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所谓的市场经济社会里，虽然生活千头万绪，但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赚钱有理”。各种媒体当然也不例外，所以要千方百计地争取读者或观众，以求最大经济效益。其具体指标就是“销售”或“收视率”。但是这样的指标需要自己的统计或专业调查，容易“掺水”和准确度不高。後来出现了网络媒体，不仅传播速度快、距离无限，还可以具备双向互动的能力（如网路论），让更多人有了享受“言论自由”的客观物质条件。而且拜高科技之赐，不仅可以比较方便准确地统计网站访问量，甚至还可以自动统计每一篇文字的访问量，于是出现了一个新概念“点击率”。从此又增添了一种“竞争方式”，成了又一个“优胜劣汰”的标准（幸亏爱因斯坦出生得早，否则他的“相对论”据说当初只有12个人能看懂，象笔者这种笨拙之人，八十多年後还不甚了了，岂不是他也要被“打入冷宫”永无出头之日了！）。但是如果认真考虑一下，会发现这个指标的意义在大多数情况下，可能是负面的。

文字是书面的“语言”，而语言是精神思想的表达。无论天才、蠢才、庸才、歪才，出生时都差不多，既不会写文章当明星，也不会炒股票，更不知道弄虚作假说谎话，要是意外认了猴子或狼做“奶妈”，最後甚至行为和“声音”都跟猴子或狼差不多，成了“猴（狼）孩”。就象才从生产线上下来的电脑，里面什麽都没有，完全取决于後来装什麽软件，才能从事什麽样的工作。人也一样，除了个别生理上特殊的情况外，大多并无先天差异。虽然有人坚持“种族优越论”或“龙生龙，凤生凤”观念，但要是要他们将子女送到大陆偏远穷困地区去生活，恐怕就没有人敢说这些孩子将来一定照样能考上哈佛、北大之类，甚至哪怕一定能当上村长、大队会计、党支部书记之类土“执行长”的。因为他们私下里也知道孩子的成才与否，主要靠後天的环境和教育。这是当年“亚圣”孟子他妈就懂得的学问，要不怎麽老惦记搬家（有“孟母三迁”的故事为证）呢？

但是，如果再进一步想想，出生时脑袋空空的“人”，怎麽会逐渐获得越来越多的知识，从而具备了生活和工作的能力的？就是因为接受了教育。而人的教育，除了象动物般有样学样外，高级复杂一点的，都是需要由专门的学校，通过语言和文字来进行的。这就是所谓“受教育”。可是，为什麽在同样的教育条件下、甚至同一个学校教育出来的学生，水平和素质也照样有很大的区别呢？那是因为我们实际是生活在一个充斥着各种各样语言、文字的社会大学校里，除了睡觉以外，随时随地都在直接和间接（比如在普通学校中和家里）地受“教育”。对大多数人来说，尤其是对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平均素质和表现，这才是最有决定性影响的“教育”。用这样的认识来探讨今天的民族和社会素质问题，是不会有什麽严重失误的。

那麽再进一步想想，谁是这个社会大学校的“老师”和“教科书”呢？在当今时代的现实情况下，也许把那顶“桂冠”戴到各种媒体（广播电视、报刊杂志和信息网络）的头上，是一点也不夸张过分的。因为把今天社会上种种所谓“与时俱进”的现象和潮流趋势，作一点统计归纳，恐怕是只能得出令人担心的结论的。而且也不难发现，这些都是他们“为人师表”“推波助澜”的结果。而那个管理社会“学校”，控制、指挥“老师”做什麽和不做什麽的“校长”，就是政府。

这一点都没有“栽赃”之嫌，连美国柏克莱加州大学的新闻研究所所长夏伟，都指出媒体对美国企业经济丑闻的发生“难辞其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