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曉陽：父母埋下的種子

1.
小學開學第一天，據同學小東多年後告訴我，我穿了一身“水兵服”。這在我們那所
靠近城根兒、學生大多來自工人和城市貧民家庭的學校里，非常扎眼。我自己完全沒
有記憶，當時也不懂事。上學後和同學一玩兒，慢慢意識到了這種差異。所以，我有
一段時期特別不愛穿新衣服，不希望跟周邊同學區別太大。
我父親反對我和我姐姐上幹部子弟學校，認為別人上什麼學校，我們就上什麼學校，
這是天經地義的事。在當時，那就是就近入學了。我姐姐上小學時，我哥哥帶她去育
才已經報上了名，我爸知道後，堅決不讓去。結果我姐姐上的小學比我們那所學校還
破，那學校的一道院牆，是古城牆，踢足球也是直接往城牆上“悶”的。這段城牆意
外地保留了下來，現在叫“明城牆遺址公園”。
在我們小時候，父母對我們是放任的，基本上什麼都不管，不管學習、不管功課考
試、也不管跟誰玩兒和玩兒什麼。用現在的話說就是“散養、放養”。成人後，我特
別感激的就是這個，他們給了我們一個自由、快樂、幸福的童年，什麼做得什麼做不
得都順乎人性，不培養也不壓制，心理沒有陰影，性格不被扭曲。有了這個底子，文
革驟然而來、衝擊那麼大，我們的心理健康沒有出現問題。當社會上把父母當成敵人
時，我們沒有一分一秒的時刻認為他們是壞人。這種對父母毫不動搖的信心，純粹出
自本能。而這種本能，就是父母無為而治的結果。
在當時，像我父母這樣對待孩子的家庭可能不多。所以很多人、包括我父母的一些朋
友都認為這是溺愛。我父親被打倒後，有一天，原來在我們家做廚師（機關按規定分
配來的）的張德先伯伯偷偷來我家，跟我媽說：“現在他們讓我寫大字報揭發顧部
長，我揭發什麼呀？”我媽說：“有什麼就揭發什麼。”張伯伯說：“那我就寫顧部
長溺愛曉陽吧？”
我爸爸溺愛我的主要表現，就是“慣着”——什麼都不管，怎麼樣都行，不批評也不教
育，更沒發過脾氣。其實，他在家裡很少跟我說話，更不會哄我玩兒，口中沒有一句
親熱話，目光中的慈愛多過肢體上的接觸。記憶中，我三四歲時還往他身上爬，那以
後，我也不爬了，他也沒有主動抱過我，唯一的情感表達，就是摸摸我的頭頂。
父親終日忙於工作，經常出差，有時一走幾個月，“四清”時在河南中牟農村待了一
年。在家裡，就是悶頭看書，我們多鬧多吵，他也不生氣，因為看起書來他聽不見這
些聲音。節假日，仍是從早到晚坐在書桌前，頭都不抬。我媽媽想讓他活動活動，有
時叫我去提要求，的確，我向他提出想去香山頤和園，他答應的機率比較大。但從我
記事起到文革開始這幾年間，我們全家出遊的次數，掰着手指頭就能算出來，沒有幾
次。在我看，父親對我確實是愛，但是非常含蓄，深到看不見。
2.
我的第一個朋友是國棟。有一段幾乎整天在一起。他特老實，有一次我姐姐給他頭上
戴上花、褲子外面套上一條裙子，裝女孩，要把他拉到外面去，這他可就不幹了，立
刻脫下裙子扔了花兒。他姑姑有一對雙胞胎女兒，四五歲大，春節來他家走親戚，他
把雙胞胎帶到我家玩兒，給我父母拜年。我爸爸逗她們說：“這兩個小姑娘怎麼那麼
漂亮啊！是從哪兒來的呀？”
我小時候極瘦。國棟的父親有一次說我：“曉陽啊，別看你每天喝牛奶吃麵包，我們
家國民天天吃窩頭，他可比你壯多了！”國民是國棟的弟弟。所謂喝牛奶吃麵包，是
大叔的想象或形容，其實我們家只有我爸爸喝牛奶，麵包則與點心一樣，屬於“高級
食品”，偶爾才吃。
我爸爸是行政七級，每月工資302元。1960年後，下了一個新規定：黨內十級以上的干
部，每月減薪百分之五（這是我母親說的，另一說是十七級以上都減，比例各不同，
七級減百分之四，實拿290元）。名曰縮小收入差距，實際上我看有平息黨外人士怨氣
的意思。
我們家的開銷不小：奶奶、姥姥、保姆、三個孩子、給我同父異母的哥哥的撫養費
（每月30元）等。我父親手不離煙，每天要抽三四盒，中華煙每盒6毛，一個月大約要
抽100盒。他本來不喝酒，1952年挨彭真整，天天生悶氣，在家裡開始喝酒和學俄語。
後來，喝酒成了習慣，也為了健康，每天中飯和晚飯各一杯，是5錢或8錢的小酒杯，
量很小。茅台一瓶4元左右，一個月下來喝四、五瓶。在我們家，全家八口人的吃喝和
我父親的煙酒消費，可能是日常支出中最大的部分，也是基本固定、浮動很小的部
分。另外一項就是買書，馬恩全集和列寧全集出一本買一本，都是精裝大厚本，也不
便宜，其他的書量也很大。父親很少買衣服，買也是藍布中山裝和圓口老頭布鞋。完
全沒有請客送禮。比起我父親，母親買衣服多，其他沒什麼特別消費。
我爸不讓我媽存錢，理由是共產黨人不能有私人財產。我媽說：“你可以沒有，將來
陽他們怎麼辦？”他說：“他們有‘組織’呢。”這個話，現在的人可能都無法理解
了，我原來理解，現在也不理解了。
好在我爸不管家不管錢，所以我媽沒聽他的，還是悄悄存了錢，到文革開始時，一共
有存款一千多元。
造反派抄家時，讓我媽交出全部存款，那時候叫“凍結存款”。但他們死活不相信我
家只有這麼少的錢。翻遍了家裡的犄角旮旯，連牆上掛的毛主席像的鏡框都摘下來、
拆開，看看夾層里是否藏着存摺。最後帶着滿腹狐疑而去。
3.
文革開始後，對我們家最關心的是徐濱阿姨，幾乎每個星期都來，互通消息。徐濱的
先生黎澍，是學部近代史所的“學術權威”，1966年6月就被《人民日報》點名批判
了，而且學部的運動是戚本禹直接插手，“通天”的，因此許多新動向、新花招都先
從學部開始，然後風行全國。
我一個什麼都不懂的小孩兒，一夜之間被逼成了個小小的“政治動物”，因為社會上
的任何波動，都可能影響到我的家庭，不關心也得關心。徐濱阿姨每次來，我都坐在
旁邊聽大人說話。大人是不想讓我聽的，怕我說出去惹禍，但又不能直接轟我走，一
轟，反而是此地無銀三百兩，說明他們的談話“有問題”——當時子女揭發父母的事情
太多了，家庭內部已失去了安全感。這就叫“人人自危”。
徐濱阿姨為了讓我聽不懂，常使用一些暗語，比如把戚本禹說成“本魚兒”，其實我
一聽就知道是誰。別看人小，大字報可沒少看，字雖然認識的還不多，社會大學裡的
知識井噴式增長。而且我超級敏感。
一天晚上徐濱阿姨來，坐下就說：“本魚兒扣發了黎澍的工資，看來此風頗盛„„”意
思是提醒我父母做好準備。我父母一聲不響，臉色極為難看。
果然，扣工資的作法很快漫延開來。我爸的工資也被扣了，每月發給他本人30元，未
成年子女一人20元，統稱“生活費”。我媽的工資是每月125元，沒動。那時，奶奶已
經不在了，姥姥被遣返回老家了，保姆也辭職了。所以，雖然我爸的工資被扣，家裡
一般的生活倒沒有明顯變化。
我姐姐15歲，長得漂亮，挑起了全家的大梁，買菜、做飯、洗衣、冬天買煤運煤、搪
爐子刷煙筒，操持一切。“西院姥爺”看見我姐姐一個人搬煤，弄得滿臉滿身黑，直
掉眼淚，“這麼好的姑娘哪能幹這個啊„„”
我們都不知柴米油鹽，對斤斤兩兩沒概念，也不會花錢。看見帶魚1毛7一斤，“來10
斤。”買完才知道10斤帶魚這麼大一堆！拿回家也不會收拾，把國棟叫來幫着弄。國
棟上的外語附小是寄宿學校，自從去了那兒，已漸漸與胡同脫離，現在搞運動不上
課，才經常回家。後來，我學攏火和刷煙筒搪爐子，是跟他哥哥國華學的。我們家的
這些事，多虧胡同里的小朋友幫忙。
漸漸，我們學會了買菜做飯，學會了應付日常生活的這些雜事，學會了有計劃地、量
入為出地花錢。我姐姐的廚藝越來越棒。我二姐患唐氏綜合症，生活不能自理，全靠
我姐姐照顧。
我爸爸被關押着。我媽在機關也經常挨斗，每天晚上10點以後才能到家。多年後，我
媽媽說：那時，不管她多晚到家，一推開門，就見我們姐弟三個坐在燈下，一句話不
說，眼巴巴地盯着門，等她回家„„
我媽下幹校時，只有爸爸、姐姐和我去車站送（徐濱阿姨好像已經去江西了）。火車
都動了，忽見於川阿姨（她先生是近代史所李新。她、徐濱和我母親是慕貞女校同
學，她們二位的先生恰巧都在近代史所工作）領着小兒子大興急匆匆趕來，把一袋煮
雞蛋塞進車窗，囑咐我媽保重。雞蛋尚溫。這件事，我媽念叨了一輩子。
到了八十年代，有一年我哥哥帶兒子來北京，我們一起去於川阿姨家玩兒。兒子當時
九、十歲，淘，上竄下跳的。我指着他跟於川阿姨說：“我文革時就他這麼大，跟他
一樣。”於川阿姨說：“可不一樣！你什麼成色呀！那時候你哪有笑臉兒啊„„”
我聽了，非常意外，也非常難過：一個臉上沒有笑容的小孩，那會是什麼樣的童年！
我並不知道自己當年是這樣的，如今，連想象也無法去想象了。
小時候我雖然瘦，但個子不矮，班上列隊我是排在前面的。大約從十歲以後，突然不
長個兒了，身高始終在1.55米以下，成了個小矮子。我印象特深的是有一次整隊，老
師走過來，把我往後移一位，看看，又移一位，再移一位，邊移邊說：“你這個曉陽
啊，還真是小啊，怎麼越來越矮了？”
可能十六、七歲起，個子忽然長起來了，長得很快，兩年的時間就躥到了接近一米八。
我一直奇怪，那個年紀正是從童年躍入少年的轉變期，身體理應猛長，是什麼原因阻
礙了它？營養？運動？遺傳？„„都不是，都不確，也不能。後來終於想明白了：那正
是文革狂風暴雨的時期，給我精神上造成的壓力太大了，大到壓住了身體的發育。隨
着運動趨緩，經過六年多自我調適，才回歸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