的基調，直接規約着他對現代社會中階級形式、政權職能的論說和闡發。

既然現代社會還有鬥爭、衝突，還有階級集團的利益博弈，那麼主導政權的統治者對各階級的政策傾向、權益分配，便成為關鍵性的問題。所謂的強勢、弱勢群體的劃分，不過是集團力量在世俗社會的反彈和延伸。托克維爾曾觀察到，社會的進步和發展，具有一種向民主化道路的演進趨勢，在這條漸進的路徑上，有一種良性的互動關係，運行的結果是，社會結構中的地位懸殊會逐漸消失，相應地人民的生活距離將漸次拉平。這是一種保守、樂觀的態度。馬克思同樣看到了現代社會的進步和發展、物質性財富的急劇增多，但對迷離中的“資本主義的未來”，他卻得出截然不同的結論，即機器大工業在創造資本主義的物質文明的同時，也創造了此種制度、文明的掘墓人——無產階級，它們與資產階級的對立是不可克服的，這種階級之間的鬥爭將越來越趨向尖銳、激烈，最終轉化成多數人反對少數人的暴力革命。

阿隆卻對激烈的歷史潮流和旋渦，抱有深深的懷疑，他從經濟分析出發，認為無論什麼樣的社會制度，雖然標識的口號、信念不同，但都有一個共同的、使政體得以存在下去的方略，即資本積累。因為只有進行規模性的資本積累，才能有效地更新、增加固有的機器設備，擴大資本的投入、運營量；另外一個重要的方面，就是支付社會系統內部的階層或行政費用，以保證社會機器繼續正常地加速運轉。在像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種完全不同的制度下，工人階層或階級，都是處於被統治、被剝削的地位，儘管不是同樣的剝削形式。前者的制度下，資本積累是通過擁有獨立決策權的資本家個人轉手，後者則通過計劃性的國家權力機構進行轉手、干預而已。於是，就可以得出這樣一個推論：從思想體系或政治宣傳上說，所有的工業社會都是人民的社會、平等的社會，譬如美國政府宣稱處處依靠普通老百姓，法國強調依靠人民，在蘇聯則宣稱依靠無產階級，一言以蔽之，下層民眾是現代社會的統治者或主人。可是實質上卻恰恰相反。

在任何社會，真正統治、管理國家的皆為一小部分人，或者說少數領導者，充其量也不過是為人民而進行治理，“直到目前，從來都沒有過由人民進行管理的事”。一小部分人發號施令，指揮和管理人數眾多、組織無序的臣民或公民，這是人人都能從生活經驗里體會到的事實。於是就像我們在日常集體事務中，不時地遇到摩擦一樣，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總是遭遇大小不同的衝突、鬥爭，造成結構性的緊張關係。在私有體制下，由於現代民主制度的約束力，使得統治者不得不“聆聽”被統治者的不滿和牢騷，衝突被限定於合理合法的框架之內，並逼迫統治階層間斷性的進行有效的改造與革新，以消弭人們對政權直至私有制度的牴觸情緒；而在蘇聯式的集體所有的體制下，由於事先就由國家來指稱一種思想體系是正確的，因之不存在任何政治性的詰問和質疑。處於最底層的工人或農民群眾，指責的矛頭經常會對準的是中、下層的官僚體制和行政腐敗。

阿隆還詳細分析了西方和蘇聯不同政體下的階級分層狀況。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受啟蒙運動特別是法國大革命的影響，自由平等的觀念深入人心，人們耳濡目染，精神、情感上都烙下深刻的印記。但這不意味着法律平等和實際平等，已臻於沒有間離的同構關係。相反，工業民主社會所聲稱的在勞動待遇、政治領域的人人平等，不過是不切實際的美麗的謊言，允諾至今未能兌現。收入嚴重不均衡、生活方式的層級結構，依舊明顯存在，一些國家甚至有進一步惡化的跡象。有上層階級、有中產階級，亦有工人階級。蘇聯社會雖然利用摧枯拉朽的革命的手段，最終完成國民的“普遍無產階級化”，依附於群體階級的政黨奪取的政權，自明地“混合於該階級的絕對政權”。而事實上，無論在美國還是蘇維埃，工人階級都依舊處於社會的最低層，除卻虛妄的政治符號的標籤，生活、工作境遇的改善微乎其微，一大批工人繼續留在工廠從事同以前相差無幾的機械勞作。所謂工人階級成為管理者、成為領導者，不過是一個世俗神話。

但是，兩種制度下的政權統治方式的不完善，並不意味着社會發展僅僅是非理性的、不可羈勒的怪獸。馬克思曾經激烈地批評過資本主義制度下虛假、騙人的“表面自由”。認為這只不過是資產階級為維護既得的階級利益，而障人耳目的遮羞布。馬克思的指責當然不無道理，他年輕時就曾為出版自由而無私地戰鬥過。阿隆站在二十世紀中葉來看待問題，將制度設計放入現代性的歷史進程中，深刻而冷峻地指出，即使這種表面的自由，在像蘇聯式的奉行集體主義理念的國度里，也重新獲得了它們的全部價值。因為“人只有當他失去財富的時候，才發現他擁有的財富是什麼價值”。

“承認衝突，不緩和衝突，這不是工業社會的正常狀態，正常的是阻止衝突變得更為劇烈”。這才是阿隆對現代社會的正面理解。因為，人類的生存狀態根源於無法替代的屬人的本性，人一旦步入社會的網絡，就必然受制於周遭的種種社會結構和文化變遷。人除了出於自身本能的需要之外，還有種種地位、名望、財富規範下的欲望，這種欲望的無限膨脹，既來自於主體自由選擇的意識，又威脅着“他者”行使自由的權利；所以，無論是家庭、團體，還是社群，不和諧、衝突皆不可避免，只是處理、削弱衝突的方式，在不同的政權那裡有別罷了。假如“一小部分人以上帝、歷史或種族的名義迫使其他人閉嘴，並以集體利益為名分配收入”，那麼，少數派主導的政權或集團，就是暴政甚至淪入寡頭政治。歷史上這樣的例證很多，像宗教裁判所、斯大林式的專制主義，都是清晰、鮮活的樣本。

針對現代社會普遍存在的貧富差別、地位懸殊等不公正的現象，阿隆也有自己的認識。人類思想史上，有多種多樣關於平等蘊涵的讀解。柏拉圖的政治哲學裡，試圖通過掌握真理的哲人王的統治，建立一個給予所有人平等的理想國；基督教義里則主張絕對的精神平等，要求每個人通過自己道德上的贖罪和工作上的勤勉，靠近全能的神，成為上帝的選民。阿隆以現實、理性的態度，指出由於職業、才能、智力的先在的區分，不平等暫時不可能一下子消除，折衷、妥協且可行的辦法是“通過每個人參與對集體財富的分享表現出來”。體現了一個歷史哲學家的實在的態度；當然，參與分享的遊戲規則由誰來定，依然是一個待解之謎。不過，持有更新了傳統不平等的含義的阿隆還是暗示說，一旦少數特權者沒有節儉投資意識，隨意揮霍着攫取來的可觀財物，那麼不平等將不僅是不公正的，而且會窒息經濟的發展，乃至成就革命的必然性。這倒是值得警醒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