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左翼知識分子不理解特朗普的勝選 （谷歌翻譯）

作者：J.P. Singh，The Hill， 觀點撰稿人 - 2024 年 11 月 11 日下午 2:00（美國東部時間）

極左派知識分子合唱團現在正高聲歌唱：民主黨失敗是因為他們不了解拋棄他們而投奔共和黨的工人階級。這是一句奇怪的歌詞，在選舉失敗後經常出現。它的結尾是“伯尼會贏”。

極左派有三個錯誤。其結果是，它忽略了壓倒性的證據，即美國大多數人，包括相當一部分工人階級，投票支持社會保守的、甚至是反動的未來願景。

極左派錯誤的第一個原因是他們的自負，這種自負可以追溯到卡爾·馬克思，即知識分子比工人更了解工人階級的利益。在這種模式下，工人們明白民主黨不會關注他們的利益。然而，同樣的工人階級無法弄清楚，極左派認為共和黨只迎合強盜資本家，無法讓他們過得更好。

在這種左翼觀點中，工人是半傻的——他們知道該放棄什麼，但不明白在投票給共和黨時他們採用了什麼。這些知識分子很容易告訴我們不要把工人看作傻瓜或笨蛋，但他們自己也在做同樣的事情。

其次，極左派人士忽略了許多重要因素，只注意到工人階級越來越多地投票給特朗普。投票給特朗普的是白人工人階級。大多數白人女性投票給了特朗普，儘管他過於男性化，並被指控強姦，他被判負有民事責任。根據出口民意調查，46% 的拉丁裔人投票給了特朗普，儘管有種族主義言論。儘管前總統巴拉克·奧巴馬 (Barack Obama) 勸告，投票給特朗普的黑人男性比例也達到了兩位數 (21%)。

與此同時，82% 的白人福音派和相當比例的天主教徒投票給了特朗普。天主教反墮胎拉丁裔工人只關心階級嗎？

文化主導着特朗普的炒作。雖然可能有經濟動機，但上述群體——福音派、天主教徒、白人女性、白人工人、拉美裔和黑人男性——越來越多地投票給特朗普，其主線是一種近乎反動的社會保守主義，在某些情況下，甚至是種族主義或仇外主義的觀點。即使是通貨膨脹等經濟動機，也不能僅從階級角度來理解。

這些群體喜歡特朗普提供的答案：關閉邊境、抨擊貿易夥伴、告訴人們移民搶走了他們的工作、墮胎和性不合群是罪惡，或者上帝從槍擊中拯救了特朗普的生命，以拯救他們和美國。這些觀點體現了各種色彩的物質和保守利益，包括階級。需要大膽想象才能看到只有階級才是最重要的因素。

第三，特朗普理解並自己宣泄的被大肆吹噓的憤怒是我們這個時代的憤怒。這不是階級憤怒——不管那是什麼。

二戰後，美國過得很好。這個國家以創新引領全球，但又保護自己的利益。當民主黨照顧工人時，美國的棉花、服裝和汽車統治着世界。別忘了美國農民把其他國家的棉花擋在全球或美國市場之外，別忘了底特律和鏽帶的美國工人乘着汽車、鋁和鋼鐵的浪潮，卻不讓這些行業在發展中國家蓬勃發展。

當時沒有“落後”的美國工人——有一個落後的世界，這對美國工人來說正合適。當時也有足夠的錢——例如在 20 世紀 60 年代和 70 年代建立社會安全網。

當前的文化憤怒是一種暴躁的憤怒，因為美國人無法從一個我們無法再操縱的世界中得到我們想要的東西。這並沒有減輕那些現在被拋在後面的工人的痛苦，他們的父母從來沒有這樣做過。它只是幫助我們理解為什麼父母一開始就領先。

如果我在學術界和其他地方的左翼同事想要學習而不是說教，他們就會超越階級，注意到白人工人和女性，以及越來越多的黑人男性和拉丁裔人為了連任特朗普而擁護的社會保守主義和極端民族主義。

需要極左的想象力才能把上述所有內容都看作僅僅是階級問題。需要知識精英主義才能進一步斷言這個奇怪的聯盟不知道自己的利益。極左派追隨馬克思的腳步：如果工人不了解他們的階級利益，他們就必須體現一種虛假的意識。因此，他們追隨法西斯分子。

民主黨若要打造一個包容且有利於增長的願景，就需要培育中小型企業和大企業的創新和競爭力。過去的做法是藉助亨利·福特和安德魯·卡內基這樣的人物，他們讓美國工人感到自豪。也許美國工人在傑夫·貝佐斯或埃隆·馬斯克身上看到了這一點，儘管左派知識分子可能對此感到厭惡。

我們中的許多人都對排他性的經濟增長感到厭惡。美國不需要通過強盜大亨和壟斷者或壓迫性社會再次偉大。我們比他們更好，即使未來四年將考驗我們的歷史實力。

這個王國的鑰匙在於經濟激勵和社會包容的語言，而不是階級。民主黨人應該明智地拿起它們打開鎖。

J.P. Singh 是喬治梅森大學的傑出大學教授，也是羅伯特博世學院 (柏林) 的理查德·馮·魏茨澤克研究員。他是《全球視角》雜誌的聯合主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