曉峯

蠅頭小楷退稿信

1980年代，四川省乃至西南的文學圈裡，文學編輯熊小凡口碑之好，恐怕無人能出其右。他一生最大的成就是50年代末編了短篇小說《達吉和她的父親》，70年代末編了長篇小說《許茂和他的女兒們》。兩部作品當時影響巨大，都拍過電影。“許茂”獲首屆矛盾文學獎，小凡獲全國優秀編輯獎。為了編“許茂”，小凡硬是兩個月沒有下過樓。在重慶炎熱難耐的大夏天，在那種磚木結構的房子裡，用鋼筆在稿紙上寫字，還不能用風扇——怕吹走稿紙呀！哦，當然沒有空調。四川省作家協會的魏德芳（劉盛亞夫人）曾跟我笑說：“你們重慶那個小凡呀，就是一頭牛！”

剛上班時，我還負責登記稿件，每天到收發室抱一堆郵件上來，一份份拆開，用鋼筆登記後，分別送小說詩歌編輯，然後自己看短篇小說的初審，也參加校稿。孫士平老師叫我跟他一起跑印刷廠，我也興致勃勃。現在還真是懷念那時新華印刷廠那放着一架架字釘的排版車間，那一種油墨的香氣！

小凡老師是《紅岩》文學雜誌的副總編兼小說組長，總跟我說，“寬一點，寬一點，不要看掉了！”意思是初審一定要慎重，不要輕易否定稿子。當然，初審寬一點，他做二審的工作量就會增加。

我要是看到有希望的稿子就交給他二審。

他在我面前，一開口總是稿子稿子，總是修改意見一二三，總是二校三校，對紅*……不好退的稿子，總是交給他，他為了尊重作者，還常主動親自寫退稿信。

那時的來稿都要退回，多用鉛印好的退稿信，填上姓名和稿件題目和日期就交郵。我感覺退稿也是人的心血和感受，儘可能手寫一些退稿信，這樣會讓作者的失望少一點麼？不，文人相輕，自古而然，而且“家有弊帚，享之千金”，退稿信是很難寫得人心服的。

有一次，萬縣報告文學作者呂紅文來稿，並附信說，《紅岩》總退他的稿子，別的刊物都用了，為什麼《紅岩》不能用？言詞不很客氣。稿子是直寄李耀國的，耀國很為難，小凡說，我來處理。那時，我們誰要是有難寫的退稿信，都推給副主編小凡，他就都接着。耀國說，小凡為上海一作者的一長篇，談修改竟寫了五萬字！

小凡一上午都在看呂紅文稿，然後寫信。中午大家下班了，他還在寫，我就坐等他寫完，然後說：給我給我，我幫你發信！

小凡回家吃飯了，我打開這封退稿信，密密的齊整的寫了滿滿一頁大信簽，先是道歉，說刊物各有不同要求和情況，此不用彼用是常事，但也有可能是沒看準，那就是我個人的責任，很對不起！然後說這次來稿還是不擬採用，一條條說明原因。我把這封退稿信抄在自己的筆記本上：方法和語言我都要撿到！

在有電話手機因特網的時代，這種工作方式已難以想象，小凡的觀點也未必能得到認可，就是這封信，收信人又未必滿意；但他那種工作精神，那種仿佛與生俱來的待人誠懇的謙謙之風，從整齊的蠅頭小楷上散發出來，我很難忘記。從此我明白，詩無達詁，文章並無嚴格統一之標準，編輯也不一定有高的鑑賞水平，但可以有認真的精神，誠懇的態度。

在智能手機時代，退稿信還有麼？

小凡對很多俗事都不在意，似乎工作就能讓他滿足。80年代初，知識分子都這樣，落實了政策，工作上專業對口，生活上大致不差，就千恩萬謝，也就不再去想受過的委屈。幹活不怕多，就想把蹉跎的歲月撈回來。

小凡是1979年入黨的，他是《人民日報》鐵杆訂戶，天天從中尋找中央精神，他看稿、評價作品，都以這精神做準繩，他是自覺的習慣的，隨時隨地與中央保持一致。任何時候，他的書桌上都有《人民日報》，他女兒曉渝和他爭論就說：你啥子都是人民日報人民日報！父女倆吵到面紅耳赤，他從不讓步！

跟我，他不知說過多少中央精神銓釋的文藝理論文學觀點，我大都沒記住，卻記住了那一句。

——書香門第，難乎為繼呀！

書香門第，難乎為繼

小凡跟作者談作品的修改意見之前，總是要請作者跟他談創作的起因和生活來源。

那天他是和楊泥談稿子，我這個初審得陪談。

楊泥小說中一人物是老教授，跟兒子關係很擰。楊泥說，這是有原型的，老頭對我們都很和氣，就是跟兒子不對付，總看他不順眼，脾氣很怪的！

我說，那人我也知道，沒想到他爸這樣子！

小凡深深地嘆了一口氣，緩緩道：他是感覺到書香門第，難乎為繼呀！

此語沉重，氣氛立時不一樣了，我和楊泥對望一眼。

過了好多日子，我才有些明白，他這句話也是自況呢！

他平時樂呵呵的，這句話卻不經意地露出了心裡最痛的地方。

原來，經過了那麼多年改造學習，那麼多輪鬥私批修，對於書香門第，他還是在意的；尤其是希望子女也讀書成才的！

他的三個孩子，那時在30歲上下，沒有一個完整地讀好了中學。長女曉瑞，1964年考上高中後，遭逢中學貫徹階級路線檢查，她就讀的學校前身是英國公誼會辦的廣益中學，而她的親爺爺正是廣益中學的第一任中國校長、1949年前重慶著名的教育家楊芳齡。曉瑞被強行退學，被剝奪了上高中的機會，重慶文聯人事負責人還特意召開家屬會通報。多年後，鄧均吾夫人周靜芳告訴我這件事時，很少議論單位是非的老太太嘆道：“人家姑娘才15歲，本來就傷心了，還開會！他們怎麼做得出來！”但小凡的三個孩子中，曉瑞好歹初中畢業了的，她妹妹才上初中一年級，便逢文革，弟弟正是讀書年紀，也遇文革。姐弟們都是讀書人家的孩子。

小凡父親是民國年間西南第一家現代百貨公司寶元通公司的創辦人。熊老先生從跟合伙人背着鐵鍋走街串戶，做到海外都有連鎖店的企業主。寶元通信譽卓著，自是希望後代能傳承家業，但也必須從店員做起。可是熊家二位少爺都不肯從商，不是怕吃苦，而是痴迷文學，一心辦進步刊物。儘管如此，1949年以後，熊少爺們也是資本家少爺，是要努力進步改造思想的。小凡在文革中以許多蠅頭小楷寫成的檢討與火力很旺的派性發言稿，他女兒還留着，那些東西成為珍貴的文革史料，也可見他在那個時代的經歷，尤其是為造反派辦的報寫的文章。我讀到以後，很難把它們與我進《紅岩》工作後認識的謙謙君子熊小凡老師聯繫起來。

那個年代，有楊曉瑞遭遇的青少年不算少。1963年上高中後，我的好多初中同學就因為家庭問題落榜了。

1964年，招生中貫徹階級路線更嚴了，錄取以後因出身問題中途被退學的，據我所知就不止教育家的孫女楊曉瑞。

出資創辦巴蜀中學的王瓚緒將軍不光抗日有貢獻，還是個秀才，他的孫女王薇與曉瑞同年考上重慶三中（南開中學）高中，在複查貫徹階級路線時被迫退學。巴蜀中學校董、著名企業家盧作孚，受王瓚緒委託請來江蘇教育家周勖成做校長，他的孫子盧曉鍾，1964年在巴蜀中學初中畢業上高中不被錄取，他的孫女盧曉蓉，1965年在巴蜀中學高中畢業，考大學時，卻因檔案里一句“該生不宜錄取”改變了人生道路。

1960年代在錄取大中學生時執行的“階級路線”，是對未成年人的政治迫害，這種迫害不給戴帽子，沒定個什麼分子，以後完全沒有辦法平反。1977年恢復高考後，他們中有部分人在新政策下圓了大學夢。然而，能夠“重頭再來”的是少數。那種迫害不露痕跡，卻悄然奪走了少年的花季，實實在在改變了他們的人生，比奪走人的財產房屋田地還要殘忍！

現在我們才知道，早在1953年，教育部就有《關於高等中學招生工作的指示》，明確指出，招生時應優先錄取工農子弟，並對“剝削階級”家庭出身的考生進行限制。1963年教育部《關於加強學生政治審查工作的指示》，要求“嚴查新生家庭成分，防止階級敵人滲透”，這種審查越來越制度化，而且不僅針對高校招生。1964年2月國務院還批轉《關於中等學校招生工作中貫徹階級路線的若干規定》，明確將“家庭出身”列為入學核心指標。這個文件先是在北京執行，當年6月在全國執行，到9月，在已錄取的學生中進行複查。王薇和楊曉瑞就是在複查時被退學的，而曉瑞的被退學在父親的單位家屬院裡被公開告之，也是對上級指示的執行，不是人事幹部的個人行為。

貫徹“階級路線”，被剝奪了受教育機會的學生，恰恰是最重視子女教育的家庭里的孩子，這對他們的父母是多麼大的打擊！這種打擊影響至深且遠。

2005年，為了解歷史，我去看一位82歲老太太，她哥哥是老民生公司著名高管，說起海外親友在改開後回來，很想幫助當初留在大陸的弟弟妹妹，卻感覺已是糊不上牆的泥。她說：窮，可以接濟，沒房子，可以買；可是沒有文化、因為家庭離散無人照顧而沒有教養，最令人痛心——沒有想到咱家有這樣的後人！

“書香門第，難乎為繼呀！”

正是這一代中國知識分子最為難堪的錐心之痛！

“小說還是要反映生活”

小凡第一次見我，就問我的年齡，然後說：哎呀，就比我大女兒大一點呢！我的頂頭上司，一句話就拉近了和我的距離。我一直不解他那種有些驚訝的語氣——他是看我模樣顯小？不，他多半是想到了他的比我還小的女兒竟沒有機會繼續學業。

許多年裡，小凡對曉瑞姐妹視同已出，我親眼看到，曉渝姐妹對父親最後周到的照顧。

當年，曉瑞的生父與祖父同時被抓捕，曉瑞妹妹曉渝跟我說，“50年代初，媽媽是抱一個牽一個，還扶着個老母親，浩浩蕩蕩地嫁給了文藝青年熊小凡的。”

80年代分到新房後，小凡家搬進新房底樓的三室一廳，我第一次到他新家，他就指着牆上的照片顯擺：“看看我夫人，都說才三十多歲呢！”那時他倆都五十多歲了，而他那種天真歡喜的樣子是二十多歲的戀人才有的。

2007年，作協與文聯的春節聯歡會在江北舉行，我到會場後得知熊老師住院，有人說：小凡一直找你呢？

我已退休，住在鄉下，進城多是去圖書館檔案館，幾年沒有去重慶村30號院了。這時我立馬離開會場去醫院，還沒走進病房，就聽裡面說：“來了來了，趙曉鈴來了！”

小凡老師在病床上靠着，胸前有個小孩子用的寫字板，夫人和兩個女兒圍着他。

他笑眯眯地看着我，一如以前他在辦公室的樣子。曉渝說：他不能說話了，還能寫。曉渝打開一個64開筆記本，給我看父親寫的一段話。內容大致是，自己一生認真做事清白做人問心無愧，感謝老伴，來世還要和她做夫妻，用泥和水揑合，不分你和我。

他知道自己患的是肺癌，他想從容而去，還想以他的樂觀感染他愛的人，希望他們也開心一些。

我努力輕鬆地說：“熊老師，你找我？有什麼事呀？”

他拿起接觸筆，在寫字板上寫：

“小說還是要反映生活。”

我一時無語，只是點頭。

小凡夫人楊孃孃說：現在還惦記這個！

人一生總要惦記什麼，中國文學，是他一生所惦記的。

小凡常說，文學創作要有生活，還要能認識生活。可是人們應該怎樣認識生活呢？他沒有說過。編過《許茂和他的女兒們》以後，關於這個作品，他寫過一篇文章在人民日報發表，題目是：帶着微笑觀察生活。

熊小凡

對於小凡老師的這個觀點，我一直是有疑惑的。對於我們中國人經歷的各種精神的和物質的奧斯維辛，已經有很多中國文字以文學的樣子粉飾，這就是帶着微笑觀察的意思麼？對於“書香門第，難乎為繼”的殘忍現實，難道能微笑着觀察？我想我做不到，因為我身處我們觀察的生活之中，與這樣的生活血肉相聯，卻沒有能事事微笑的修為。

在他的病床前，我只是點頭。

小凡不知道，那時我對中國當代文學多麼灰心，感覺77年考大學就應該報歷史系！

這些年，我惡補歷史學社會學政治學種種，再想起小凡老師以前常說的“認識生活，把你要寫的故事想透”，才有些明白如何認識生活！中國的文學家早已不以一個標準，不從一個維度來觀察生活，思考生活了。上一次見小凡，是他叫我到他家去。那天我見他跟上班一樣地坐在家裡的書桌前，桌上一摞近日的人民日報，拿起一份遞給我，要我看報上的文章：批判資產階級歷史虛無主義。

人民日報是熊小凡一代思想的天花板，不，也是四壁和地板，築成六面體。人的思想很難突破這樣的六面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