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國燾：中共六大（2）

中共第六次代表大會，於六月下旬正式舉行。到會的代表共三十餘人。莫斯科的中共留學生出席旁聽的約有十餘人。大會開幕以後，由布哈林向大會作主要報告，題目是“世界革命形勢與中共的任務”。他在這篇冗長的報告中，花了很多時間答覆我所提出的意見。他的這篇報告，成為這次大會政治決議的基礎。他的種種表現，給我和其他同志以深刻的印象，認為他有正直誠實的風度。他說到中共與共產國際的關係時，雖然避免提到共產國際政策上的錯誤，但也沒有肯定表示共產國際對中共的指示是完全對的；也沒有說到陳獨秀時代中央的錯誤是由於違反了共產國際的指示。但卻直率的說：共產國際派到中國的代表們，犯了許多嚴重的錯誤，這是鐵一般的事實。他根據這種論斷，對於共產國際對中國革命的這種關係深表遺憾。

他提到國共合作時期，尤其是武漢時期的種種事買時，認為革命的失敗是由於敵人的力量過於強大，同時國際革命力量並不能給中國革命以有力的支援，這是因為中國革命達於高潮時，西歐的革命運動卻正受到挫折的緣故。但中共中央對於中國革命的性質和聯合戰線的任務，缺乏正確的了解；在緊急關頭，不能打破敵人的包圍，因而犯有機會主義的錯誤。他提到南昌暴動一事時，大聲地說，共產國際阻止南昌暴動的電報確有發出。但他沒有進而批評這個舉動是否正確，和為甚麼發出這封阻止的電報。他繼而宣稱南昌暴動是反對中國國民黨的軍事行動，這一行動基本上是對的。他對於未能使南昌暴動與秋收暴動結合起來這一點，認為是最大的失算。

他嚴厲批評盲動主義的錯誤，要求這次大會予以糾正。但他畢竟不願中共受到更大的震盪，多少採取和事老的態度，號召中共黨員在共產國際正確路線之下團結起來。他極力說明反帝國主義的重要。他認為日本有瓜分中國的野心，而且，太平洋將有瓜分中國的帝國主義大戰發生；因此，爭取中國的獨立，還是中國革命者主要的任務。由此出發，他認為中共將來還要與廣泛的小資產階級結成反帝聯合戰線。甚至認為將來中國革命政權可能由中共和譚平山這一類的小資產階級分子平分職掌。他不主張過份強調反富農，他的這種主張，甚有先見之明，後來卻被斯大林派批評為右傾機會主義。

繼布哈林之後，是瞿秋白作政治報告。他在報告中花了很多時間談國共合作時期的故事。他批評陳獨秀雖然贊成中共加入國民黨的政策，但放棄領導權的爭取，甘心做國民黨的尾巴。又指我一貫反對中共加入國民黨的政策，是不敢去和國民黨爭革命領導，同樣是右傾機會主義。只有他自己自命能正確的遵從共產國際的指示，贊成加入國民黨去積極爭取中國國民革命的領導權。但他的論據，除了引證一些列寧的話以外，究竟不能指出若干顯明的歷史事實，來證明他的立場完全正確。而且他並沒有着重表示如何改正盲動主義的錯誤和明確表示中共今後應取的方針，因此，他的報告曾引起多數代表的不滿。

大會討論這些報告將告結束時，瞿秋白提出了各組審查委員會的名單，負審查各種報告和提案，以及起草決議之責，再提交大會批准。由於許多代表不滿意他所提出來的名單，認為各名單中沒有適當的包括反對方面的同志，曾爆發了激烈的爭論，大會否決了他所提出的名單。這件事使瞿秋白認為是大會對他的不信任，因而退出會場，向共產國際求援。結果，共產國際派來四位年老資深的委員，半用壓力半用調解的方式，才將名單予以適當的修改通過。

代表們在主張上，大致有這麼一種分野，瞿秋白和他的少數追隨者，堅持八七會議以後的中央路線是正確的。王若飛、汪澤愷這兩位與陳獨秀關係較密切的人物，嚴格批評瞿秋白所作所為都是錯誤的。在這兩種極端主張之中，周恩來、李立三、鄧中夏等，主張維持瞿秋白中央的領導，但須糾正錯誤，我和蔡和森、項英、羅章龍、王仲一等，主張瞿秋白應徹底改正錯誤，才能繼續在中央工作。

這次大會，在共產國際直接指導之下舉行，布哈林等人，並不經常來參加，但擔任中國部長的米夫，率領着土地問題專家沃林等人，卻是每次會議都在座。米夫甚至以共產國際的名義，在那裡施用壓力。他曾約我懇談，開門見山的向我說，共產國際希望我和瞿秋白能化除成見，互相合作。我表示，只要瞿秋白能糾正錯誤，合作當無問題。他進而探詢，是否這種合作帶有勉強性質。我曾指着案上一個磁茶杯說：就像這個茶杯，被打成幾片，雖然可以補起來，究竟不如沒有補的那麼自然，也希望以後再不會有人將它打碎。米夫回答說：共產黨的組織，究竟不好比作一個茶杯，因為它是有機的東西，共產國際自信有力量領導中國同志，改正錯誤，並使他們團結合作，只要你答應，我就可以向共產國際報告我們中間已獲得諒解。我覺得他的話涵有強制的氣味，因而表示我尊重共產國際的裁處。他似向瞿秋白也同樣表示過，也收到同樣的效果。

米夫的橫加干涉似是過份了，也把事情弄糟了。我與瞿秋白之間的意見雖極參差，但經過爭論，各自承認自己的缺點和錯誤和取決於多數，也許事情的解決要自然些。米夫似乎有一種印象，覺得機會主義、盲動主義以及共產國際或其代理人都錯了，抑或這個或那個中共領導者錯了，都不易弄得清楚，因而只有由共產國際來強制裁處。這樣做的結果，顯然會使爭端的解決，不能達到水到渠成的順利效果。各人都覺得受了委曲，而且會埋怨米夫的多事。

因此，在大會期內，我和瞿秋白雙方都覺得米夫鋒芒太露，有操縱中共的野心。陳紹禹、沈澤民等在大會中的舉動，也不利於米夫。這些中大學生，被認為是米夫派，在大會裡任翻譯等工作；他們是後進同志，大多自命不凡。聽了一些代表互相指摘的言論，不免對於原有領導人物，意存輕視。他們聽了瞿秋白那種“半罐水”的馬列理論，往往在那裡暗中竊笑；覺得自己比他們的前輩懂得更多。對於有些代表，若干不能自圓其說的發言，他們又認為過於缺乏理論。他們表示既反對瞿秋白的盲動主義，也反對張國燾的機會主義；似乎今後黨的重任要由他們來負擔了。這一切的一切，都被認為米夫是在那裡培養幹部，來打擊我們這些原有的領導人物。

向忠發在大會上的活動，也是令人側目，這位在武漢時期任湖北全省總工會委員長的向忠發，於一九二七年武漢分裂後，來到莫斯科，任駐共產國際的中共代表，他被共產國際視為中國無產階級的象徵，他也一切聽從米夫的擺布。因此，他的身價與時俱增，也學會了一些馬列主義的口頭禪。在這次大會中，米夫與陳紹禹等，便將他當作一張王牌，來批評我們的錯誤。他也當仁不讓的以陳獨秀的繼任者自居，擺出一副比陳獨秀還要嚴厲的家長面孔，往往在大會中高聲責罵這個或那個同志，三句話便不離“這是共產國際的正確路線”其實，他並不是一個受人尊重的人，有點江湖氣，與他共過事的李立三項英等，都知道他的底細，不免暗笑他的那種扮演。我們多數人總覺得他不能負起領導的重任，也討厭他的“米夫味”，

但因中共缺乏領導重心，而又沒有其他適當的人來充當，只好暫時容忍。這次大會雖有許多不協調的因素，但畢竟在共產國際強力領導下進行，不能沒有冠冕堂皇的交代。因此決議倒是洋洋大觀，也曾被人據以宣稱是一次最有成效的大會。但細按那些決議的內容，有些地方混淆不清，首尾不能相顧，甚至埋下了一些暗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