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整風（3）：臣服

高文謙

共產國際解散後，毛澤東連電催促一直常駐重慶負責與國民黨談判的周恩來火速返回延安，參加中共黨內高幹的整風運動。當時時局正處在變動之中，國民黨內的強硬派利用共產國際解散之機，製造輿論，要求中共自行解散，並調集軍隊侵擾陝甘寧邊區，企圖以政治攻勢和軍事進攻兩手壓中共作出讓步。周因忙於臨行前的未了事宜，加以天雨和車壞，途中又遵毛囑在西安同國民黨將領胡宗鬧交涉其軍隊侵擾邊區一事，所以耽擱了一些時日才返回延安。

周恩來一回到延安，毛澤東就給他來了個下馬威，劈頭蓋臉地批評他在與胡宗南辦交涉時破壞了黨的紀律。原來周在西安了解各方情況後，發現國民黨軍隊進攻邊區的部署並未進入行動階段，因此認為中央考慮有所戒備是必要的，但延安為此召開萬人群眾大會並且通電全國一事則"刺激太甚"，所以致電延安，建議通電在重慶、西安暫緩印發。對此，毛不分青紅皂白地指責周這樣做完全是顧慮個人的安全而不敢對國民黨方面示強，並甩出一句很重的話："不要人在曹營心在漢!"

這對於一直身處在國民黨的籠潭虎穴，為中共盡心竭力辦外交的周恩來來說，自然是很大的不公和委屈，但也着實給了已經闊別延安三年的周氏一記當頭棒喝，讓他領教了已經今非昔比的毛的威勢。對這件事，他一直放在心裡，不敢忘記。許多年後，他奉毛澤東之命檢討自己在歷史下所犯的錯誤時，又再次提及此事，說："到王明投降時期，我的弱點暴露最多。一直到考慮我是否也如王明，敵我不分，這才使我猛醒。"

周恩來確實是個絕頂聰明的人。當他一回到延安，發現政治形勢已經大變，擁戴毛澤東已經成為黨內的大勢所趨，而毛在清算王明的同時，正準備對他開刀的時候，周立則採取主動行動，對毛表示信服和擁戴。他在中共中央辦公廳為他舉行的歡迎會上致辭說：沒有比這三年來事變的發展再明白的了。過去一切反對過、懷疑過毛澤東同志領導或意見的人，現在徹頭徹尾地證明其為錯誤了。我們黨二十二年的歷史證明：毛澤東同志的意見，是貫串着整個黨的歷史時期，發展成為一條馬列主義中國化，也就是中國共產主義的路線!毛澤東同志的方向，就是中國共產黨的方向!

對於周恩來這樣的表態，毛澤東自然感到高興，但他更需要的是好好地敲打周一頓，經過清算鬥爭後，徹底把他整服，今後不敢再有二心。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是"懲前毖後"。因此毛沒有立刻對周高抬貴手，而是按照既定方針，在黨內高層的整風中，把周作為黨內"經驗宗派"的代表人物同作為"教條宗派"的代表人物王明放在一起批。

為此，毛澤東在一九四三年九月至十月連續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為高幹整風的目的定了調子，說：從四中全會後，黨內行兩個宗派，一個是教條主義的宗派，一個是經驗主義的宗派，整風學習的目的是打碎兩個宗派，教條宗派是頭，經驗宗派是腳。打的方法即是改造思想，以馬列為武器，批判自己，批判別人。要發展自覺性，也要適當地將軍，內力外力合作，才會有成效。當然，毛並沒有忘記把經驗宗派同教條宗派加以區別，說："所有經驗宗派的人，與教條宗派是有區別的，大多數是被欺騙的，不覺悟的。他們常常被教條宗派利用'共產國際'、'馬恩列斯'的外衣和威逼利誘所蒙蔽，所迷惑。"

在高幹整風期間，是周恩來政治生涯中一段難捱的日子。他被作為"經驗宗派的代表"，"教條統治的幫凶"，在黨內領導層中受到了嚴厲的批判鬥爭。歷時之久，火藥味之濃，都是他在以往的黨內鬥爭中從未經歷過的。其中不少用語，諸如"篡黨"、"篡軍"、"幫凶"，等等，完全和二十年後文革中所使用的語言如出一轍，甚至被威脅開除出黨。

在這種情況下，周恩來內心的沉重和精神上的壓力可想而知。用他自己的話說是，"我做了二十年以上的工作，就根本沒有這樣反省過。去年的整風，才在我思想上開門。這一次歷史檢討，才進一步認識自己。""因為要說歷史，不能不牽涉到犧牲的同志，他們已為黨犧牲，表現了他們高貴的布爾什維克品質，而我連續犯了罪過，這在我涉及他們時，心裡不能不難過。"

經過三個月的整風學習和自我反省，在中央學習組接受批判幫助，周恩來寫下了近三萬字的學習筆記和檢討提綱，從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十五日起，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整整作了五天的發言。這是在黨內高幹整風中檢討時間最長的一個，周恩來按照毛澤東所定下的調子，給自己上綱上線，戴帽子，潑污水，系統清算了自己在歷史上所犯過的錯誤，其中重點是中央蘇區時期和抗戰初期這兩段。他承認自己"有經驗宗派之毒，再加上迷信國際並與教條宗派有思想上、氣味上相投之處，所以不論在思想上、組織上都擔了極大的罪過，成為經驗宗派的代表，教條統治的幫凶，迷惑人的口(原稿字跡辨認不清一-作者注)人物，黨的布爾什維克化的阻礙"。

關於在中央蘇區時所犯的錯誤，周恩來是這樣給自己上綱的：為教條宗派肅清道路，造成不可饒恕的罪過，中心關鍵在反毛。他把在中央蘇區反毛澤東的過程概括為四個階段："一、項英階段，取消肅反為最高峰；二、稼祥、弼時階段，蘇區黨大會為最高峰；三、周恩來階段，寧都篡軍為最高峰；四，博古、洛甫階段，五中全會為最高峰，篡黨篡政篡軍的完成。"

關於在抗戰初期所犯的錯誤，周恩來在檢討中表示："這是第二次教條經驗宗派的結合，其主要代表人物確如毛所說為陳(紹禹，即王明-一作者注)、周(恩來)、彭(德懷)，項(英)。第一次結合是經驗投降教條，這一次要沒有周、彭、項的擁護，教條宗派是建立不起統治的，故名為教條宗派打天下，或開闢天下。"

周恩來還對他之所以屢犯錯誤的社會家庭原因和個人品質進行了自我解剖。他在發言提綱中這樣寫道："我是個破產的封建世家子弟。這個家庭社會給我的(好虛榮)，包庇，愛面子，自私，世故，畏首畏尾，患得患失，倀瑣衝動的劣根性並未很好剷除，加以幼年母性的教養，更增加我的黨內奴性、軟弱性，便成為我以後長時期富有妥協性缺乏原則性的根源，同時又帶有破壞性。"周恩來進一步解釋道："動搖性是很明顯的了，政治上常常左右搖擺，特別是重要關頭之轉彎拐角時，把握不定。自私性表現在世故(怕得罪人)和患得患失上(如寧都會議)。虛榮性表現在愛面子，不大戳破自己和人家的摘處，常常原諒多於責備，同時，也養成只注意表面不注意本質的毛病。衝動性表現在盲動和破壞紀律上(如武漢時期、洛川會議後，乃至西安最後一電)。軟弱性表現在黨外之遷就傾向，黨內之畏首畏尾、奴性(如四中全會前後、博古李德時代)。"

應該指出的是，周恩來在當時黨內過火鬥爭的氣氛下，對自己的反省、檢討乃至譴責，用語是很重的，按照毛澤東所定下的調子，往自己身上潑了不少污水，加了不少罪名，不如此就過不了關。不過，他仍然對自己作了某種辯護。他這樣說道：經過大革命和白色恐怖的鍛煉，堅定了我對革命的信心和決心，我做工作沒有灰心過，在敵人公開壓迫下沒有膽怯過。在二十多年黨的生活中，黨的基本立場(即是說為黨好)並未失去，而且也有許多鍛煉，若干改正，如頑強性也漸漸生長，同時我的本質還忠厚，誠實，耐心和熱情。因此搖擺不定並未發展到灰心失望；世故也未發展到陰謀詭計；愛面子注意表面也未發展到說謊話做口(原稿字跡辨認不清一-作者注)人的事情；盲動還沒發展到不顧一切地蠻幹，破壞紀律沒走到分裂和小組織行動；黨外遷就還沒有失去最後界限，黨內畏首畏尾乜還沒有發展到完全沒有原則。因之，我的品質上基本特點是調和性與缺乏原則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