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8月3号上午10点多钟武汉火车站拥挤的候车大厅，我夹在浩浩荡荡的避暑大军人群中等候上利川的火车，人群中大多是早已退休或刚退休不久的中老年人及放了暑假孩子们。女人们身着国内流行的花衬衣，蜡黄色脸上布满老年班，粗腰身，浑圆松弛的手臂推着行李箱，叽叽喳喳说个不停。

一上火车，一群女人就开始为行李位置大声吵闹开来，

“那个人的行李占了我们的位置？”

“放豆里克点”

“放下克勒就可以了撒”

我坐在三人坐的走道位，左边邻座是两位男士，我身边的一位抄着正宗武汉口音鄙视地看着这群女人们说:

“唉，这些广场大妈都吵到这里来了”。

 随后四个多小时行程中，孩子们哭闹嬉笑声中夹杂着爷爷奶妈们的喊叫声充斥着车厢，我左边靠窗口的那位男士，头发黝黑得与面部的赘肉及松弛下垂的眼睑老相极其不协调，他的脸和肥胖的腰身告诉你他是位70岁左右的老人，而漆黑的头发可以与少年儿童一拼。一路上他都专注地一手拿手机，看里面的歌词，一手持话筒练唱上世纪八十年代流行的“草原之歌”，

“想给远方的姑娘写封信，可惜没有邮递员来传情。”

他专注投入的神情仿佛是在舞台上，台下有成千个观众的眼睛在关注他。老歌勾起我对八十年代生活的情怀。不过一个小时后我开始对“那位远方的姑娘”产生一种厌烦，希望他安静下来一会儿，很想对他说这是公共场合，你不能强迫附近的乘客听一路你的歌，但我又无法去打破他享受生活的片刻，只好什么也不说，任凭歌曲伴我一路到利川站。

近中午时分，各种食品味道慢慢地从前后左右如烟雾般向我袭来; 卤菜味，方便面味，盒饭炒菜味。歌唱家也终于停下练唱，他们两人开始各自源源不断地从包中拿出吃的：炸鱼，鸡翅，毛豆，淹黄瓜，卤菜，好像把整个周日餐桌上的食品都带到火车上来了。就像坐在餐馆的桌子上，两位男士有滋有味地吃着，嘴唇和牙齿不断地摩擦发出“吧唧，吧唧”声，这声音就在我左耳边回响，令人生厌。我又想去制止，但又觉得没有道理，这些声音和味道曾是我再熟悉不过的中国人日常生活，只是我长期生活在国外，现在有点不太适应而已。

到了利川，一下火车，一阵凉爽的微风扑面而来，利川的气候跟武汉相比仿佛提前了一个季节，这种凉爽只能在武汉的中秋时节可以感受到。

看看著名的恩施大峡谷，

竟然在险峻的群山中修建移动电梯，罕见，

苏马荡，地处湖北省长江南岸的西南边陲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利川市谋道镇药材村，西与重庆万州接壤，海拔1500余米，面积20平方公里，距利川城48公里，年平均气温18℃左右，是盛夏绝无仅有的天然空调避暑地。十来年前，苏马荡还是一个名不经传需要扶贫的山区，鸟不拉屎的地方，生活在这里的土家人主要靠挖掘森林中的药材谋生，年轻人一般都外出打工。可有一天人们忽然发现苏马荡的凉风，云雾缭绕的山峰，蓝天飘浮的白云，纵横奇美的磁洞沟峡谷，一望无际的苍茫林海，千年杜鹃，漫山红叶的景色中蕴藏着巨大的财富， 这些都是那些咬牙忍受夏日酷暑折磨的城里人极为需要和渴望的。就这样，似乎在一夜间，苏马荡无序地开始了大开发，它的山脊和山峰上如同雨后的春笋一样瞬间竖起了大量的高耸楼房。风景区各类房产价值不同，但便宜的只要十几万都可以买一小套（30/40平方米）。既然这么便宜，那么一个普通的老百姓都有能力成为纳凉候鸟族，到异地纳凉避暑不再是一些有钱阶层的专利。重庆武汉万州人蜂拥而至，没几年的时间，苏马荡，一个原本是苍茫林海的地方，变成了苍茫人海。栋栋高楼簇拥着耸立在山峰山坡上，鳞次栉比的商店，狭小的坡道，摩肩接踵的人群，在人们还没有意识到时，山野的苏马荡在夏日一下似乎跟武汉中心的六渡桥，江汉路一样热闹了。

小区的外花园

避暑小区

汽车在靠近谋道镇的时候开始遇到堵车，司机说 “幸好你去的是苏马荡的依林郡，也就只堵谋道街这一小段路，如去苏马荡的山上小区，那起码堵几个小时。”

一个山区谋道小镇二公里多的段路，大约堵了半小时多，北京上海的交通堵塞大概还没有这么严重。

 我要去的是苏马荡谋道镇理工依林郡小区。避暑小区大门修建得很漂亮，进门迎面山坡上种满了山里的花草树木，迪斯尼电影中的泥塑白雪公主站在花草丛中笑迎避暑的退休候鸟们的来临。小区的道路边和野趣的公园到处是盛开的黄紫色野花野草。

 二姐洁目前是租住的8号楼，西面对着街，东面一间房对着雾气缭绕有着中国写意朦胧山水画的齐岳山峰群，阳台和另两间卧室与街对面楼层彼此相望，随意在窗口或阳台上都会在不经意中看到对面房屋端着饭碗的老人，躺在阳台吊床上晃悠悠的男人，怀抱中的婴儿，在夜间十点多睡在床上仍可清晰地听到对面麻将桌上洗麻将哗哗，哗哗的响声。总之，不论白天黑夜，我们随时可能成为他人生活的目击者。

相隔一个多月未见面，我发现洁及丈夫楠和他们近60岁的家佣工张姐气色都变好了，特别是张姐变得又白又胖。看来利川的水土的确养人呀，连保姆都被养好了。

张姐最近几年因为年纪耷拉下垂的眼睑导致三角眼，小小的脸布满细皱纹如同晒干小李子，她比洁大4/5岁，刚60出头，却看上去却像洁的小姨，有次她跟洁一起乘飞机去海南，一上飞机，年轻的乘务员马上过来关心地问她“您一切都好吗”？洁搞不清楚张姐出了什么事，吓了一跳，赶紧询问，最后得知乘务员以为她是位上了年纪的老人，专门关照她而已。

 张姐在洁家做工十几年了，一瘦小女人却有着江湖人的义气，对洁的忠诚不亚于历史上文天祥对宋王朝忠诚。就是我们这些至亲的人在家中有什么失误，如把油滴到地板上，锅底烧糊了等等她都会立即禀告给洁。以前她常年在家中照顾洁的公公，象马一样吃苦耐劳，手脚从不停歇，每天总能听到她在地板上拖来拖去的脚步声。不过，洁也会说她虽然总在忙，可厨房的事和家务事情并未做得很好，效率也不高。我怀疑是否洁对他人的要求太过于严格，继承了母亲严肃认真的风格。

每天，洁总会给张姐下很多指示，比领导一个连的人下的指令还多，即使张姐在家里已经干了十几年，可仍然还需不断指导，什么黄瓜要切2厘米长，要这样炒，洗碗要先用热水冲，地是如何拖，抹布要如何洗才不发黑等等。洁在外面是个经理，在家就领导张姐一个人，可发出的指示和说的话不亚于在公司领导几百号员工付出的精力。张姐在她如此不厌其烦地教导下，烹调手艺日益见长，现在她的美名随着她的炸鱼，排骨汤，凉拌千张皮，炒菜的美味在洁的朋友间相传。

在利川的避暑退休生活不同于武汉的生活。武汉的生活总体上是忙碌的，一早很多人要忙于赶车上班，上学，退休的人要忙于买菜做饭，上老年大学，带孙子，人好像们总在忙碌之中，住宅小区没有那么多的闲人跟你聊天。苏马荡就不同了，避暑小区居民基本上全是退休人员，他们物质经济上有保障，又有充裕的时间，早上没有人要急着去上班办事，只有起早锻炼打太极拳，八段锦，跳舞的。这些退休的人随意在小区路上悠闲地散步，常遇到以前一个系统的同事或认识的熟人，他们聚集在楼下水井边或坐在楼下依山坡长椅上，一坐就是几小时的聊天，道长说短，楼上楼下隔壁左右不相识的邻居马上成了熟人。小区内组成各种群体：太极拳组群，篮球群，兵乓球队，时装表演队，麻将群，书法班等等，避暑小区的街坊邻里在短时间内亲热得像一个多世纪的熟人朋友。

洁快乐地享受气候适宜的利川避暑生活。清早她带一群人做八段锦，之后去买菜，下午打麻将，傍晚要在乡间新修的山路散散步，有时还要参加小区的文艺表演排练，她忙得不亦乐乎。

那些日子的早上我也跟着洁和一群人到篮球场做八段锦。篮球场很大，还有不少的人在那里锻炼，我注意到一位60多岁的白衣先生在篮球场一角教一位跟他年纪相仿的女人打太极拳，从最基本的动作开始，我也利用这个机会跟着学学。太极拳先生对我在一旁划着动作既不反对也未表示欢迎，只是对我视而不见。后来听先生与妇人对话，得知白衣先生姓陈，原工行退休，妇人则为工行行长夫人。妇人笨拙，陈老师教起来非常认真和有耐心，动作打得极慢，比电影中的慢映动作还要慢，缓慢的出步和行手的动作很有点像在没有地球重心吸引力的太空船上航天飞行员漫游在空气中的动作，我这个旁听生偷学几个动作很轻松。早上陈老师教完几个动作后，（每次都一个小时左右），他自己再打全套的陈氏太极拳。他的拳打得行云流水，刚柔结合，每次看着让人心生羡慕，感觉一位仙人在飞舞。可有一天，仙人从天上降下，陈先生手脚划着优美的太极拳动作时，忽然他转头朝球场外的草地上“啪”地喷吐一口痰，动作极其粗俗，令人恶心，与他平日稳重庄严的形象完全背离。可怜的小绿草，本应迎来清晨的露水却被一口恶痰所侵，那一刻，“太极拳仙人”不再令我仰慕。

篮球场的另一边，有一大群身着宽大轻柔的紫色太极拳服的妇人们，当她们展开手臂时远看像群迁移大候鸟展翅停泊在湖面上，每天早上，我跟陈老师学两个动作后就跑到紫色大鸟群中，照葫芦画瓢跟着领队地打。其实她们中间打得好的也就只有几个，大多数人跟我一样滥竽充数地跟着乱打。武汉来的王女士打得最好，自然成为领队。在每次打完后她会指导纠正哪些是错误动作，如何正确地做。

就这样我快速地加入了早上打太极的中国退休人群。当然，我不穿任何紫色的蝙蝠拳衣，依然穿着我自己的衬衣夹杂人群中。戴眼镜的王女士以在职老师的习惯面对这群妇人们，大家都很尊重她，叫她“王老师”，我听到她在群中说“凡是想跟着学的人，不论其程度如何，都需要买一套紫色太极服，使得团体同一化和集体化。”不知是否说给我听的，我自然不会听从这一规定，因为我也没有本意真正地加入，我不喜欢把自己归属于任何团体，好不容易三十年前离开中国脱离了原来的集体生活，最近自己又辞职获得完全自由，不愿再受任何约束。

八月中旬的一天，王老师对大家说她的师傅要来了，她用非常虔诚和荣耀地口气说

“我的师傅是6世武术世家，住在北京。”

妇人们都激动不已，

“呀，我们师傅的师傅从京城来了”。

随后的日子，每天早上由京城太极大师来领拳，一位柔韧的年长女士，身着全身白莎似飘柔的太极服，站在最前面，后面跟着一大群笨手笨脚的紫衣跟着划手移脚：她徐徐吞吐，收脚落水，出布收手，弓步贵拳，垫步搬捶，真不愧是“运动如抽丝，迈步如猫行”的太极大师。

早上和傍晚，附近村里的农妇婆婆背着她们自己种的玉米，辣椒，豆角及淡棕色干笋，腌制的干菜来到小区贩卖。农妇们穿着上个世纪我们穿过的春装，革命年代流行的军鞋，九十年代的背心。她们常像在田野里一样高声说话，楼上楼下的住户都可以听到她们叫卖声，讨价还价和说笑。我和小区退休男女一样常在农妇的小菜摊前驻足，看看那些不认识的野菜，摸摸摆在地上的新鲜蔬菜和玉米，探头看看袋子里面腌制的干菜。在城市大超市买菜时，蔬菜价格都标明在牌子上，那些白菜，芹菜，辣椒都没任何主人，只是默默地躺在那里等着人么去挑选。而这里，辣椒和豆角的主人会抚摸和夸奖它们，用尖利的山里话说出它们的价格和山里的土名，这时就觉得自己是在异乡体验一种新生活，买菜本身就成为一种享受。

 二个星期后，洁和丈夫需要回武汉一趟，自然张姐也跟随一起回去，张姐把买菜的两轮小拖车装些山谷中买的土特产干豆棍蘑菇等带回武汉去吃。楠一见拉脸说 “这次我们一起乘火车，你拖着个婆婆妈妈的小车像个农村出来打货的人，我怎么跟你一起走？”

楠是武汉市某一大银行副行长，平日派头十足。不过，楠的高贵身份似乎只表现在外表服饰上，每次回国，他会向我展示他的名表，意大利的皮带和鞋。上了一点年纪的中国人大概都知道以前贫民百姓一个不太文明的习惯"随地吐痰"，尽管我们小时候学校曾教育我们不要随地乱吐痰而且经常看到外面贴有警示“不要随地吐痰”，但鉴于以前的城市比较脏乱，特别是武汉，以前的空气中总是尘土满天飞扬，人们的肺部不知呼吸多少粉尘颗粒，那时很多中国人的嗓子总是不舒服，需要偶尔吐痰，所以人们也习惯在外面常随地吐痰，但一般办公室或对外公共地方的角落都会配备一个白色痰盂让人吐痰。上个世纪，中国人随地吐痰的习惯曾被国外报纸报道过，闻名国外，在海外一些去过中国的人都跟我谈到这种中国人的恶习，我这位爱国人士则以外国人在大众广庭之下大声擤鼻涕来反击。总之，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在北京上海一些大城市都有专门对吐痰一事的进行整顿，如在北京的王府井大街，随地吐痰要罚款200元等，进入二十一世纪后，随着国民经济的加强，国人的文明素质提高，卫生环境改善很多，在大城市一些主要街道，基本上消除了人们随地吐痰的习惯，城市街道日益变得很干净，也许随着人们身体健康改善，吐痰大军人数骤然减少。 楠，也随着改革开发，经济发展，由小平民百姓上升为国家一大银行的重要官员，可随地吐痰不文明的习惯仍紧紧地随着他。 近一年来，他老咳嗽，总感嗓子不适，这样他常需要吐痰，有时在武汉干净宽敞的大道上行步时他“咳”一声，一口痰水吐在地上。 最了不得的是楠先生在开车时，如嗓子不舒服，他会摇下车窗， “啪" 一口痰水喷向窗外。半小时开车，他会向窗外吐痰7/8次，每次我坐他的车就感觉特别不舒服，甚至恶心，好像那些痰都吐在我的身上似的，我能说吗？当然不能跟他直说（偶尔会婉转地对洁说几句），中国人特别注重面子，面子越大的人就越敏感，楠自认为他的面子是很大的，我这样一个既没有钱又没地位的穷姨妹说他一句岂不太破面子，估计会记恨在心一辈子呢。

 “那怎么带回武汉呢？” 张姐问

楠找出洁购买奢侈品品牌的袋子，把那些只值几十元的干豆棍，干笋子放在里面提出门，那些农场品似乎也升值了。

待续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