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馬川之亂 |
| 送交者: 伯恩施坦 2025年03月13日04:22:35 於 [天下論壇] 發送悄悄話 |
作者 民主黨支持者 寫於 二零二五年
 “1933 年 1 月 30 日，希特勒在柏林威廉大街的帝國總理府窗前接受當晚民眾的熱烈鼓掌。” 德國聯邦檔案館圖像。【出於文獻目的，德國聯邦檔案館經常保留原始圖像說明，這些說明可能是錯誤的、有偏見的、過時的或政治極端的。】  1930年9月，“阿道夫·希特勒在萊比錫的帝國法庭上揮舞着拳頭。希特勒在萊比錫最高法院作證。”德國聯邦檔案館圖像。【出於文獻目的，德國聯邦檔案館經常保留原始圖像說明，這些說明可能是錯誤的、有偏見的、過時的或政治極端的。】  “國家社會黨領袖阿道夫·希特勒與員工熱烈交談，討論政府危機！”從右到左依次是赫爾曼·戈林上尉(Hermann Göring)、阿道夫·希特勒和國家社會主義者新聞負責人恩斯特·弗朗茨·漢夫斯坦格爾(Ernst Franz Hanfstaengl)。拍攝於1932年6月21日。德國聯邦檔案館圖像。【出於文獻目的，德國聯邦檔案館經常保留原始圖像說明，這些說明可能是錯誤的、有偏見的、過時的或政治極端的。】  “1938年10月，希特勒穿過蘇台德地區海布歡呼的人群。”德國聯邦檔案館圖像。【出於文獻目的，德國聯邦檔案館經常保留原始圖像說明，這些說明可能是錯誤的、有偏見的、過時的或政治極端的。】 歷史將會記住   而川普的首席軍師史蒂夫·班農更進一步，毫無掩飾地說，“民主黨人不重要，真正的反對者是媒體。對付他們的方法就是用垃圾淹沒整個公共傳媒空間。”（原文：The Democrats don’t matter. The real opposition is the media. And the way to deal with them is to flood the zone with shit.）[17] 而當足夠多的普通民眾願意相信這些謊言垃圾，成為川普個人崇拜的狂熱麻嘎信徒的時候……歷史將會記住每個人在2024年的選擇。將來的後人肯定會拷問，從2016年到2028年，美國的建國理念是如何被顛覆的，美國民主憲政是怎麼樣淪陷的？ 從林肯到老羅斯福，從艾森豪威爾到福特，最後到老布什，共和黨曾經是一個代表進步主義力量的偉大政黨。共和黨曾經為廢除奴隸制而奮鬥，曾經捍衛聯邦而戰，曾經全力通過第13、14和15條憲法修正案，推動所有人的平等權益，無論種族，膚色和背景，倡導美國不是只屬於一個種族或一種膚色，也不應該只屬於富有階層。1974年8月3日，共和黨國會黨團領袖們為了捍衛民主憲政告訴深陷水門事件的尼克松，他該引咎辭職了。在2024大選中有許多的資深共和黨人士站出來反對川普[18]。 但願越來越多的共和黨政客重新發現他們的良知和勇氣，但願越來越多的麻嘎信徒能夠和前述的拒絕川普赦免的兩位前麻嘎信徒一樣反省和覺醒，並且站出來對強權說出真相，對川普說“不！”。 “馬川之亂”，美國政變我離開《紐約時報》，重新拾起這個時事通訊，發表的第一篇文章是關於政府效率部(DOGE) 的，那是個由川普創建、馬斯克(Elon Musk)管理（維維克·拉馬斯瓦米已被趕出）的非官方機構[注]。DOGE 的所謂目標是打擊“浪費、欺詐和濫用”，為納稅人節省巨額資金。我認為這一努力註定要失敗，因為馬斯克和他的親信似乎完全不了解聯邦政府如何及為什麼要花納稅人的錢。 [注]川普最初選擇馬斯克和維維克·拉馬斯瓦米(Vivek Ramaswamy)共同領導DOGE，但在上任數小時後即宣布拉馬斯瓦米不再是DOGE成員，馬斯克獨自領導該機構。 雖然我說的一切都是真的，但我還是要做些修正。我當時就該明白的是，馬斯克和川普說的關於他們所作所為的一切都是假的，包括他們關於動機的說法。無知和混亂是真實的，但大家永遠不應忽視他們的根本目的。 因為現在發生在美國的事情是一場尚未得逞的自我政變(autogolpe)。 拉美讀者肯定對這個詞不陌生。autogolpe的字面意思是“自我政變” —— 合法當選的領導人，利用自己的地位，奪取全面控制權，解除法律和憲法對其權力的限制。  馬斯克和川普是想在美國來一次“自我政變”嗎？當然是。而且，據我所知，他們進行的政變，得到了眾參兩院所有共和黨人的全力支持。 我們應該從這個角度來看他們所做的一切。是的，我們可以從宣稱的政策目標的角度看，問其是否合理。但也要問：“那樣做是不是對自我政變有好處？” 例如，DOGE痴迷於裁減聯邦雇員。如果你了解納稅人稅款花在聯邦工資上的比例，就知道把裁員作為優先是毫無道理的： 現在的聯邦雇員人數並不比艾森豪威爾時期多。  來源：國會預算辦公室 但是，將“削減人數”作為政策目標，是為了清除忠於法律和憲法的公務員，用川普和馬斯克的忠實擁護者取而代之。 幸運的是，川普政府推動聯邦工作人員接受買斷，似乎沒有成功。法官下令暫停前，只有少數雇員接受協議，其中許多可能本來就打算辭職。但這一“政策”的背後動機，是趕走最心懷理想、最敬業的雇員。 要從政變這個角度來看馬斯克-川普權力集團非法關閉美國國際開發署(USAID)的行為。馬斯克顯然憎恨幫助需要幫助的人：看看他對貝索斯(Jeff Bezos)的前妻 —— 麥肯齊·斯科特(MacKenzie Scott) —— 的慈善事業表達的憤怒就知道了 。雖然他可能認為該機構“是個仇恨美國的激進左翼馬克思主義者的毒蛇窩”，但其目的也是為了清除公務員，同時蠱惑川普的支持者。同樣道理也適用於他們為什麼煽動針對多元、公平、包容(DEI)政策的仇恨。 不用說，針對參與調查1月6日騷亂或調查川普本人的聯邦調查局(FBI)雇員的清洗，是這場自我政變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馬斯克及其追隨者奪取財政部支付系統的控制權，並將重寫代碼這一至關重要的權力交給一個25歲的年輕人，而這個人竟然(沒想到！)是個種族主義和優生論者，顯然也是政變的一部分。 那麼，我們這些希望美國繼續是美國，不希望美國陷入獨裁統治的人，該做些什麼呢？ 首先，要承認現實。如果我用的“獨裁”一詞讓你不以為然，如果你的第一反應是“這是不是危言聳聽？”，那你就是問題的一部分。 憲政危機不是假設的、可能會發生的事情；你讀到這篇文章時，它已經全面展現。 但不要絕望。我們正處於一場企圖的自我政變當中。但目前為止，它還沒有成功。事實上，我暫且認為，政變沒有他們預想的順利。雖然大多數美國寡頭已早早向新政權投降，但我們中的許多人還沒有。 如上所述，讓大批公務員自我驅逐的嘗試似乎失敗了。法院還沒完全腐敗，為一些正在進行的篡權設置了路障。FBI等部門的工作人員及聯邦工會正採取防護措施。吹哨人和至少一些媒體機構在報道馬斯克試圖控制聯邦電腦系統的行為，而財政部的政黨任命官員在試圖掩蓋，這表明他們仍害怕公開曝光的後果。 雖然還沒看到像川普第一任期之初那樣的大規模示威，但一直都有針對川普和馬斯克的抗議 ，而且還在不斷湧現。 是時候更多民主黨政客出來表明立場了。 民主的敵人將繼續尋找破壞法治的新方法。不得不承認，馬斯克的勾當被爆出之前，我從未想過聯邦支付系統會成為攻擊目標。這曝光要特別歸功於內森·坦克斯(Nathan Tankus) ，他是“貨幣政策技術細節“方面的專家，已成為當下備受矚目的人物。 但是，對自我政變的抵制，就相當於朝它的齒輪揚沙子。我稍後要談這一點的重要性。 對於撰寫或談論時事的人來說，重要的是，不要被川普那些吸眼球的東西干擾。不，川普不會接管加沙、不會吞併加拿大、也不會奪回巴拿馬運河或占領格陵蘭島。奇談怪論是川普的招牌，不是他的失誤，目的是分散人們對正在發生的自我政變的注意。 直到幾天前，我還以為真會發生一場無端的貿易戰，因為幾十年來，川普一直對關稅耿耿於懷。他要對加拿大和墨西哥徵收關稅，但隨後丟人現眼地做了讓步，這表明我可能太把這他的話當真了。他是認輸了，還是被騙，以為自己贏了？這也許關係不大。當前，貿易戰不如攻擊民主制度重要。 好消息是， 政變被延遲，可能成為政變未遂。可以有很多方式：馬斯克和川普這兩個極度自我膨脹、但明顯自尊心脆弱的人，他們的聯盟可能會破裂；馬斯克對財政部的干預和對聯邦工作人員的攻擊，可能會導致非常明顯的災難；選民最終可能會意識到，川普宣稱的成功不過是煙霧彈，會想起他降低物價的承諾兌現了沒有；某個時候，美國人民可能會注意到，臭名昭著的“2025計劃”(Project 2025)之父，羅素·沃特(Russell Vought)，真的在制定政策。 這是一個可怕的時刻。但壞人暫時還沒有贏。 埃茲拉·克萊因[下簡稱為埃茲拉]：卡拉·斯威舍，歡迎回到節目。你會如何描述馬斯克在川普第二任期最初幾周在聯邦政府中扮演的角色？ 卡拉·斯威舍[下簡稱為卡拉]：我比《紐約時報》措辭強烈。《時報》是這樣：這個人好有趣，是不是？而我認為他在演一場獨角大戲，是個拆房用的大鐵球，真的。川普利用了他這一點。 可以用很多比喻形容他。可以說他是垃圾場狗[注]，總是沖在最前面，進行破壞。 [注] 英文為junkyard dog。字面意思是看守廢料場或垃圾場的兇猛的狗，引申為舉止特別兇惡好鬥的動物或人。 他就像對待自己的公司一樣，做同樣的事情。他每次都做同套動作。現在他把那些動作放大，用到聯邦政府上。  埃茲拉：請講講都是哪些動作，他的劇本是什麼？ 卡拉：多年來，他身上的戲劇層出不窮，那是他的一貫作風。他可以用動人的方式做戲精表演。 他一度擔憂特斯拉的命運，甚至在特斯拉公司睡地板。他接受《紐約時報》採訪時好像都哭了。在我們的一個聊天中——這是鏡頭外的部分——他說：如果特斯拉撐不下去，人類就完了。 我覺得有點誇張。心想：哇，這個四十多歲的男人以為自己是宇宙中心。他總是戲精上身。 電子遊戲對他的影響很大。有人形容他是頭號玩家，別人都是NPC——非玩家。他一定要當英雄，或最重要的那個角色。有時確實如此，有時則是他策劃的——他實際上並非創始人，但扮演創始人角色，或篡改歷史，或利用公關將自己塑造成創始人。 他非常懂“英雄之旅”這類東西，而且，事情的利害關係必須極其重大，——“如果失敗，我們就完了”。他愛誇大問題。多數公司都有問題，但他會說：這裡的一切都是災難，而我是來拯救的。要麼說：一切都糟透了，之前的所有人都是罪犯、邪惡的，或者，“戀童癖”——這是他特別喜歡用的一個詞。 在一條推文中，他稱推特前信任與安全負責人約埃爾·羅斯(Yoel Roth)為“惡魔”。他還說我“充滿了狂怒的仇恨”——這實在是太誇張、太荒謬了。我並沒有滿腔仇恨。 埃茲拉：這很川普。 卡拉：是的，就是那樣。不過我認為他是認真的。川普有時只是為了做樣子——像真人秀。 “在上層社會， 違法是合法的。” 埃茲拉：馬斯克在聯邦政府中做的一件事是找到信息和資金的關卡：財政部支付系統、人事管理局，馬斯克在那種地方安插他的親信。他們以這種手段，在聯邦政府中安插了很多人。 馬斯克講述的宏大敘事下，他接管時都讓手下的人做什麼？行動理論是什麼？ 卡拉：他身邊的人只是執行者。硅谷的人都那樣，有很多爪牙。他們都仰仗他，通常比較年輕。他們會為他講的笑話大笑。 一次他在Code Conference接受採訪時，講了個很蹩腳的笑話，身邊幾個聽眾哈哈大笑。我當時想：這一點也不好笑。他們看着我，好像我長了三個腦袋。 他們做了什麼——找出關卡並不難。他們以違反常規的方式進入——未必違法——儘管我懷疑可能違反了多項法律。但他們不在乎是否違法。 他們強勢進入，命令：給我看代碼；為什麼不讓我們進去？我們進去了。我們有法律，有聯邦法警。看他們拿我們怎麼辦。 馬斯克經常做的是：說出自己的想法，然後等別人起訴，或等別人阻止。沒人阻止得了他。 這也很川普：沒人擋得住。 我們遵守社會規則，而他們直接無視規則。 埃茲拉：我想重點談談這種違反規則的行為。馬斯克和川普以不同方式理解的是，在上層社會，違法或違規是合法的。一般不會有事，雖然會有人告你。 但起訴需要法律依據，並通過法院處理，過程非常慢。 因此，遵守法律和規則只是常規。如果不遵守法律和規則，行動速度會比法院審理的速度快。 他們可以解僱所有人——鑑於對公務員的保護，許多可能屬於非法解僱。但那又怎樣？他們會在半年或四年的時間裡提起訴訟，也許會得到一些補償。公司經常對組織工會的人採取這種做法。 但許多對行政部門的限制實際上並沒有作用。因為等法律跟上來的時候，你已經實現了你想要實現的目標。這是個很聰明的見解。 卡拉：是的。如果被抓住，他願意付錢。他願意在法律上抗訴。很多人都想：我不想和這個人斗，他的錢無限多。 記者必須三思而行。媒體公司的和解就是這樣：在哈里斯(Kamala Harris)事件中，CBS沒做錯任何事，但他們還是付錢和解；Meta明顯對川普沒做錯任何事，但還是付錢。要麼為息事寧人而妥協，要麼因精疲力竭而妥協。他可以耗垮任何人。 如果搞砸了，如果不付賬，多半可以逃脫，因為不會都被抓住。他在經商方面是：讓90枚火箭爆炸，因為第91枚會成功。他對所有事情都抱這種態度。 埃茲拉：公平地說，他造出了些不錯的火箭。 卡拉：確實。但還有誰可以這麼做？NASA不能讓火箭爆炸，因為如果他們一枚火箭爆炸，就完了。火箭爆炸後還能繼續做，是個真正的優勢。 埃茲拉：這涉及到更深層的問題。他的各種策略和戰略，都是為了什麼？ 他曾試圖造出以某種方式工作的火箭，他成功了。坦率地說，我認為世界因他的努力而變得更好。特斯拉經歷了很多失敗，但確實造出了更好的電動車，並推動了電動車轉型。 但他現在想要什麼？他如今在政府擁有如此大的權力，想要實現什麼願景？ 卡拉：不是錢。我不願這麼說，但對他們許多人來說，錢並不那麼重要。當然，有些人確實很喜歡錢，但更重要的是錢帶來的權力及決定權。 他最初的想法是：我有好點子，我想付諸實踐。現在則是：我對每個話題都有想法，因此我說什麼，就是什麼。 這是一種君王式的處事態度：去他的國會，去他的法庭。根本上說，應該有個國王——一個擁有無限權力的首席執行官。 某種程度上，他對生命有限有奇怪的想法。他想成為傳奇。回到電子遊戲上，我認為他想要遊戲裡的榮耀，他腦子裡有那些畫面。不是給他找藉口，而是試圖解釋——他把自己看作征途上的英雄。 順便說一句，他不是英雄。  他不是成年人 埃茲拉：我同意他想為實現他的想法爭取權力，但我不懂他為什麼會變得如此激進。馬斯克的理念似乎發生了變化。 與他共同創立PayPal的彼得·蒂爾(Peter Thiel)[注]一直非常右傾。可以看他在斯坦福大學時寫的東西。 但馬斯克曾是標準的奧巴馬時代自由主義者。他的一系列公司試圖解決的是奧巴馬時代自由主義者重視的問題。這些公司靠奧巴馬的政策存活下來——從政府合同到電動車補貼、到貸款擔保。 特斯拉靠奧巴馬的貸款擔保才得以生存。雖然馬斯克2017年加入了川普的顧問委員會，但川普退出《巴黎氣候協定》後，他退出了委員會。 所以，這個人經營公私合作關係，一直與政府合作，致力於氣候變化等問題。然而短短幾年內，他變得非常右傾。 [注]彼得彼得·蒂爾是 PayPal 聯合創始人、Facebook 早期投資者、Palantir 創辦者，同時是美國右翼的重要思想領袖和金主。他支持特朗普，資助J.D. 萬斯等保守派政客，推動自由市場、反身份政治和科技行業去監管化。他的《從 0 到 1》影響深遠，強調壟斷才是成功之道。作為硅谷與右翼政界的橋梁，他既塑造了現代科技格局，也深刻影響美國保守派的政策和話語體系。 卡拉：你說得對。奧巴馬執政期間，他是支持奧巴馬的。他剛加入川普時，也會這樣給我發短信： 他們在反同性戀，我要去阻止；我要改變川普的想法，只有我能做到。 他那時不反川，但肯定也不是親川普的。雖然他很認同川普的大盜思維。 新冠期間，他發生了變化。他以前不那麼離經叛道。我的意思是，他狂妄自大，是典型的搞技術的，但做的事情很有趣。而疫情期間，我注意到他發生了轉變，變得明顯沮喪，明顯更戲精了。 如果你認為你的公司對於人類未來至關重要，而加州卻因疫情讓公司停業，你就會陷入那種情緒。他變得不可理喻。在我對他的一次採訪中，他說只有幾千人——我不記得準確數字——會死於新冠，說他讀過所有研究報告，所以他知道，而我不知道。 他從來不喜歡工會、政府或法規，他那種人從來不喜歡。疫情期間，這種想法更加固化。 我認為，他跨性別女兒的問題也對他產生了深刻影響。我注意到，許多有跨性別孩子的科技人士，突然變得——基本就像失去了理智。 《華爾街日報》報道他服用氯胺酮[注]等藥物。我認為那也改變了他，雖然他們都磕藥—— [注]氯胺酮是一種分離性麻醉藥物，在美國屬於第三類受管製藥物，具有精神活性，會被濫用作毒品。 埃茲拉：我知道很多人用氯胺酮，但他們沒在政治上變得如此右傾。 卡拉：還有熬夜。他作息奇怪，凌晨三點還不睡。他有強迫症。我們也許都有些，但他更嚴重。 當年拜登沒邀請他參加電動汽車峰會，並對他冷淡。他很生氣，非常生氣那種。 我們聊了很多，他也給我發短信。那次峰會是拜登辦的，因為工會問題不能邀請馬斯克。馬斯克非常反工會，所以沒被邀請。他很生氣，非常往心裡去的生氣，遭受了創傷一般。 我都給拜登手下的史蒂夫·里奇蒂打電話了。我說：“天哪，你犯了個錯誤。你應該去抱抱那個人。他真的生氣了。” 史蒂夫說：“哦，是工會的原因。他應該理解。他是個成年人了。” 我心想，不，他不是成年人。 埃茲拉：拜登的人很注重人際關係，但他們竟然沒意識到，這種冷落對一個如此自負的人會造成怎樣的傷害——他們在擅長的東西上，卻犯了政治錯誤。 卡拉：馬斯克對遭輕蔑的反應很奇怪。那次對他打擊很大。拜登的人刺激他了。 我覺得，他應該因特斯拉得到讚譽，為什麼不給他呢？儘管有工會的事，但我還是不明白。 埃茲拉：你沒提到一個因素，那就是推特。《華爾街日報》幾年前發表一篇文章，逐年追蹤他的推文數量。2012年到2014年，他的推文數量激增。到了2018年，他開始完全發力。 他使用推特的方式也有很大變化。他顯然受到Twitter上一些激進右翼亞文化的影響。 我不知道這是先有雞還是先有蛋的問題，但他沒成為一般的共和黨人。在某些方面，他甚至沒成為一般的MAGA共和黨人。他沒成為班農(Steve Bannon)那類人。他陷入了Twitter匿名者的世界。 卡拉：好吧，先從玩笑說起。他喜歡陰暗的memes。 埃茲拉：你比我了解他，但我有幾次接觸到他——那是幾年前，在他成為現在的他之前——我會告訴人們：他是世界上最聰明的15歲男孩。 卡拉：這個說法很好。 埃茲拉：他沉迷於memes。而memes是那個平台上通往黑暗右翼的入口。 卡拉：是的，我有親身經歷，因為我兒子就喜歡陰暗的memes。他常給我發那種東西，你很快會陷進去。 我想這就是Twitter吸引他的原因。然後它發展到一個更黑暗的地方。顯然，他是個容易上癮的人。無論是工作還是——“硬核”是他最喜歡的詞之一。 他喜歡上癮的東西。所以，他的推特使用方式很瘋狂。他是個瘋狂的人。再次強調，這不是藉口，而是試圖解釋。他是個狂躁的人——而且很叛逆。 他總轉發一些低俗的memes，他喜歡那個世界。Babylon Bee，一個右翼基督教幽默賬號，因跨性別問題被推特關閉(他們給一位跨性別拜登官員頒發了年度人物獎)。那個幽默很愚蠢，也很低俗，但為什麼要關閉呢？我同意他的看法。但他們把它關閉了，這讓他很生氣。 埃茲拉：一個事實是，就他這個階層的人而言，他很擅長社交媒體。他像年輕人一樣使用社交媒體，而不是像奧巴馬那樣。 卡拉：我不認為他擅長社交媒體，我家孩子看了他的，總是做痛苦鬼臉。 埃茲拉：好吧。但社交媒體也有官樣聲音——扎克伯格在成為馬斯克的網絡模仿者之前，就是那種聲音，或奧巴馬/比爾·蓋茨那種。 馬斯克的聲音不同。他經常回復粉絲的小賬號。他建立了一種前所未有的關注力量。他喜歡被關注。他也會利用這種關注力來推動memes幣價格上漲。他懂得如何將關注力轉化為財富——這是別人不具備的。 是什麼讓他與那些外表與他相似的人區分開來，讓他具有適合做這件事的氣質？ 卡拉：他的狂躁性格，對嗎？一種狂躁的成癮特質。而且他有幽默感，雖然那種幽默不是我的茶，但可能相當迷人。他參加“周六夜現場”時說： [存檔的馬斯克音頻]我知道我有時會說或發布奇怪的東西，但這就是我的大腦運作方式。對於被我冒犯的任何人，我只想說，我重塑了電動車，並將用火箭飛船把人送上火星。你以為我會是個冷靜、正常的傢伙嗎？ 他笨拙得可愛吧。 埃茲拉：你認識的那麼多科技記者，他們真的對此驚訝—— 卡拉：的確，我常聽人說：你造就了他——難道你不知道—— 好吧，我那時不知道他是怎麼對待他的孩子們的。 埃茲拉：也不是你造就了他。特斯拉之所以成功，是因為汽車本身質量過硬。 卡拉：我是把他作為汽車製造商來報道的。 回到他擅長的地方：就像AOC(Alexandria Ocasio-Cortez)和川普，他們都擅長塑造自己的網上形象。而且感覺真實，感覺是他們自己的聲音。 人們喜歡名人對他們做出反應，那會引起轟動。所以你會得到很多崇拜者：哦上帝，馬斯克回復我了！ 他也從中獲得滿足感。他最初將幽默與對有趣事物的見解相結合，但很快涉及他完全不懂的東西。他自以為是，喜歡對不懂的東西信口開河。 埃茲拉：我記得幾年前在“代碼”大會上，馬斯克也在台上。你們談到了他是如何相信模擬假說的，這個假說認為，任何足夠先進的文明都會開始對世界進行模擬。 模擬世界的數量會多於基礎現實(Base Reality)的數量。因此，根據簡單的算術，我們更有可能生活在一個模擬世界，而不是真實世界。馬斯克說他認同這個觀點，並認為我們生活在基礎現實的可能性非常低。 卡拉：他對此很着迷—— 埃茲拉：這正是我想說的。我認為他的思維總是被不尋常的想法所吸引。 大多數人相信的東西可能都是錯的——你能做什麼、不能做什麼，什麼是真的、什麼是假的。而他已多次被證明是正確的，而且都是以重磅和影響深遠的方式證明的。 現在他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受到全世界的關注。這會改變人們的心理。 他不僅對不尋常的想法感興趣，而且，根據我在Twitter上對他的觀察，他越來越陰謀論。我很好奇你如何理解他這一面。 卡拉：《紐約時報》記者魯斯(Kevin Roose)對此做了很好的報道。你進入那個無底洞，就發現：每個人都受社交媒體的影響。 技術人士的思維是這樣：這是可能做到的；我們可以登月。要做難度大的事情，必須具備這種特質，必須從這種個性開始。因此，對每件事都質疑：為什麼要這樣做？ 這是我喜歡的一種性格。但問題是，在烏克蘭、疫苗等話題上，他們也質疑一切。 他對模擬等想法很感興趣。比如：為什麼我們不能在火星上生活？ 出發點是好的，但在社交媒體上——正如魯斯指出的那樣——通常很快會陷入陰謀論的怪圈。 埃茲拉：而他陷入了一種特殊的陰謀論。有個人發推，稱猶太人“在推動一種辯證的仇恨：仇恨白人，卻希望人們停止將仇恨針對他們。”馬斯克回復道：“你說出了真相。” 卡拉：2024年7月，他出來支持川普的前夜，指責民主黨“儘可能多地引入非法選民”。 埃茲拉：跟許多表面上持類似政治立場的人相比，他有些不同。我認為他真的相信大取代理論[注]。 卡拉：是的。硅谷很多人也是。讓我說一句：不光他一個人是這樣，很多人都被柯蒂斯·亞文(Curtis Yarvin) [注]那種東西吸引——仔細想想，那幾乎是一種宗教。 [注] Curtis Yarvin，美國博主，創立了一個名為“黑暗啟蒙”(Dark Enlightenment)的反平等，反民主制度的運動。 [注]“大取代”(Grand Remplacement)是一種陰謀論，認為西方國家的本土人口正被大量移民，特別是非白人移民，逐步替代。最早由法國作家雷諾·卡米尤(Renaud Camus)提出。儘管缺乏科學依據，這一理論常被極右翼群體利用，宣揚種族焦慮和反移民情緒，煽動仇恨犯罪，因而受到廣泛批評。“大取代”理論屬於範圍更廣、歷史更久遠的“白人種族滅絕”陰謀論的一部分。“白人種族滅絕論”由美國新納粹主義者大衛·萊恩在其1995年著作《白人種族滅絕宣言》(White Genocide Manifesto)中提出，聲稱西方世界國家的政府打算將白人變成“滅絕物種”。 有個解釋是——雖然我不太想這麼說——兒時沒得到足夠愛的可憐小男孩，在尋找人生意義，尋找愛。這不是為他找藉口，因為他已成為一個可怕的人，他應該接受治療。 但是，提供簡單答案——“這就是你為什麼不快樂，這就是為什麼世界是這樣的”——那些右翼陰謀論確實搔到一些人的癢處。 這是一種宗教。是他們對世界的解讀。 埃茲拉：也是一種政治。馬斯克是南非人。彼得·蒂爾的童年大部分時間在南非度過。大衛·薩克斯(David Sacks)也是南非人。 我不知道這種解釋該占多大分量，但似乎有道理，也很有趣。蒂爾、馬斯克和薩克斯是硅谷里擁護川普的三個最重要的人物，他們有獨特的政治經歷，見證了南非白人少數群體從掌控國家到成為國家中受驚嚇的少數群體。 卡拉：很多這種人都有這種特質。硅谷的人也如此。 這一點與硅谷的觀念——高度男性化、自以為無所不知——結合起來，就會有：那些愚蠢的人為什麼擋我們的道？ 南非，我不知道。我不知是不是那裡發生的什麼造就了那些人。也可以同樣去說來自俄羅斯或 的人，或印度移民。他們都帶來那裡的文化。 對於南非，你可以選擇兩種方式：阿瑟爾·富加德(Athol Fugard)[注]的方式，或者懷念過去好時光的方式。 [注] Athol Fugard，南非劇作家，以反對種族隔離制度的政治和深刻戲劇而聞名，被認為是南非最偉大的劇作家。  他們試圖扮演男人 埃茲拉：馬斯克收購了Twitter，那是個不同尋常的收購，他曾試圖反悔，但最終買下。接手後，他立即大刀闊斧進行改革。 人們談論裁員，談論削減浪費或降低成本。但回頭看，無論從現實還是從硅谷的文化角度來看，那都是首席執行官對過度授權的自由派傾向的員工隊伍重新確立控制權。請談談他對員工文化的影響。 卡拉：有趣的是，那些CEO很多都缺乏安全感。他們想成為大佬，但做不到，也不會去做，因為擔心別人怎麼說，他們只互相觀察。 而這個人，上來就做。 在硅谷，員工是唱主角的，他們喜歡暢所欲言。谷歌開創了這種風氣，規定員工每周五可以暢所欲言。結果會發生什麼？ 埃茲拉：Facebook每周五舉行會議，扎克伯格回答員工的問題。他們還開發了Slack和Teams等內部聊天軟件，允許員工隨便發表言論。 卡拉：他們賦予員工權力。然後有位CEO，應該不是小扎，說：“現在他們開始頂嘴了。”我說：“你以為呢？” 他們對自己創造的文化所引發的事情感到驚訝，我對他們的驚訝感到驚訝。 他們讓員工想說什麼就說什麼。員工就說了想說的話。然後他們被那些話惹惱了。 他們很難反擊，因為人才在硅谷很寶貴。所以必須讓每個人都做自己。這讓許多CEO惱火。 看到馬斯克的做法，硅谷CEO們會說：他可以這麼做，我不行。我得聽多元、公平和包容性人士的意見——雖然我討厭那些人。但他不必，他可以隨心所欲。 當馬斯克這麼做並裁員時，其他人也想效仿。 埃茲拉：所以，2020–2024年疫情期間，在#MeToo和“黑人命也是命”興起時，硅谷CEO階層變得極端化。 我認為這與Slack和Teams等軟件的興起有很大關係。老闆和員工之間的關係變了，而且其變化維度被低估。 確實能在扎克伯格的個人轉變中看到這一點。馬斯克最終成了解決這一問題的化身。在我看來，許多CEO被激怒的原因，是他們失去了對公司的控制，他們想奪回控制權。 這和馬斯克現在引入政府的理論如出一轍。他談削減開支、減少浪費，但他真正想為川普或自己爭取的，是控制權。 卡拉：沒錯。他應該是：讓我擺脫那些討厭的人。 再說一遍，這是君王做派。他們創建公司的方式就是君主式的。扎克伯格擁有絕對控制權，他不會被解僱，他永遠都在。 他們喜歡君王做派，但事情並不如願。有記者煩他，有員工煩他。他對多元化必須至少表示贊同，否則會受到羞辱。在這方面，他沒有馬斯克的決絕。 他們試圖以他們眼中的陽剛方式證明自己。那就是對男人的定義。他們中的很多人，讀高中時都不被認為有男人味。這是書呆子的復仇。 對於小扎，是以他的項鍊和T恤——我覺得看上去很傻，但沒關係，他喜歡就好——或混合格鬥，或水上摩托，或健身，展示肌肉。貝佐斯(Jeff Bezos)也是這樣：看我的肌肉，看我的漂亮未婚妻。他們試圖扮演男人的角色。 這很可悲。但給了他們極大安慰。 埃茲拉：對我來說，馬斯克和扎克伯格相約在籠子裡打架，是這個階層的意識正在發生轉變的關鍵信號。 這本身就有一些有趣的話題：扎克伯格非常認真地對待這件事，而馬斯克一直嘲笑他。他們沒打成架——打的話扎克伯格會贏，但實際上馬斯克贏了，因為他做的就是嘲笑扎克伯格。 卡拉：他們彼此不喜歡。 埃茲拉：在一個大型CEO科技會議上，馬克·安德森(Marc Andreessen)[注]被問及約架的事，他在Substack上回答說：我認為他們打架很好，因為我們失去了希臘人的陽剛美德。 [注] Marc Andreessen，Netscape的合夥創始人，是硅谷最著名、最具影響力的風險投資家之一，被視為“硅谷非官方教父”。他曾經支持奧巴馬，而在近年來則倡導“技術至上主義”(Techno-Optimism)，因其反身份政治、去監管化立場以及對 AI、區塊鏈的推崇在右翼和保守派科技圈影響很大。 右翼知識分子亞文化里，那些人覺得世界越來越女性化，而男性美德——侵略、戰鬥、衝突、大膽、冒險、果斷決策——已被削弱。 於是需要糾正。現代性正在偏離軌道，因為我們變得女性化，變得軟弱。這類風險資本家和科技創始人想指引我們回歸正軌。 卡拉：他們一開始就不喜歡女性。所以並不奇怪。 埃茲拉：有趣的是，他們還要給這套說法披上一層理性化的外衣。 卡拉：千真萬確——他們當中沒有女性。我寫過一篇文章，標題是《Facebook管理層中的男性和(沒有的)女性》，小扎因此很不快。我心想：我只貼了你們管理層的照片而已。是你雇的他們。 他們非常執着於男人是什麼，及如何表現。 有趣的是——尤其是馬克·安德森：如果他能慢跑10英尺，我都會感到驚訝。還談什麼男子氣——饒了我吧。 扎克伯格這樣說時，我想：我可以五秒內把他打翻在地。現在他要挑戰我打架。隨他的便。 這是個關於男人是什麼、不是什麼，但他們卻認定是什麼的概念。 馬斯克不常扮演那種角色，除了他開始戴牛仔帽，及他正在做的那些荒謬之舉。那些人常那樣做，馬斯克沒有。但現在他們從他的侵略性中汲取了靈感。這很有趣。 埃茲拉：他們約架時，扎克伯格似乎把自己定位為馬斯克抗擊者。他有Threads，馬斯克有X。扎克伯格模仿馬斯克，他在Threads上的參與方式就是馬斯克在Twitter上的參與方式。 卡拉：是的，扎克伯格是個二號。[笑] 他真是個二號。我喜歡這麼說。 埃茲拉：馬斯克極大地重塑了文化，至少發出一個信號，讓許多尚未準備好說出自己感受的人有所行動。他引領科技領袖倒向川普，現在又展示如何將其轉化為政治力量。 彼得·蒂爾——是禍是福——很早就支持川普，但他沒試圖自己掌權。蒂爾押下注，觀察押注的回報。但馬斯克在展示：掌權的可以是你。你不僅可以擁有首席執行官的權力，還可以成為世界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可以成為影子總統。 卡拉：扎克伯格躲開關注。他喜歡讚譽，但不喜歡伴隨讚譽而來的那些破事。這就是為什麼他不夠狠。 馬斯克確實有膽量。他是：不管怎樣，我都要做這件事。誰攻擊我，誰就會被我當早餐吃掉。有本事來打啊。 埃茲拉：川普也是這樣，他們性情相投。要做到如此厚顏無恥，需要極不尋常的個性。 如果想真正揮舞權力，就必須甘願被人討厭。而我們大多數人都不願被討厭。大多數首席執行官都不願意。而他倆做出了選擇。在我看來，這種不受約束是他們結盟的核心。 卡拉：不過，他們內心深處還是在乎的。川普最想要的就是《紐約時報》喜歡他。你可以感受到——那種受害者的感覺—— 埃茲拉：我不再相信。也許他曾經那麼想過。但我不再信了。 卡拉：我認為他們都在意別人看法，幾乎太在意了。很多方面上助長了他們的憤怒。 他們內心深處有個小角落，很在意別人的看法。而這讓他們越來越膽大妄為。那是他們核心動力。 埃茲拉：那可能是他們的動力。但我認為，到了某個階段，失去信念，才是真正的激進主義。激進主義往往摒棄正常的多元主義，即我們是共同體。這時，全面戰爭就爆發了。 川普，還有馬斯克(後者更理智些)，將此視為一場必須贏得控制權的全面戰爭。他在羅根(Rogan)的節目中說，如果川普這次不贏，就不會再有選舉了。 馬斯克投身於這場人類文明之戰。他顯然相信某種程度上的大取代理論。他試圖幫助極右的德國另類選擇黨在德國當選；他試圖讓英國工黨下台。 很長時間裡，馬斯克相信人類最終需要成為星際物種，和這相比，別的立場都是過時的。 卡拉：看看他生的那些孩子。他通過生很多孩子來展現自我，但很少陪伴，只對一個孩子例外。他只管生，不養育。 埃茲拉：那麼，現在是什麼目標在激勵他呢？你真的認為是星際旅行嗎？還是他認為這些國家正在失去自己的文化，而一旦失去文化，一切都將失去？ 卡拉：我認為確實源於人類需要離開這個星球。打我認識他以來，這就是他不變的觀點——文明註定要滅亡，因此我們需要離開地球。 他們內心深處相信，自己是人類最優秀的代表，即白人是優等人類。 他常說的話會流露這一點。我忘了他怎麼說的，但大意是：我們需要更多的南非人來美國。 我從未聽到他表達任何我認為是種族歧視的言論——我聽其他CEO表達過。他的種族歧視是另一種形式，更多涉及社會工程學，認為優秀的人才正在被取代。我認為他確實相信那種說法。當然，那也是種族歧視。 埃茲拉：綜你所述，渴望成為星際旅行者，仍是馬斯克的動力。他只是認為，多樣性、公平和包容及覺醒思維的病毒正在侵蝕文明和天才。 卡拉：我們去往他鄉的進程受到阻礙，是因為次等人在掌權——他經常談論這個話題。 一次，他在推特上談剖腹產，說：剖腹產對大腦更好，因為不用通過陰道的話，大腦會更大。 我做過剖腹產，所以心想：先生，你給我坐下，你不知道你在說什麼。 沒人太留意他這話，但我當時想：哦，他認為必須保證生育——這幾乎是一種優生學。他竟然會提出這種觀點。 他有一些人類大腦和發育的理論。顯然，他參與了Neuralink項目[注]。他一直對機器和人類融合感興趣。 [注] 馬斯克將電腦芯片植入人腦的實驗。 他們不在乎你 埃茲拉：回到政府的話題——我把你講的引申一下——實現人類的長期目標，需要馬斯克這樣的人控制聯邦政府；需要一個不受現代進步平等和共識思想影響的政體，一個不致力於那些緩慢、繁瑣、監管和不陽剛的事情，允許冒90枚火箭爆炸風險的政體。 他試圖從功能上讓聯邦政府由他這樣的人有效控制，好實現那些目標。 卡拉：是的，他認為他們礙事。有人說，哦，他們想改革。我說：不，他們想要燒掉重來。 這要追溯到彼得·蒂爾。如果你花時間閱讀彼得·蒂爾，他就說過：民主行不通，我們需要搞別的東西。 有點像“快速行動，打破常規”——這是個軟件術語。他們不想建設，只想毀壞。只有毀壞，才能建設。這就是顛覆。他們用的所有詞彙，都是關於破壞的。不是創造性的破壞，而是：讓我們把一切抹去，然後建設我們想要的文明。 他們最擅長用這種技術烏托邦主義(實際上是技術獨裁主義)來粉飾這種理論，只要大家都聽他們的，世界就將變得更美好。 埃茲拉：姑且把它當作一種政府改革理論。 卡拉：我知道你喜歡這麼說。 我認為民主制度運作得相當好，但請繼續。 埃茲拉：馬斯克曾說過，法規應該默認被取消。不是默認存在，而是默認取消。如果事實證明取消某個法規錯了，隨時可以加回去。 鑑於我們有一個長期穩定的政府，官僚主義嚴重，所以理論是——這也是針對推特的理論——關掉一些東西，大幅削減，出現問題再解決。但最好削減徹底，以乾淨的方式重建，而不要削減得不夠。 通常情況下，政治改革不會走那麼遠。機構改革非常困難，會帶來很多問題。舊金山政府效率低下，聯邦政府很多地方有待改進。 那麼，馬斯克主義是否值得提倡？——他在做普通政治改革者不願做的事，並願意為此承擔風險。這是否是創建一個不那麼僵化的聯邦官僚機構的唯一途徑？ 卡拉：不，我不認為。根本不是。推倒重來很容易，不是嗎？犧牲他人是必須的。他們不在乎這些。 很多人會問：他們怎麼能這樣做？他們怎麼能這樣做？我會說：他們不在乎你。他們不考慮你。你什麼都不是。 馬斯克是最早跟我談論人工智能的人。他關心的是人工智能對人類的影響。他和阿爾特曼(Sam Altman)一起創立OpenAI，至少對我來說，他是第一個提出這警告的人。 一開始他說：人工智能會殺死我們。就像《終結者》裡的情節，對嗎？人工智能會變得有自我意識，然後反過來轟炸我們，殺我們，然後世界重新開始。所以我們必須阻止。 下次見到他時，他提出一個更複雜的想法：它們不會殺我們，會把我們當寵物貓對待。它們喜歡我們在這裡，會建造一切設施滿足我們的需求。但我們沒有危險。只要它們喜歡寵物貓，我們就不會有事。它們不把我們當回事兒。 再後來見到他，他有了這樣的想法：人工智能像是修高速公路——橫貫美國的高速公路。人類是螞蟻，我們修路時，會毫不猶豫地摧毀螞蟻窩。我們不知道那裡有螞蟻窩，只做我們要做的。 他在表達自己的行事風格：那些事情就像蟻丘，不用考慮它們，因為我們從來不考慮。這是一個有趣的進展：他一開始關心人類命運，而最後不再。 埃茲拉：我喜歡這種比喻的遞進。 對馬斯克所做所為的一個類比是推特，他進入推特，用了個非常相似的劇本控制公司。但隨後推特崩潰了，它的廣告業務崩潰了。它仍是一個糟糕的平台，比以往更糟糕。它有了些以前沒有的東西，比如Grok，但它的搜索還是不行。 看到川普把什麼都外包給馬斯克，我想知道他是否考慮過要承擔的風險。未來幾年，聯邦政府職責下可能發生的所有不好的事情，都要算到他頭上。 最近發生的可怕的飛機失事，發生在聯邦航空管理局(FAA)通過強制退休政策這一年——馬斯克迫使FAA官員辭職——他們該受指責吧？ 壞事總會發生。他們拿斧子對着政府亂砍——無差別強迫辭職、重新分配工作、開除有才華的職員——那麼任何錯誤都該歸咎於他們。 卡拉：但他們不會承認。他們會說：是前任政府留下爛攤子，我們在清理。 你以為他們會在乎後果嗎？ 埃茲拉：他們只在乎權力。 卡拉：他們不在乎破壞的後果。他們不在乎，也不考慮後果。 和聯邦政府比，Twitter規模小些。他吸引廣告商的唯一方法就是威脅他們，提起很多訴訟。當然，那些廣告商會回去的，會對他服軟—— 埃茲拉：現在他有了至高權力，對吧？對他服軟是收買和消災—— 卡拉：特斯拉不比過去做得好，他們的汽車沒有創新。特斯拉的股價可能會漲，但銷量在下降，因為汽車不如以前。 他不在乎實際後果。他們都只在乎破壞，然後聲稱他們會做出更好的。 但我不知道他們要做什麼更好的。問他們，他們只會說一切都糟透了，必須全部清除。他們永遠不會告訴你他們拿什麼替代，因為他們沒有建設的理論，只有破壞的理論。 就像川普在水的問題上聲稱：我們必須讓水流動起來！ 他所做的真是一場災難。他浪費加州的水資源——無緣無故打開水庫，去撲已經滅了的大火。 然後好多人說，您幹得好！ 埃茲拉：想起控制推特的事。馬斯克收購推特後，推特的業務一落千丈。顯然，他440億美元買貴了。一年半前，我會說：他虧大了。 但最終他把推特變成了他個人的渠道。他把推特的所有關注和影響力都變成了他可以控制的東西。 他從中獲得的權力價值，遠不止440億美元。否則，馬斯克不可能在國內外政治中扮演這樣的角色。 卡拉：這是他做的最好的投資——除了那2.8億美元幫川普競選的之外。 他買下推特時，我們都想：怎麼回事？他為什麼出這麼多錢？真是個白痴。 埃茲拉：他自己也曾那麼想。他試圖退出，覺得價格被高估。 卡拉：他想退出，覺得自己愚蠢。他沒預料到可以用它做什麼。他不知道自己擁有了一門大炮。 馬克·庫班(Mark Cuban)[注]預料到了，給我打電話說：也許他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如果以特斯拉或Starlink負責人的身份出現在國際場合，他得到的是通用汽車或洛克希德公司的主管一樣的待遇。可如果他以推特擁有者的身份出現，從影響力角度來看，他會擁有全球範圍的巨大權力。 [注] Mark Cuban，美國企業家，科技領域投資人和媒體主持人，曾是達拉斯獨行俠隊老闆。 他說：那就是不光在美國起作用。還在全球叱詫風雲。 馬克百分之百正確。馬斯克買了下來，成為推特老闆。他還有特斯拉。沒有別人能做到這一點。也許，很久以前，默多克(Rupert Murdoch)[注]做到了。但馬斯克的規模更大、更好、更強、更有影響力。默多克絕不會想到和川普坐在一起，削減美國政府。 [注] Rupert Murdoch，澳大利亞出生的美國媒體巨頭，在全球擁有包括太陽報，泰晤士報，華爾街日報，福克斯新聞等幾百家媒體，福布斯財富排名美國第31。 埃茲拉：默多克不想成為自己平台的主角。 卡拉：但馬斯克現在有點像默多克了。只不過是個喜歡胡來的默多克。 埃茲拉：這個類比非常恰當。 關於政府，他可能不知道自己想建立什麼，但推特的經歷告訴他：如果把它破壞掉，你就可以控制，就可以讓它成為你的工具。 他希望所有人都知道，是他幹的。勸聯邦雇員辭職的郵件，用的是發給Twitter員工的郵件一模一樣的標題，太明顯了。 他想讓大家都知道是他幹的。他想成為整個事情的主角——就像你一開始說的。 卡拉：謝天謝地你這麼說，因為媒體都在說：用同樣的標題好有趣啊。 而我說：他是想讓你知道。 埃茲拉：就跟他簽了名一樣。 卡拉：他做的一切，都希望別人知道。因為，他極度渴望關注，否則怎麼會在深夜與一個叫卡特德的人聊天？為什麼？ 因為他內心有個永遠無法填補的空洞。那是個沒有底的深井。我不想剖析，因為我不是心理學家，但天哪，他確實有個巨大的空洞。 馬斯克和川普兩個人都沒有解決方案，這是顯然的。他們只會說問題是什麼，卻沒有遠見。 除了“別擋道，讓我做我想做的事”之外，他們有什麼遠見？ 埃茲拉：魔幻小說有個“罪孽吞噬者”的概念。那種東西會吞噬罪孽，然後得到淨化。那是一種犧牲品的角色。 卡拉：有點像耶穌。 埃茲拉：某種程度上有點像。川普和他身邊的人對政府發動的戰爭，是很難的。假設事情變糟，馬斯克要承擔很多責任，這讓他成了非常有用的犧牲品。馬斯克周圍那些謹慎、不大發聲的人——蘇西·懷爾斯(Susie Wileses)[注]、拉斯·沃思(Russ Voughts)[注]那些人，他們都不反對—— [注] Susie Wileses， 白宮幕僚長，川普競選活動主任 [注] Russ Voughts，美國基督教民族主義者，2025計劃撰寫人，川普第二任期就任管理與預算辦公室主任。 卡拉：他們放出口風， 說：我們無法控制他。 埃茲拉：是的，有很多這種說法。 一旦他成為負資產，就可以甩掉他。川普會說：馬斯克失控了，不是我們幹的。有人在準備甩鍋。 卡拉：川普生活中總有這樣的人，科恩(Michael Cohen)[注]就是。現在他有了最厲害的一個。他的生活中總有願意為老闆赴湯蹈火的人——顯然他喜歡被稱做老闆。 [注] Michael Cohen，川普前私人律師，為之“擺平一切”者，曾稱願為川普擋子彈。後因幫助川普欺詐被判入獄，並成為污點證人。 馬斯克就是這樣一個重量級的人物。他因為有錢，受到更多的保護。 埃茲拉：你認為他們之間的感情有多真實？ 卡拉：川普只有三種情緒：A、B、或C。他沒有複雜情感。 我認為他們會鬧翻，我知道他讓川普不高興。同時，川普熱愛錢，那是他的核心。 川普覺得他有用，而他對川普也的確有用。他就像一條有用的衝鋒陷陣的野狗。而且他有很多錢。如果川普想對付哪些參議員，馬斯克就出錢讓他們落選。川普簡直擁有一家取之不盡的銀行。 川普也知道他需要馬斯克來維持權力。他不會想讓馬斯克走人，那樣的話馬斯克會很生氣——他有能力報復。 所以可能會持續一段時間。他做的可能會越來越離譜。川普會無限包容：哦，他說了種族歧視的話嗎？我不在乎。 可能會持續很長時間。 破除一切 埃茲拉：我驚訝地看到川普試圖顯示馬斯克在他控制之下。他說：“沒有我們的批准，埃隆什麼也做不了，也不會做。我們會酌情批准，不合適的，我們不會批准。” 但政府內部不斷傳出消息，說他其實不受任何控制。 我覺得這兩者都是真的——川普可以拒絕，但實際上他不在乎。所以，從某種奇怪的角度來看，他倆的危險在於，馬斯克擁有超強能力，幾乎無止境地渴望風險，他冒的風險可能會讓所有人陷入困境。 卡拉：會是什麼風險呢？引爆核彈？ 埃茲拉：政府被破壞，事情會變得極糟。 得對政府持多麼負面的看法，才能相信，趕走如此多的優秀政府雇員，如果發生災難，世界也能安然無恙？而災難時常發生——川普第一任期就爆發了疫情。 川普在第一任期有個奇怪的能耐——他本負責管理國家，卻能顯得置身度外。這讓他能以奇怪的方式將自己與他不喜歡的政府工作區分開來。他的深層政府之說奏效了。 但現在他沒那個藉口了。你採取這種公開、強硬的手段，趕走那麼多人，你就要承擔所有風險。事情壞了，人們回頭看，會說：伊隆，那些人接受了買斷，他們選了你給的岔路。 卡拉：你的前提是他們在乎有損害。他們才不在乎，他們不會承擔責任。你聽說過扎克伯格為任何問題承擔過責任嗎？ 埃茲拉：川普有在乎的東西。市場開始波動，他就迅速撤回對加拿大和墨西哥的關稅。他也不想中期選舉慘敗。 卡拉：是的。他必須留着馬斯克的原因之一是錢——為了操縱，為了在中期選舉中獲勝，需要投入滾滾資金。 但話說回來：他們其實不在乎。損害已經造成了。馬斯克認為破除一切是唯一的方法。他們希望你只關注破壞，而注意不到自己生活在一個被摧毀的世界。 破壞無處不在，很難弄清都有什麼被摧毀了。人們感覺不到憤怒，只有無力感。 埃茲拉：他們經常企圖引起人們這種無力感。 我想問一個關於硅谷科技文化的問題。現在有股潮流，人們萬馬奔騰般奔向科技極權主義。 這股潮流在硅谷文化領袖中發展極為迅速、極為猛烈，那些人擁有最大的社交媒體賬戶，他們都出現在川普就職典禮。 對於那股文化潮流，你是否看到了反向力量？都在朝那個方向流動嗎？員工也在朝那個方向走嗎？ 這種文化面前，什麼是逆向賭注？十年前情況非常不同，那時每個人都支持奧巴馬。 卡拉：我可以告訴你，他們不支持拜登。 埃茲拉：他們不支持拜登。但2016年他們痛恨川普——除了蒂爾。 所以變化非常快。這讓我想知道四年後會變成什麼樣。你是否知道誰是你關注的變化信號？ 卡拉：有幾個人。里德·霍夫曼(Reid Hoffman)本周剛上我的播客。我能感覺到他的恐懼。他資助了卡羅爾(E. Jean Carroll)的訴訟。他是個很可愛的人，而且不偏不倚——幾乎到了偏執的地步。我認為他不會像以前那樣激進。他一定在想：我該怎麼辦？我危險了。 馬克·庫班是另一類。他向我表示，他不想競選總統。我認為他有機會，他可以說：拜託，我們不該這樣的。 不是每個人都轉向了。轉向的有些大嗓門而已，如馬斯克、大衛·薩克斯之類。 也不是每個人都認同轉向。蒂姆·庫克(Tim Cook)沒坐前排。他不需要出現在那張照片上。 我從不認為硅谷是自由主義的，我認為他們是功利主義的。他們在社會問題上寬容，但並不是真的關心。他們沒多想，他們只想做自己的生意。 我不認為他們支持川普，但無論是鮑勃·伊格爾(Bob Iger)[注]還是別的誰，都得進貢。現在他們別無選擇。 [注] Bob Iger，迪斯尼首席執行官。 我也不認為川普有很多支持者，其中有嗓門大的，其他人只是無奈地搖頭。 這種情況下，往往會形成抗衡的力量。那些人在摧毀一切，對吧？正如你所說，等災難來臨，那將是一場巨大的混亂。 他們朝那個方向站隊，是因為那對他們和股東有利。怎麼對股東有利，他們就怎麼做——如果川普讓股市下跌，他們立刻會站到川普對立面。 因為他們沒有真正的價值觀，他們壓根沒有。馬斯克比他們大多數人都更有價值觀，雖然那價值觀有些扭曲變形。所以我認為，不管金融市場往哪走，他們都會跟着走。這是我的感覺。 埃茲拉：在這一點上結束訪談挺合適的。卡拉·斯威舍，非常感謝。 專業人士來告訴你“150歲老人領社保”是什麼笑話自馬斯克和他領導的“政府效率部”(DOGE)在各個聯邦政府機構開始查賬後，他們公布了不少讓人驚掉下巴的各種腐敗/浪費信息。雖然一次次被媒體的事實核查打臉，他們還是不斷發布新的聳人聽聞的信息。 數據庫後台只是給數據庫 IT 專業人員用的。任何非專業人員需要看數據，都是通過應用程序，就是我們平時說的 app，或者請專業人員提供報告。從專業角度來說，有千千萬萬個理由不允許非專業人員進入後台，這裡只從常識角度說幾點。 第一，你讀不懂後台數據。從 app 上看見的數據是經過一定條件的組合與過濾的。這個我後面會展開說。 第二，app 裡面的內置規則後台未必有。比如，某個名單的輸入規定生日不能空缺，輸入空缺數據 app 會不接受。但後台如果沒有做同樣的設置，就有可能接受這樣的數據，於是就產生了“壞”數據，隱患無窮，嚴重的話可能會使系統崩潰。也有自己的系統不崩潰，但數據打包出售後，把買家系統搞崩潰的。 第三，app 裡面往往都是處理單筆數據，而數據庫後台卻可以“全體”數據一起處理。如果有後台刪除的權限，不小心就把數據都刪光了。 真正可悲的是，馬斯克本來可以做好事瑪格麗特: 唐納德·川普和伊隆·馬斯克是在瓦解“深層政府”，還是在做別的什麼？歡迎收看本周的《火線》（Firing Line）。 有人說，川普新設立的DOGE正在快速行動，打破常規。但這種對官僚體系的衝擊真的會讓政府更高效嗎？ 律師兼作家菲利普·霍華德長期以來一直倡導政府效率改革，他的著作包括《常識之死》(The Death of Common Sense)。威爾·馬歇爾是進步政策研究所(Progressive Policy Institute)的創始人兼主席，他最近撰文稱，民主黨需要一個屬於自己的DOGE。 我在霍夫斯特拉大學的學生觀眾面前，與這兩位改革倡導者展開了討論，談及DOGE的成就、問題，以及美國是否正走向憲政危機。  政府體系已經崩壞 瑪格麗特：菲利普·霍華德和威爾·馬歇爾，歡迎來到霍夫斯特拉大學，做客本周《火線》節目。 菲利普：謝謝。 瑪格麗特：菲利普，去年11月，你在《華爾街日報》撰文，呼籲伊隆·馬斯克不要削弱政府，而是要讓它重新運作起來。自從川普設立DOGE以來，馬斯克已經大幅裁減了美國國際開發署(USAID)，獲得了財政部支付系統的訪問權限，並致力於裁減數萬名聯邦雇員。 你畢生都在思考、寫作和討論如何讓政府更高效。這是你所設想的嗎？ 菲利普：不。馬斯克專注於削減他認為愚蠢的政府支出，而不是改善政府的運作方式。而在我看來，改善政府運作方式才是更大的機會。大多數美國人都認為政府需要重大改革。所以，我同意馬斯克的觀點，即政府體系已經崩壞，但他並沒有真正專注於修復它。 真正的效率意味着政府能切實地響應公眾需求，並提供他們所需的服務。 瑪格麗特：你如何知道他沒有專注於修復它？ 菲利普：因為他沒有這樣做。他只會削減成本、裁員，但這實際上不會帶來太多成本節約。相比之下，例如，如果他改革國防部採購新武器的方式，只需取消那些耗時多年、效率低下、最終交付質量欠佳的繁瑣審批流程，他就可能節省——隨便舉個數字——三分之一的開支。 瑪格麗特：威爾，你最近在《國會山報》(The Hill)撰文稱，民主黨需要一個屬於自己的政府改革計劃。你寫道：“在民主黨把DOGE視為MAGA派別的挑釁之前，公平起見，他們應該問自己，民主黨自己的政府改革計劃是什麼？奇怪的是，這個計劃並未出現在民主黨這個信奉積極政府的政黨的綱領中。”你認為民主黨應該有自己的DOGE嗎？ 威爾：絕對應該，或者不一定是DOGE的形式，但他們應該有自己的計劃來改善政府運作。公眾對改革的需求是顯而易見的，這不是新問題。眾所周知，自上世紀60年代以來，美國人對政府的信任度一直在下降。目前，只有21%的民眾信任聯邦政府能夠在大多數時候做正確的事情。因此，沒有一套能夠響應公眾對政府進行深刻變革的理念是一種政治失職。 瑪格麗特：考慮到DOGE及或者馬斯克推進改革的速度和激進程度，你認為未來還會有政府存在，需要改革嗎？ 威爾：（笑）政府還會存在。 瑪格麗特：在馬斯克完成改革後，它還能存在嗎？ 威爾：當然，當前正在湧現大量訴訟，司法體系將成為制衡力量。我認為這種“震懾”階段很快就會過去，因為現實已經開始顯現。這些都是真實的生活，這些都是真實的功能。我們在這裡投入了大量資金。 我是一個政府改革者，但這不是解決問題的辦法。伊隆·馬斯克是一位偉大的企業家，但這不是私營部門，這是政府，這不是可有可無的事情。我不必購買特斯拉，但我必須從政府那裡獲得服務。 菲利普：在我看來，這不是你可以通過修剪叢林來改變的事情。你不能只是這兒修一點，那兒剪一些繁瑣的官僚程序。你實際上必須回到憲法制定者最初設想的體系 —— 法律提供的是目標、原則、問責機制以及制衡體系，而真正的決策是由人來做的，並且這些人需要承擔政治責任。 如今的華盛頓，你找不到一個真正有權批准許可的人。 這就是我們始終拿不到許可的原因。 瑪格麗特：我們怎麼會落得這樣一個境地，讓這個過程束縛着我們？ 菲利普：這是法律理念的轉變。我們走出 60 年代時，因為很多好的理由而感到內疚。我們意識到種族主義、污染等很多問題。所以我們想建立一個不再濫用權力的制度，但這行不通。現在你沒有權力，所以你的政府越來越被威爾和其他人寫到的，被這種繁文縟節的狀態所束縛。 在我看來，我們的目標不是要擺脫政府。我們的目標是把政府拉回來，這樣我們就能開展工作，把法律拉回來，這樣它就能履行職責。 瑪格麗特：你的解決方案是讓政府擺脫法律法規的束縛，賦予個人決策和判斷的權力。 菲利普：在法律框架內，只有當官員越界時，法院才會介入。 瑪格麗特：那麼，如何追究個人責任？ 菲利普： 你想怎麼問責都行，但要有人來問責。 瑪格麗特：對他們的判斷負責。 菲利普：由他們上面的某個人。 瑪格麗特：不，不，不，這就是我們被這個過程束縛住的地方，對嗎？因為有太多的程序，而這些程序最終剝奪了個人做出這些決定的權力。 菲利普：沒錯。所以，如果你去申請輸電線路的許可，你不能讓16個機構為是否給予許可而爭吵。必須有一個機構有權做出決定，而在民主社會，這必須得到白宮的批准。如今，16 個機構圍在桌邊爭吵不休，一吵就是好幾年。 瑪格麗特：而且誰擁有最終權力也不清楚。 威爾：沒人有最終決定權。 瑪格麗特：那麼，這不正是馬斯克想要解決的問題嗎？那你怎麼擋住馬斯克呢？我的意思是，如果馬斯克的想法是讓個人有權做出決定，那他不就是在這麼做嗎？ 菲利普：馬斯克親自行使權力拆分政府機構，但他並沒有試圖改變運營結構，將權力交給其他人。政府的問題在於，政府內部的人員被所有這些流程和程序剝奪了權力。順便說一句，他們也不承擔責任。美國公眾則要承擔責任。 威爾：馬斯克的理論很糟糕。這個理論認為到處都是浪費、濫用和欺詐。他稱我們的對外援助機構，美國國際開發署為犯罪組織。 我也對美國國際開發署提出過批評，他們可以改革，也應該改革，但基本上，他們在世界各地開展了良好的人道主義工作，他們不是一個犯罪組織。 但為什麼這位自由職業的億萬富翁可以把他的判斷強加於人，判斷什麼是有效的，什麼是無效的呢？這裡沒有變革理論。也沒有很好地分析我們失敗的原因。他只是帶來了企業家的方法論，為了提高效率，我要把所有東西削減 60%，把一切都抹去，然後重新開始。這不是公共部門的運作方式。 菲利普：對，那麼，這些變革之後的願景在哪裡呢？在馬斯克完成所有這些機構的審查後，政府如何才能更好地運作？因此，我認為這裡缺少的不是對政府已經崩潰的診斷。政府已經崩潰，癱瘓，支離破碎，浪費，無法交付成果。 但正確的解決辦法是讓它真正發揮作用。取消繁文縟節，發放許可證，讓國防部官員運用自己的判斷力，並對他們是否做好工作向上級負責。 威爾：我們迷戀流程、法律障礙和否決點，每個人都有發言權。所有這些都意味着放棄行使公共權力。但這不是馬斯克所說的。他只是擺脫了他不喜歡的整個機構。這一切都是一時興起，沒有分析，也沒有為這些變化設定任何前提。 瑪格麗特：你們倆都批評了某些流程，審查流程。其中之一就是環境審查流程。你們都寫過關於環境審查流程如何實際上抑制了政府效率，並且這樣做實際上使環境結果變得更糟的文章。你如何以更有效的方式考慮環境優先事項，而不會阻礙項目的實際進展？ 威爾：嗯，我的意思是，這裡的問題更多是政治問題。我們民主黨有很多人不想取消許可。他們不想放寬許可程序，因為他們認為這是防止環境破壞的最好方法。 但他們不明白的是，如果你不能升級和現代化你的電網，你就是在製造更大的污染。你沒有為更清潔的電網奠定基礎。這種情況在全國各地都在發生。這不僅僅是電網的問題，而是環境方面的一切問題。 菲利普：嗯，延誤對環境有害。我們需要新的輸電線路，將中西部太陽能、風力發電場的電力輸送到芝加哥。嗯，你無法獲得許可證。並不是每張許可證都是這樣的，這不是法律合規性的問題，而是權衡的問題。輸電線路帶來的好處是否值得砍伐原始森林造成的傷害？這不是一個法律問題，而是一個政治問題。 瑪格麗特：這是一個判斷問題。 菲利普：這是一個判斷問題。我們最初制定環境審查的目的是，在數十頁的文件中，進行幾個月的審查，以提醒公眾，這些政治性問題將得到解決。相反地，它變成了一個持續數年、幾乎永無休止的過程。我們必須做出權衡判斷，才能讓國家向前發展。 為了破壞而破壞 瑪格麗特：菲利普，你寫道：“重建政府不僅需要破壞，還需要信任。”民意調查顯示，馬斯克正在失去公眾的信任。在最近的 YouGov 民意調查中，只有13%的美國人和26%的共和黨人表示，他們希望馬斯克在川普政府中擁有很大的影響力。那麼，如果DOGE這樣的倡議得不到美國人民的信任，它還能生存下去嗎，菲利普？ 菲利普：第一，不，第二，如果他得不到政府工作人員的信任，他也無法生存。當今政府面臨的最大問題之一是，如果你決定發放許可證，總會有人對此不滿。 瑪格麗特：是的。 菲利普：他們會攻擊你。所以在我看來，高級公務員需要的不是生活在恐懼之中，而是在重要決策時受到保護。他們需要感覺到，當他們做出決定時，負責人，馬斯克或其他人，會真正保護他們。因此，無論是政府還是社會，沒有一個組織能在不信任的氛圍中工作。 威爾：（馬斯克的構想是：）“我們需要激進的顛覆者。經濟的創業部門需要他們，這就是我們想要的。”但這不是我們想要的，這不是解決政府問題的方法，原因我們剛才已經談到了。馬斯克真的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他想削減 2 萬億美元的支出。嗯，這是一個不錯的目標。即使你解僱所有的聯邦雇員（總共230萬人），也只能削減5%的公共開支，這遠遠達不到預期目標。 所以我認為，他甚至沒有真正理解最終結果。最終結果似乎只是為了破壞而破壞，散播恐懼，告訴員工他們不再受歡迎，告訴他們待在家裡，把整個機構都貶得一文不值。 再說一遍，假裝問題是浪費、欺詐和濫用，這是對政府問題簡單化的理解。他認為，到處都是大量浪費，他將通過這項徹底的手術來消除這些浪費。 菲利普：有一個領域需要進行重大改革，可節省數千億美元，那就是醫療管理領域。如果馬斯克和川普真的想節省大筆資金，他們就去簡化醫療報銷和監管系統，因為 30% 的醫療費用都用於行政管理，這意味着每個美國醫生都要為繁文縟節花費超過 100 萬美元。這個系統太瘋狂了。它需要徹底、從根本上被取代。 威爾：好吧，政府各處都有浪費，但這些浪費並不是堆在那裡，你走進房間就能找到。就像比爾·克林頓的首席改革官伊萊恩·卡馬克(Elaine Kamarck)所說的那樣，“它們就像牛排里的脂肪。”所以關鍵是你必須去找到它們。知道它們在哪裡的人就是在政府工作的人。 所以如果你進去攻擊他們，說他們一文不值，他們是白痴，他們必須走人收拾行李，我們會關閉他們的機構，因為我們不需要它，他們15年來所做的一切都一文不值，那麼他們不會跟你很合作。 所以如果你真的想找到浪費甚至欺詐的地方，這些人可以幫助你找到它。所以再說一次，我認為這就是他們沒有嚴肅對待的標誌。如果你真的想改變政府，你就不會通過攻擊所有人來實現這一目標。 菲利普：正如威爾所說，這不能僅僅通過截肢來實現。這需要更像外科手術一樣。我要說的是，我那些有些激進的改革努力的最大支持者是高級公務員。他們想要更多的權力來管理他們下面的公務員。他們想要更多的權力來簡化流程並獲得許可。他們真的想做這些事情。但他們身處這個不允許他們這樣做的繁文縟節叢林。 瑪格麗特：你認為這是為什麼？你認為他們為什麼是最渴望看到改革的人？ 菲利普：這些是高級行政人員，他們是最高級別的公務員，他們通常將自己的一生獻給公共服務，是特定領域的專家。他們確實得到了，他們的畢生工作就是讓機構運轉。 瑪格麗特：你說他們是認真的人。 菲利普：這些機構只是做事，交付成果，（但因為繁文縟節）他們無法做他們認為必要的事情。 瑪格麗特：在美國歷史上，曾有過幾次改革政府的嘗試，最早是1883年的《彭德爾頓公務員制度改革法案》，該法案建立了現代公務員制度。還有塔夫脫委員會、兩個胡佛委員會、羅納德·里根總統任期內的格雷斯委員會，當然還有國家績效評估，你也參與其中，在克林頓總統任期內，你們都做出了貢獻。如果伊隆·馬斯克想從美國歷史中吸取教訓，他能從這些先前的努力中學到什麼？ 菲利普：好吧，我希望他能學到的是，他是對的，政府必須定期重組，看看它是否實現了目標，並改變實現目標的方式。歷史上發生的事情是，多年來，你的經營理念確實發生了變化。最後一次真正治理哲學的改變發生在20世紀60年代。 瑪格麗特：那麼，菲利普，治理哲學的改變是什麼？ 菲利普：治理哲學的改變是：不要相信任何人會運用他們的判斷力，因為人類的判斷力是會出錯的。我們需要創建一個新的系統，以保證所有選擇都是正確的。讓每個可能有任何抱怨的人都能得到傾聽。而這樣做的結果就是癱瘓。 所以我認為解決方案是真正改變我們的運營理念，回到建國者設想的理念，即基於人類責任的理念。法律設定目標，法律設定護欄，法律設定權力等級，以確保人們不會做傻事，但做出決定的是人。法律不能治理。 在過去的 50 年裡，我們創造了這個龐大的系統，前提是我們實際上可以將政府變成一種軟件程序。 瑪格麗特：威爾，您是否同意菲利普對60年代執政理念變化的診斷？ 威爾：我想我部分同意。事實確實如此。我們採取了更多自由的、以流程為導向的措施來保護公民免受政府權力的濫用，也就是說，政府變得越來越大，它正在侵入美國人生活的更多領域。 在60年代，我們在“大社會”計劃下大幅擴大了政府，從那時起我們就一直在這樣做。因此，它變成了一種更具侵入性的體制，觸角無處不在。這引起了目前這種抵制情緒，引起了公眾的敵意，他們現在看到政府試圖做太多事情，試圖花費太多，試圖指揮他們太多。 所以我確實認為這與政府職責範圍有關，我們需要就此進行認真的討論。 我們正處於憲法危機之中 瑪格麗特：我們的霍夫斯特拉大學學生馬克·盧西爾(Mark Lussier)向我們提出了一個問題。  問：您好，我叫馬克，來自康涅狄格州。我的一位參議員克里斯·墨菲(Chris Murphy)說，我們正處於憲法危機之中。我想知道您是否同意這一觀點，以及應採取的措施，我還想知道其他兩個部門（立法部門和司法部門）可以採取哪些措施來解決這個問題，以及他們成功解決這個問題的幾率。 瑪格麗特：我們正處於憲法危機之中嗎？實際上，讓我補充一下。其他政府部門在哪裡？我們知道司法部門正在努力，但為什麼這些改革不能通過立法，然後由行政部門簽署？ 威爾：這是一個非常好的問題。 瑪格麗特：我們正處於憲法危機之中嗎？ 威爾：哦，是的，我們正處於憲法危機之中。我的意思是，我本周寫了一篇關於法令統治的文章。這是非美國式的，在美國歷史上沒有這樣的依據，在憲法中也沒有這樣的依據。總統不能隨意制定涵蓋聯邦政府所有職能的政策。這就是法院介入的原因。我們面臨大量訴訟。 我認為很多行政命令都會放緩。但關鍵是法院正在履行職責。沒有履行職責的是國會，這是因為它在共和黨的控制之下。川普完全嚇倒了他們，他們沒有反對他接管財政大權，財政大權顯然是委託給立法部門的。所以是的，這是一場危機。 瑪格麗特：菲利普，你認為我們處於危機之中嗎？ 菲利普：嗯，我們肯定正在朝着危機的方向發展，現在川普說法院可能沒有權力。如果他們真的否認法院的裁決，那麼我們將面臨憲法危機。 瑪格麗特：馬克，你還有什麼想跟進的嗎？我想確保你得到充分的回答，因為你有幾個不同的問題。 問：實際上，其中一點是，如果我們到了那個地步，他們（川普政府）成功的可能性有多大，能夠解決危機嗎？ 瑪格麗特：嘿，菲利普，你說我們快到了（憲法危機的關頭）。你認為我們到了，你說我們快到了，特別是如果他們只要違抗法院命令，那麼我們就會到了。 菲利普：對。 瑪格麗特：那又怎麼樣？ 威爾：嗯，這就是讓我害怕的。假設他違抗法院，換句話說，現在法院是唯一對抗川普“帝王式意志”的力量。只要他說，“不，我不會按照法院的規定去做。”怎麼辦？ 另一種可能性是，高等法院，即最高法院，可能會在某些問題上站在他一邊。 菲利普：嗯，你知道，我確實認為存在灰色地帶，我在關於行政權力範圍的大量爭論中寫過這個問題。但無論存在什麼灰色地帶，你仍然必須尊重這個國家的法治。我相信法治是大多數美國人信仰的基礎，一旦你拋棄或否認它，那麼我們這個社會就真的陷入困境，我們必須團結起來，做一些不同的事情。 瑪格麗特：我問你們兩個。1990年，小威廉·巴克利 (William F. Buckley Jr) 最初的“火線”主持了一場辯論，題為《政府不是解決方案，而是問題本身》。當然，這是借用羅納德·里根的話，讓我們聽聽喬治·麥戈文 (George McGovern) 對政府的辯護。 喬治·麥戈文：這場辯論的提議讓我想起了格魯喬·馬克思 (Groucho Marx) 的觀察，即婚姻是離婚的主要原因。（觀眾笑）答案不是去廢除婚姻，而是努力實現更好的婚姻。政府也是如此。政府確實造成了一些問題，這是毫無疑問的。我已經公開反對其中一些問題。但它也提出了一些有啟發性的解決方案。 瑪格麗特：是的，那麼問題是，DOGE試圖整頓政府的做法是否是通過廢除婚姻來消除離婚的典型？ 菲利普：我認為到目前為止是的。雖然馬斯克說得對，政府工作得並不好，以至於政府成了問題，但政府應該從人們的日常生活中消失（不要干預個人的生活）。我的意思是，讓川普當選的大部分不滿情緒是：政府告訴人們如何說話、如何在工作場所相處、如何管理當地學校。我確實認為，當政府進入我們的日常生活時，它就是問題所在。 但我認為，在一個擁擠、全球、充滿戰爭等真正令人恐懼的環境中，加強政府至關重要。如果我們在國內軟弱，我們就不可能在國外強大。所以我們需要讓政府更好地運作，而不是廢除它。 威爾：嗯，你知道，麥戈文先生所說的問題在於，這與你是否喜歡政府無關。我的意思是，這是必要之惡，正如傑斐遜所說，我們將擁有它。所以問題在於，你如何才能讓它更好地服務於民意，同時你如何限制它的行為，讓它不會試圖做所有的事情，當它試圖這樣做時，它什麼都做不好。 馬斯克，回去吧 瑪格麗特：最後一個問題，我想問你們兩個。如果你能給伊隆·馬斯克一個建議，讓他做對，如果他仍然有機會改正路線，你會說什麼？ 菲利普：我想說，關注政府如何做決定。如果你能簡化政府決策，賦予人們承擔責任的權力，你將節省數十億美元，甚至數千億美元，並使政府更能響應公眾的需求。 威爾：好吧，這裡不幸錯失的機會是，伊隆·馬斯克本可以為我們做很多好事。例如，如果川普派他去五角大樓，說：“現代化！讓我們使用軟件，讓我們使用現代IT，讓我們讓人工智能發揮作用。”這是他的本行，然而他所承擔的任務是他不知道如何去做的，甚至不明白如何正確定義：問題是什麼？ 瑪格麗特：好的，這就是你的分析。你對伊隆·馬斯克有什麼建議？ 威爾：回到私營部門，別管我們，拜託。 瑪格麗特：好的，好的。（笑）好了，威爾·馬歇爾和菲利普·霍華德，感謝你們在霍夫斯特拉大學參加《火線》節目。 菲利普：謝謝。 威爾：謝謝。 從鄉紳談起：“馬川之亂”關閉USAID，是美國衰敗的開始在過去的兩周多時間裡，美國最大的新聞之一，就是馬斯克操作的“政府效率部”(DOGE)關閉美國國際開發署(U.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USAID)的事情。上周五（2 月 21 日），一名聯邦法官拒絕阻止川普政府讓 USAID 數千名員工休行政假並從海外召回其他員工，這使 USAID 和關鍵的全球人道主義救援的未來陷入混亂。  1941年的“美國優先”集會。 時任總統小羅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FDR)清晰地看到，受到希特勒威脅的不僅是歐洲幾個國家，而是整個西方的民主。在英國對德國納粹的抵制處於十分艱難時期的 1940 年，FDR 已經做了兩屆總統。雖然當時美國還沒有法律規定任何人做總統不能超過兩任，但按照慣例，他不應該再競選了。 但是，在持強硬孤立主義立場的溫德爾·威爾基(Wendell Willkie)於 6 月贏得了共和黨總統提名後，FDR 決定再次競選連任，因為他明白，當時民主黨內除了他沒有人能打敗威爾基。可以說，FDR 就是為了幫助英國等國家打敗德國納粹才競選連任的。 以不參戰的承諾再次當選總統後，FDR 以其天才的說服力，將美國拉出了孤立主義這個坑。當時，英國已經沒有任何財力購買美國的武器了。FDR 以一個比喻來說服美國人繼續援助英國： 假設我的鄰居家着火了，而我在四五百英尺外有一段花園水管。如果他能拿着我的花園水管與他的消防栓連接起來，我就能幫助他滅火。現在我怎麼做呢？我不會對他說：“鄰居，我的花園水管花了我 15 美元，你必須為它付給我 15 美元。”不！我不想要 15 美元。我想在火災結束後要回我的花園水管。 我們美國人極其關注你們對自由的捍衛。 我們將拿出我們的精力、資源和組織能力，使你們有力量恢復和維持一個自由世界。 我們將給你們越來越多的船隻、飛機、坦克和槍支。 這是我們的目的，也是我們的承諾。 USAID 已經在其開展工作的 100 多個國家積累了大量政治資本，當美國向這些國家的領導人提出比較困難的要求時，比如向戰區派遣維和人員、幫助美國公司進入新市場或將罪犯引渡到美國，他們更有可能答應。 對於世界上的許多人來說，美國國際開發署的投資和工作是他們與美國的主要（通常也是唯一）聯繫。 該機構許多最重要的投資——如幫助社區在 ISIS 被擊敗後進行重建，或提高貧窮國家抑制致命傳染病爆發的能力——對國家安全極為重要。  上圖是一個 2000-2024 年的蓋洛普調查，調查內容是美國在世界眼中的形象如何——非常好、有點好、有點不好還是非常不好？圖中綠色實線代表對美國印象好的人的比例，紅色虛線代表印象不好的人的比例。很明顯，在該圖的範圍內，目前世人對美國的不好印象幾乎是最高點，好印象接近最低點。 以這樣的聲譽，美國又如何能夠在國際上繼續充當鄉紳的角色？ 就說最近的兩場戰爭吧。巴以衝突上，美國長期以來站在以色列一邊，早就失去了公正中間人的資格，川普上任後，要把巴勒斯坦人驅逐出加沙的言論，對美國信譽的損害更是雪上加霜。 俄烏戰爭上，本來美國支持被侵略的烏克蘭，是站在正義一邊的。川普上任後竟然成了普京的傳聲筒，一味為俄羅斯爭取利益，甚至搞出了在烏克蘭和歐盟缺席情況下與俄羅斯交流和平談判這齣戲，豈不是要被全世界唾棄！ 所以，美國的當務之急是信譽問題。失去信譽才是對美國利益的最大損害。 川普治下的美國重新走向孤立主義。這必然是衰敗的開始。 節約是假 川普和馬斯克關閉 USAID 的理由是美國第一和清除浪費。 在 USAID 的六十多年歷史中，一直是獲得國會兩黨支持的。川普第一任期間曾試圖大幅削減其預算，但遭到國會拒絕。這次川普直接避開國會，以總統行政令的方式，大砍 USAID 以及其他聯邦機構，也不純粹因為鼠目寸光，更重要的原因應該是為推行為富人減稅的政策作準備，同時也達到排除異己，全面掌控權力的目的。 USAID 的預算不到美國政府年度總支出的 1%，按理也不是大頭，相對於川普政府希望減稅的數字是杯水車薪。但砍這個項目符合川普所謂美國第一的理念，而且這是個特別容易被利用做宣傳的項目（所以才有來自馬斯克和他的“政府效率部”的各種謠言），首先拿這樣的項目開刀，有輿論上的優勢，可以為隨後在其他部門的大刀闊斧創造條件，其負面效果在國內也不容易一下子看見。最後砍掉的預算積少成多，就為推減稅政策做了鋪墊。 可是，在美國貧富差距巨大的今天，這是最不應該做的事情。 美國政府撤銷 USAID 項目，必然造成國際舞台上很多地方的真空。歷史告訴我們，一旦這些真空被填充，哪一天美國想回去都會成為不可能。用前美國國際開發署署長鮑爾的話說，拆除這些項目會造成傷害，而“所付出的代價將在未來幾代人身上顯現”。 USAID 是國會立項的，要廢除這個項目，也必須經過國會。川普和馬斯克的所作所為，既不民主，也不合法。 現在是國會起作用的時候了。共和黨人如果不能挺起脊梁，而是繼續被川普綁架，那就只能指望選民最終能夠看清真相，拋棄共和黨。問題是，是這一天先來，還是美國民主消亡的一天先來？ 瘋狂的DOGE可能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目的因為馬斯克和他領導的“政府效率部”(Department of Government Efficiency，DOGE)的一番瘋狂操作，上周末開始了最大規模的聯邦雇員最抓狂的幾天。 首先，全體聯邦雇員被要求匯報工作，48 小時內答覆，否則就可能被裁。不過，在“大限”到來之前就被“寬恕”了。但是，很快，同樣的威脅再次到來，說只是給多一次機會。 為提高效率建立的 DOGE，不說效率高不高，改變主意的頻率絕對高得驚人，讓聯邦雇員跟着像坐過山車一般，無論是體力還是精神，都經歷了巨大的震盪。 這樣的動盪，是不是提高了政府效率？答案恐怕是否定的。 最新的相關消息有兩個，在我看來，這兩個新聞都有點大。 一個新聞是 DOGE 悄悄地刪除了上周慶祝的五大支出削減項目。  《紐約時報》2 月 25 日報道：DOGE 悄悄地刪除了上周慶祝的五大支出削減項目  《紐約時報》2 月 25 日報道：21 名 DOGE 的技術人員辭職，拒絕協助馬斯克的工作。他們在寫給川普的幕僚長蘇西·懷爾斯(Susie Wiles)的辭職信中寫道：“我們不會利用我們作為技術專家的技能來破壞政府的核心系統，危害美國人的敏感數據，或破壞關鍵的公共服務。我們不會讓我們的專業知識被利用來執行或使 DOGE 的行動合法化。” 信中還說：“DOGE 的行為——解僱技術專家、不當處理敏感數據和破壞關鍵系統——與其宣稱的‘實現聯邦技術和軟件現代化，最大限度地提高政府效率和生產力’的使命背道而馳。這些行為與我們加入美國數字服務部的使命不符：通過技術和設計為美國人民提供更好的服務。” DOGE至少在一件事情上非常成功：製造混亂 周六（2 月 22 日），馬斯克在 X 上說“所有聯邦雇員很快都會收到一封電子郵件，要求了解他們上周完成了哪些工作。不回復將被視為辭職。” 果然，美國人事管理辦公室(U.S. Office of Personnel Management, OPM)的郵件如期而至，不過其中沒有辭職的威脅：“請回復這封郵件，用大約 5 個要點說明你上周完成的工作，並抄送你的經理。請不要發送任何機密信息、鏈接或附件。截止時間為美國東部時間本周一晚上11:59。” 只是，在 OPM 的郵件發出不到 48 小時，聯邦雇員又在周一下午收到郵件，說每個人可以選擇是否回復早先那個電子郵件的問題，當然也不會因為不回復就被裁。更讓人眼花繚亂的是，不少聯邦部門在不同時候給自己部門的員工發郵件，說我們部門不需要答覆那個 OPM 的郵件。可是，為什麼不是與 OPM 交流不要給本部門員工發不需要服從的郵件呢？ 幾乎發生於同時，川普總統周一下午與法國總統一起回答記者問題時說，馬斯克的要求是“天才”之舉，並表示不回應的員工將被“半開除”，“開除”（沒有人知道“半開除”是什麼意思）。  如果這還不算混亂的話，馬斯克在 OPM 第二個郵件之後再次在 X 上發文（上圖）：“根據總統的指示，他們將獲得另一次機會。如果第二次沒有做出回應，將被解僱。” 這是最大規模的混亂狀況。在此之前，各個部門裁員時的小規模混亂狀況也是讓人啼笑皆非。《紐約時報》的每日播客里就有這樣兩個例子： 一個例子是，某聯邦雇員說收到郵件，被裁了，理由是表現不佳。他立即給自己的直接上司發短信，但對方完全不知道發生了這種事。他又聯繫了另一位上司，讓她知道這件事，結果對方說，很抱歉發生這樣的事，不過她自己也被解僱了。但是，第二天早上這個上司又接到郵件說，她被解僱是個錯誤，她的名字不該出現在被解僱的名單上，叫她忽略那份解僱的郵件。 另一個例子是，一個聯邦雇員先是收到兩個被解僱的郵件，就是說，他被解僱了兩次。然後，他收到一份郵件說，前面的郵件是錯誤的，他可以無視那兩個解僱郵件。可是，不久之後，他再次收到兩個解僱郵件。在一兩天時間內，他總共被解僱了四次。 當然還有很多情況是，爽快地大量裁員後發現不對頭，卻不知如何去把人再找回來。  《紐約時報》2 月 24 日的報道：法官質疑馬斯克削減成本行動是否符合憲法 DOGE 至少在一件事情上非常成功：製造混亂，讓所有聯邦雇員人心惶惶。 必須強調的是，一，沒有人知道馬斯克的大規模解僱有什麼法律依據。二，DOGE 所做的，沒有任何透明度。這都是民主的大忌。 看明白了嗎？這是經典的反民主——被破壞的是我們應該視為生命般珍貴的民主機制！ 荒唐透頂 有個 X 的推文說：“向老闆匯報工作成果是非常標準的做法。有什麼好爭議的？”  此推文發出才 2 分鐘，馬斯克就跟推說（上圖）：“這之所以重要，是因為有相當一部分本應為政府工作的人，他們的工作量如此之少，以至於他們連電子郵件都根本不查看！在某些情況下，我們相信不存在的人或死者的身份被用來領取薪水。換句話說，這是徹頭徹尾的欺詐行為。” 哇！居然有這樣的事情發生！我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了。我不相信有人用死人身份在領取聯邦薪水。不過，冒充死人領薪的話題後面再展開。 首先我們說說該不該向老闆匯報工作成績。 的確，向管理層匯報工作天經地義。老闆問這些天在幹什麼也很正常。不過，以我的個人經驗，那往往是因為忽然有緊急任務或項目。一般這都是因為老闆不搞微管理，平時給手下足夠的信任，知道員工懂得輕重緩急，會把多項工作都安排妥當。老闆只是為了應付突然出現的緊急情況，才問最近的工作細節，和手下員工一起商量如何重新安排工作順序。 當然，即便沒有特殊情況，老闆任何時候要這樣問都正常。不正常的是，老闆需要為考慮該不該裁這個員工而問這樣的問題。 說真的，如果一個管理階層的人，到了裁員的時候才想到問手下這樣的問題，這個人真的不夠格這個管理職位。該被裁的是這個老闆。 同樣道理，讓每一個人回答自己該不該被裁，想出這個主意的人，就是不合格做這件事的人。當然，也有另外的可能，比如：腦子不正常，或者故意使壞，更大的可能是有無法告人的目的。 這裡就需要分析一下馬斯克那個推文的最後一部分內容了。 為集中權力創造條件 馬斯克說相信存在冒充死人領取聯邦薪水的情況。我是不信的。要我相信，必須拿出確鑿證據，要有名有姓，有具體部門和具體拿到錢的人，當然也有具體的薪水賬單。拿不出這樣的證據來，憑這句話，就證明了馬斯克信口胡來，是個完全沒有信譽的人。連馬斯克這句話都信的人，真該問問自己，是不是鬼迷心竅了。至於為什麼數據庫里會有那麼多 150、140 或其他年齡特高的人，請參閱《專業人士來告訴你“150歲老人領社保”是什麼笑話》。 現在川普和馬斯克在做的，就是發表聳人聽聞的言論卻不提供任何具體證據。更可怕的是，他們有很多信眾，他們說什麼都有人信。不是說謊言被重複一千遍就變成事實了嗎？他們幸運的是，在社交媒體如此發達的今天，謊言的傳播是病毒式的，馬斯克是全球最大的網紅，他的一句謊言比以前重複一千遍的效果還要大得多，一千萬遍都不止。所以，無論什麼謊言，他只需要說一次就被很多人當作事實接受。而結果就是使得聯邦政府徹底失去信譽。 政府失去信譽是非常嚴重的事情。也許更容易把道理講清楚的例子是選舉。 我始終對所謂持“理中客”觀點的人說的“查查總是好的”非常反感。這裡說的“查查”是指選舉體制、系統和規則之外的查，比如申請去投票站做非正規工作人員性質的監督員，或挑戰者（也是類似監督的角色），也包括去“監督”計票。這些“職位”是需要事先申請獲得批準的，也是有條件的，即不能影響選民投票。允許這樣的“職位”，允許這種行為，因為我們是民主社會，而選舉這樣的大事要儘可能透明。不批准這類“監督”的話，就仿佛有見不得人的地方了，是不是？ 但是，我們不能忘記歷史，這類事情的起源是為了阻止少數族裔參與投票，為了在投票場所起到恐嚇作用。 今天，也許在選舉日阻止投票已經不可能了，但這種行為本身帶着一個信號，即這個選舉系統是不值得信任的。這個信號非常重要，關鍵時候就會被人利用。2020 年的 1 月 6 日我們見識了這種信號的作用。 我們的選舉系統完美嗎？當然不。改進選舉機制，兩黨分別有自己的焦點。共和黨強調的是有選民舞弊，堅持必須提高投票的合格門檻；民主黨強調的是存在壓制投票，提出的改革建議都是讓合格選民更方便投票。孰是孰非，不是本文的話題。這裡只說，正確的博弈手段是：第一，尊重事實，拿出證據為自己的改革建議做支撐。第二，在國會或州議會以法律的方式改變選舉規則。所謂“查查總是好的”，非但於事無補，還製造不信任危機。 現在川普和馬斯克，通過 DOGE 的騷操作製造政府部門完全不可信任，到處都是低效和浪費的謠言，當然是為排除異己製造理由，也為他們計劃中的減稅政策做鋪墊（與他們的目標比是杯水車薪），但很可能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目的：可以大舉破壞政府機構，為他們集中權力創造條件。一旦他們把權力都集中在自己手裡，豈不是想幹什麼就幹什麼了？只怕那時候，無論是法庭/法律，還是三權分立的制約，都不復存在了。 DOGE 根本就沒有存在的理由 DOGE 的網站聲稱為政府節約了多少多少支出，但這大多是沒有確實證據，也未經核查的。而且 DOGE 自己說出來的數字都前後對不上。下面的視頻中，華盛頓州參議員帕蒂·默里(Patty Murray)用正常人的語言說明白了，應該如何看待政府開支和功能，如何看待馬斯克、川普和 DOGE 所製造的亂象：如何花錢都是國會通過的，很多是兩黨共同通過的，有相當多的是全體同意的。說這一切都是欺詐、浪費或陰謀論完全是謊言。 政府是一個極其複雜的機構。把問題簡單化到一個“低效和浪費”就能概括，反倒證明了馬斯克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說什麼、做什麼。或者他知道自己在幹什麼，只是不告訴你他的真實目的。這更可怕。 私企和政府是性質完全不同的兩個東西。不存在誰好誰壞，只是不同。各自有最佳運作方式，但是不同的方式。 改善政府的運作方式，提高政府工作效率，這都是有意義的話題，也是應該做的事情。但不是以 DOGE 的方式。 【延伸閱讀】 真正可悲的是，馬斯克本來可以做好事 失去做人尊嚴的政府雇員 把員工當個人對待，應該是任何企業、組織或機構的底線。DOGE 的做法，製造混亂的同時，對所有聯邦政府雇員都傷害極大，無論最後被裁與否。裁員關乎雇員的生計和尊嚴，是天大的事，可以壓垮一個人甚或一個家庭，必須嚴肅對待。在《紐約時報》的每日播客中被採訪的被裁聯邦雇員，說起這段經歷，大多帶哭聲。他們最大的不滿不是被裁，而是被裁的方式！ 聯邦雇員是人，不該被當個物件對待。 在政府機構工作的，有的是為了一份穩定的工作，有的只是因為因緣際會，還有相當數量的人是放棄賺高薪的可能，出於熱愛選擇公共服務行業。不管是出於何種原因走入政府部門，他們的工作都受到一定程度的法律保護。這也是民主機制的一部分，是保障政府機構正常功能的重要因素之一。 只要是關繫到民主，沒有任何事情是小事。 川普——謊言治美國DOGE正在將美國帶進溝里川普第二任第一個月中最大的動作之一，是馬斯克操作的“政府效率部”((Department of Government Efficiency，DOGE)在聯邦政府和一些相關機構，或關閉某個機構或大舉裁員，製造了相當於旋風或地震的效果。 他們打“效率”這個牌子，非常誤導。而且我敢說，效率不是他們的目的。 做一件事，不同方法中選擇效率高的，當然好。沒有人反對提高效率。但是，DOGE 並不是在提高這種意義的效率。 DOGE 是在決定政府可以做什麼，不可以做什麼。 DOGE 正在以效率的名義，否認政府應該承擔的責任。不看清這一點，就會被帶溝里。 而 DOGE 只是破壞沒有建設的行事方式決定了必定是高代價，不可能高效。 私企追求高效的方法對政府未必適用 私企與政府是性質完全不同的東西，用英語說就是 different animals，因為兩者存在的目的不同。私企的目的是賺錢，但政府不是。有些哪怕是賠本的買賣，政府也必須去做。 2019 年我去台灣旅行，想看看台灣特別的東西，特意走了趟從台中到花蓮，橫跨東西，越過中央山脈的中橫公路。包了輛車，司機小張熱情地招呼說，車內有 Wi-Fi。我說，我買了流量卡了。小張問是哪家電信公司的，看我說不上來，他就很自信地說估計我的流量卡進山後就不行了。果然！小張給我解釋，到了深山人稀處，只有一家電信公司的卡可以收到信息，那是政府出資開發的。他說，把電信拉到這種地方是虧本生意，只有政府才會做。 我知道小張是在不顯山不露水地向我宣傳一種理念，而這個理念我懂，因為我立即想到的是，小羅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FDR)總統新政的政策之一，是把電送到美國每一個有人生活的角落。FDR 1938 年在佐治亞州戈登州立學院(Gordon State College)舉辦的農村電力誕生慶典會上說：“電力是現代生活的必需品，應該普及到美國各地的每個村莊、每個家庭和每個農場。佐治亞州農村電氣化管理項目的落成象徵着我們正在取得的進步，而且我們不會停下腳步。” 根據安排，FDR 在那個慶典活動發表講話後，應該去拉動開關接通電力。可是他太興奮，竟然忘記了。但這種表面的東西不要也罷，農民的真實感受才是千金難買。20 世紀 40 年代初，田納西州的一位農民在鄉村教堂里作見證時說：“兄弟姐妹們，我想告訴你們，世界上最偉大的事情是你心中有神的愛，僅次於此的是你家裡有電。” 後來學者對 FDR 的新政做評估，發現把電送到每家每戶，是所有新政政策中對縮小貧富差距作用最大的一個。對政府來說，縮小貧富差距遠比眼前的經濟效益重要。 何況，誰又能說，縮小貧富差距不會帶來“看不見”的長遠效益呢？ 做對的事情，往往是政府最有效的時候 政府不僅有時需要做一些低效甚至賠本的“生意”，不少時候，還必須明知不可為而為之，就因為那是正確的事情。但老天有眼，做正確的事情，往往有大回報。 美國開始於 1969 年的“啟蒙教育計劃”(Head Start)就是個很好的例子。根據美國參議院勞工和公共福利委員會(US Senate Committee on Labor and Public Welfare) 1964 年的聲明，建立這類項目的動機是“為 3 至 5 歲兒童建立學前班、日托或托兒所並提供幫助……通過消除與貧困有關的、導致學業失敗的缺陷，提供一個良好開端的機會。” 這類項目是試圖用外力模擬中產家庭對孩子的正面影響。這是多難的事情，非但效率不可能高，能不能有效都讓人持疑。但因為幼兒的生長環境對其一生有極大影響，政府就有責任去嘗試。 這個實驗並不容易。雖然不少小規模試驗都證明這樣的項目有效，但差不多到 2010 年，還沒有一個研究能夠證明大規模實行這樣的項目能帶來長期效果，主要是早期計劃缺乏隨機性，造成縱向調查的樣本量較小。直到 PubMed Central 2021 年的一篇論文，才有了使用大規模數據來估算“啟蒙教育計劃”對人力資本和經濟自給自足長期影響的研究結果。 該論文作者利用美國人口普查、社區調查(American Community Surveys，ACS)和社會保障局檔案，產生了可做縱向調查研究的大數量級樣本，對約四分之一美國成年人的出生結果進行觀察和分析，發現“啟蒙教育計劃”對參與者的人力資本產生了巨大影響。 第一個發現是，參與“啟蒙教育計劃”的兒童獲得了如下效益： 入學時間增長了 0.65 年。 完成高中學業的可能性提高了 2.7%。 進入大學的可能性提高了 8.5%。 大學畢業率提高了 12%，增幅達 39%。 第二個發現是，“啟蒙教育計劃”提高了成年人的經濟自給自足能力，使成年人的貧困率降低了 23%，接受公共援助的比率降低了 27%。而且這些長期效應反映在“啟蒙教育計劃”在學術課程之外的許多方面：健康檢查和對潛在健康問題的及時介入，以及更有營養的膳食似乎是該計劃對弱勢兒童產生影響的重要機制。此外，更強勁的經濟也增加了“啟蒙教育計劃”的效果，這可能是由於該計劃與家庭和社區資源的增長以及工作機會的提供相輔相成。 論文還說，有證據表明，“啟蒙教育計劃”不僅增加了參與者的收入，還產生了財政外部效應，因為節省了公共援助支出： 根據“收入與項目參與調查”，每名項目受益人估計可節省 9967 美元。 根據 NLSY 和國家經濟研究局 Taxsim 模型的數據，每名參與者每年估計可為政府節省 576 – 2341 美元。 雖然這些數字並沒有反映出“啟蒙教育計劃”對公共開支的所有影響，但它們表明，這些因素給政府帶來的內部回報率為 5.4% 至 9.1%。如果考慮到其長期影響，“啟蒙教育計劃”很容易收回成本並產生可觀的回報。而且論文作者相信，這些估計可能是保守的，原因之一是研究的設計上排除了對 6 歲及以上兄弟姐妹的溢出效應，這往往會減小估計的效應大小。 不少研究表明，類似的項目，從長遠效益考慮，最後都賺了。50 多年後的今天，“啟蒙教育計劃”仍是“扶貧戰爭”中最受歡迎的計劃之一。 美國在二戰期間和戰後對世界的慷慨付出也曾獲得成倍的回報，包括美元成為世界主要儲備貨幣所帶來的低成本融資福利。不求回報，只是去做對的事情，回報自然會來，這可能也是自然法則吧，要不為什麼會有吃虧是福的說法呢？ 私企必定比政府部門高效是個迷思 私企比政府機構高效似乎是一個被普遍接受的事實。只是，證據在哪裡？ 首先，私企中低效和浪費並不少。與在不同私企工作的家人或朋友聊天，是不是幾乎每個人都可以對自己工作的公司吐一大堆槽？只是私企的糟點沒有人去追責而已。只要不犯法，媒體也不會去盯着私企的浪費和低效。 其次，很難比較私企與政府機構的效率，兩個東西初衷不同，運作程序也不同，怎麼比？ 且不說政府有時必須做賠本買賣，就是一般不賠本的“生意”，因為是用納稅人的錢，必須有監督有交代，肯定會比私企更多一些審核程序，但這是程序正義必須付出的代價。要說這就是效率低，也未必。如果沒有這些繁瑣的審核程序，造成普遍貪污腐敗，才是更大的浪費。 有意思的是，沒什麼證據就大聲嚷嚷政府低效，或者輕信各種政府低效謠言的人，往往又是堅持政府機構做的每一件事都要審核再審核的人。只是這些人不知道自己有多擰巴。 我不反對政府機構追求高效，也相信一定有提高效率的空間。但我反對對私企效率的迷信，也反對不分青紅皂白的比較。沒有原則地將政府機構與私企做比較，是將蘋果與橙比，沒有意義。 辦私企成功的人未必擅長政府管理 私企與政府機構性質的不同，就決定了其運作方式也會不同。成功的企業家未必會是好的父母官。而且，以管理私企的眼光來運作政府部門，那選民得到的恐怕就不是父母官了。那才是可怕的事情。 雖然馬斯克在私企運作方面可能有其特長，他在推特（現在的 X）大刀闊斧裁員的做法是被很多人詬病的。且不管他的做法是否合理，至少他有權這樣做。但政府部門不一樣，政府員工的工作崗位受到一定程度保護，不是什麼人吹口氣就能把人都裁了，這裡有一個是否合法的問題。這只是從一個角度來看。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推特就是垮了，也沒有什麼大不了的。但很多政府部門做的是人命關天的事情，哪怕只是暫時失去功能，都會有嚴重後果，包括發生不必要的死亡事件。 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角度是，私企只對自己負責，政府要對納稅人負責。私企哪怕破產，也是私企老闆自己承擔，你願意冒險，你承受後果，別人管不着。政府部門對風險的承受能力就有講究。有沒有過這樣的經歷：朋友托你買一樣東西，你給買了一個中規中矩不會錯的產品。其實你更喜歡一個有點不合常規卻非常吸引人的產品，你心裡說，如果是給自己買，我就試試這個了，給朋友買，不敢，怕萬一不中他意。為政府做事，也是這樣的意思，不能太隨心所欲。 DOGE 的資深技術人員就對此深有體會。DOGE 的前身是美國數字服務部(U.S. Digital Service)，是奧巴馬總統在他的醫保網站推出失敗後成立的一個部門。川普再次入主白宮後，該部門由馬斯克重新命名為 DOGE。美國數字服務部的技術人員此前都曾在谷歌和亞馬遜等科技公司擔任高級職務。根據美聯社的報道，他們中有人回憶說，他們對政府流程的運作方式經歷過震驚，隨着時間的推移，許多人逐漸理解了為什麼政府中的某些事情必須比私營部門更加謹慎。 川普和馬斯克現在都是以管理私企的方式來運作政府部門。如果他們不善於學習，或者是不肯學習，一意孤行，把原來的思維原封不動地搬過來，受損失的將是納稅人。 順便說一句，太多人迷信私企和在私企工作的人，總認為做公務員的能力相對差些。豈不知，要在種種條件約束下，依然讓系統正常運轉，需要非常強的技術和管理能力。而且，真正大規模的私企並不多，美國政府是世界上最大的“企業”之一，在政府部門做非常鍛煉人。信不信由你，政府部門真的是人才濟濟。 DOGE 的效率高嗎？ 任何部門，要負責廣泛範圍的工作，承擔大型項目，都需要老中青三個層次人員的的合力協作才能最有效地利用人力資源。要維持一個部門的長期良好運作，當然也必須有老中青三個層次的人共存。DOGE 不問青紅皂白，把入職不到兩年的人（很多政府部門的培訓期是兩年）一刀切裁掉，真不是有效率的做派。不僅是本來可以讓新手干的活不得不交給熟手做不經濟，更重要的是，培養新人是最累人最耗精力的事情，一個已經培養到可以獨立工作的人被裁了，下次招新手又要從頭開始，這是高效率？ 《紐約時報》每日播客關於 DOGE 裁員的報道有這樣一個故事：某聯邦雇員先是收到兩個被解僱的郵件，就是說，他被解僱了兩次。然後，他收到一份郵件說，前面的郵件是錯誤的，他可以無視那兩個解僱郵件。可是，不久之後，他再次收到兩個解僱郵件。在一兩天時間內，他總共被解僱了四次。 還有，不少部門剛把人裁了又趕緊雇回來的故事比比皆是，更糟糕的是，試圖重新把人雇回來時發現，有些人找不到了。 DOGE 網站上的“收據牆”(wall of receipts)是 DOGE 為記錄其工作而製作的唯一公開分類賬。可是，公布的賬目，數字合不攏，還隨意刪改。特別是在刪除了最大的五個“節省”項目後，“節省”的總金額反倒比原來增加 100 億美元。該網站沒有任何解釋，美國國家稅務總局和白宮也都未對相關問題做出回應。號稱要透明的 DOGE 卻是最不透明的，這才是最大的諷刺。 這些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都說明了，以提高效率為使命的 DOGE 本身效率並不高。 大約是兩周前的一天，一個朋友一早就說這周忙壞了，因為一個本來 4 月 1 日結束的項目趕着要立馬完成，是與他們合作的政府部門要求的，那個政府部門頭頭怕突然接到取消項目的命令，那樣的話，數據都得銷毀，幾年的研究就白幹了。結果當天晚上朋友又發來項目被停的消息。朋友說，他們是某聯邦部門的主要合作者，二十多年辛辛苦苦建立的研究模式和機制，涉及全國各地公共機構，已經花出去的納稅人的錢就那麼浪費了！ DOGE 砍項目的速度是很快，但政府項目不是砍了就能算作省錢的。就好像前面說到的“啟蒙教育計劃”，砍了，眼前看是省錢了，長遠看，卻是得不償失。 多年後（也許都不需要等多年），我們大概率會發現，DOGE 的作為非但沒有省到錢，而且還損失巨大。 其實，最高效地解決很多我們面臨的基本問題的手段，就是縮小貧富差距。直接提升那些貧窮家庭的經濟地位，肯定比投資“啟蒙教育計劃”更有效，更低耗。縮小貧富差距，也是降低犯罪率的最佳手段，更是建立一個高度融合社會的唯一途徑。 只是，那些指責政府部門低效聲音最大的人，恰恰是最反對縮小貧富差距政策的人。 如果美國哪一天能夠再次走上縮小貧富差距的路，很多政府支出都可以節省下來了。這才是提高效率的正道。 “馬川之亂”，美國體制還有效嗎？馬斯克迷戀的迷因 1 幾年前，網絡右翼迷戀上了一個用來形容自由主義者的新綽號：“NPC”，即“非玩家角色”(Nonplayer Character)的縮寫。 該術語源自電子遊戲，其中“NPC”指的是遊戲中由計算機控制的角色，而玩家則由您做出決定。 NPC沒有自己的思想。 他們是機器人。 他們按照吩咐行事。 2 “NPC”很快成為對所有用“黑人命也是命”和#MeToo標籤、烏克蘭國旗圖標、“they/them”代詞和反種族主義讀書會的自由派的首選貶義詞。 在這個故事中，自由派（就如NPC一樣）想他們被允許想的，說他們被允許說的。 你可能見過這些表情包——毫無特徵的灰色面孔，有時被自由派的圖標包圍。 埃隆·馬斯克喜歡發布它們。  馬斯克賦予自由主義者的NPC模因 3 就如任何高明的諷刺一樣，NPC模因也有雙重目的。 它有部分真相：我們自由主義者可以是循規蹈矩的。 我們可能太害怕冒犯。 我們可能過於服從體制。 我們可能會被群體內的自我約束所嚇倒，而急於表達認同。 但“NPC”這一稱呼的真正目的，是讓右翼自我感覺良好。 右翼充滿了活躍的參與者。 你可以從他們願意冒犯、對體制的不信任、對自由派甚至不會大聲說出來的話去熱衷辯論中看到這一點。 這成為川普右翼自我定義的一部分：他們是不墨守成規的人，是一個不由機器人組成的聯盟。 這就是美國所需要的。
可能是一個致命問題 4 在這一點上，我願意承認一半的論點。 美國政治確實存在NPC問題。 這可能是一個致命的問題，但它不在左翼。 5 在川普政府的越權行為中，有一些論點值得認真對待。 行政國家可能難以控制。 政府被流程和規章所束縛。 公務員的聘用和解僱太難了。 即使我同意許多D.E.I.計劃的目標，但其中許多計劃並沒有實現這些目標，有些計劃反而使它們試圖解決的問題變得更糟。 有一個很好的理由將美國國際開發署(USAID)的更多支出轉換為現金補助和直接公共衛生支持。 政府如何管理軟件採購、構建和維護數字服務已經過時。 所有這些都是眾所周知的，包括自由主義者。我下個月要出版一本書，介紹其中的許多問題。 6 民主黨在執政期間沒有投入更多精力讓政府運作得更快、更好，這真是他們的失敗。 拜登政府怎麼會在2021年通過420億美元的寬頻計劃，而到2024年11月卻基本上沒有任何成果？ 為什麼它獲得了75億美元的電動汽車充電器資金，但到任期結束時只建造了幾百個充電站？ 民主黨人成為了一個不起作用的政府的擁護者。 我認為這是唐納德·川普獲勝的部分原因。 這不是他獲勝的最大原因，但當人們覺得政府不起作用時，承諾改革的政黨就會擊敗為政府辯護的政黨。 當馬斯克說共和黨有改革政府的使命時，我不認為他全錯。 埃隆·馬斯克（存檔片段）：這已經是你能要公眾給予的最有力的授權了。公眾投票——有大多數選民投票支持川普總統。我們贏得了眾議院。我們贏得了參議院。 人民投票支持政府進行重大改革。 這一點毋庸置疑。 7 但就連馬斯克也指出，共和黨控制了眾議院和參議院，這就是授權的證明。 那麼，為什麼不制定一些法案呢？ 當然，共和黨的多數席位有限，但兩黨合作並非不可能。 民主黨人被打敗了，他們已經做好了交易的準備。 他們自己的選民也希望他們達成協議。 他們想要權力 8 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和YouGov在今年1月進行的一項民意調查顯示，54%的民主黨人希望他們的國會代表與川普政府合作，46%的人希望堅決反對。 一個月後，只有35%的民主黨人希望合作，65%的人希望全面反對。 川普政府在短短一個月內燒掉了大量政治資本。 為了什麼？ 我報道華盛頓已經幾十年了。我的鬍子都白了。如果這是政策問題，川普和他的團隊會試圖通過國會。 他們本可以利用更廣泛的權力制定更大的改革方案，也不會與法院對着幹。 9 但他們不想要政策。 他們不想逐行審查美國國際開發署，找出哪些行得通，哪些行不通。 他們不想發布一攬子削減開支的提議，並討論其優缺點。 他們不想仔細考慮新的公務員制度。 10 他們想要權力。 他們想要的是重塑我們的政府體系，而不是法律。
國會NPC共和黨人 11 這個弱點就是國會。 川普和他的政府之所以能夠成功奪取權力，是因為他們把國會共和黨人變成了NPC。 12 這裡的漏洞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 詹姆斯·麥迪遜在《聯邦黨人》第51期中闡述了他和他的同事們在撰寫《憲法》時所面臨的挑戰。 他寫道：“在建立一個由人管理人的政府時，最大的困難在於：你必須首先使政府能夠控制被統治者；其次迫使政府控制自己。” 13 那麼，政府如何控制自身？ 建國者的想法是，政府通過獨立部門之間的內部競爭來控制自身，每個部門都擁有一些權力和一些依賴關係。 正是它們之間的競爭才能保持系統的平衡。
14 但是，有一個部門被設計成比其他部門更強大。 國會控制着資金。國會可以宣戰。國會可以推翻總統的否決權。國會可以彈劾聯邦法官、內閣官員和總統。 15 國會為何如此強大？ 國會反映了建國者所想象的第二種，在某些方面也是更重要的一種分割形式。 我們的政治制度旨在按地方劃分權力。 參議員由各州選舉產生——在1913年之前，參議員由州立法機構選舉產生——而不是由全國投票選舉產生； 眾議院被劃分為多個有地理界線的選區。 16 國會的每一位成員都代表一個地方，每個地方都被認為有自己的利益、文化和政治。 歸根結底，這就是國會議員應該代表的：特定地區特定選民群體的特定需求。 17 憲法的制定者們做對了很多事。 但他們也犯了很多錯誤，其中最大的錯誤幾乎立刻就顯現出來： 制憲者們設想了一個沒有政黨的政治體制。 沒過幾年，他們就組建了自己的政黨。 不過，在美國歷史的大部分時間裡，開國者的第二個假設是成立的。 地理位置讓美國政治權力切割，因為它讓美國的政黨（內部）權力切割。 18 20 世紀的兩黨制實際上是四黨制。 民主黨分為我們今天所熟知的自由派和以維護種族隔離為主要目標的迪克西克拉特派(Dixiecrats)。 共和黨則分裂為保守派和北方自由派。 從我們今天的視角來看，這種情況令人震驚，但在 20 世紀的大部分時間裡，情況確實如此： 說你是共和黨人還是民主黨人，並不能說明你是自由派還是保守派。 作為參議員，喬·拜登在1973年反對“羅訴韋德”案的判決。 理查德·尼克松總統提出了全民醫保法案，並創建了環境保護局。 喬治·華萊士（阿拉巴馬州長）最初是民主黨人。 那時的政治與現在不同。 19 包含如此多不同地方和意識形態的政黨不可能步調一致，因此兩黨合作很常見。
當“水門事件”開始曝光時，國會採取了集體行動。 只有四名眾議院共和黨人投票反對對尼克松展開彈劾調查，國會共和黨人代表團最終說服尼克松辭職。 20 不僅僅是彈劾。 當尼克松拒絕執行國會已撥款的資金（即所謂的“資金扣留”[impoundment]）時，國會採取行動以維護自身權力： 《1974年國會預算與資金扣留控製法案》在眾議院通過，僅有六票反對，在參議院更是獲得一致通過，無一反對票。 21 那是當時的情況。
他試圖廢除國會設立的機構。
國會並沒有努力阻止美國國際開發署的毀滅，儘管其目前的架構是由共和黨控制的眾議院和參議院於1998年通過的一項法案創建的。 22 這令人震驚。 國會中的共和黨人可以要求川普讓他們插手。 他們也贏得了選舉。 起草這些法案是他們的工作。 23 同意川普的政策目標並不一定意味着同意他攫取權力。 但政府中最強大的部門——有權制衡其他部門的部門——卻軟弱無力。
而是它不會採取行動來保護自己的權力。 這是一個“非玩家國會”。 24 這一切的背後，是麥迪遜體制的瓦解和兩黨政治的全國化。 我就不詳細講政黨是怎麼全國化的了——如果你感興趣，可以閱讀下面我的這本書——但這已經持續了幾十年。  埃茲拉·克萊因2022年出版的著作《我們為何兩極分化》，曾被奧巴馬列為當年最喜愛的書之一。 而這種情況發生的可能性，早在幾十年前就讓人擔憂了。 2006年，達里爾·萊文森和理查德·皮爾迪斯在《哈佛法律評論》上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為《政黨分權，而非權力分立》。 他們在文中警告說，“黨派分裂和黨派統一對政府的影響，往往比憲法規定的權力分立更重要，甚至壓倒了權力分立本身。” 這動搖了許多關於權力分立法律和理論的基本假設。 換句話說，現在相互競爭的已經不是政府各個分支，而是政黨。 25 如果現在是民主黨控制國會，國會就會對川普形成制衡。 但現在是共和黨掌控國會，所以並不會。 把國會當作一個有獨立意志和野心的機構來看，是在自欺欺人。 國會只是一個權力中心，關鍵在於哪個黨派控制它。 這是體制在崩潰 26 政黨可以負責任，也可以不負責任。 它們本身可以對濫權行為進行制衡，甚至對自己人也一樣。
僅僅是小布什想讓她上任，並不足以讓她通過。 國會中的共和黨人有自己的看法。 27 2009年，巴拉克·奧巴馬總統提名湯姆·達施勒（Tom Daschle）擔任衛生與公眾服務部部長，但他也被迫撤回提名。 達施勒曾是參議院多數黨領袖，但後來被發現欠稅，他自己都覺得民主黨控制的參議院可能不會讓他順利通過。 28 但如今的共和黨對川普沒有任何制衡作用。 這一點從川普的提名人選就能看出來。 小羅伯特·F·肯尼迪、圖爾西·加巴德、卡什·帕特爾、皮特·海格塞斯——這些提名都是一種測試。 參議院的共和黨人心裡清楚這些人根本不合格，在聽證會上就能看出來。 他們大多數人並不想投票支持這些人。 沒有哪個共和黨議員從政就是為了讓肯尼迪——一個在2024年以支持墮胎的民主黨人身份競選總統的人——去當衛生與公眾服務部部長。 但川普深諳權力之道。 他懂得，早早逼迫他們屈服，久而久之就成了習慣。 29 國會共和黨人有自己的顧慮。 華盛頓現在充斥着各種傳言，說馬斯克會資助初選挑戰那些敢於給川普製造麻煩的共和黨議員。 他們所有人都害怕川普在初選中親自出手對付他們。 真是荒誕—— 這些人辛辛苦苦爬到政壇高位，卻又害怕得連自己的權力和判斷力都不敢用。 30 我懷疑，川普對行政命令的依賴，以及國會共和黨人心甘情願地邊緣化自己，實際上反映了他們內部的分裂——而他們自己也不知道該如何彌合。 這些人對川普的態度是一致的——或者至少是被他嚇住了。 但在稅收、削減開支和國防政策上，他們意見不合。 而且他們在國會的多數席位本就微弱，想要推動兩黨合作，就需要妥協——但他們未必有這樣的能力。
如果國會共和黨人主動把權力讓給川普，至少他們不用自己解決內部矛盾，也不會冒着惹怒“MAGA”基本盤的風險。 31 對“NPC”現象的批評有一點是對的：盲目跟風確實很危險。 無論是政黨，還是政府，如果聽不到不同意見，都會變得脆弱。 馬斯克用自己的財富逼迫國會共和黨人全盤支持川普的做法，短期內確實讓川普看起來更強勢。 但從長遠來看，這可能會讓他變得更弱—— 如果他那些提名人選最後失敗，他就會背鍋； 如果財政支付系統崩潰，他也會被歸咎於混亂的局面。 32 目前，政府因試圖駁回對埃里克·亞當斯（紐約市長）的指控而陷入醜聞，這是另一個例子： 如果共和黨內有力量能夠說服川普放棄這樣的想法，川普會更強大。 目前，川普的衝動和政府的行動之間幾乎沒有阻力。 如果共和黨人真的能體現他們曾經標榜的那些價值觀—— 敢於得罪自己人、不迷信體制權威、勇於討論那些掌權者不想被討論的問題 ——那對國家和他們自己都會更好。 33 但現實是，我們什麼都沒看到。 真正的問題是，國會成了“NPC”，一群只會執行川普意志的共和黨議員在掌控它。
但這並不代表體制在正常運作—— 恰恰相反， 這是體制在崩潰。 南非白人馬斯克1 埃隆·馬斯克(Elon Musk)無處不在。 2 他解僱聯邦雇員，獲權接觸重要的政府數據，突然現身於橢圓形辦公室，與川普總統一起出現在福克斯新聞上，甚至出席白宮內閣會議。 對一些人來說，他在美國國家機構中的橫衝直撞預示着私人利益集團對政府機構的取而代之； 對另一些人來說，這相當於大科技公司對政府機構的接管。 對許多旁觀者來說，這歸根結底是權力核心處一段令人費解的“兄弟情”。 無論人們如何理解馬斯克在川普政府中所扮演的角色，這都鞏固了他作為地球上最有權勢的人之一的聲譽。 3 但是，關於馬斯克的討論往往忽略了一點，尤其是在美國： 他是南非種族等級制度最頂端的南非白人的一員，該制度幾個世紀來由暴力殖民統治維持。 這段歷史很重要。 儘管人們試圖把馬斯克描述成一個白手起家的天才或冷靜的技術控，但他實際上是一個意識形態鮮明的人物，他的世界觀與他在種族隔離的南非長大的經歷密不可分。 馬斯克不僅僅是一位怪異的億萬富翁，他還代表了一個至今還沒有答案的問題： 如果殖民定居者[注]的統治失敗了，但殖民定居者還在，會發生什麼？ 這就是當今美國正在發生的事情。 [注]原文英文為settler，本文中我們將其譯為“殖民定民者”。在歷史和殖民語境中，“定居者”往往與殖民主義聯繫在一起，指來自外部的群體占領原住民土地，建立自己的社會結構。例如：北美殖民（17-19世紀）：英國、法國、西班牙等國家的殖民者定居在美洲，與原住民發生衝突。南非與非洲殖民史：荷蘭和英國定居者在南非建立殖民政權，與本地族群（如祖魯人、科伊桑人）發生衝突。以色列/巴勒斯坦問題：猶太定居者在約旦河西岸建立定居點，這在國際政治上具有爭議。 4 馬斯克 1971 年出生於比勒陀利亞（Pretoria，南非首都），有着典型的南非白人精英的成長經歷。 儘管父母在他年幼時就離婚了，但他的家庭還是很富裕，其經濟地位是由一個旨在幫助白人的制度所塑造的。 馬斯克似乎並不喜歡他享受的私立教育——一些故事顯示他經歷了欺凌和孤獨——但他仍然受益於私立教育所帶來的優勢。 雖然身為工程師的父親曾一度是反種族隔離進步黨的成員，但幾乎沒有證據表明馬斯克繼承了他的政治信念。 和許多南非白人一樣，馬斯克在種族統治崩潰前離開了南非，1989 年定居於他母親的出生地加拿大。 5 他從未回過南非，但南非顯然從來沒遠離他，他最近介入南非土地改革辯論就是個例子。 南非 1 月份通過的一項法案允許在特定情況下無償徵用土地，對此，馬斯克利用自己的平台暗示，南非白人受到了獨特的迫害。 別忘了，土地歸還是後殖民社會廣泛接受的準則，美國和其他地方的徵用土地法或強制購買法也有類似的規定。 對此，川普政府樂於配合：它放大了邊緣化的聲音，並以馬斯克的說法作為例證，宣揚歪曲的種族受害者敘事。 6 馬斯克在這場爭議中扮演的角色表明，他並沒有超越種族隔離邏輯，相反，他吸收了這種邏輯。 他的意識形態理念——放鬆市場管制、敵視勞工組織和川普民族主義——都帶有種族隔離的痕跡。 實際上，他的政治信念是在全球範圍內重現種族隔離的經濟原則： 在“自由企業”的幌子下維持特權區，同時將任何偏向再分配的舉動視為威脅而加以抵制。 他勸說他人更加努力工作，以及為他和他的企業爭取特殊待遇，都是這種理念的體現。 7 馬斯克是為數不多來自南方，卻在硅谷找到意想不到歸宿的保守人物之一，他們現在在塑造美國和全球右翼政治方面發揮着不成比例的影響力。 包括彼得·蒂爾(Peter Thiel)和戴維·薩克斯(David Sacks)等，這些人來自崇尚等級制度的歷史傳統，力圖維持種族和經濟統治地位，卻發現自己身處的世界中，這種秩序正在瓦解。 他們的政治理念反映了一種維護精英統治的本能，這種本能披着任人唯賢和市場自由的外衣，同時將怨恨引向他們認為威脅到其地位的新權力結構。 8 對他們來說，南非從來都不遙遠。 他們是長期以來執迷於羅得西亞（Rhodesia，津巴布韋殖民時期的國名）的全球右翼的一部分。 在他們看來，津巴布韋(Zimbabwe)失去白人少數統治是文明衰落的典型——一個曾經“成功”的殖民國家因非殖民化而陷入混亂。 “津巴布韋化”的幽靈被用來警告人們不要進行任何權力再分配。 現在，南非——據馬斯克說是“公然推動對白人的種族滅絕”的地方——又被當作恐嚇故事的外衣。 隱含的論點是，殖民定居者的權力一旦被取代，只會導致毀滅。 9 南非一直反對以色列在加沙的種族滅絕侵略，帶頭試圖根據國際法追究以色列的責任，更是坐實了他們的看法。 這種直言不諱的反對，進一步疏遠了南非與支持以色列的西方大國之間的關係，加深了全球右翼眼中南非是一個流氓國家的印象。 出生於南非的布賴特巴特(Breitbart)[注]評論員喬爾·波拉克(Joel Pollak)是川普駐南非大使的熱門人選之一，他絕對認為南非是流氓國家。 [注]Breitbart是一家立場強硬的右翼新聞網站，以反對主流媒體、支持民族主義和保守主義聞名，在右翼群體中有很大影響力。因其傳播誤導信息和極端言論而備受批評。 對於馬斯克這樣的人物來說，南非反對以色列的立場無疑證實了他們的觀點， 即南非是一個失敗的國家——曾經是白人統治的“文明”前哨，如今卻屈服於多數人統治和非殖民化的混亂。 10 這種反應既有意識形態方面的原因，也有深刻的個人原因。 儘管馬斯克強烈反對“覺醒”的身份政治，但他實際上是一個狂熱的身份主義者。 他大力張揚南非極右翼組織的說法，即南非政府是“種族狂人”，其法律中包括了 142 部“種族法”。 但他們定義“種族法”的方法寬泛得令人發笑：任何使種族問題在法律上具有相關性的法律都被包括在內。 按照這個標準，即使是禁止任意種族歧視或廢除種族隔離時代歧視的法律也算在內。 考慮到馬斯克對多元化、公平和包容計劃的大肆破壞，這種對某一身份群體的痴迷實在太諷刺。 11 這也很危險。 這種固執已經導致川普通過行政令終止了美國對南非的財政援助，這對H.I.V.和艾滋病的治療造成了潛在的破壞性影響。 南非現在已成為人們厭惡的對象：國務卿馬可·魯比奧(Marco Rubio)拒絕前往南非參加今年晚些時候舉行的 20 國集團峰會，稱南非是“反美主義”的溫床，“正在做非常糟糕的事情”。 考慮到美國現政府對舊式殖民主義的迷戀—— 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其所謂的讓“世界人民”重新定居加沙的計劃，以及購買格陵蘭島和吞併巴拿馬運河的願望—— 它將南非看成是預言中的反烏托邦社會而需要加以抵制，也就不足為奇了。 12 作為企業家的馬斯克很樂意提供他的敘事。 但南非的歷史講述了一個不同的故事—— 白人的統治並非不可避免， 殖民定居者的統治終將難以為繼， 一個不同的未來，無論多麼不確定，仍然可能。 憑藉他高高在上的權力地位，馬斯克可能會盡其所能扭曲或推翻這個故事。 但他做不到。 與火星不同， 歷史不是他的殖民地。 川普正在推翻美國建立的世界秩序美國過去80年來一直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作為一個相對仁慈的霸主，它吸引了眾多願意合作的夥伴和盟友。這一地位的奠定主要歸功於二戰後的兩項重要舉措：
然而，川普正在以驚人的速度摧毀這一切。他的第二個總統任期對美國最親密的盟友施加了懲罰性關稅，突然叫停對烏克蘭的軍事援助，凍結對外援助，並開始向俄羅斯等威權國家靠攏。 “我們正進入一個新時代。”馬克龍表示，“我們這一代人將不再享受和平紅利，而我們今天的承諾將決定我們的孩子是否還能享受和平的未來。” “人們對言論和表徵現象反應過度，而沒有足夠關注潛在的結果，”他說。“如果從現在起6到18個月後，我們的北約盟友投入更多資金，烏克蘭實現停火，我認為我們的處境會比現在更好。” 本周，川普政府決定切斷對烏克蘭的軍事援助和關鍵情報，同時，總統在周五威脅稱，如果俄羅斯不回到談判桌上，美國將對其實施更多制裁和關稅。然而，當前美俄之間的貿易量本就微乎其微，因此這一威脅的實際影響有限。 川普的激烈轉變並不是基於美國公眾的意願。最近的一項CBS-YouGov民調顯示，52%的美國人支持烏克蘭，而只有4%支持俄羅斯。甚至在共和黨內部，59%的黨員也認為俄羅斯是一個不友好的國家甚至敵對勢力。另外，一項路透社-益普索民調發現，50%的美國人不贊成川普的外交政策，只有37%的人支持，比1月份的支持率下降了15%。 川普的貿易戰、對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的羞辱、對加拿大、巴拿馬和丹麥的威脅，以及將歐洲盟友邊緣化，這一系列行為正在全球範圍內削弱美國的影響力，特別是在亞洲。華盛頓最親密的亞洲夥伴之一、新加坡國防部長黃永宏表示，美國在亞洲的形象已經從“解放者”變成了“全球秩序的破壞者”，甚至像一個“向各國收取租金的包租公”。 川普提名的國防部政策次長科爾比（Elbridge Colby），在參議院的任命聽證會上表示，台灣雖然對美國非常重要，但並不是“美國的核心利益”。這番話引起了廣泛關注。同時，川普還威脅要對台灣徵收關稅，把它也當作針對美國最親密貿易夥伴的經濟打壓目標之一。 但川普最近公開支持俄羅斯在烏克蘭問題上的立場，徹底擊碎了這一幻想。“過去我們曾有過警示，但最近，我們遭受了一次電擊般的震撼。”前德國駐美大使、慕尼黑安全會議前主席伊辛格（Wolfgang Ischinger）說道。 在東歐和中歐，局勢的變化比世界其他地方都更加劇烈。這些國家幾十年來一直是世界上最親美的地區之一。法國的戰略思維，受獨立核武力量的支撐，很大程度上受到1956年蘇伊士危機期間巴黎和倫敦所認為的“美國背叛”的影響。而波蘭、捷克等國家，則長期以來將他們的自由歸功於里根時代的美國。 歐洲最大的經濟體德國，正在採取重大措施。即將上任的總理弗里德里希·梅爾茨計劃在下周推動一場安全政策的重大變革，包括修改憲法，以調整公共債務上限，並允許柏林投入數千億歐元用於軍事採購。目前，約三分之二的歐洲軍費都流向了美國軍工企業，這是跨大西洋聯盟的重要紐帶。 “我們一直抱着‘希望最好的結果’的想法，但現在我們終於開始為‘最壞的情況’做準備——也就是美國徹底倒向俄羅斯，成為一個公開敵對的國家。”柏林全球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長托斯滕·本納（Thorsten Benner）表示，“現在做準備會不會太晚？我們拭目以待，但毫無疑問，這已經是臨場應對，而不是未雨綢繆了。” 艾奇遜則持相反觀點：“簡單的事實是，堅持好的政策是走向成功的唯一途徑。” |
1
美國向哈馬斯運送了5000萬美元的避孕套；
多元化導致飛機墜毀；
控制了巴拿馬運河；
是烏克蘭挑起俄烏戰爭。
但是，沒有。
那些都不是真的。
但這並不能讓川普停止那些宣稱。
他重新掌權的第一個月裡，為了給他的重大政策決定進行辯護，他再次公然推進歪曲、陰謀論和徹頭徹尾的謊言。
2
長期以來，川普在吹噓自己的成就和抨擊敵人時一直不受事實真相的約束。
但是，他第一個任期被稱為“另類事實”的東西，在他第二個任期迅速變成一個完整的另類現實，為他重塑美國和世界的極右革命奠定了基礎。
3
他聲稱，如果美國國際開發署(U.S.A.I.D)蠢到向加沙的巴勒斯坦恐怖組織運送避孕藥品，那這個機構就該被解散；
如果招聘白人以外的人在航空部門工作會損害安全，那就應該取消這種政策；
如果 控制了通往歐洲大陸的戰略通道，美國就該將其收回;如果烏克蘭是侵略者，它就該向莫斯科做出讓步。
謊言高手
4
編著了關於川普第一任期的論文集的普林斯頓大學歷史學教授朱利安·澤利澤(Julian E. Zelizer)說：
“川普行使的最大的總統權力,就是塑造他自己的敘事的能力。”
我們一再看到，川普是如何造出自己的現實，使自己的行為合法化，同時抹黑提出警告的人。
5
多年來，川普成功地將他房地產商和真人秀故事帶入政壇，推銷他的敘述。
川普眼中的世界是這樣的：他是應對各種挑戰的高手，任何失敗都是別人的錯。
6
他在第一任期內多次聲稱他建立了歷史上最偉大的經濟，以至於一些批評者也開始接受他任期的經濟比實際情況要好的說法。
他還多次否認俄羅斯為支持他而干預2016年大選的情報報告，以至於許多支持者都接受了他的否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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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是，川普發動了一場長達四年的運動，洗腦美國人民他沒輸掉2020年的大選，儘管事實上他確確實實輸了，他卻反覆謊稱大選普遍存在舞弊。
雖然那些說法都被揭穿，但民意調查顯示，多數共和黨人仍堅信大選被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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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此同時，對於2021年1月6日他的支持者為阻止權力移交而襲擊國會的事件，他把他一開始說的“令人髮指的襲擊”，改稱為“充滿愛的一天”。
他赦免了近1600名被告 ，其中包括許多毆打警察的人。
他修改後的說法有助於他將赦免合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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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人：從墨索里尼到當代》的作者、紐約大學研究法西斯和威權主義的歷史學家露絲·本-吉亞特(Ruth Ben-Ghiat)說：
“川普是一位技藝高超的解說員和宣傳家 ，
事實上，他是歷史上最高明的宣傳家之一。”
本-吉亞特博士說，川普關於2020年大選的“極易被反駁的謊言”不同凡響，因為他“不是在 背景下散布的，而是在一個新聞自由、完全開放的社會中散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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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她和其他學者表示，川普的做法與ZZ國家的做法相似。
亨特學院(Hunter College)的二戰歷史學家本傑明·卡特·海特(Benjamin Carter Hett)說：
“我們現在看到的這種宣傳和虛假信息並不新鮮，也不依賴於互聯網。”
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多樣化且相當活躍的德國新聞界發生過完全相同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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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普的手下早就認識到他喜歡說謊，
他們要麼做出調整，要麼最終與他決裂。
他第一任期內任職時間最長的白宮幕僚長約翰·凱利(John F. Kelly)曾說，川普會讓他的新聞助理公開重複一些他剛剛編造的東西。
當凱利反對說：“但那不是真的”時，川普會說：“但聽上去不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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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任期擔任白宮新聞秘書的斯蒂芬妮·格里沙姆(Stephanie Grisham)回憶說，川普會對助手們說，“只要你不停地重複一些東西，說什麼都無所謂”。
這句話也影響了幕僚們。
她在自己的回憶錄中寫道：
“大謊小謊就像通過空調系統在白宮擴散。”
謊言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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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短暫擔任川普白宮通訊主任的川普前盟友安東尼·斯卡拉穆奇(Anthony Scaramucci)表示，川普認為謊言有效。
他說，川普“50年來一直說謊，而50年裡沒承擔任何後果，那他為什麼不在最後這段時間裡把謊撒得更大、更有影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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誇大和作假是為了達到戰略目的。
雖然川普在11月沒有爭議地獲勝，包括贏得他在2016年輸掉的普選，但他並沒贏得多數，他的1.5個百分點的差距是19世紀以來最小的之一 。
但他總說自己贏得了“壓倒性勝利”，不僅是為了撫慰自己的自尊心，也是為了宣稱自己的議程得到廣泛的民意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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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普在去年競選期間多次詆毀媒體的事實核查，在誤導性言論和謊言被揭穿後，他從不退縮。
相反，他會堅持重複那些謊言，甚至在有報道稱那些言論不屬實之後。
在記者認定5000萬美元用於安全套的報道不實後，川普不僅重複這一說法，還將所謂的數額提高到1億美元。
他謊稱U.S.A.I.D.向媒體機構贈款是“對有關民主黨的有利報道的‘回報’”。得知那款項僅僅是訂閱後，他也沒有改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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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在華盛頓一架客機與陸軍直升機空中相撞事件發生後的第二天，川普就提出多元化計劃和航空安全的說法，但他沒提供絲毫證據，也沒採取任何後續行動。
雖然是一家香港公司經營毗鄰巴拿馬運河的五個港口中的兩個，他反覆說這條通道由 控制，而事實上是巴拿馬在經營。
為了支持他取消出生公民權的憲法權利，川普聲稱美國是“世界上唯一這樣做的國家”，儘管有報道多次指出，事實上，有30多個國家這樣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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澤利澤博士說：“反對者最終都會圍繞他的敘述展開辯論，哪怕那些敘述毫無事實根據。”
這讓川普永遠處於優勢，因為是由他決定辯論話題，而不是試圖阻止他的人。
“事實可置換”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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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川普“事實可置換”的世界裡，陰謀論被賦予與確鑿證據同等的分量，而販賣這些陰謀論的人則從他那裡獲得其他總統不會給予的權限。
就在不久前，他說起要去諾克斯堡(Fort Knox)看美國的黃金是否還在那裡，故意暗示，讓人們懷疑黃金可能丟失。
受邀陪同國防部長皮特·黑格塞斯(Pete Hegseth)出訪歐洲的傑克·波索比克(Jack Posobiec)，是一位極右人士，曾造謠民主黨人在華盛頓一家披薩店經營戀童癖團伙，這一謊言讓一人持槍沖入店內開火，以拯救所謂受害者。
波索比克最終沒有去歐洲，但後來陪同財政部長斯科特·貝森特訪問烏克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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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普還將其另類現實轉化為政策，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近日他在烏克蘭問題上責怪受害者，這種說法與之前美國官方立場完全相反。
他說是烏克蘭在2022年“發動了”俄烏戰爭，並稱該國總統澤連斯基是“未經選舉的獨裁者”，同時為侵略鄰國的真正獨裁者俄羅斯總統普京開脫。
後來，他進一步說，“不是俄羅斯的錯”。
通過削弱公眾對烏克蘭的同情，川普可能更容易與普京達成和平協議，俄羅斯也能得到很多想要的東西，即使澤連斯基或歐洲領導人反對。
邏輯是，由於澤倫斯基是對戰爭負有責任的獨裁者，他就不值得被多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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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川普關於烏克蘭的一個說法，可以看到他是如何製造謊言的。
他說，美國向烏克蘭提供了3500億美元的援助，是歐洲的三倍，但很多錢“不見了”，連澤倫斯基都“承認我們給他的錢有一半不見了”。
事實上，美國援助的資金是川普聲稱的三分之一，比歐洲援助的少，而且並沒有任何資金失蹤的說法。
美國對烏克蘭援助的美元數字可以因官員的表述方式、涵蓋時間段及是否包括人道主義和經濟援助而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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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普是如何得出這一說法的？白宮沒有回應詳細說明的請求。
但川普似乎指的是最近對澤倫斯基的一次採訪，川普或其手下誤解或歪曲了那次採訪。
採訪中，澤連斯基被美聯社問及誇大的援助數字，他糾正了那一說法。
據烏克蘭新聞媒體《烏克蘭真理報》的翻譯，澤連斯基說：“有人說烏克蘭在戰爭期間收到了2000億美元用於支持軍隊，那不是真的，我不知道那些錢去了哪裡。”
澤倫斯基並不是說接受了2000億美元，但他不知道那些錢都去了哪裡。
他是說根本就沒收到2000億美元。
就連川普的烏克蘭問題特使基思·凱洛格(Keith Kellogg)都表示不擔心資金失蹤，他說：“我們對資金的去向有相當清楚的了解。”
事實上，絕大部分美國批準的對烏援助是以武器而非現金形式提供的。
“我贊同總統所有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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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這不符合白宮的官方說法。一旦川普做出斷言，那些為他工作——並想繼續為他工作的人——就不得不調整自己的版本以附和他的說法，即使那需要放棄他們以前對事實的理解。
一個例子是佛羅里達前共和黨眾議員，現任川普的國家安全顧問邁克爾·沃爾茲(Michael Waltz)。
2月中，他被迫將自己過去關於誰應對烏克蘭戰爭負責的言論與其上司目前的立場協調一致。
一位記者念了沃爾茲2023年寫的一篇評論專欄，稱“當然該普京負責，就像基地組織該對911負責一樣”。
記者問沃爾茲是堅持他過去的說法，還是同意川普的說法，即是烏克蘭挑起戰爭。
“呃，”
沃爾茲小心翼翼地說，
“我贊同總統對所有問題的觀點，這一點你應該不會感到驚訝。我過去寫的東西，是作為一名前國會議員寫的”。
就這樣，沃爾茲的現實讓位於川普的另類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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