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晓阳：父母埋下的种子

1.
小学开学第一天，据同学小东多年后告诉我，我穿了一身“水兵服”。这在我们那所
靠近城根儿、学生大多来自工人和城市贫民家庭的学校里，非常扎眼。我自己完全没
有记忆，当时也不懂事。上学后和同学一玩儿，慢慢意识到了这种差异。所以，我有
一段时期特别不爱穿新衣服，不希望跟周边同学区别太大。
我父亲反对我和我姐姐上干部子弟学校，认为别人上什么学校，我们就上什么学校，
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在当时，那就是就近入学了。我姐姐上小学时，我哥哥带她去育
才已经报上了名，我爸知道后，坚决不让去。结果我姐姐上的小学比我们那所学校还
破，那学校的一道院墙，是古城墙，踢足球也是直接往城墙上“闷”的。这段城墙意
外地保留了下来，现在叫“明城墙遗址公园”。
在我们小时候，父母对我们是放任的，基本上什么都不管，不管学习、不管功课考
试、也不管跟谁玩儿和玩儿什么。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散养、放养”。成人后，我特
别感激的就是这个，他们给了我们一个自由、快乐、幸福的童年，什么做得什么做不
得都顺乎人性，不培养也不压制，心理没有阴影，性格不被扭曲。有了这个底子，文
革骤然而来、冲击那么大，我们的心理健康没有出现问题。当社会上把父母当成敌人
时，我们没有一分一秒的时刻认为他们是坏人。这种对父母毫不动摇的信心，纯粹出
自本能。而这种本能，就是父母无为而治的结果。
在当时，像我父母这样对待孩子的家庭可能不多。所以很多人、包括我父母的一些朋
友都认为这是溺爱。我父亲被打倒后，有一天，原来在我们家做厨师（机关按规定分
配来的）的张德先伯伯偷偷来我家，跟我妈说：“现在他们让我写大字报揭发顾部
长，我揭发什么呀？”我妈说：“有什么就揭发什么。”张伯伯说：“那我就写顾部
长溺爱晓阳吧？”
我爸爸溺爱我的主要表现，就是“惯着”——什么都不管，怎么样都行，不批评也不教
育，更没发过脾气。其实，他在家里很少跟我说话，更不会哄我玩儿，口中没有一句
亲热话，目光中的慈爱多过肢体上的接触。记忆中，我三四岁时还往他身上爬，那以
后，我也不爬了，他也没有主动抱过我，唯一的情感表达，就是摸摸我的头顶。
父亲终日忙于工作，经常出差，有时一走几个月，“四清”时在河南中牟农村待了一
年。在家里，就是闷头看书，我们多闹多吵，他也不生气，因为看起书来他听不见这
些声音。节假日，仍是从早到晚坐在书桌前，头都不抬。我妈妈想让他活动活动，有
时叫我去提要求，的确，我向他提出想去香山颐和园，他答应的机率比较大。但从我
记事起到文革开始这几年间，我们全家出游的次数，掰着手指头就能算出来，没有几
次。在我看，父亲对我确实是爱，但是非常含蓄，深到看不见。
2.
我的第一个朋友是国栋。有一段几乎整天在一起。他特老实，有一次我姐姐给他头上
戴上花、裤子外面套上一条裙子，装女孩，要把他拉到外面去，这他可就不干了，立
刻脱下裙子扔了花儿。他姑姑有一对双胞胎女儿，四五岁大，春节来他家走亲戚，他
把双胞胎带到我家玩儿，给我父母拜年。我爸爸逗她们说：“这两个小姑娘怎么那么
漂亮啊！是从哪儿来的呀？”
我小时候极瘦。国栋的父亲有一次说我：“晓阳啊，别看你每天喝牛奶吃面包，我们
家国民天天吃窝头，他可比你壮多了！”国民是国栋的弟弟。所谓喝牛奶吃面包，是
大叔的想象或形容，其实我们家只有我爸爸喝牛奶，面包则与点心一样，属于“高级
食品”，偶尔才吃。
我爸爸是行政七级，每月工资302元。1960年后，下了一个新规定：党内十级以上的干
部，每月减薪百分之五（这是我母亲说的，另一说是十七级以上都减，比例各不同，
七级减百分之四，实拿290元）。名曰缩小收入差距，实际上我看有平息党外人士怨气
的意思。
我们家的开销不小：奶奶、姥姥、保姆、三个孩子、给我同父异母的哥哥的抚养费
（每月30元）等。我父亲手不离烟，每天要抽三四盒，中华烟每盒6毛，一个月大约要
抽100盒。他本来不喝酒，1952年挨彭真整，天天生闷气，在家里开始喝酒和学俄语。
后来，喝酒成了习惯，也为了健康，每天中饭和晚饭各一杯，是5钱或8钱的小酒杯，
量很小。茅台一瓶4元左右，一个月下来喝四、五瓶。在我们家，全家八口人的吃喝和
我父亲的烟酒消费，可能是日常支出中最大的部分，也是基本固定、浮动很小的部
分。另外一项就是买书，马恩全集和列宁全集出一本买一本，都是精装大厚本，也不
便宜，其他的书量也很大。父亲很少买衣服，买也是蓝布中山装和圆口老头布鞋。完
全没有请客送礼。比起我父亲，母亲买衣服多，其他没什么特别消费。
我爸不让我妈存钱，理由是共产党人不能有私人财产。我妈说：“你可以没有，将来
阳他们怎么办？”他说：“他们有‘组织’呢。”这个话，现在的人可能都无法理解
了，我原来理解，现在也不理解了。
好在我爸不管家不管钱，所以我妈没听他的，还是悄悄存了钱，到文革开始时，一共
有存款一千多元。
造反派抄家时，让我妈交出全部存款，那时候叫“冻结存款”。但他们死活不相信我
家只有这么少的钱。翻遍了家里的犄角旮旯，连墙上挂的毛主席像的镜框都摘下来、
拆开，看看夹层里是否藏着存折。最后带着满腹狐疑而去。
3.
文革开始后，对我们家最关心的是徐滨阿姨，几乎每个星期都来，互通消息。徐滨的
先生黎澍，是学部近代史所的“学术权威”，1966年6月就被《人民日报》点名批判
了，而且学部的运动是戚本禹直接插手，“通天”的，因此许多新动向、新花招都先
从学部开始，然后风行全国。
我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小孩儿，一夜之间被逼成了个小小的“政治动物”，因为社会上
的任何波动，都可能影响到我的家庭，不关心也得关心。徐滨阿姨每次来，我都坐在
旁边听大人说话。大人是不想让我听的，怕我说出去惹祸，但又不能直接轰我走，一
轰，反而是此地无银三百两，说明他们的谈话“有问题”——当时子女揭发父母的事情
太多了，家庭内部已失去了安全感。这就叫“人人自危”。
徐滨阿姨为了让我听不懂，常使用一些暗语，比如把戚本禹说成“本鱼儿”，其实我
一听就知道是谁。别看人小，大字报可没少看，字虽然认识的还不多，社会大学里的
知识井喷式增长。而且我超级敏感。
一天晚上徐滨阿姨来，坐下就说：“本鱼儿扣发了黎澍的工资，看来此风颇盛„„”意
思是提醒我父母做好准备。我父母一声不响，脸色极为难看。
果然，扣工资的作法很快漫延开来。我爸的工资也被扣了，每月发给他本人30元，未
成年子女一人20元，统称“生活费”。我妈的工资是每月125元，没动。那时，奶奶已
经不在了，姥姥被遣返回老家了，保姆也辞职了。所以，虽然我爸的工资被扣，家里
一般的生活倒没有明显变化。
我姐姐15岁，长得漂亮，挑起了全家的大梁，买菜、做饭、洗衣、冬天买煤运煤、搪
炉子刷烟筒，操持一切。“西院姥爷”看见我姐姐一个人搬煤，弄得满脸满身黑，直
掉眼泪，“这么好的姑娘哪能干这个啊„„”
我们都不知柴米油盐，对斤斤两两没概念，也不会花钱。看见带鱼1毛7一斤，“来10
斤。”买完才知道10斤带鱼这么大一堆！拿回家也不会收拾，把国栋叫来帮着弄。国
栋上的外语附小是寄宿学校，自从去了那儿，已渐渐与胡同脱离，现在搞运动不上
课，才经常回家。后来，我学拢火和刷烟筒搪炉子，是跟他哥哥国华学的。我们家的
这些事，多亏胡同里的小朋友帮忙。
渐渐，我们学会了买菜做饭，学会了应付日常生活的这些杂事，学会了有计划地、量
入为出地花钱。我姐姐的厨艺越来越棒。我二姐患唐氏综合症，生活不能自理，全靠
我姐姐照顾。
我爸爸被关押着。我妈在机关也经常挨斗，每天晚上10点以后才能到家。多年后，我
妈妈说：那时，不管她多晚到家，一推开门，就见我们姐弟三个坐在灯下，一句话不
说，眼巴巴地盯着门，等她回家„„
我妈下干校时，只有爸爸、姐姐和我去车站送（徐滨阿姨好像已经去江西了）。火车
都动了，忽见于川阿姨（她先生是近代史所李新。她、徐滨和我母亲是慕贞女校同
学，她们二位的先生恰巧都在近代史所工作）领着小儿子大兴急匆匆赶来，把一袋煮
鸡蛋塞进车窗，嘱咐我妈保重。鸡蛋尚温。这件事，我妈念叨了一辈子。
到了八十年代，有一年我哥哥带儿子来北京，我们一起去于川阿姨家玩儿。儿子当时
九、十岁，淘，上窜下跳的。我指着他跟于川阿姨说：“我文革时就他这么大，跟他
一样。”于川阿姨说：“可不一样！你什么成色呀！那时候你哪有笑脸儿啊„„”
我听了，非常意外，也非常难过：一个脸上没有笑容的小孩，那会是什么样的童年！
我并不知道自己当年是这样的，如今，连想象也无法去想象了。
小时候我虽然瘦，但个子不矮，班上列队我是排在前面的。大约从十岁以后，突然不
长个儿了，身高始终在1.55米以下，成了个小矮子。我印象特深的是有一次整队，老
师走过来，把我往后移一位，看看，又移一位，再移一位，边移边说：“你这个晓阳
啊，还真是小啊，怎么越来越矮了？”
可能十六、七岁起，个子忽然长起来了，长得很快，两年的时间就蹿到了接近一米八。
我一直奇怪，那个年纪正是从童年跃入少年的转变期，身体理应猛长，是什么原因阻
碍了它？营养？运动？遗传？„„都不是，都不确，也不能。后来终于想明白了：那正
是文革狂风暴雨的时期，给我精神上造成的压力太大了，大到压住了身体的发育。随
着运动趋缓，经过六年多自我调适，才回归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