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運動的發生距今已有十三年了，許多中國人有意或無意地將它淡忘了，同時愈來愈多的人從中覺醒。許多人從自己切身經歷來談對“六四”的看法，或褒或貶，但都不否認這樣的事實：“六四”事件以民運人士的坐牢或流亡國外和共產黨繼續維繫一黨封建專制統治為結局。 如何正確評價一個歷史事件？從一個人的親身經歷來評價固然重要，但不會全面，因為那只是從個人的角度來看一個複雜的問題。要正確評價一個歷史事件，就是要上下左右全方位地看。從上下歷史來看，“六四”運動是一百多年來中國民主運動的繼續，因此，“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這句話現在還很適用。從左右各國的發展來看，世界上愈來愈多的國家正朝着民主邁進，那些已經實現民主的國家，正在為着不斷地完善和發展民主制度而努力。“六四”正是這樣一次為着中國迎趕世界潮流，至少是意識形態上的潮流而進行的一次要求進步的革命行動。然而正是這樣一次要求進步的革命行動卻被那些保守的堅持陳舊思想的“領導者”扼殺了。 十三年後的中國的今天，人們仍然議論紛紛，不知道中國該向何處去。人們在議論中國是實行專制好還是實行民主好，思想鬥爭的內容回到了袁世凱當年。人們左顧右盼，看印度這個落後那個貧窮，看俄羅斯這個窮困那個動亂，自己還頗有優越感。今天的中國共產黨人似乎犯了葉公好龍的錯誤，他們看不到今天的世界性的民主思想和運動，正是馬克思主義所追求的全人類解放，自由人聯合體的核心內容。認為共產主義是極權，那是一種誤解。無論採用共產主義，還是全球主義，抑或大同世界的提法，民主和自由是基礎。極權的產生一是馬克思闡述的理論不全面不具體或有漏洞錯誤之處，二是由於共產黨政權多是建立在封建國家基礎上的結果。承認民主和自由，是共產黨人的光榮，而不是失敗。今天的許多人已經看到了，原來是殖民地的印度在多個方面有了長足的發展，他們有了先進的電腦業，有了物理學上的諾貝爾獎，有了航母，最近又有了核彈。原本在沙皇時期就有了較好工業基礎的俄羅斯，他們在十月革命後，對於重工業的高度重視，使得他們在航天業方面有了領先於美國的發展。但經濟結構的不合理，使得他們不久在各方面被甩下來了。但俄羅斯人能夠跌倒了爬起來，經過幾年的不穩定或騷亂，他們克服困難、度過難關，各方面的關係正在理順。可以看得出，他們的後勁仍會使他們成為可以與美國匹敵的超級大國。倘若一定要等到周邊的國家樣樣都超過了自己，然後才意識到落後、急着去追，那麼，這樣的民族才是最最愚蠢的民族，因為到那時悔之已晚了。不少人甚至經常指責美國社會、歷史上的種種專制和不公正，然而美國的領導人和政府有一點可以肯定的是：他們自始至終高舉着民主、自由的大旗。他們不惜為了廢除實際還存在的奴隸制度和由此引起的國家分裂打一場內戰。以後他們在和平的環境下，通過爭辯、演說、罷工、遊行等種種措施不斷地修改着法律和議案，使得民主、自由的制度發展、完善到今天。中國共產黨人的不同之處在於，他們在打江山時是高舉着民主、自由的大旗的，因為他們想着要爭取民眾的支持，但是一旦他們掌握了政權、坐穩了江山，他們就將民主、自由這種本來是宗旨的思想給逐漸忘卻了。他們不能也不會全面地正確地理解馬克思主義的整個思想體系，不會辨別其中的正確、疏漏和局限之處，往往抓住一面橫加發揮，把人們搞得愈來愈糊塗，最終讓人們難以和不再信任。他們又為了他們的既得利益頑固地堅守着陣地，用高壓和恐怖的手段打擊和鎮壓反對他們和堅持正義的人們，他們讓 人們感到憤怒和痛心。 中國為什麼沒有民主，中國為什麼還不能民主？人們總要談及歷史。是的，中國古人儘管有了許多的發明創造，但是他們卻不曾發明一種可以用來約束皇帝、保障平民權利的制度。熱心於探討民主的人們，發現西方的古希臘和古羅馬那裡就有民主思想和制度，雖然這種思想和制度同現在的相比用着很大的差異。儘管在古代中國的思想家和開明的統治者那裡，也有“民本”的思想，但是這種民本的思想和西方的民主思想是有着根本的不同的。中國古代的民本思想，如唐太宗說的“水可載舟，也可覆舟”，其出發點是為了統治者的。為民是手段，獲得長久的統治是目的。而西方的民主思想出發點是為了保障人們的權利的。我年輕的時候，常痛恨一個殺害古羅馬帝王剴撒的劊子手安東尼，後來我才理解那個人是個英雄，因為他要阻止剴撒當獨裁。在古羅馬那裡，就有着元老院這樣的法律機構的，它可以用來約束國王的權利，必要的時候可以更換王位。但是在古代的中國，就沒有這樣的機構。秦朝的商鞅變法，只考慮了“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怎麼沒把秦孝公考慮進去呢？可見，商鞅變法的出發點是為了秦孝公及其統治的，而考慮百姓的利益是在後的。再說孔夫子的“德治”，孔夫子希望國王們都要象周文王那樣，然而中國古代能有幾個國王、皇帝象周文王那樣的呢？從客觀來上來說，“德治”沒有能很好地起到約束國王、帝王的行為，相反，倒是更多地約束了百姓的利益和權利。昏君不畏德，奈何以德懼之？“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我不知道此話是不是孔夫子講的，反正是大家都知道的成語。統治者、“德治”要求臣民絕對地服從。我困惑，為什麼中國古代的知識分子很早就發明了優秀的文字、漂亮的書法、輝煌的文學、獨樹一幟的繪畫和曲藝、高深的哲學、多種多樣的技術、甚至抵禦外侮的精湛的武術和氣功，諸如此類，怎麼獨獨沒有發明一樣用來約束最高統治者權力、維護百姓基本權利並最終保障社會公正的制度呢？是中國古代的知識分子懦弱、怕殺頭嗎？是笨嗎？是聰明但疏忽了嗎？怎麼說都行！正因為中國古代的知識分子沒有發明這樣一種用來約束權力的制度，所以他們的命運多是悲劇性的。什麼愁呵，夢呵，酒呵，白髮呵，充斥在古代詩人、文學家們的字裡行間。聰明的知識分子為了保全自己，多在功成後引退，如范蠡、張良、劉百溫等等。除了那些附庸朝政的文人外，那些正直、有創見的知識分子多把循入空門、隱居山林作為他們的出路。不信，我們隨便翻翻古代的四大小說名著。《西遊記》裡孫悟空，可以被認為是武藝高強的神人，但也可以看作不服封建禮教、次序的知識分子，他的結局就是歸於佛門；《水滸》裡的宋江，可以認為是一個有良心的知識分子，他希望找一條穩土的仕途，但結局是死亡，而那些象武松那樣的將領們，雖算不得知識分子，但以他們的聰明和為人，循入空門是最好的出路；《紅樓夢》曹雪芹筆下的賈寶玉的最終歸宿是空門；《三國演義》裡的諸葛孔明，如果不是劉備的發現、三顧茅廬，一輩子就是個修道士。如果還對這些主人公是否是知識分子有所懷疑的話，那麼作為知識分子的作者們的思想傾向是如出一轍的。 如果說西方民主制度的確立，是因為西方的人們都普遍接受過羅梭、尼采、薩特等啟蒙思想的教育的話，那麼在中國這樣本來就有先天缺陷的社會裡再注入馬克思主義的集體主義思想，對於中國的民主事業來講無疑是雪上加霜。 對於現今中國知識分子的命運來講，雖然用不着循入空門、歸隱山林，但是對於正直、有創見的知識分子，他們的命運仍是或可能是坎坷的。這時他們大都想到了一條較好的出路，那就是：出國。 為什麼要民主？中國為什麼要民主？民主是人類的自我覺醒，因而標誌着人類的文明進步。人們用不着去臣服一個國王，國王或皇帝不是什麼“天子”，甚至連“天”，也就是連上帝也沒有。人人生而平等，人才是地球、宇宙的主人。中國要民主，也就是中國人要覺醒。中國人要覺醒，就是無須再崇拜哪個皇帝、救星，甚至不再崇拜哪個權威，中國人要崇拜的是他們自己，人人崇拜他們自己。中國人要真正站起來，不僅要在外國的列強面前站起來，還要在自己的統治者面前站起來。民主告訴我們，做人要積極入世，而不是消極地到山裡去或整日裡參禪打坐。民主制度給我們提供了可以充分發揮才智的環境，民主意識可以使我們充分發揮自己的聰明才智，從而使整個社會的能量釋放出來，加速社會的進步和文明。 誠然，在民主化的進程中難免帶來一些騷亂，但比起中國歷來的專制朝代的從下而上的暴力更替來，不知要好了多少倍。為了使中國不再“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而是長久地合下去，就是要採取民主制度。通過民主和法制，使得社會動而不亂，始終保持穩定發展的勢頭，從而擺脫“一抓就死，一松就亂”的死泥潭。不是危言聳聽，現在的中國由於失去了昔日傳統文化文明的優勢，一旦因專制腐敗而出現分裂，可能就再也難以合起來了。專制制度下的穩定總是暫時的，幾千年的歷史已反覆證明。專制制度下，統治者為所欲為，今天這樣講，明天那樣講，人民生活無法可依，哪來的穩定？今天你可以生活得好好的，明天楞不定地受了什麼權力的傷害，又無處可告，生活上精神不能放鬆，哪來的穩定？在文化大革命中，對於毛澤東和他的追隨者來講是穩定的，對於反對它的鄧小平來講有什麼穩定可言？對於廣大的知識分子有何穩定可言？對於廣大的普通百姓，雖然有了飯吃，但體制的弊端使中國的科技文明落伍了，人民生活在普遍的貧困當中，也沒有真正的穩定可言。在現今的體制下，由於沒有合理的法制，沒有寬鬆自由的政治經濟體制，沒有人權的保障，為了辦一件本來很普通很簡單的事，往往要求爺爺告奶奶，托關係找人情磕破頭皮，有什麼穩定可言？眾多的下崗失業工人，困苦的農民，愈來愈讓人覺得穩定只不過是既得利益者的託詞。在民主制度下，人們不再有那種糾纏不清的內鬥，就象現在的網壇上，為了民主和專制，為了“六四”運動的對和錯，爭來吵去，最後相互漫罵；就象當年的劉鑼鍋同何申那樣，為了主子乾隆的歡喜，爭吵不休。民主就是讓我們避免這種無休止的爭鬥，各自保留自己的觀點，保持各自的個性，在法制的保護下，把自己的精力放在如何實現自身的人生價值上，在實現自己的價值的過程中為社會的繁榮進步貢獻自己的力量。如何在中國實現民主？不錯，無論是通過暴力的或非暴力的手段，在制度上確立民主應是中國民主運動的目標。但要在中國真正實現民主，在中國人身上確立民主的思想意識可能更重要，這也是我寫本文的目的。雖然這種思想的教育過程需要較長的時間，但也正是在思想上理解、確立了民主，才能使民主制度得以長久地維持。一百多年來，孫中山推翻了滿清王朝，應該說在制度上確立了民主，但為什麼還是誕生了一代又一代的專制統治者？那是因為我們中國人缺少民主教育！我為什麼把筆墨很多地化在知識分子身上？那是我認為更重要的是中國知識分子缺少民主教育！中國的幾代國家領導人有幾個不是知識分子？但是他們腦子裡缺少的是民主的知識。隨便舉個例子來說吧，江澤民主席應該是屬於高級知識分子了吧？他畢業於著名高校，留過學，懂幾國文字，應該知識淵博，但他缺少民主的知識，不懂民主。就拿他處理法輪功一事來說吧。練法輪功可能是要自焚的，倘是這樣的話，錯也在那些製造和傳播者那裡，而廣大的練功者是受害者，為什麼要讓他們坐牢呢？如果法輪功是斜說，為什麼不通過說理教育，甚至開會討論、辯論，報紙電台的批評、反對的辦法呢？為什麼要按照認為他們違法的辦法來處理呢？當然可以說法輪功信徒聚眾圍攻政府，但他們手無寸鐵，怎麼對抗得了擁有幾百萬軍隊和幾十萬警察的政府呢？倘若他們圍攻，為什麼不給他們講講法律知識呢？你們有信仰的自由，我們也有批評、反對你們的權利，法輪功有什麼理由來圍攻政府呢？說理、疏導，並最終尊重他們的選擇，對於練功出了偏差，練死了，自焚了，跳樓了，剖腹了，後果由他們自己負責，這是解決這一問題的正確辦法。江澤民不懂得民主和法制的道理，不懂得以這樣的知識去化解這樣的矛盾，主觀地還是用皇帝說了算這樣人治的辦法，一味打壓，結果法輪功信徒們就是不服，變着法子跟你對着幹，事情越搞越複雜。中國人都把精力化在這上去了，還怎麼要求社會發展進步呢？民主思想是一個複雜的體系，給一個老爺爺、老奶奶或一個沒讀過幾年書的農民講民主選舉、三權分立、軍隊國家化嗎？他們是很難聽得懂的。但是知識分子能夠聽得懂。只有他們懂了，理解掌握了，才能將這種思想傳播開去。待到中國知識分子們補上了這堂千年缺席之課，再由他們給普通百姓講解如何當家作主的道理。比如，一個百姓遇到了問題，習慣上是找書記找領導去評理去解決問題，而在民主化的社會裡，要叫他們學會找律師。再比如，一個百姓要辦一件事，他就想着如何找關係送禮物，在民主社會裡，是無須這樣的。對於有規定的事，政府工作人員必須辦，倘若他們刁難你，你就有權告他，媒體上披露他，罷了他的官職。相反，對於不合規定的事，你送禮也沒有用，否則事情暴露了，雙方都有責任。而對於那些規定，不合理的也可以修改，老百姓可以抗議，政府是由百姓選的。在民主社會裡，老百姓有很多權利，可以自由地遷居，沒有那個政府有權規定你住在那裡，你可以選擇自己喜歡的工作，但政府再也不會包養你，你得學會自己生存。你得自己買人壽保險金，買退休金，為自己的生存、後路負責。你還得依法交稅，因為通過你選舉出來的政府，要保證他們正常地運作、為你服務，就得有足夠的經費。你交的稅還用來接濟那些失業吃不上飯的窮人、病人，還用來養軍隊，保證自己的國家不受外來侵略。總之，在民主社會裡，老百姓有了很多權利，有了很多發財致富、自由生活的選擇機會，可以挺直了腰干做人，但也有了很多社會的責任——畢竟是做主人了貝。如此等等……。 民主是克服我們民族弱點，建立現代中國文明的十年大計、百年大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