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的中国，革命家层出不穷，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无不以革命成家。所谓革命家，就是那些以推翻现有社会秩序，试图以自己的理念来建立新的社会秩序为终生职业的人，其特征就是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计代价，不计社会成本。二十世纪中国的历史，即是一部革命史，起初有国民党领导的辛亥革命，二次革命，护国革命，护法革命，北伐革命等等，后来又有共产党领导的所谓新民主主义革命，文化大革命以及由自由派知识分子领导的六四革命。

革命的失败也许会让人觉得惋惜，但革命的成功却往往更让人遗憾。革命成功的结果不过是新的统治集团取代了旧的统治集团，而这新集团也许并不比旧的更好，有时甚至更坏。纵观百年沧桑，说革命家误国大概并非过于危言耸听。湘君理解了为什么早年激进的严复晚年会变成一位保守的改良主义者，而湘君自己也无可救药地变成了改良主义者。

社会改良需要的不是革命家，而是真正的政治家。湘君心目中的政治家不是那些政客和官僚，而应该是那些从现有的社会秩序出发，试图以合法的手段来改良社会，推动政治民主的人，或者也可以说是议会政治家。中国历史上几乎找不出这样的政治家，如果一定要找，那被暗杀以前的宋教仁勉强可算得一位。宋教仁议会政治的失败，是因为象他这样的政治家实在太少，他一去便后继无人，议会政治无以为继，革命便接踵而至，叹乎！

说起议会政治，有朋友提出，某年某高校的学生试过，行不通。湘君不明白的是，为什么这样的尝试只是在某高校进行了一两次就被认为行不通，而已被中国百年历史证明了走不通的革命道路却始终有那么多人念兹在兹，乐此不疲？其实从事议会政治，对政治家自身来说，只要还活着，就不能算失败，总可以重新开始；而对整个社会而言，某个政治家一两次政治活动的失败更是不足挂齿，对社会毫无危害。而政治家的每一个小的成功，都会对政治进步有极大的推动，这就是议会政治的优越性所在。

然而，遗憾的是，中国文化的土壤似乎只适宜生长革命家而不适宜生长政治家，可能与国民传统文化心理有关，这主要表现在：1，国民普遍的从众心理，喜欢有千万人参加的波澜壮阔的有组织的运动，缺少坚持自己的信念，负戟独行的勇者。2，好大喜功，急功近利心态，喜欢大而无当的运动，试图以一次运动来解决所有问题，毕其功于一役，就象老毛说的：“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而不愿静下心来做一些琐碎的，不易见成效的实实在在的工作。3，成王败寇，一山不容二虎的传统文化心理定势，不明白在政治运作中也应有妥协与合作，也会有双赢的局面。

实在是希望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少一些革命家，多一些政治家。

二00三年六月二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