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剛 開啟思想之窗系列四：讀瑞·達利歐《國家如何破產》一書有感

瑞·達利歐先生是我非常敬佩的當今世界最為頂尖的思想家。最近收到達利歐先生來信，並在來信中看到他的大著《國家如何破產》一書，且達利歐先生邀請我對他的這部近著發表意見。於是我認真地拜讀了他這本書，讀後感覺回味無窮。

這部著作敘事的順序完美，邏輯嚴密。基於各國歷史案例歸納出來的模型，描繪出小（短）債務周期、大（長）債務周期演變的軌跡。此外書中關於血液流動、斑塊、心臟和大腦的比喻都很形象。根據症狀美國目前處於大債務周期的後期階段，從長期的角度看這是一個危險而關鍵的時期，因為臨界點已經不遠，如果不採取措施，繼續讓政府債務按現在的速度膨脹，用不了多長時間美國將掉入債務的死亡螺旋。達利歐先生在其早前另一部著作《債務危機：我的應對原則》中，對如何解決大債務危機提出了美麗的去槓桿化策略。這種策略相當於是一種動手術的方案，非常美妙，但仍有一定的副作用。這次在《國家如何破產》一書中，作者又提出了一套新策略：3%+三大槓桿，即通過增加稅收、降低支出和調低利率這三大槓桿將美國政府的財政赤子降到3%，進而在未來十年或二十年逐步改善美國政府的收入債務比。這是一種針對慢性病的治療方案，其目標是逐步地讓血管中的斑塊收縮變小。最後鑑於美國經濟正處於充分就業的良好狀態，達利歐先生認為現在是開始進行這種慢性病治療的最佳時機。我完全贊成達利歐先生的上述觀點。並且認為由於大債務周期現象不僅出現在美國，其他許多國家都有，達利歐在《國家如何破產》一書中就大債務危機所提出的慢性病治療方案不僅對美國有效，對其他國家也有很好的借鑑作用，它相當於為我們在這個領域創建了一個標準化的慢性病治療方案模板，價值非常巨大。

關於大債務周期的形成我也有一些自己的看法：一國在中長期中政府出現債務總額的上升速度遠超名義GDP增長率，走向大債務危機的趨勢通常會因以下三種情況引起：1.貧富差距懸殊引起結構性的有效需求不足，迫使政府不得不採取積極的財政與貨幣政策進而形成結構性的財政赤子（達利歐先生書中提到在1992-1998年期間美國政府曾非常成功地持續降低財政赤子，但當時美國的貧富差距要比現在低很多，類似的政策要在今天實施它的操作空間會變小）。2.前期房地產泡沫很嚴重，然後泡沫破裂，再後面是政策制定者的刺激政策長期不夠到位（日本就是這方面的一個案例），3.一國的法定貨幣是全世界的儲備貨幣（美國的案例）。

美元作為全球儲備貨幣，能提供針對全世界的鑄幣稅，這對美國當然是有利的，但是它也帶來了問題：1.美元對美國而言有點像擁有豐富石油資源沙特阿拉伯手中的石油一樣，但是這類完全依靠自然資源稟賦出口的大國幾乎無一例外地會出現產業空心化製造業弱化的現象。這是因為這類戰略性資源出口所形成的巨量外匯收入會使這些國家的貨幣在國際市場上定價過高，進而促成這些國家中的其他產業成為國際貿易的逆差性產業。這個原理用在美元和美國身上也有相似性。受到儲備貨幣地位的影響，外部世界對美元的需求自然會很高，這種高需求會向上打一個折扣讓美元定價過高。而估值過高的美元會削弱美國本土企業在國際貿易中的競爭力形成貿易逆差。2.從另一個角度看，當美國為全球提供流動性而出口美元換回它所需要的各種產品與勞務時，經常賬戶赤子是自然的。但是美國是一個貧富差距較大的國家，本已有效需求不足（至少是捉襟見肘）現在還要面對巨量的經常賬戶逆差所引起的需求漏出。這無疑會迫使美國的政策制定者在原有積極的財政與貨幣政策基礎上持續性地追加這樣的“積極性”，而這些政策意味着財政赤子的加速累積，即政府債務的持續膨脹。從這個意義上講美國走向大債務危機的趨勢是一種結構性問題。由此可見美元作為全球儲備貨幣對美國而言是一把雙刃劍，既有有利的一面也帶來了兩大副作用：a.幫助促成產業空心化、製造業外流；b.債務的擴大化（從某種意義上講經常賬戶的逆差部分相當於是政府在以舉債的方式來購買外部世界的產品與勞務）。

現在美國已進入特朗普2.0版本，首先聲明我對特朗普的價值觀很不認同，但對他的政策組合拳我有以下一些印象：

1.    嚴控低端移民的流入。這最符合美國普通民眾的利益，他們是他獲得選票和政治支持的基本盤。此外這項政策對美國經濟總體上也是有利的。

2.    提高進口關稅。這項政策的目標是在美元不貶值的情況下，實現經常賬戶的平衡，進而幫助製造業回流美國、封堵因貿易逆差而引起的總需求漏出為財政緊縮創造空間，這對改善債務負擔是有利的。另外加征關稅本身可以創造一部分財政收入。

3.    希望並設法說服美聯儲調降利率。降低利率可以幫助減輕債務負擔，並為緊縮性財政政策提供所需消耗的總需求空間。這與達利歐的減赤方案不謀而合。此外，調降利率還有另一層含義：美國要保持它的儲備貨幣地位需要持續地向世界提供流動性，但經常賬戶轉為平衡後意味着美國不再在這個領域裡提供流動性了。當美元流出的這扇窗戶被關閉後，作為對沖你總得打開另一扇窗戶。而降低利率可以幫助部分美元資金流出美國去尋找其他地方估值更低的資產。

4.    減稅。這是特朗普經濟政策組合拳中的一大“臭棋”。在當今債務和赤子問題如此嚴峻的形勢下，應該增稅而非減稅。當然這是特朗普競選階段向選民許下的承諾，現在得按江湖規矩辦。這也是美國政治制度的脆弱性。

5.    在政治上適當緩和與主要競爭國中國的關係，儘量避免爆發熱戰，給軍備競賽降溫，以便管控並降低軍費開支的剛性需求（在對中國的態度上特朗普本人幾乎是他鷹派團隊中表現最為溫和的一位）。

以上所談反映的是特朗普本人的一些願望和相關變量之間可能的關係。但是具有相反方向影響力的一些變量間的關係也需要加入考慮。具體如下：

1.    提高關稅會遭遇貿易夥伴國的反制，從而降低美國的出口，加上進口量的減少使美國與外部世界的貿易總量大幅下降。這種下降會提高美國經濟的運行成本，降低供給側的產出能力，並引起成本推動的通脹。

2.    要求美聯儲降息需要通脹數據的配合，如果通脹率提高超出了合理範圍，美聯儲只會加息而非減息。當然將來如果條件許可，美聯儲有可能適當降低扣除通脹因素的實際利率水平。

3.    在實現經常賬戶平衡後，為了給世界提供流動性，美國需要持續不斷地讓美元資金流向外部世界，這不是干1或2年的事而是要長期這麼幹，這肯定會給美國經濟帶來很大的負面影響。看來儲備貨幣這樣的特權對美國或任何其他國家而言都很可能是一顆重磅的糖衣炮彈。這是後話，將來大家對這個問題還能看得更清楚。

接下來我要對宏觀經濟管理做一些分類梳理和理論描述。經濟管理分為三個大類，它們都很重要。第一類是供給側管理，它涉及所有生產能力的創造和保持，政策制定者的目標應該是讓生產能力極大化，不僅是現在的極大化，還要面向未來讓生產能力的增長速度最快化。它的主要關注點是如何鼓勵科技進步尤其是關鍵領域的技術進步，還有教育培訓人才資源的投資，市場機制的有效運行等。瑞·達利歐先生提出五大要素相互影響決定政治經濟形勢變遷的很好的思想框架，它們是：債務、國內衝突、國際衝突、自然衝擊和科技快速進步的衝擊。其中科技進步是新生產能力的源泉，應直接歸入供給側，另外從廣義的角度看自然衝擊，比如說氣候變化、國際和國內的衝突（國家之間的熱戰或軍備競賽、一國內部的戰爭）都會對一國的總供給帶來負面影響，因而都可以成為供給側管理需要照看的對象。

第二類是需求側管理。小時候，在看古典小說時，經常會看到萬夫不當之勇這個詞，比如說關雲長就有萬夫不當之勇，小時候我對獲得的任何外部信息幾乎都會深信不疑，但現在不同了，我不再容易相信所接觸到的各種信息了。在冷兵器時代，你要讓我相信一個人憑藉其武功能打敗10個人，我會相信；打敗100個人，我甚至也會相信；然而如果你告訴我一個人能打敗10000個人，在本人沒有親眼看見之前，我是不會相信的。從人與人之間體能的差距情況看，所謂的萬夫不當之勇肯定是子虛烏有是牛逼。但是今天如果有人告訴我某某人在賺錢這件事上擁有萬夫不當之勇，這個成語用在這裡我是會相信的。其實在當今世界大家都能親眼所見，確實有一批人在賺錢能力方面擁有萬夫不當之勇（比如說馬斯克這樣的牛人），這是因為人與人之間在智慧這種自然資源的稟賦方面存在着巨大差異（智慧在人口的分布上從高到低可能基本上呈現金字塔形狀）。社會的第一次分配，市場機制是按邊際生產力按貢獻的大小來分配發工資的。從這個意義上講由此引起的貧富差距你可以說它不平等，但它既符合效率原則也是公平的。當然有些官員們會搞權利尋租，黑社會組織會搞坑蒙拐騙，這也會促成貧富差距，從道義上講由這部分引起的貧富差距則是不公平的。

從邏輯上講當一國經濟的貧富差距變得嚴重時，它一定會促成有效需求的不足。總需求不足會逼迫政府推行擴張性的財政與貨幣政策來補上這個需求缺口。在需求側管理方面，政策制定者的目標是要讓總需求不大不小恰好等於總供給，由此實現的實際總產出恰好等於潛在產出，且這個產出水平與充分就業是相對應的，另外還會出現大約2.5%的通脹率。

有一種觀點認為，政府的規模應該越小越好，一切可以仰賴市場機制，社會所要做的僅僅只是讓供給側最大化，供給可以自己創造自己的需求，在均衡狀態下市場這台永動機總能恰到好處地讓總需求滿足總供給的增長。然而我不認同這樣的觀點，它在歷史長河中的某些特殊時期可能是正確的，但是在各國貧富差距嚴重且民粹主義泛濫的當下階段，它顯然是經不起事實驗證的。總之需求側管理同樣很重要，在這方面政府不能不幹活。

第三類是債務側管理。即便你能同時管理好供給側和需求側這兩方面的事務，但是從長期看如果政府的債務出現快速膨脹，形成了達利歐先生所述的大債務危機，則這樣的經濟運行仍然是不可持續的。所以在供需這兩側的基礎上還必須加上債務側的管理。債務總額與GDP的比值持續走高的現象並非美國一家獨有，這種慢性病有一定的普遍性，是許多國家共有的現象。達利歐先生所完成的這本書《國家如何破產》不僅為美國也為其他國家在如何治療這種慢性病問題上提出了一套很好的標準化治療方案，這就是他這本書的重大貢獻和意義。

另外在債務側管理、需求側管理和供給側管理問題上，我還想做一些說明，具體如下：

1.    要同時實現我們為以上三側所設定的目標從現在的條件看難度很大，為此我建議將貧富差距作為一個政策變量來加以調控。貧富差距可以用基尼係數來加以衡量，像通脹一樣具有可測性。如果單純從供給側最大化的角度看，貧富差距越大越好（這也符合富人群體的利益）。然而如果貧富差距過大一定會對需求側和債務側帶來很大的壓力，且如果需求側和債務側因此而崩塌則供給側也會受到極大的傷害，所以必須在三者之間加以平衡，實現最大限度的“共贏”。另外貧富差距也不是越小越好（極左派人士可能最希望如此），貧富差距過低會削弱總供給，讓總需求遠大於總供給觸發高通脹（例如1980年的美國基尼係數最低但通脹率又幾乎是最高）。因此在以上過大與過小這兩端之間貧富差距一定有一個讓這三側都比較滿意效率最高的最佳水平。現在我們還不知道基尼係數究竟在那一水平是最佳的（而且每一個國家基尼係數數值的最佳水平也有可能不一樣），但我們完全可以從現在起有意向地在行動上摸索着去認識它靠近它。正如將通脹率調控在2.5%是最佳水平一樣，這個認知並非幾百年前就有的，它也是過去幾十年在各國經濟運行的實踐中被逐步發現的。從某種意義上講2.5%的通脹率只是讓我們的經濟在短期中實現健康運行，未來將基尼係數調整到最佳水平並保持在這個水平則可以幫助我們實現經濟運行的長期健康化（解決大債務周期問題）。

2.    考慮到當下貧富差距較為嚴重，所謂將基尼係數作為政策變量加以調控，其方向應該是向富裕人群增加稅款徵收。這項政策肯定會對供給側帶來一些負面影響，但我們仍可以做一些改進來幫助降低這方面的副作用。比如說對涉及新質生產力尤其是AI和機器人產業的科技人員及相關的富裕人群給予特殊的稅收豁免。這項政策與針對某些戰略性產業實施的特殊優惠政策是相吻合的。

3.    對富裕人群增加稅收需要給他們一個合理的說法，以上的討論本身就是一種比較合理的解釋。除此之外最好還需要有一種補償性或對沖性的動作：要對主要的納稅群體及其代表參與國家管理給予某種特權。本屆特朗普政府設立的政府效率部DOGE我認為是一個很好的創意。馬斯克說政府效率部會存在兩年時間，兩年後將自動撤銷，這有點可惜了。我認為這樣的部門應該一直延續下去，它的人員配備應該是主要的納稅群體及其代表，他們是政府在財政支出上浪費、低效甚至腐敗的最大受害方。政府各部門在工作中形成的數據都應該向他們公開，接受他們的監管。這個主要的納稅群體是政府運行效率的最大利益攸關方，他們有動力去幫助政府減肥瘦身，減掉政府肚子上那麼多贅肉，要不然政府這個傢伙連女朋友都找不到啦。

以上討論的是現階段我們需要關注的經濟管理問題，接下來我們把目光轉向未來，探討未來所需關注的經濟管理問題。

從以往的歷史經驗看技術進步創造的新業態新工作崗位遠遠超過被它淘汰掉的舊崗位，對總體就業機會的增加具有很大的促進作用。然而這樣的好時光正在結束。目前的狀況是科技進步正在加速向前，但是它在總體上對就業的促進作用已經大大弱化了，這種趨勢加上經濟的全球化和低收入國家民眾向高收入國家的移民傾向是西方發達國家收入結構從原先的橄欖型向金字塔型方向演變貧富差距擴大的主要驅動力。最近我們又進入了人工智能和人形機器人戰略性產業的發展快車道。它們又會對就業帶來什麼樣的影響呢？

我請Deep Seek列一份清單告知從現在到未來有那些領域人工智能和機器人不如人類，那些領域人工智能和機器人超過人類。

它給我提供了如下的答案：

人工智能和機器人不如人類的領域

情感理解與共情：

情感深度：人類能深刻理解複雜情感，AI難以真正共情。

情感表達：人類的情感表達自然且多樣，AI的情感模擬常顯得生硬。

創造力與藝術：

原創性：人類在藝術創作中展現獨特原創性，AI多依賴已有數據生成內容。

藝術直覺：人類藝術家依靠直覺和靈感，AI缺乏這種主觀體驗。

複雜決策與道德判斷：

道德權衡：人類能處理複雜的道德困境，AI的決策基於算法，缺乏真正的道德理解。

情境適應：人類能靈活應對多變情境，AI在未知環境中表現有限。

社交互動與溝通：

非語言溝通：人類擅長解讀肢體語言和語調，AI在這方面的能力較弱。

人際關係：人類能建立深厚的情感聯繫，AI難以複製這種複雜關係。

直覺與經驗：

直覺判斷：人類依靠直覺和經驗快速決策，AI依賴數據和算法。

經驗積累：人類通過長期實踐積累經驗，AI的學習依賴大量數據。

人工智能和機器人超過人類的領域

數據處理與分析：

速度與規模：AI能快速處理海量數據，遠超人類。

模式識別：AI在數據中發現複雜模式的能力優於人類。

重複性任務：

精確度：機器人在重複性任務中表現更精確，不易出錯。

持久性：機器人可長時間工作，不受疲勞影響。

計算與邏輯推理：

計算速度：AI在複雜計算和邏輯推理上遠超人類。

算法優化：AI能快速優化算法，提升效率。

危險環境作業：

抗風險能力：機器人能在危險環境中工作，減少人類風險。

極端環境適應：機器人能在高溫、高壓等極端條件下工作。

大規模生產與製造：

生產效率：機器人在大規模生產中效率更高，成本更低。

質量控制：機器人能保持穩定的產品質量，減少誤差。

總結

AI和機器人不如人類的領域：情感理解、創造力、複雜決策、社交互動、直覺與經驗。

AI和機器人超過人類的領域：數據處理、重複性任務、計算與邏輯推理、危險環境作業、大規模生產。

隨着技術進步，AI和機器人可能會在某些領域逐步接近或超越人類，但在涉及情感、創造力和複雜決策的領域，人類仍將保持優勢。

以上這份清單很重要。它告訴我們今後在人類仍能保持優勢的領域內，就業機會不容易丟失，甚至還有可能適度增長。但是在人類處於劣勢的領域內就業機會將出現全面流失。我們今天的大學和職業教育培訓在專業的設置上應該儘量多面向那些人類仍能保持優勢的領域。

關於人工智能與機器人對人類就業崗位的衝擊，我的觀點如下：

1.    人類的工作崗位從低端到高端基本上呈金字塔型，這一點恰好與人類智慧的人口分布（也是金字塔型）大體一致。低端崗位的基本特徵就是體力勞動和重複性強。這些崗位在總就業量中占有很高的百分比。但是這些崗位的90%以上最終會被機器人取代。

2.    那些需要腦力勞動比較高端或很高端的工作崗位大約會有一半被人工智能和機器人取代。

3.    那些人類仍能保持相對優勢的領域其涉及的工作崗位僅占崗位總量中的很小一部分，對促進就業意義不大。

4.    將來肯定還會不斷地誕生一些新產業。但人工智能和機器人同樣可以成為這些新產業內的幹活主力軍。於是這些新產業所能為人類創造的新工作崗位也會是相當有限的。

基於以上四點我認為伴隨人工智能和機器人產業的發展人類的失業大潮會海嘯般地向我們社會襲來，對此需要未雨綢繆。

上述就業衝擊是否很恐怖？確實有一點，但不用太擔心，只要科技進步能讓供給側的能力快速增長，這就是一件大好事，剩下的問題就交給需求側和債務側的巧妙管理來加以解決。

假定面對如此嚴重的失業大潮，政府無動於衷什麼活都不干，那會怎麼樣？從經濟層面看，消費和總需求會急速下降，企業經營狀況急劇惡化，股票市場持續暴跌，富豪們的資產快速縮水。從社會的層面看，會出現“雞飛蛋打”的局面：每天都會有一批人餓死凍死，仇富情緒加上利益驅動，“打富豪分田地”會成為社會的主旋律，不僅窮人處於絕望狀態，富人也會生活在水深火熱的恐懼中。這是一種死亡螺旋的共輸局面。所以政府必須出來幹活。政府的應對策略應該是為每一位失去工作的人托底，提供按最低生活標準所需的經濟補助費。而且這樣的補助還應該根據物價上升和全社會人均GDP的提高逐步向上調整。另外同樣重要的是這個補助費標準應該符合需求側和債務側目標管理的需要並與之相匹配。

下一個問題是這些錢應該從那裡來，如何籌措？

到那時政策制定者的正常收入一般來之以下渠道：

1.    適量的鑄幣稅；

2.    某些政府的賺錢機構如社保基金、主權財富基金的投資收益等；

3.    稅收。它包括：

a.    個人所得稅，考慮到那時社會上大部分工作適齡人口已經提前享受“退休”生活，那些仍能堅持繼續工作的人屬於相當不容易的人群，繼續向他們徵收個人所得稅是很不公平的，應該給這批人免稅。

b.   直接針對企業的稅收，比如營業稅等，這類稅可以繼續徵收，但考慮到它對供給側帶來的負面影響可能比較大一些，或許應適當管控。

c.    針對股東的資本利得稅。我認為資本利得稅應該是政府未來收入的主要來源，因為資本是這場技術革命所帶來的財富盛宴的最大受益方。哥們你想像一下，本來資本主要是靠人類的勞動賺錢，現在有了勤奮的機器人同志，只要充上電它們可以白天黑夜地24小時幹活，且聰明能幹，效率和貢獻遠超人類勞動力，最後（也是最關鍵的）還不用給它們發工資，資本能不賺得盆滿缽滿嗎？然而以上所述只是單就供給側給資本畫出來的大蛋糕，還需要需求側和債務側的相應跟上才能讓資本在中長期中將這塊大蛋糕的相當一部分真正送入自己的口中。也就是說從邏輯上講資本沒有辦法獨自享用這塊大蛋糕（連上帝都沒有這種本事），他們必須分出相當一部分給人類的其他群體來共同分享。否則社會上沒有那麼多有效需求來購買企業有能力生產出來的全部產品，且政府的債務會掉入死亡螺旋令國家破產。換一種更直白的說法，如果政府不能有效管控貧富差距，不進行收入的第二次分配，國家沒有一套有效的社會保障體系，那麼經濟的總需求就會出現塌方式下跌，企業的利潤和股價也會跟着崩潰。這樣對資本所有者而言不要說賺更多的錢，吃更大的蛋糕，恐怕連西北風都喝不到。所以對資本所有者而言對經濟蛋糕採取獨享還是分享的策略會產生共輸還是共贏全然不同的結果。這就是向資本利得徵收更多稅款所隱含的合法性。

接下來我要對未來人工智能和機器人時代的經濟管理做一個簡單的描述和重申：

1.    既然未來GDP的絕大部分將由機器人生產出來，那麼潛在產出與充分就業（或一定的自然失業率）相匹配這個經濟學的基本觀念就不能再成立。到那時潛在產出應該與機器人的自然失業率或某一包括機器人在內的資本設備開工率相匹配，但這樣的數據如何測量和統計？並且如何搞清楚這種失業率或開工率的自然水平？這些是開放性的問題，需要經濟學家在未來努力去給予回復。

2.    讓供給側在短中長期內最大化，並讓總需求始終不大不小恰好等於總供給的策略依然是政策制定者的追求目標，也就是要儘可能地讓經濟活動保持在潛在產出水平上。但是考慮到包括機器人在內的資本開工率數據的可能缺失，和最佳開工率水平在認知上的不確定性，我們可能暫時需要在更大程度上依靠通脹數據並更嚴格地將通脹控制在2.5%水平。

3.    在長期中管控好政府的債務，仍應是政策制定者追求的目標。具體地說是不能讓政府債務與GDP的比值逐步升高，並且當這個比值較高的時候，要制定工作方案逐步降低這個比值。在這方面要把調控基尼係數作為一個重要的政策槓桿加以利用。最佳的基尼係數水平（或區間值）有可能隨着技術進步、時間推移或經濟管理水平的提高而出現浮動，政策制定者在操作中需要有所留意和觀察，如有變動就做相應的調整。

最後我要指出的是以上所探討的問題極為重要。儘管在科技進步方面人類正突飛猛進，但迄今為止我們始終生活在戰爭陰影下，考慮到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核武器）的存在，如果爆發主要大國的國內戰爭或國家之間的戰爭，後果將不堪設想。形成現在這種局面是因為人類在自己管理自己的水平上遠遠落後於科技進步。這裡既有政治系統的問題，也有經濟系統的問題。但涉及政治的問題利益過于敏感，且大家的價值觀差異很大，情緒也很敵對，暫時難以下手。所以較為明智的策略是先易後難，先來探索如何提高經濟管理水平的問題。所謂善治主要就是如何滿足以下幾點：1.把經濟蛋糕儘可能做大；2.把蛋糕分好；3.在長期中管控好政府債務，讓國家永遠不會因債務問題而破產，即政府管理的可持續性問題。本文所探討的正是這些極具戰略性價值的核心議題。如果我們能創建一套標準化的經濟管理模式，且讓這個領域內的專家學者和政策制定者都能形成廣泛共識，並操作起來確實能實現想像中的效果，那對全球治理水平的提高一定會是一場革命性的變革。它不僅能提高全社會的福祉，也有助於避免或推遲各種不必要的戰爭和災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