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陽：看不見的動亂與看得見的動亂
作者: 2006912
日期: 2007-02-03 07:20

看不見的動亂與看得見的動亂

黎陽
2007.2.1.

　　一、最根本的社會動亂之源
　　二、人民的生存權高於一切
　　三、用“軟刀子”剝奪老百姓生存權的形形色色
　　四、警訊：社會動亂因素在積累，事物正在起變化
　　五、“看得見的動亂”來自“看不見的動亂”
　　六、以房地產投機為例看“看不見的動亂”如何製造“看得見的動亂”
　　七、認識論的混亂掩護“看不見的動亂”
　　八、結論

　　一、最根本的社會動亂之源

　　夫“亂”者，無序也。說自然界的無序，靜態的往往說是“零亂”、“散亂”、“雜亂”、“亂七八糟”，動態的則是“紊亂”、“混亂”、“亂套”。至於人類社會呢？“亂”者，社會秩序失控也。只對少數人的失控是“擾亂”；人數多了是“騷亂”；再多就是“動亂”──到了“最高級”，那就是“天下大亂、地覆天翻”。

　　要問社會為何有亂，答案可以無窮無盡，從貪心不足到神經病發作都可能成為解釋。但社會動亂以至天下大亂就不同了。那得有相當多數甚至整個社會的大部分都參與、至少不極力阻止才辦得到。幾個神經病、流氓團伙、幫會組織之類能夠造出擾亂、騷亂，但造不出動亂。倒不是說他們沒那個念頭，而是說他們沒那個能量。“非不為也，實不能也”──當大多數人渴望安定時，個把人再上竄下跳煽風點火也無濟於事。一部《河觴》煽得動大群學生書生上街，但煽不動大批工人農民上街。大草原碰上“星星之火”，後果取決於大環境：大雨傾盆時是一種結果，風乾物燥時又是一種結果。

　　“千古興亡多少事，悠悠，不盡長江滾滾流”。看看中國五千年歷史便可知，沒有一個朝代不立法保護私有財產的，沒有一個朝代不竭盡全力維持社會秩序的，但沒有一個朝代能“江山永固”、“萬壽無疆”、逃脫滅亡的命運的。除了外敵入侵，所有朝代都毫無例外亡於內亂。（而外敵入侵又往往是國家內亂傷筋動骨的結果，二者相輔相成。）

　　然而熟悉中國歷史的人都知道，中國老百姓其實是最能忍的。看看流傳了千百年的這些民諺就夠了：“逆來順受”、“委曲求全”、“得過且過”、“好死不如賴活着”、“心字頭上一把刀──忍”、“屈死不告狀”……只要日子還過得下去，中國人往往寧可受窮也不願造反。挺而走險的總是少數。中國歷史上幾乎從來沒有宗教戰爭。對於大多數中國老百姓而言，只要還過得去，信仰什麼、不信仰什麼有多大關係？

　　這就很發人深思了：為什麼中國所有朝代都幾乎毫無例外地被這些最能忍的老百姓所推翻？為什麼最能忍的人民卻在歷史的長河中留下了那麼多造反紀錄？

　　答案很簡單：正因為中國老百姓能忍，歷代王朝末日的統治者們反而不知天高地厚，得寸進尺，殺雞取卵，竭澤而漁，橫徵暴斂，敲骨吸髓，不堆上“壓垮駱馱的最後一根稻草”不罷休。而凡事總有限度。中國老百姓再能忍也有限度。“物極必反”。一旦超過了老百姓的容忍極限，就必然走向反面，從忍耐變成造反，從“逆來順受”變成“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

　　那麼中國老百姓的容忍極限是什麼？一句話：生存權。對普通中國老百姓來說，往往是貧窮能忍，不平能忍，吃虧能忍，壓迫能忍，歧視能忍，屈辱能忍，但如果連生存權也要被剝奪，那就只剩下了“忍無可忍”：反正活不下去了，與其坐以待斃不如拼死一搏。也就是說，老百姓的生存權是社會安定的底限。過此底限，社會必亂。危害老百姓的生存權是最根本的社會動亂之源。

　　二、人民的生存權高於一切

　　毛澤東在《和美國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談話》裡有這樣一段問答：

　　──問：如果美國人民問到共產黨為什麼作戰，我該怎樣回答呢？

　　──答：因為蔣介石要屠殺中國人民，人民要生存就必須自衛。這是美國人民所能夠理解的。

　　魯迅說：“一要生存，二要溫飽，三要發展。有敢來阻礙這三事者，無論是誰，我們都反抗他，撲滅他！”“我之所謂生存，並不是苟活；所謂溫飽，並不是奢侈；所謂發展，也不是放縱。”“苟活就是活不下去的初步”。

　　上個世紀末，中國政府經常如此回答西方國家對中國“人權問題”的指責：“人權首先是生存權”、“生存權是最大的人權”。

　　太對了。“人權首先是生存權”。“生存權是最大的人權”。“人民要生存就必須自衛”。站在蔣介石的立場上看，“自衛”是“非法”。而站在人民生存的立場上看，人民的生存權比那個“非法”更重要。膽敢危害人民的生存權，“無論是誰，我們都反抗他，撲滅他！”這就是最高的和最後的是非標準。也就是說，人民的生存權高於一切。保護人民的生存權是一切想長治久安生存下去的政府最核心和最本質的差事，是衡量其性質和政績最後標準。願意保護並善於保護人民生存權的政權才是負責的政權。不能有效保護人民生存權的政權是失職的政權。蓄意剝奪人民生存權的政權是反動的政權，是製造動亂、自取滅亡的政權。這就是歷史規律。

　　“主流精英”們吹捧《物權法》時說，中國歷史上那麼多造反，皆因中國人不懂得尊重私有產權、法制不健全。只要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就不會動亂，等等等等。換句話說，只要有《物權法》就能讓私有制深入人心，歷史就可以改寫了。一部《物權法》就有如此神通，就能改變歷史規律，簡直太神奇了。可惜呀可惜，中國歷史上那麼多皇帝宰相簡直個個笨蛋，寧可王朝覆滅也不肯制定一部《物權法》，否則中國歷史上哪會有那麼多動亂造反，哪裡會死那麼多人？

　　可惜這種神話般的胡說八道代替不了歷史事實。看看中國歷史就知道，決定社會是安定還是動亂的真正因素從來不是什麼法制不法制，物權不物權，而是絕大多數人的生存權。在老百姓的生存權面前一切都必須讓位。雖不能說中國歷史上動亂的起因全是老百姓的生存權被剝奪，但可以說剝奪老百姓的生存權必引發動亂。一旦當大多數人的生存權受到威脅時，再神聖的法律也一文不值。那時就不是法制不法制的問題，而是“造反有理”的問題。

　　噢，別，別，“造反有理”這四個字太刺激了，簡直讓“主流精英”們五雷轟頂，有的要暴跳，有的要咆哮，有的要冷嘲，有的要暈倒。為了他們可憐的神經，且不說有理無理──反正有理也好，有罪也罷，那不過是站在不同的立場對同一件事所用的不同描述語言而已。套用一下張維迎的邏輯。他不是說“學術觀點通行的表述方式是‘如果……，那麼……’，講的是事物的因果關係”嗎？搬到這裡就成了“中國歷史揭示的因果關係”：“如果”無限制地剝奪老百姓的生存權，“那麼”就會“動亂造反”（至於有理無理則取決於你的階級立場）。這就是客觀規律，一個中國五千年歷史反覆證明過的客觀規律：百姓如水，君王如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傷害老百姓的生存權即在製造水之不穩。傷害愈深，風浪愈大。傷到極限即民不聊生，那就是官逼民反，王朝末日，驚濤駭浪，房傾舟覆。總而言之一句話：老百姓的生存權即天下之安定。生存權越大，天下越安；生存權越小，天下越危；生存權完了，天下必亂。

　　“主流精英”們宣稱只要用一紙《物權法》確立“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就能杜絕造反、改變這歷史規律。這令人想起俄羅斯人關於葉卡捷琳娜女皇的一個傳說：“河水啊，停止流動吧！這是女王的命令。”──一樣的專橫跋扈，一樣的愚蠢無知。就憑這些????不通的“理論”，就足以證明這些所謂“主流精英”不僅政治上????，歷史常識為零，而且根本就是一群為了謀私什麼彌天大謊都敢撒的學術騙子。“水能載舟，亦能覆舟”這個起碼的道理，唐太宗懂得，封建社會的明君懂得，中國歷代的有識之士懂得，而號稱“代表先進文明”的“主流精英”們偏偏一竅不通還不懂裝懂。

　　不是老有人愛說什麼“木桶短板理論”嗎？用它來描述社會動亂規律倒正合適：社會動亂的反面就是社會的安定。社會的安定度不是取決於誰“最長”──最成功，而是取決於誰“最短”──最不成功，取決於“弱勢群體”的生存權。“主流精英”們從來如同賭場老闆，只引導人們注意賭場裡極個別的得手幸運兒，竭力避免讓人們注意絕大多數的賠本倒霉蛋。然而要關注社會的動亂與安定就必須反其道而行之，不是關注成功者命運，而是關注不成功者的命運。道理很簡單：成功者總是少數，不成功者總是多數。社會的安定與否不取決於少數人怎麼想怎麼辦，而取決於多數人怎麼想怎麼辦，取決於民心的向背：民心思治則天下治，民心思變則天下變，民心思亂則天下亂，民心思反則天下反。如此而已。如果最弱勢的群體的生存權都有了起碼的保障，則社會必安，不守規矩去犯罪的只會是少數、個別的“分子”而非“群體”，得不到同情，得不到認同，失道寡助，再折騰也翻不起大浪。反之，如果“弱勢群體”的生存權受到損害，那因生活所迫挺而走險的人數必增，社會的安定度必降。生存權受到的損害越大、受害人數越多，走上違法謀生之路的人就越多，社會的安定度受到的破壞越大，社會就越不穩。如同房子，最要害的地方不是高高在上的上層建築如何閃閃發光，而是默默無聞承受了全部壓力的最底層的地基是否穩固，是否還吃得消壓力；是內部的承力結構是否牢固，是否還撐得住受力。如果只看表面裝飾而不管底層地基與內在結構的狀況，那就是本末倒置。

　　三、用“軟刀子”剝奪老百姓生存權的形形色色

　　剝奪老百姓的生存權乃最根本的社會動亂之源。但“剝奪老百姓的生存權”並不意味着只象南京大屠殺那樣用“硬刀子”直接殺人，用“軟刀子”照樣能間接殺人。用“硬刀子”殺人是殺，用“軟刀子”殺人也是殺。直接殺也好，間接殺也好，只要是搞得老百姓活不下去，那麼就效果一樣，本質相同。二者區別僅僅是用“硬刀子”剝奪生存權是“白刀子進去紅刀子出來”、“立竿見影”；用“軟刀子”剝奪生存權是“殺人不見血”、“幾年家軟刀子割頭不覺死”，多了個“量變引起質變”的過程而已。

　　生存權包括人身安全、物質上的生存權以及精神上的生存權。傷害其中任何一項即傷害生存權。

　　魯迅給生存權的定義是：“一要生存，二要溫飽，三要發展”。教育屬於生存權中的“發展權”，不僅僅是自身的發展權，而且是整個民族的發展權。危害老百姓受教育的權利即危害老百姓的生存權。

　　“主流精英”們每日每時都在用“軟刀子”從物質上、精神上剝奪老百姓生存權，也就是說每日每時都在間接殺人：

　　──“下崗”、“買斷工齡”、強迫徵地、製造失地難民──用斷人生計的方式剝奪數千萬老工人、數億農民的生存權。

　　──“醫療產業化”導致普通老百姓看不起病，小病變大病，大病變絕症──用疾病的方式剝奪普通老百姓的生存權。

　　──有毒有害食品藥品充斥市場。環境污染愈演愈烈──用縱容公然下毒的方式剝奪普通老百姓的生存權。（張維迎堅決反對政府監管醫藥，特地把政府的藥品管制當成“管制失敗的具體事例”──張維迎：《中國政府管制的特殊成因》。出了“齊二藥”毒藥事件後張維迎仍然裝聾作啞，拒不認錯。）

　　──“教育產業化”導致無數普通人家上不起學，為上學家破人亡──用毀滅下一代發展權的方式的剝奪普通老百姓的生存權。

　　──“取消社會福利”，導致老弱病殘貧病交加而生不如死──用落井下石的方式剝奪喪失勞動能力者的生存權。

　　──鼓吹“精英至上”，剝奪“弱勢群體”的一切尊嚴，使之處於毫無希望、毫無未來的“苟活”地位。魯迅說：“苟活就是活不下去的初步”。“弱勢群體”因悲觀絕望、精神失常而自殺者不計其數，世界第一，遠遠超過“精英”們整天一把鼻涕一把淚、刁聲浪氣沒完沒了地拼命控訴的“文革”、“反右”等歷次政治運動時期（不乏下崗工人買斷工齡後夫妻雙雙自盡、希冀減少家庭開支、讓子女靠那少得可憐的買斷工齡的錢得以活命的例子）──用毀滅希望的方式剝奪“弱勢群體”的生存權。

　　──西方人認為貓有九命，生命力最頑強。但生命力再頑強也經不起憂鬱之傷，遂有諺語：“憂鬱殺死了貓”。在“主流精英”多年的把持下，中國整個社會道德敗壞，精神沉淪，人與人的關係日益冷酷無情。人們的精神境界日益空虛苦悶，鬱郁而亡者日眾。孤立的、偶然的事件尚可以說是“氣死人不償命”，而因精神因素大規模致死則是──用“精神謀殺”的方式剝奪普通老百姓的生存權。

　　──喪失了一切的“弱勢群體”最後能指望的就是親情。而“主流精英”們卻連這最後的一絲希望也不放過，冒出李銀河那樣的老虔婆公然鼓吹“換妻”、“一夜情”、“性自由”──用大規模破壞家庭穩定、毀滅親情、製造孤獨淒涼的方式剝奪普通老百姓的生存權。

　　……

　　再看看這些事實：

　　──長沙下崗工人陳洪問曰：“在‘就業無望，上班無崗，下崗無錢，低保無緣，社保無份，官埸無人，情埸無妻’的情況下，不跑‘摩的’我吃什麼？”

　　某警察答曰：“我管你吃什麼！”

　　人大某“精英”答曰：“你就不配活着！”（明目張胆直截了當否定人家的生存權！）

　　“主流經濟學家”們答曰：“這是優勝劣汰，客觀規律！”

　　另一“精英”更是早有“名言”：“誰讓你出生在中國？”

　　──2007年1月4日CCTV《焦點訪談》播出關於湖南省漢壽縣棉紡廠原團委副書記李紅傑的報道後有人就此寫了篇文章，題目：“改革，如何讓老百姓少受些損失？”──天啊，不是要“用鄧小平思想指導改革”嗎？不是說改革是“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嗎？怎麼改來改去改得人們只求“讓老百姓少受些損失”就謝天謝地了？就算是“摸着石頭過河”、“改革代價”，那也該有個頭啊！折騰了幾十年，卻成了“摸不完的石頭、過不完的河，當不完的代價、改不完的革”──這一切該如何解釋？

　　──下崗工人們悲訴：“難道我們近三十年的努力工作換回的就是被工廠掃地出門？難道我們拿了多年的低工資不是為國家做了貢獻？為什麼就不能讓我們工作了幾十年而又沒有多少技能的下崗工人不再在貧困線上掙扎呢？看在我們把最寶貴的青春無私的奉獻給了國家，為什麼國家不能替我們交養老金呢？”

　　再看看“主流精英”的“標準答案”：“從頭再來”。

　　真是“說得輕巧，吃根燈草”、“站着說話不腰疼”。讓“工作了幾十年而又沒有多少技能”、接近享受退休權利的下崗工人跟年青人一樣去拼體力、拼技能、拼學習能力，這不是硬逼着人家做力不從心的事又是什麼？至於讓人家靠經商生存則簡直等同於問：“何不食肉糜？”：美國政府統計數字：90%新創業的買賣存活不過三年。所以聯邦政府規定的資助貸款標準為生存三年以上。小商業在美國這樣商品經濟發達商業知識普及國家的命運尚且如此，中國呢？下崗工人中有經商條件的人占多少？成功率是多大？下崗工人中能長期靠這個來“一要生存、二要溫飽、三要發展”的人的比例有多大？

　　拿破崙說：“一切不道德事情中最不道德的，就是去做不能勝任的事情。”那麼強迫別人“去做不能勝任的事情”呢？豈不比“最不道德”更不道德、超不道德、進入了“卑鄙”的層次？而強迫“工作了幾十年而又沒有多少技能”的下崗工人“去做不能勝任的事情”、“從頭再來”的“主流精英”們呢？不折不扣就是天下最卑鄙無恥的人形狗畜生。

　　（回顧總結，可以發現一個規律：凡是為共和國的建立、建設和強大而作出了貢獻和犧牲的所有中國人，其生存權全部遭到了“主流精英”們的傷害：

　　──老工人、農民：“下崗”、“失地”、取消福利，直接從物質上剝奪生存權；

　　──老幹部、老軍人：無孔不入否定中國跟革命的一切歷史，引導青年一代漠視、嘲諷他們的經歷，蓄意製造失落感，製造精神苦悶，用精神謀殺的方式剝奪生存權；

　　──退休工程技術人員、教師：削減、凍結其退休待遇，無視其生存，讓他們陷入貧困潦倒，貶低他們當年自力更生條件下所做的一切，從物質上和精神上對其生存權進行雙重圍剿。

　　“主流精英”如此這般，一是為打擊報復、反攻倒算一切為建立共和國實實在在默默奉獻過的有功之臣，二是要給社會樹立反面樣板：“人不為己，天誅地滅”。有機會時不貪污，講奉獻，這就是下場。三是要證明搞自然科學干實事的沒出路，搞工程技術從事物質生產的決沒好下場，只有學他們當“精英”專門玩玄的“勞心者治人”、專門高高在上支配別人的才無後顧之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