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1937年11月2日，南京。

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會見蔣介石，說了這麼一番話：

“中國到目前為止的抗戰，已經向全世界充分展示了中國人的勇敢精神，現在應該到戰爭結束的時候了。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德國有好幾次講和的機會，但我們對自己的國力過分自信，沒有走上講和的軌道，後來德國無條件投降時，不得不悲慘地接受戰勝國的所有條件。”

陶德曼勸和的意思很明顯：戰爭打到這個份上，中國的表現雖出乎意料，但雙方實力懸殊，再打下去中國贏不了，不如趁現在還沒戰敗與日本講和。不要學德國硬剛到底，無條件投降，那就慘了。

這番話是鋪墊，接下來才是主題。

2天后，陶德曼帶來了日本外相廣田弘毅提出的議和條件，內容包括內蒙古自治，華北建立非軍事區，擴大上海非軍事區，停止反日政策，共同反蘇，降低日貨關稅，尊重外僑權利等。

中國如果不接受，日本將隨着戰爭的進展，提出更加苛刻的條件。

難題拋給了蔣介石。

設想一下，如果你處在蔣介石的位置，且無法預知未來，你會怎麼做？

一、叱退陶德曼：爾等腐儒，也敢妄議社稷大事，自古以來可有投降的天子？中正雖不才，願率全國軍民拼死一戰，抵抗到底。

二、條件不算太苛刻，可以談一談，爭取一個體面的收場，或者說喘息之機。畢竟戰爭中止或推遲，對中國更有利。

三、不表態，先拖着，苦撐待變，至於什麼時候“變”，誰也不知道，熬着吧。

放狠話誰都會，但得先掂量一下實力能否支撐狠話，否則就是笑話。

10天前，也就是10月25日，蔣介石主持召開國防最高會議，聽取了軍事報告：

南北兩個大戰場（太原會戰和淞滬會戰），中國軍隊都遭受重挫，戰況不利。

全國現役部隊已使用完畢，補充部隊都是新募之兵，缺乏訓練，戰鬥力低下。

戰前儲備的彈藥器械、被服糧秣已消耗一半，後續補充十分困難。

國際上，德國和意大利是日本的准盟友；英、法指望不上；蘇聯雖不希望中國戰敗（拖住日本），但明確表示不會出兵幫助中國；美國雖看日本不爽（損害美國在華利益），但不願為了中國得罪日本。

也就是說，世界上有實力、有話語權的國家，沒有一個指望得上。

而中國作為一個農業國，在沒有外部軍火、物資支援的情況下，不可能戰勝工業國的日本。

此時，無論軍事還是外交，情況日益惡化。

02

德國和中日關係都不錯，不想兩國發生戰爭，因為這樣一來，日本會把本應用來對付蘇聯的力量，消耗在中國戰場，中國被逼無奈會投入蘇聯的懷抱，這不符合德國的全球戰略。

在德國外長牛賴特的指示下，陶德曼在中日之間充當了“信使”的角色，調停中日戰爭。

對於陶德曼帶來的和平條件，蔣介石回覆：只要不恢復原狀（盧溝橋事變前的狀態），我不接受日本的任何條件。

蔣介石還對陶德曼說了掏心窩子的話：一旦接受日本的條件，國民政府會被輿論浪潮衝垮，中國會發生革命······如果日本繼續發動戰爭，隨着時間的推移，中國當然沒有機會取得軍事上的勝利，但中國人決不會放下武器。如果國民政府頂不住日本的持續進攻，唯一的結果將是導致中國出現紅色政權······

11月8日，德國駐日大使狄克遜把蔣介石的態度轉告給日本。同一天，淞滬戰場上的中國軍隊終於支撐不住，全線撤退；也是在同一天，日軍攻占太原城，太原會戰戰敗。

國民政府掏空家底、集全國之力組織淞滬會戰，沒能擋住日軍進攻，中央軍、晉綏軍以及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三方聯合作戰，也沒能守住華北制高點，這是何等的挫敗感！

11月9日，德國軍事顧問團團長法肯豪森，向蔣介石、孔祥熙、白崇禧等人作了軍事情況匯報。

法肯豪森說：隨着中日戰爭持久化及中國在經濟上遭受毀滅性的重創，中國將會出現布爾什維克主義，唯一值得安慰的是，日本也將會被全面拖垮。

不得不說，法肯豪森的眼光真毒。

全面抗戰爆發之前，他寫的《關於應付時局對策之建議書》，預測到了抗戰的大致走向，戰爭爆發後，又精準預測了抗戰的大結局。

當天，陶德曼會見孔祥熙，勸說：戰場形勢如此，中國關於恢復現狀的要求不現實，繼續戰爭則無異於自殺，為了在未來圖強，中國必須和談喘一口氣。

孔祥熙反駁：喘一口氣對中國毫無意義，五年之後戰爭還可能再爆發，中國儘管無法持續與日本抗衡，倘若戰爭長期進行下去，這對日本來說也意味着毀滅，因為中國的戰略是，以遼闊的地域把日本拖垮。

把“日本拖垮”是個很宏大、很長遠的戰略，能不能撐到那個時候，是對一個民族意志力以及對一個政權能力的極限考驗。

現實情況是，日軍已兵臨南京外圍，從淞滬戰場撤下來的疲敝之師，肯定守不住南京。

布魯塞爾會議雖然還沒有結束，但結果已經很明顯：中國代表不放過任何一點希望，在國際社會苦苦求援，但沒有誰肯出頭制止日本侵略。

03

11月22日，廣田弘毅再次托德國人給蔣介石帶話：儘管日軍節節勝利，但和談條件基本沒有升級，再拖下去，條件會更苛刻。

德國外長牛賴特建議國民政府面對現實，不要一口回絕日本。

這個時候德國的話語權是很大的——全面抗戰開始後幾個月，中國對日作戰的軍火80%來自於德國，1937年德國向中國出口了價值8278.86萬馬克的軍火，全面抗戰第一年，德國是中國軍火的第一大供應國。

考慮到德國的意見，以及黨內主和派的壓力，還有讓人絕望的戰場形勢，蔣介石鬆口了。

12月2日，蔣介石在南京召集白崇禧、顧祝同、唐生智、徐永昌等人開會，研究和談。

眾人認為，這些條件並不是很苛刻，因為它既沒有提到賠款和在華北的自治權，也沒有要求承認偽滿，可以考慮談一談。

只有白崇禧表示疑慮：如果條件只是這些，那為什麼還非要打仗不可？

言下之意，廣田弘毅提出的條件太低了，事情肯定不會這麼簡單。

會議決定：可以以這些條件為基礎和日本談判。

事實證明，白崇禧的預判很準。

12月7日，當狄克遜把中國的態度轉告給廣田弘毅時，廣田的口風明顯變了，他說現在情況有變，我們即將攻占南京，之前的條件可能也要變——這是軍部的意見。

日本強硬派認為，廣田的條件實在太溫和了。在大本營和政府聯席會議上，強硬派認為國民政府已陷入絕境，“如果我們放鬆作戰，蔣政權顯然會恢復元氣，但如果我們再推它一把，他就會倒。”

12月13日，日軍攻陷南京，強硬派氣焰更加囂張，提出的條件更苛刻。

有多苛刻呢？在中間遞信的德國人，都不好意思傳達了。

12月26日，陶德曼硬着頭皮，帶着日本的新條件面見孔祥熙和宋美齡，兩人看完後驚呆了：這不就是投降嗎？

蔣介石得知消息後，反而覺得如釋重負，他當天在日記中寫道：余見此為之心安。其條件與方式之苛刻至此，則我國無從考慮，可置之不理。而我內部亦不至於糾紛矣。

意思就是，看到日本提出的新條件，我心安了，如此苛刻的條件，根本沒有談判餘地，置之不理就行，這也可以堵住黨內主和派的嘴。

次日，蔣介石主持最高國防會議，討論日本提出的新條件，讓他想不到的是，即使條件這麼苛刻，還是有不少人主張和談，包括元老于右任、居正、汪精衛等。

蔣介石不得不在會上舌戰主和派，會下再找這些人做思想工作，強調軍事上失利，談判必然無籌碼，此時求和，無異滅亡，與其屈服而亡，不如戰敗而亡。

12月28日，蔣介石再次向黨高層領導表態：若果不幸全歸失敗，則革命失敗不足以為奇恥，只要我國民政府不落黑字於敵手，則敵雖侵占，我國民隨時可以有收復主權之機會也。

這才暫時統一了眾人意見，決定對日本的條件不予理會。

04

此次新條件，日本限定國民政府1937年年底回復。

廣田弘毅多次托德國人催促中國答覆，但獲得的答覆不是正在研究，就是尚在討論。

1938年1月10日，在強硬派的主導下，日本政府又提出了更新更苛刻的條件——日支媾和交涉條件細目共九條，內容就不細說了，反正接受之後，後面就沒有汪精衛什麼事了，直接變成蔣偽政權。

日本強硬派也沒指望蔣介石能答應，蔣介石拒絕了更好，這樣既可以堵住溫和派的嘴，也可以堵住國際社會悠悠之口——看，拒絕和平的不是日本。

這樣一來，日軍就可以放手對蔣介石政權給予毀滅性打擊。

國民政府的應對之策依然是不理會，拖。

蔣介石讓人告訴陶德曼，如果以後日本再提這種條件，就不要轉達了。

陶德曼也很生氣，認為日本兩次修改條件，簡直就是在玩弄德國，讓德國在中國面前丟盡了臉。此後，德國對調停不再抱希望。

1月17日，失去耐心的日本政府發表了《對華政策聲明》，指責國民政府不知反省，對內不顧人民塗炭，對外不顧東亞和平，今後日本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

意思就是日本不再承認國民政府，談判的大門永遠關了。

蔣介石在抗戰中面臨的選擇困境，很多人之前遇到過，很多人之後也會遇到。

面對強國入侵，弱國必然面臨戰爭與和談的選擇。

想死戰到底，奈何打不贏，妥協求和，不僅沒尊嚴，代價也不可承受。

怎麼辦？

這沒有標準答案，妥協求和與死戰到底，並非非此即彼的單選題，而是動態平衡的戰略藝術，唯有將民族意志、戰略智慧與國際博弈深度融合，方能在絕境中開闢生路。

通過局部讓步避免全面崩潰，獲得喘息之機，然後撬動國際支持，同時推動社會動員與制度革新，積蓄反攻力量，最終等待時機拿回之前失去的，不失為一種明智選擇。一戰期間蘇俄對德國妥協就是典型。

但並不是所有條件都能妥協，像日本第二次和第三次提出的條件，約等於亡國條件，沒有談判的餘地，中國只能孤勇地戰鬥下去。

生死存亡之際，作為最高統帥的蔣介石，頂着巨大壓力，維護了民族獨立和國家尊嚴，守住了底線，這一點是非常難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