晓峯

蝇头小楷退稿信

1980年代，四川省乃至西南的文学圈里，文学编辑熊小凡口碑之好，恐怕无人能出其右。他一生最大的成就是50年代末编了短篇小说《达吉和她的父亲》，70年代末编了长篇小说《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两部作品当时影响巨大，都拍过电影。“许茂”获首届矛盾文学奖，小凡获全国优秀编辑奖。为了编“许茂”，小凡硬是两个月没有下过楼。在重庆炎热难耐的大夏天，在那种砖木结构的房子里，用钢笔在稿纸上写字，还不能用风扇——怕吹走稿纸呀！哦，当然没有空调。四川省作家协会的魏德芳（刘盛亚夫人）曾跟我笑说：“你们重庆那个小凡呀，就是一头牛！”

刚上班时，我还负责登记稿件，每天到收发室抱一堆邮件上来，一份份拆开，用钢笔登记后，分别送小说诗歌编辑，然后自己看短篇小说的初审，也参加校稿。孙士平老师叫我跟他一起跑印刷厂，我也兴致勃勃。现在还真是怀念那时新华印刷厂那放着一架架字钉的排版车间，那一种油墨的香气！

小凡老师是《红岩》文学杂志的副总编兼小说组长，总跟我说，“宽一点，宽一点，不要看掉了！”意思是初审一定要慎重，不要轻易否定稿子。当然，初审宽一点，他做二审的工作量就会增加。

我要是看到有希望的稿子就交给他二审。

他在我面前，一开口总是稿子稿子，总是修改意见一二三，总是二校三校，对红*……不好退的稿子，总是交给他，他为了尊重作者，还常主动亲自写退稿信。

那时的来稿都要退回，多用铅印好的退稿信，填上姓名和稿件题目和日期就交邮。我感觉退稿也是人的心血和感受，尽可能手写一些退稿信，这样会让作者的失望少一点么？不，文人相轻，自古而然，而且“家有弊帚，享之千金”，退稿信是很难写得人心服的。

有一次，万县报告文学作者吕红文来稿，并附信说，《红岩》总退他的稿子，别的刊物都用了，为什么《红岩》不能用？言词不很客气。稿子是直寄李耀国的，耀国很为难，小凡说，我来处理。那时，我们谁要是有难写的退稿信，都推给副主编小凡，他就都接着。耀国说，小凡为上海一作者的一长篇，谈修改竟写了五万字！

小凡一上午都在看吕红文稿，然后写信。中午大家下班了，他还在写，我就坐等他写完，然后说：给我给我，我帮你发信！

小凡回家吃饭了，我打开这封退稿信，密密的齐整的写了满满一页大信签，先是道歉，说刊物各有不同要求和情况，此不用彼用是常事，但也有可能是没看准，那就是我个人的责任，很对不起！然后说这次来稿还是不拟采用，一条条说明原因。我把这封退稿信抄在自己的笔记本上：方法和语言我都要捡到！

在有电话手机因特网的时代，这种工作方式已难以想象，小凡的观点也未必能得到认可，就是这封信，收信人又未必满意；但他那种工作精神，那种仿佛与生俱来的待人诚恳的谦谦之风，从整齐的蝇头小楷上散发出来，我很难忘记。从此我明白，诗无达诂，文章并无严格统一之标准，编辑也不一定有高的鉴赏水平，但可以有认真的精神，诚恳的态度。

在智能手机时代，退稿信还有么？

小凡对很多俗事都不在意，似乎工作就能让他满足。80年代初，知识分子都这样，落实了政策，工作上专业对口，生活上大致不差，就千恩万谢，也就不再去想受过的委屈。干活不怕多，就想把蹉跎的岁月捞回来。

小凡是1979年入党的，他是《人民日报》铁杆订户，天天从中寻找中央精神，他看稿、评价作品，都以这精神做准绳，他是自觉的习惯的，随时随地与中央保持一致。任何时候，他的书桌上都有《人民日报》，他女儿晓渝和他争论就说：你啥子都是人民日报人民日报！父女俩吵到面红耳赤，他从不让步！

跟我，他不知说过多少中央精神铨释的文艺理论文学观点，我大都没记住，却记住了那一句。

——书香门第，难乎为继呀！

书香门第，难乎为继

小凡跟作者谈作品的修改意见之前，总是要请作者跟他谈创作的起因和生活来源。

那天他是和杨泥谈稿子，我这个初审得陪谈。

杨泥小说中一人物是老教授，跟儿子关系很拧。杨泥说，这是有原型的，老头对我们都很和气，就是跟儿子不对付，总看他不顺眼，脾气很怪的！

我说，那人我也知道，没想到他爸这样子！

小凡深深地叹了一口气，缓缓道：他是感觉到书香门第，难乎为继呀！

此语沉重，气氛立时不一样了，我和杨泥对望一眼。

过了好多日子，我才有些明白，他这句话也是自况呢！

他平时乐呵呵的，这句话却不经意地露出了心里最痛的地方。

原来，经过了那么多年改造学习，那么多轮斗私批修，对于书香门第，他还是在意的；尤其是希望子女也读书成才的！

他的三个孩子，那时在30岁上下，没有一个完整地读好了中学。长女晓瑞，1964年考上高中后，遭逢中学贯彻阶级路线检查，她就读的学校前身是英国公谊会办的广益中学，而她的亲爷爷正是广益中学的第一任中国校长、1949年前重庆著名的教育家杨芳龄。晓瑞被强行退学，被剥夺了上高中的机会，重庆文联人事负责人还特意召开家属会通报。多年后，邓均吾夫人周静芳告诉我这件事时，很少议论单位是非的老太太叹道：“人家姑娘才15岁，本来就伤心了，还开会！他们怎么做得出来！”但小凡的三个孩子中，晓瑞好歹初中毕业了的，她妹妹才上初中一年级，便逢文革，弟弟正是读书年纪，也遇文革。姐弟们都是读书人家的孩子。

小凡父亲是民国年间西南第一家现代百货公司宝元通公司的创办人。熊老先生从跟合伙人背着铁锅走街串户，做到海外都有连锁店的企业主。宝元通信誉卓著，自是希望后代能传承家业，但也必须从店员做起。可是熊家二位少爷都不肯从商，不是怕吃苦，而是痴迷文学，一心办进步刊物。尽管如此，1949年以后，熊少爷们也是资本家少爷，是要努力进步改造思想的。小凡在文革中以许多蝇头小楷写成的检讨与火力很旺的派性发言稿，他女儿还留着，那些东西成为珍贵的文革史料，也可见他在那个时代的经历，尤其是为造反派办的报写的文章。我读到以后，很难把它们与我进《红岩》工作后认识的谦谦君子熊小凡老师联系起来。

那个年代，有杨晓瑞遭遇的青少年不算少。1963年上高中后，我的好多初中同学就因为家庭问题落榜了。

1964年，招生中贯彻阶级路线更严了，录取以后因出身问题中途被退学的，据我所知就不止教育家的孙女杨晓瑞。

出资创办巴蜀中学的王瓒绪将军不光抗日有贡献，还是个秀才，他的孙女王薇与晓瑞同年考上重庆三中（南开中学）高中，在复查贯彻阶级路线时被迫退学。巴蜀中学校董、著名企业家卢作孚，受王瓒绪委托请来江苏教育家周勖成做校长，他的孙子卢晓钟，1964年在巴蜀中学初中毕业上高中不被录取，他的孙女卢晓蓉，1965年在巴蜀中学高中毕业，考大学时，却因档案里一句“该生不宜录取”改变了人生道路。

1960年代在录取大中学生时执行的“阶级路线”，是对未成年人的政治迫害，这种迫害不给戴帽子，没定个什么分子，以后完全没有办法平反。1977年恢复高考后，他们中有部分人在新政策下圆了大学梦。然而，能够“重头再来”的是少数。那种迫害不露痕迹，却悄然夺走了少年的花季，实实在在改变了他们的人生，比夺走人的财产房屋田地还要残忍！

现在我们才知道，早在1953年，教育部就有《关于高等中学招生工作的指示》，明确指出，招生时应优先录取工农子弟，并对“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考生进行限制。1963年教育部《关于加强学生政治审查工作的指示》，要求“严查新生家庭成分，防止阶级敌人渗透”，这种审查越来越制度化，而且不仅针对高校招生。1964年2月国务院还批转《关于中等学校招生工作中贯彻阶级路线的若干规定》，明确将“家庭出身”列为入学核心指标。这个文件先是在北京执行，当年6月在全国执行，到9月，在已录取的学生中进行复查。王薇和杨晓瑞就是在复查时被退学的，而晓瑞的被退学在父亲的单位家属院里被公开告之，也是对上级指示的执行，不是人事干部的个人行为。

贯彻“阶级路线”，被剥夺了受教育机会的学生，恰恰是最重视子女教育的家庭里的孩子，这对他们的父母是多么大的打击！这种打击影响至深且远。

2005年，为了解历史，我去看一位82岁老太太，她哥哥是老民生公司著名高管，说起海外亲友在改开后回来，很想帮助当初留在大陆的弟弟妹妹，却感觉已是糊不上墙的泥。她说：穷，可以接济，没房子，可以买；可是没有文化、因为家庭离散无人照顾而没有教养，最令人痛心——没有想到咱家有这样的后人！

“书香门第，难乎为继呀！”

正是这一代中国知识分子最为难堪的锥心之痛！

“小说还是要反映生活”

小凡第一次见我，就问我的年龄，然后说：哎呀，就比我大女儿大一点呢！我的顶头上司，一句话就拉近了和我的距离。我一直不解他那种有些惊讶的语气——他是看我模样显小？不，他多半是想到了他的比我还小的女儿竟没有机会继续学业。

许多年里，小凡对晓瑞姐妹视同已出，我亲眼看到，晓渝姐妹对父亲最后周到的照顾。

当年，晓瑞的生父与祖父同时被抓捕，晓瑞妹妹晓渝跟我说，“50年代初，妈妈是抱一个牵一个，还扶着个老母亲，浩浩荡荡地嫁给了文艺青年熊小凡的。”

80年代分到新房后，小凡家搬进新房底楼的三室一厅，我第一次到他新家，他就指着墙上的照片显摆：“看看我夫人，都说才三十多岁呢！”那时他俩都五十多岁了，而他那种天真欢喜的样子是二十多岁的恋人才有的。

2007年，作协与文联的春节联欢会在江北举行，我到会场后得知熊老师住院，有人说：小凡一直找你呢？

我已退休，住在乡下，进城多是去图书馆档案馆，几年没有去重庆村30号院了。这时我立马离开会场去医院，还没走进病房，就听里面说：“来了来了，赵晓铃来了！”

小凡老师在病床上靠着，胸前有个小孩子用的写字板，夫人和两个女儿围着他。

他笑眯眯地看着我，一如以前他在办公室的样子。晓渝说：他不能说话了，还能写。晓渝打开一个64开笔记本，给我看父亲写的一段话。内容大致是，自己一生认真做事清白做人问心无愧，感谢老伴，来世还要和她做夫妻，用泥和水揑合，不分你和我。

他知道自己患的是肺癌，他想从容而去，还想以他的乐观感染他爱的人，希望他们也开心一些。

我努力轻松地说：“熊老师，你找我？有什么事呀？”

他拿起接触笔，在写字板上写：

“小说还是要反映生活。”

我一时无语，只是点头。

小凡夫人杨孃孃说：现在还惦记这个！

人一生总要惦记什么，中国文学，是他一生所惦记的。

小凡常说，文学创作要有生活，还要能认识生活。可是人们应该怎样认识生活呢？他没有说过。编过《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以后，关于这个作品，他写过一篇文章在人民日报发表，题目是：带着微笑观察生活。

熊小凡

对于小凡老师的这个观点，我一直是有疑惑的。对于我们中国人经历的各种精神的和物质的奥斯维辛，已经有很多中国文字以文学的样子粉饰，这就是带着微笑观察的意思么？对于“书香门第，难乎为继”的残忍现实，难道能微笑着观察？我想我做不到，因为我身处我们观察的生活之中，与这样的生活血肉相联，却没有能事事微笑的修为。

在他的病床前，我只是点头。

小凡不知道，那时我对中国当代文学多么灰心，感觉77年考大学就应该报历史系！

这些年，我恶补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种种，再想起小凡老师以前常说的“认识生活，把你要写的故事想透”，才有些明白如何认识生活！中国的文学家早已不以一个标准，不从一个维度来观察生活，思考生活了。上一次见小凡，是他叫我到他家去。那天我见他跟上班一样地坐在家里的书桌前，桌上一摞近日的人民日报，拿起一份递给我，要我看报上的文章：批判资产阶级历史虚无主义。

人民日报是熊小凡一代思想的天花板，不，也是四壁和地板，筑成六面体。人的思想很难突破这样的六面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