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根，當過電影演員，曾被一些人戲稱為“戲子”、“二流演員”。1964年，從民主黨人轉為共和黨人的里根，為共和黨總統候選人戈德華發表了著名演說《抉擇時刻》，遂贏得全國公眾對這位政治新人的廣泛關注。

1966年，里根當選加州州長。任期內他通過強行提高稅收的手段將預算赤字轉虧為盈。但此舉也引起了包括加州伯克利分校學生在內的人們的不滿並由此爆發了大規模的抗議示威。在學生示威期間，里根以強硬的態度下令國民警衛隊進駐校園和武力鎮壓。

1980年，里根在選戰中擊敗了時任總統、民主黨的卡特當選美國總統，同時共和黨也贏得了26年來首次在參議院過半的席次，當時里根70歲。

1984年，里根擊敗前副總統蒙代爾獲得連任，競選中他贏得美國總統選舉史上最多的525張選舉人票，占比97.6%，僅次於1936年的富蘭克林·羅斯福，當時羅斯福贏得了523張選舉人票，占比98.5%。

里根在任期間，推行“里根經濟學”，即：將所得稅降低了25%、減少通貨膨脹、降低利率、擴大軍費開支、增加政府赤字和國債，排除稅賦規則的漏洞，繼續對商業行為撤銷管制，使美國經濟在歷經1981－1982年的急劇衰退後，於1982年開始進入健康的經濟成長期，直到他卸任。他始終對聯邦政府在處理問題上的能力持懷疑態度，尤其是在經濟上。他的解決方式是，撤回政府干涉、減少稅率和商業管制，以此讓自由市場機製得以自動修正所面臨的問題。他在就職典禮上的一句名言是：“政府不是解決問題的方法，因為政府本身就是問題所在。”

此時，美國似乎到了另一個“抉擇時刻”。79歲高齡的川普所面對的美國國內問題，要比當年裡根所面臨的問題更複雜、更棘手。此刻重溫60年前里根的這篇講演，不僅僅是對美國，還有那個遙遠的跨洋東方大國，都會讓人有一種似曾相識的感覺。

原文較長，這裡略有刪節。

里根：抉擇時刻（A Time for Choosing Speech）

1964年10月27日

我這輩子大部分時間都是民主黨人。最近，我覺得有必要選擇另一條道路。我認為，我們面臨的問題是跨越黨派界限的。如今，這場競選中的一方告訴我們，這次選舉的議題是維持和平與繁榮。他們常說：“我們從未過得如此之好。”

但我卻有一種不安的感覺，這種“繁榮”並不是我們能夠寄託未來希望的基礎。歷史上，沒有任何國家能在稅負達到國民收入的三分之一時仍然生存下來。而今天，在我們國家，每賺一美元，就有37美分歸稅務機關所有，儘管如此，我們的政府每天仍然超支1700萬美元。

至於我們想要維護的“和平”，我想知道，在座的各位有誰願意去問那些在南越失去丈夫或兒子的妻子和母親，問她們是否認為這種和平值得無限期地維持下去？他們所說的“和平”，是真正的和平，還是僅僅希望自己不受干擾？

只要世界上還有一個美國人正在為我們而犧牲，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和平。我們正在與人類最危險的敵人交戰，他們從沼澤到太空。有人說，如果我們輸了這場戰爭，並因此失去了我們的自由，那麼歷史將以最大的驚愕記錄下這樣一件事：那些最可能失去一切的人卻做得最少，幾乎沒有努力去阻止這一切的發生。

那麼，現在是時候問問自己，我們是否仍然理解建國先賢賦予我們的自由。不久前，我的兩個朋友與一位古巴難民交談。這位難民是一名商人，他成功逃離了卡斯特羅政權。在講述自己的經歷時，我的一位朋友轉向另一位朋友，說：“啊，我們真是太幸運了！”那位古巴人停下來說道：“幸運？那是因為有地方可逃。”這句話里其實包含了全部道理。但假如我們在這裡失去了自由，那將再無處可逃。這是地球上的最後一道防線。

政府服從於人民，除了主權在民之外別無權力來源。這一理念在整個人類社會關係的漫長歷史中依然是最新穎、最獨特的想法。這也正是本次選舉的核心問題：我們是否相信自己有能力進行自我治理？還是要背棄美國革命，承認那些遠在首都、由少數知識精英組成的小圈子比我們自己更懂得如何規劃我們的生活？

我們被越來越多地告知，必須在“左”或“右”之間做出選擇。但我想說，根本沒有所謂的“左”或“右”。真正的選擇只有向上或向下：向上，是人類自古以來的夢想，是在法治與秩序的框架內實現個人自由的最高境界；向下，則是滑向極權主義的蟻群社會。而無論他們的動機多麼真誠，無論他們以何種人道主義的名義，那些願意用自由換取安全的人，已經踏上了這條通往深淵的道路。

在這個選舉季，他們用“偉大社會”這樣的詞彙，或者像幾天前總統告訴我們的那樣，我們必須接受政府在人民事務中的更大干預。而過去他們在內部交流時表達得更加直白。例如，有人說：“冷戰將通過我們接受一種‘並非不民主的社會主義’而終結。”另一個聲音說：”利潤動機已經過時，必須由福利國家的激勵機製取而代之。”還有人主張：“我們傳統的個人自由體系無法解決20世紀的複雜問題。”

參議員富布賴特（Fullbright）曾在斯坦福大學表示，《憲法》已經過時。他稱總統為“我們的道德導師和領袖”，並抱怨總統的工作受限於這部“過時的文件”所施加的權力約束。他認為總統必須“被解放”，這樣他才能“為我們做他知道是最好的事情。”

賓州的參議員克拉克（Clark），作為另一位雄辯的自由派代言人，則將自由主義定義為“通過中央集權政府的全部權力來滿足大眾的物質需求。”

我個人對此深感不滿。當一位人民的代表把你我這些這個國家的自由公民稱為“群眾”時。這是一個我們在美國從未用來形容自己的詞。但更重要的是，“中央集權政府的全部權力”正是建國先賢們竭力要限制的東西。他們明白，政府無法控制事物——政府不能在不控制人的情況下控制經濟。而他們也知道，當政府試圖這樣做時，它必須訴諸武力和強制手段來實現其目標。建國先賢們還深知，政府在其合法職能範圍之外的任何事務上，都無法比私人經濟部門做得更好或更經濟。

在過去30年裡，政府對農業經濟的干預就是最好的例證。自1955年以來，這一計劃的成本幾乎翻了一番。在美國，四分之一的農場生產了85%的農業過剩產量，而剩下的四分之三的農場則在自由市場上運營，並且所有農產品的人均消費量增長了21%。你們看，那四分之一受到聯邦政府監管和控制的農業，在過去三年中，我們每減少一蒲式耳玉米就需要為飼料穀物計劃花費43美元。

在這些政府計劃的影響下，美國的農場人口已經減少了500萬。民主黨政府一直試圖從國會爭取授權，將農場計劃的範圍擴展到目前仍然自由運作的那四分之三的農場。農業部長甚至要求獲得通過徵收權沒收農場並將其轉售給其他個人的權力。而在同一項計劃中，還有一項條款規定，聯邦政府可以將200萬農民從土地上驅逐出去。

與此同時，農業部的雇員數量卻在不斷增加。現在，在美國，每30個農場就有一名農業部官員，但即便如此，他們仍然無法解釋66船糧食運往奧地利的途中為何神秘消失。

所有負責任的農民和農業組織都一再請求政府放開農業經濟，小麥種植者投票反對小麥計劃，政府卻仍然強行通過了。現在，麵包價格上漲了，而農民出售小麥的價格卻下降了。

在城市裡，借着“城市更新”之名，政府對自由的侵犯仍在繼續。私有財產權被極度削弱，以至於所謂的“公共利益”幾乎成了幾個政府規劃者隨意決定的東西。在這個從貧困者手中奪取、卻讓貪婪者受益的計劃中，我們看到了一些荒謬的現象。例如，在俄亥俄州克利夫蘭，一座價值150萬美元的大樓，僅僅完工三年，就必須被拆除，以便讓位於政府官員所謂的“更符合土地用途”的項目。

在過去30年裡，我們一直試圖通過政府規劃來解決失業問題，而計劃失敗得越多，規劃者們就越熱衷於制定新的計劃。

他們剛剛宣布堪薩斯州的賴斯縣（Rice County）為“經濟蕭條地區”。但賴斯縣擁有200口油井，那裡的1.4萬名居民在銀行的個人儲蓄存款超過3000萬美元。而當政府告訴你“你已經陷入蕭條”時，你就只能乖乖躺平接受現實了。

我們有太多的人，看見一個胖子站在瘦子旁邊就立刻得出結論，認為胖子之所以變胖，是因為占了瘦子的便宜。所以他們決定通過政府和政府規劃來解決所有人類的痛苦問題。

好吧，現在，讓我們看看事實。如果政府規劃和福利政策真的是答案——而且他們已經嘗試了將近30年——那麼政府是不是應該時不時地向我們匯報一下成果？他們是不是應該告訴我們，每年需要幫助的人數是否在減少？對公共住房的需求是否在下降？

但現實恰恰相反。每年需要幫助的人越來越多，相關項目也越來越龐大。四年前，我們被告知，每晚有1700萬人挨餓。這或許是真的，因為他們都在節食。但現在，我們又被告知，全美有930萬戶家庭被認為生活在貧困線以下，標準是年收入低於3000美元。

如今的福利支出比大蕭條時期高出10倍。我們在福利項目上花費了450億美元。現在，做個簡單的算術計算：如果我們把這450億美元平均分配給這900萬貧困家庭，每個家庭每年可以得到4600美元。再加上他們目前的收入，貧困問題應該可以徹底解決了。

然而，直接給貧困家庭的援助實際上只有大約600美元一戶。那麼，這中間的資金都去哪了呢？顯然，某個地方一定有相當龐大的“管理成本”在吞噬這些資金。

我們到底能夠做什麼來去幫助那些我們本該幫助的人？不久前，一位法官打電話給我，告訴我一個年輕女性來找他要求離婚。她有六個孩子，懷着第七個。經過詢問，她透露她丈夫是一個工人，每月收入250美元。她想離婚，為的是得到80美元的加薪。她可以通過“受撫養兒童援助計劃”每月獲得330美元。她從她的兩個鄰居那裡得知這個辦法，她們已經這麼做過了。

然而，每當你我質疑這些好心人的計劃時，我們就會被指責為反對他們的慈善目標。他們說我們總是“反對”某些事情，卻從不“支持”任何事。

我們自由派朋友的問題，不是他們無知，而是他們知道的東西太多，但這些東西是錯的！

現在，我們支持一項規定，確保由於年老而導致的貧困不會隨失業而來，為此我們已經接受了社會保障作為解決問題的一步。但是，當那些負責這個計劃的人在財務短板上欺騙公眾時，我們就要反對。當他們指責任何對該計劃的批評都意味着我們想要停止對那些依賴它維持生計的人的支付時，我們也反對。他們在億萬份宣傳資料中稱其為“保險”。但隨後他們在最高法院作證時卻表示它是一個福利計劃。他們只用“保險”這個術語來向民眾推銷。而且他們還說，社會保障的繳費是政府用於一般目的的稅收，政府已經使用了這些稅收。沒有基金存在，因為精算師羅伯特·拜爾斯在國會委員會面前承認，截至目前，社會保障已經虧損了2980億美元。但他表示不必擔心，因為只要他們擁有徵稅的權力，他們就可以隨時從人民那裡拿走任何他們需要的資金來拯救這個計劃。而他們正是這麼做的。

難道我們不能引入一些自願性質的條款，允許那些能夠自我更好照顧的公民，在提供證據表明他們為不再工作的一生做了準備後，被免除參與該計劃嗎？我們是否不應該允許一位寡婦帶着孩子工作，而不失去她已故丈夫為她支付的福利？難道我們不應該允許你我自由選擇誰將成為該計劃下的受益人，而不是由政府指定？

在這個國家，沒有人應該因為資金不足而無法接受醫療護理。但我認為我們反對強迫所有公民，無論是否需要，參與一個強制性的政府項目，尤其是在我們看到這樣的例子時——上周法國承認他們的醫保計劃已經破產。他們走到盡頭了。

我認為我們支持一個國際組織，世界各國可以通過它尋求和平。但我認為我們反對將美國的利益從屬於一個結構如此不健全的組織，以至於今天，在聯合國大會上，你可以在代表全球不到10%人口的國家之間獲得三分之二的投票支持。我認為我們反對這種偽善，批評我們的盟友因為在某些地方仍然擁有殖民地，而我們自己卻進行沉默的共謀，從不提及數百萬被奴役在蘇聯殖民地的衛星國人民。

我認為我們支持通過與那些共享我們基本信念的國家分享我們的物質財富來幫助我們的盟友，但我們反對政府間發放資金、創造官僚機構，如果不是社會主義的話，至少是全球範圍內的官僚主義。我們最初計劃幫助19個國家，但現在我們幫助了107個國家。我們已經花費了1460億美元。用這些錢，我們為海爾·塞拉西購買了一艘價值200萬美元的遊艇。我們為希臘的殯儀員買了禮服，為肯尼亞的政府官員買了二奶。我們為一個沒有電的地方買了1000台電視機。在過去的六年裡，52個國家購買了70億美元的黃金，而這52個國家都在接受我們國家的外國援助。

沒有政府會自願縮小規模。因此，一旦政府的計劃啟動，它們就永遠不會消失。事實上，政府是我們在地球上所能見到的最難消除的東西。

聯邦雇員有250萬；加上聯邦、州和地方政府，政府雇員占全國勞動力的六分之一。這些不斷增加的機關及其成千上萬的法規讓我們失去了許多憲法保障。我們中有多少人意識到，今天聯邦特工可以在沒有搜查令的情況下闖入一個人的財產？他們可以在沒有正式聽證的情況下施加罰款，更不用說陪審團審判了。他們還可以通過拍賣查封並出售他的財產來強制支付罰款。在阿肯色州的奇科縣，詹姆斯·維爾種植了超出配額的水稻。政府獲得了17,000美元的判決，並且一名美國法警將他960英畝的農場拍賣出售。政府表示這是為了警告他人並確保系統運作。

現在，推行社會主義並不需要徵收或沒收私有財產或企業。如果政府掌握着對你的企業或財產的生死權，那你擁有的土地證或企業產權又有什麼意義呢？這種機制已經存在。政府可以找到任何指控來起訴任何它選擇起訴的企業。每個商人都有自己被騷擾的經歷。某種程度上，扭曲已經發生。我們自然的、不可剝奪的權利如今被視為政府的恩賜，而自由從未像現在這樣脆弱，距離從我們手中滑脫是如此之近！

我們的民主黨對手似乎不願意就這些問題展開辯論。他們想讓你和我相信，這只不過是兩個人之間的競賽——我們只需在兩種個性之間做出選擇。

那麼，這個他們想要摧毀的人，是什麼樣的人呢？在摧毀他時，他們也摧毀了他所代表的，摧毀了你我所珍視的理念！

他真的如他們所說的那樣粗魯、膚淺和容易衝動嗎？我有幸在他“嶄露頭角”的時候就認識他。我認識他很久了，甚至在他還從未想到過爭取高位之前。我可以親自告訴你，我相信他是不可能做出不誠實或不光彩的事情的。

他是這樣一個人，在進入政界之前，他在自己的企業中率先實施了利潤分享計劃，而工會甚至還沒有想到這點。他為所有員工提供了健康和醫療保險。他在稅前收入的50%中設立了退休金計劃，為所有員工提供了養老金。當一名員工生病無法工作時，他會定期寄發終身支票。他為在商店工作的母親提供護理服務。墨西哥在里約格蘭德發生洪災時，他駕駛飛機飛往那裡，運送藥品和物資。

一位退伍軍人告訴我他是如何遇到他的。那是朝鮮戰爭期間聖誕節前的一周，他在洛杉磯機場試圖搭飛機回亞利桑那州過聖誕節。他說那時有很多軍人，但飛機上沒有空位。然後廣播裡傳來一個聲音：“任何穿軍裝的男士需要搭便車回亞利桑那州，請到XX跑道。”他們便去了那裡，看到一位名叫戈德沃特的人坐在他的飛機里。在聖誕節前的那些日子裡，他每天整天忙着把飛機裝滿，飛到亞利桑那州，送他們回家，然後再飛回來接另一個班次。

在競選活動緊張而瞬息萬變的時刻，這個男人抽出時間坐在一位死於癌症的老朋友床前。他的競選經理們顯然有些不耐煩，但他說：“已經沒有多少人關心她的去向了。我希望她知道我在乎。”這是一個曾對他的19歲兒子說過：“沒有什麼比誠實和公平的基礎更重要了，當你開始以這種基礎，和你對上帝的信仰作為水泥，來建設你的生活時，你就有了一個真正的開始。”這不是一個會輕率地把別人的兒子送上戰場的人。這是這個競選活動的核心議題，除非我們意識到我們正處於一場必須贏得的戰爭，否則所有我討論的其他問題都只是學術性的。

我們無法通過犯下如此巨大的不道德行為來購買我們的安全，或免於核威脅的自由，說服那些如今被鐵幕背後奴役的十億人：“放棄你們的自由夢想，因為為了拯救我們自己，我們願意與你們的奴隸主達成交易。”漢密爾頓曾說：“一個能選擇恥辱而非危險的國家，已經準備好迎接一個主人，他們值得擁有主人。”

現在，讓我們糾正這個事實：毫無爭議的是，我們要在和平與戰爭之間做出選擇，但只有一種保證可以獲得和平——你可以在下一秒鐘獲得和平——那就是投降。

誠然，除非選擇投降，否則我們走的每一條路都有風險，但歷史的每一課都告訴我們，最大的風險在於綏靖，而這正是我們那些善意的自由派朋友拒絕面對的幽靈——他們的綏靖政策就是綏靖，而它並沒有在和平與戰爭之間做出選擇，而只是做出了戰鬥或投降的選擇。如果我們繼續妥協，繼續後退，最終我們必須面對最後的要求——最後通牒。當最後通牒到來時，我們的投降將是自願的，因為到那時，我們將從內在精神上、道德上和經濟上被削弱。之所以這麼認為，是因為從我們這邊，赫魯曉夫聽到了許多人在呼籲“無論如何要和平”或者“死了倒不如跪下來活着”，正如一位評論員所說，他寧願“跪下活着，也不願站着死去”。而這正是通向戰爭的道路，因為這些聲音並不代表我們。

你我都知道，也不相信生命如此珍貴，和平如此甜美，值得以鎖鏈和奴役為代價來購買。如果生活中沒有什麼值得為之死去的，那這一切何時開始的呢？難道是僅僅面對這個敵人時？還是摩西本應告訴以色列的子孫，要在法老面前忍受奴役？基督應該拒絕十字架嗎？歷史上的殉道者不是傻子，我們為阻止納粹擴張而獻出生命的榮譽死者也並非白白犧牲。那麼，和平的道路在哪裡呢？其實答案很簡單。

你我有勇氣對我們的敵人說：“有一個價格，我們不會支付。”“有一個界限，他們不能越過。”這，就是戈德沃特所說的“通過力量實現和平”的含義。丘吉爾曾說：“人類的命運不是由物質來衡量的。當世界上發生巨大的力量變動時，我們才會意識到我們是精神的，而不是動物。”他還說：“在時間與空間之中，乃至超越時間與空間的地方，有某些事情正在發生，不管我們是否願意承認，這，意味着責任。”

你我與命運有一個約會。

我們將為我們的孩子保留這個地球上最後最偉大的希望，或者我們將判定他們邁向一千年的黑暗。

我們會銘記並記住，戈德沃特對我們有信心。他相信，你我有能力、尊嚴和權利來做出自己的決定，決定我們的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