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整風（1）：搶救 （ZT）

高華

中央黨校一部集中了一大批二十年代或紅軍時期入黨的中共高級幹部,計有朱瑞(中共山東分局書記)、薄一波、孔原、羅瑞卿、邵式平、丁玲、閻紅彥、陳奇涵、陳郁、陳賡、宋時輪、王樹聲、劉景范、李培芝(王若飛夫人)、陳錫聯、馬文瑞、韓先楚、舒同、陳再道、烏蘭夫和蔡樹藩等。

對於集中在黨校一部的老幹部,黨校領導採取了區別對待的不同政策,老幹部中凡出身井岡山,或參加過長征的,一般不屬於「搶救對象」,但仍需在黨校接受審查和提高「路線鬥爭覺悟」。李伯釗是紅軍文藝宣傳工作的開創者之一, 她與其夫楊尚昆都是二十年代後期被派往蘇聯學習的留蘇生, 李伯釗 1931 年進入中央蘇區後,長期領導紅軍中的宣傳鼓動工作。在長征途中,李伯釗曾被分配至張國燾的紅四方面軍任宣傳幹事,由於不了解上層的爭論與分歧,在毛、張草地分家後,寫過〈南下歌〉和〈誰的罪過〉等歌曲。1942 年毛澤東為召開文藝座談會,曾向李伯釗了解根據地和八路軍的文藝情況,李就此向毛作了「認真的自我批評」,「解釋和說明了一些情況」。在黨校一部的審幹中,李伯釗在所在支部進行了「認真的檢查」,並向黨組織遞交了「幾萬字」的自傳材料,對自己的思想和歷史進行全面的反省。

朱瑞也是原留蘇生,瑞金時代曾任紅五軍團政委,是中共六屆五中全會上當選的中央候補委員,1944 年 2 月,從山東分局書記的任上調入黨校一部學習。在審幹中, 朱瑞寫了詳細的自傳和(整風學習思想小結), 他反覆檢討自己「為什麼會被教條主義所提拔」, 朱瑞認為, 這其中「除了(自己)有莫斯科留學生的標號,有一定的工作能力,做了許多工作之外」,更在於「我的思想方法是教條的,頗合他們的口味」。在黨校期間,朱瑞還給劉少奇寫了一封信,稱「這次反省十倍百倍甚於過去任何一次,痛痛地打動了我思想方法上主觀主義這個悠久肥大的根株」。

李伯釗、朱瑞皆有留蘇背景,在以反教條主義為中心的整風運動中,受到衝擊自不待言,然而他們畢竟長期在紅軍中工作,所受到的審查相對說來,仍是屬於「和風細雨」式的。相比之下,那些在國統區工作的老幹部就沒有這樣幸運了,在黨校的審幹、搶救中,來自國統區的大批老幹部被打成「特嫌」,鄒鳳平案是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事例。

鄒鳳平原任四川省工委書記,是大革命時期的老黨員,曾因從事地下鬥爭被捕,身體受到嚴重摧殘,由於他的脊椎骨已斷裂,身體一直不能直立。1938 年鄒鳳平曾在成都約見過來自昆明欲投奔延安的陳野萍,並分配陳野萍去宜賓作地下工作(陳野萍在六十年代及八十年代擔任過中共中央組織部副部長)。1940 年,鄒鳳平因四川省委負責人羅世文被捕,川西地區大批疏散幹部,與張曙時奉調回延安。鄒鳳平抵延安後入中央黨校一部學習,在「搶救」前夕的審幹中,就已被認定為「特務」受到批判。鄒鳳平新婚不久的妻子在壓力下,也誣指鄒鳳平是「特務」,隨後與他人同居,鄒鳳平陷入絕境,憤而自殺。

中央黨校一部的審幹、搶救、「逼、供、信,惡性循環」,曾任中共四川省婦女部部長的曾淡如,在「搶救」中,因被誣為「特務」、「叛徒」而備受折磨,最終也絕望自殺。一百多老幹部被指控有政治歷史方面的嫌疑, 經彭真批准,將這批人分配至二部, 編成兩個支部,繼續審查。丁玲則作為有問題暫時弄不清的幹部,被「掛起來」,於 1944 年夏調往邊區文協。中共老黨員、南方局組織部負責人孔原(陳鐵錚),中共西南工委負責人、鄂中鄂西區黨委書記錢瑛被誣稱為「叛徒」、「特務」、「紅旗黨」,遭到大會、小會輪番批判。

原河南省委負責人王志傑、郭曉棠等此時已被公開誣指為「特務」,他們也被集中在中央黨校一部,康生親自坐陣中央黨校的批鬥大會,逼迫王、郭承認「河南黨是紅旗黨,是特務,是叛徒」。大會一開始, 就把郭曉棠等揪到台上, 郭拒不承認,繼之,又將王志傑揪上台,限令王在五分鐘內坦白交待。王也據理力爭,聲辯「河南黨是執行黨中央路線的」,大會主席當即制止王的發言,宣布開除王、郭的黨籍,把兩人捆起來,押往中央黨校柳樹灣禁閉院。(王志傑在抗戰勝利後恢復黨籍,調往太行根據地工作,郭曉棠的黨籍在 1950 年才恢復,1966 年文革初期郭曉棠被河南省委拋出來,以「叛徒」、「特務」等罪名第一個在《河南日報》被點名批判。)前河南省委書記張維楨則被施之以車輪戰、疲勞戰,並被拖出去「假槍斃」,最終也被打成「特務」。

鄒鳳平當時的妻子甘棠,原名闞思穎,1928 年參加中央特科工作,其兄闞俊民,後改名劉鼎,中共黨內著名軍工專家。1949年後甘棠任重慶市婦委書記,四川省高級法院副院長,黨組副書記。甘棠 1935 年長征至遵義時被疏散在地方,並與其它被疏散的紅軍組成游擊隊, 1936 年一度被俘,延安整風期間受到嚴重衝擊,晚年生活淒涼,1971 年因疾病不得醫治而逝世。

在中央黨校一部受審的河南省委幹部中,葉劍英的前妻危拱之尤其引人注目。曾參加廣州暴動、留學蘇聯、又參加過長征的危拱之是中共黨內為數不多的女知識分子幹部,早在瑞金時期就因所謂「托派嫌疑」遭到開除黨籍的打擊。抗戰後,危拱之被派往河南工作,後被中共河南省委推舉為參加中共七大的代表,於 1940 年 4 月來到延安。1943 年 3 月,上級組織以參加整風學習和幫助黨審查河南幹部為由將危拱之等調入中央黨校,事實上是被集中在中央黨校一部受審。不久危拱之就被扣上「特務」的帽子,受到隔離審查。危拱之因不堪迫害,悲憤難禁,手持剪刀朝自己喉嚨猛扎一刀,血涌脖頸,但幸未死成。

薄一波當年曾被編入黨校一部擔任第一支部幹事,他在晚年回憶搶救運動時記述了他所親眼目睹的「搶救」慘狀。薄一波寫道:

有一件我難忘的往事,其情其景多年來不時的湧上心頭,......那時我母親也與我一起到了延安,我把她安置在深溝的一個窯洞居住。有一天,我去看她時,她說,「這裡不好住,每天晚上鬼哭狼嚎,不知道怎麼回事」。我於是向深溝里走去,一查看至少有六、七個窯洞關看約上百人,有許多人神經失常。問他們為什麼?有的大笑,有的哭泣,......最後看管人才無可奈何地告我:他們都是「搶救」的知識分子,是來延安學習而遭到「搶救」的!

薄一波的回憶雖未具體指明這關押上百人的深溝屬於哪個機關管理,但他明確記述了在中央黨校也有關押幹部的審洞。薄一波發現,「在中央黨校西南角的窯洞裡,也關押着『搶救運動』中『搶救』出來的一百五十名幹部」,其中有武競天、宋維錚等。

當時在一部接受審查的還有著名歷史學家呂振羽。1942 年底,呂振羽夫婦隨劉少奇從華中根據地來到延安。到延安後, 呂振羽已不再與聞核心機要, 而專作研究工作了。呂入中央黨校一部後,很快就被捲入一宗「托派」案件中。在審幹和「搶救」運動中,原與呂相識的王姓夫婦,被誘導要他們交待呂振羽的「托派」問題。在多次逼供下,王的妻於被迫供出呂振羽是「托派」。有關方面再以此追逼王本人,王某斷然否認,並陳述其愛人從未見過呂振羽。然而在高壓下,最後王也被迫指供呂為「托派」。不久,王某即翻供。儘管王某已經翻供,但呂振羽仍受到審查,呂詳細寫出自己的自傳,斷然拒絕了對他「托派」的指控。呂振羽受此事牽累了近一年的時間,使其創作完成《簡明中國通史》的計劃最終未能實現。

黨校一部主任古大存是一位廣東籍的老資格共產黨員,紅軍長征後,一直堅持在粵北山區開展游擊戰爭,抗戰爆發後來到延安,此時正受到毛澤東、劉少奇、彭真的信任,被委之以負責審查高級幹部的重任。古大存在黨校一部大刀闊斧、雷厲風行,將一大批老幹部整成「特務」、「叛徒」和「特嫌」,引起許多老幹部的不滿。

陶鑄的妻於曾志此時也是一部的學員,古大存認為曾志的歷史有疑點,但一時又無法查清,於是遲遲不肯為曾志作一個相信本人交待的結論,而是將其「掛起來」。曾志和陶鑄對此都十分不滿,陶鑄曾當面批評古大存,為何沒有證據,僅憑主觀主義就將曾志的結論拖了兩年。1954 年,古大存在中共七屆四中全會期間發言,檢討自己在中央黨校一部領導整風時曾傷害了一些幹部。但是,延安審幹運動還是在陶鑄與古大存的關係上投下了陰影,五十至六十年代,陶鑄主政廣東,對擔任廣東省副省長的古大存多有壓制和打擊,最終將古定為「反黨的地方主義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