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答应一位朋友，著文探索一下五四运动以来中国传统文化重新定位的问题，却迟迟不能下笔。因为凡提到中国传统文化必要提到孔孟之道，而孔孟之道的核心就是“克己复礼”，也就是说，中国文人天生就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

中国的人文思想基础是君权至上，在此基础上，历史上无论儒家法家都是服务于政权。儒家代表人物孔孟朱熹是这样，法家中李斯韩非也是这样。甚至连民间关于天廷的传说，也是玉皇大帝统领文武百官，君王等级森严，于地上封建王朝何其相像！结果怎样呢？文人只能为皇帝圆其说辞，而无权置疑，稍有不慎就会招来杀身之祸，就有文字狱，焚书坑儒之灾。于是文人中得宠者阿谀逢迎，失宠者酸麻不堪，怨天尤人忧郁成疾，却无一人打破这种格局，独立思索而提出系统的哲学思想。西方社会古有柏拉图和苏格拉底，近几个世纪更出了黑格尔，尼采和康德等一大批哲人，而中国呢？至今文人们仍以被纳入统治者的幕僚为贵，一旦得宠枉负其志，而堕落成权势的吹鼓手和抬轿人，所有的理论思想停滞于为当权者图解政策，甚至应该冒颜直谏的一句真话都不肯说。

中国文人充作幕僚盛于战国时代，随后各朝各代文人“学而优则仕”之风盛行，更于朝廷的科举制度的诞生而陷入八股文中不可自拔。写得文章当得官，得不到官位也可在于各级衙门做师爷，门客。可怜五千年中华文明，全部诗文书画只为讨得个“宠”字，同道间若彼此喝声彩便是知音。几千年来却无人甘于寂寞在智慧的哲理上认真思考，更视数学等自然科学为巫术，以至西方工业革命轰轰烈烈之时，中国仍在皇天后土的桎栲中固步自封，夜郎自大。而历数中国历史，究竟是肯纳魏征为臣的明君多，还是设文字狱，对文人墨客宰杀罚戒的暴君多呢？

可怜呀，中国文人们或者甘为当权者图解政治，或者仅限时弊做一些皮毛上的抨击而成为造反者的工具，却鲜有胆识能洞察这种文化的致死处，所以中国政体在相当漫长的时代只能限于一个封建朝代又一个封建朝代的轮换。这个过程中唯一无法改变的只有中国文人任宰任杀的命运，这其中若有看透世俗，能于官场之外行文消遣便是有识之士了。

于是，国家稍有转机文人墨客们可以山呼盛世，也可以站在政敌立场上无端责骂甚至造谣中伤，而民族命运危机如晚清近两百年的外辱内乱，敢于抛头颅洒热血的仁人志士也只占文化人中一小部分。我常常想，晚清以来出现过以死唤醒民众的覃嗣同等六君子，也出现过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三民主义者，更出现了以李大钊毛泽东等人为代表的九死一生创建新中国的共产党人。应该说，这三代革新和革命党人存在着不可忽略的承上启下，前赴后继的连接性，但是既使这三代当中的幸存者们也无法消除歧见，团结共进。为什么呢？

中国五千年文明当中不乏推翻一个朝廷再立一个朝廷的农民起义思想，但绝对缺少一个在更深层次上思考，对传统文化扬弃糟粕，保留精华，在全民族同命运共呼吸的基础上鼓励和谐宽容，寻求政治体制进步而彻底抛弃封建皇权思维的哲学思想！这就是中国知识分子们的宿命！

历史上看，宋朝的灭亡已经宣判了中国封建制度的死刑。而中国文人们无人反思其封建制度已经完全过时，从而还能出现了始自朱元璋的对开国功臣，文武官员的随意宰杀，却无法从制度上制止这种极权的滥用，更不能奢谈对封建极权的合理制约。以至到满清的文字狱可以指鹿为马，任何人都可以莫须有的罪名铛锒入狱。可怜的宿命啊，中国文人们何时才能从甘为政权效忠的窘迫境地中解脱，而真正独立地从思想基础上寻求一个民族长久和谐发展的智慧呢？

对上述问题分析之后，再来分析“五。四”运动以来传统文化的定位问题，不难看到还有多大历史包袱没有丢掉。独立思考，不媚权贵始终都是中国文人的最大挑战；相比之下，盲目被革掉的中国文人传统的谦虚精神，忠厚诚实，不卑不亢的治学风尚就显得日益重要了。今天的中国，若有一大批自然科学家甘守寂寞，切实发展适于中国国情的科学技术，而不以制造什么达到世界水平的惊喜为乐趣，中国的科学技术和生产力就一定会有达到世界水平的未来；中国的社会科学和经济研究如果丢掉“在今后若干年内超越西方国家”的历史情结，而从国家现有资源和合理均衡消费的出发点来考虑，中国经济和综合国力就一定会有赶上发达国家的时机。而这个远景展望，首先需要一个开明民主的政治体制，在此基础上才能诞生实是求是，独立思维的哲学思想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