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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國家的政治難民——讀《革後餘生》
送交者: 高天闊海 2025年02月14日17:10:44 於 [天下論壇] 發送悄悄話

《革後餘生》是中國知識人徐友漁(1947年生)的一本回憶錄。全名《革後餘生:從牛津大學到北京市第一看守所》,在台灣出版於2023年。

徐友漁之名早就在網絡上見過,然而對他的生平、學術和社會活動的情況並不了解。最近讀到的這本回憶錄,讓我對徐先生的思想與人生有了比較多的認識,同時對於中國過去幾十年,特別是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的思想、社會演變有了更深入的理解。

徐先生文革中曾經是紅衛兵,也是中國恢復高等教育之後最早的一批大學生,中國社會科學院的研究生,學的是哲學。

1986年,徐先生曾到牛津大學進修。2014年,他因為組織紀念六四而被送進北京市第一看守所。從學人到政治犯,徐先生的人生在不到三十年間有了巨大的反差。

徐先生和中國幾乎同齡,可算是完全接受中共教育成長起來的一代。當然徐不是這一代人中的大多數被洗腦之後的無知無覺之輩。因為即便在上山下鄉期間,徐都在讀書。

讀書雖然沒有給徐帶來“黃金屋”或“顏如玉”,卻讓徐跳出了中共宣傳話語的深井,有了較為開闊的視野,看到了中國以外的世界。為他後來進入大學,考入中國社科院研究生學習分析哲學的學術道路打下了基礎。

1986年,徐友漁到牛津大學進修分析哲學,同時開始轉向文革研究和政治哲學。

1989年,徐先生積極參與了北京的民主運動,見證了中共動用軍隊對學生、市民的血腥屠殺。

2008年,徐先生參與簽署《零八憲章》。

2010年,徐先生參與發起”新公民運動“。

2014年,因發起、組織六四25周年研討會而被捕入獄,關進了北京市第一看守所。

從以上履歷看來,徐友漁先生是中國社會過去三、四十年真正的公共知識人,也是中共動用各種宣傳手段反覆抹黑的”公知“之一。

《革後餘生:從牛津大學到北京市第一看守所》這個標題非常有張力。從訪問英國的學者到中共的政治犯,徐先生的這三十多年見證了中國從開放走向封閉,特別是中共政權對知識人日益增長的敵視,以及其動用警察制度反覆騷擾與鎮壓公共知識人的醜惡現實。

中國之逐漸成為今天的警察國家,是中共的恥辱。徐友漁先生從牛津大學到北京市第一看守所的遭遇是中國文化的恥辱。古代儒生所謂“斯文掃地”也不過如此。

餘生也晚,沒能趕上徐先生的年代。然而閱讀先生的回憶錄,卻非常有“代入感”。如果早生許多年,我個人的命運大概率會和徐先生類似,很可能成為中國這個警察國家的政治難民。

讀《革後餘生》,我最感興趣的是近三十年來中國的那些形形色色的“思潮”。文革之後的八十年代,中共政權一度放鬆了意識形態的控制,中國社會的思想最活躍,國外的思想,特別是自由、民主、人權,等等普世價值如春風撲面而來,讓中國人手足無措。

1979年去讀研究生的徐友漁能夠比大眾更早、更全面地接觸到國外的信息、思潮,從而對於中國一些知識人販賣的思想有更深刻的洞見。徐先生積極參與了許多思想、文化的論爭,開啟了他公共知識人的角色。

六四屠殺之後的九十年代,中共政權再度強化意識形態的控制,中國社會的思想不再活躍了,一些知識人自覺或不自覺地在思想、觀念上為中共政權辯護或服務。徐先生難能可貴地堅持普世價值,為“啟蒙”辯護,反對通過誤讀或年代誤植西方理論為中共專制辯護,特別是他與國內一度甚囂塵上的“後殖民主義”思潮的論爭,彰顯了他公共知識人的良知與理性。

21世紀以來的中國,文化、思想論爭都少見了,因為中共政權對意識形態的控制已經發展到無孔不入的地步,”公知“在中國已經成為一個貶義詞。徐先生不僅在生活中被警察騷擾,在網絡上、出版上也遭到中國政府打壓。根據網絡上的信息:他1999年一年之內出版了三本書。然而21世紀的第一個十年總共才出了三本書;第二個十年一本書也沒出過!

很明顯,中共政權濫用納稅人的稅金,對徐先生進行各種跟蹤、騷擾,控制他網上的言論,不讓他出版書籍。中共政權違反中國法律,通過警察對徐先生及其他公共知識人的言論自由、出版自由、思想自由予以或明或暗的限制。結果,公知們發不出聲音,說不出意見。徐先生的公共知識人角色被邊緣化到幾乎消失的地步。

過去十多年,中國的思想界用”萬馬齊喑“來形容應該是非常準確的。雖然沒有像文革那樣大規模的群眾運動,然而,思想文化上的僵化和文革時相比,大約只是五十步笑百步罷了。這樣的思想界,哪裡還有公共知識人活動的空間?

最終,徐先生離開了中國。這才有了這本《革後餘生》。

讀《革後餘生》,我們得以透過徐先生的個人化視角,觸摸三十多年來中國社會發展,特別是中國思想、文化領域演變之脈絡,了解真實可感的中共政權對個體公共知識人的鎮壓與迫害,以及徐先生在重壓之下的反抗。

作為中國過去的知識精英和今天的政治難民,徐先生的回憶錄對關心中國的人士來說都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窺一斑而知全豹。流亡海外的中國知識人是中國歷史的見證者,是中共政權迫害的親歷者。如果說,人在海外使得他們對中國社會的影響力被大大壓縮的話,海外的出版自由、思想自由、言論自由與學術自由也讓他們有更多的機會影響世界。

真心希望有更多的類似《革後餘生》這樣的佳作出版。在21世紀20年代的喧囂與浮躁中,我們需要更多理性、清醒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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