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國燾：南昌起義（2）

八月一日清晨，占領南昌的軍事行動結束以後，建立政府和今後應採取的軍事策略是急待解決的問題。

關於建立政權這一問題，我和譚平山等所考慮的是成立正式的國民政府或成立臨時性質的政權機構，我們沒有提到要建立蘇維埃政權。當時一般的看法，以為一個正式政權的建立，須有穩定的地盤；而又必需有繼續的軍事勝利，才能獲致。同時，共產國際一向的政策，又是主張建立一個有力的國民政府，並反對托洛斯基建立蘇維埃的主張。所以討論的結果，便決定了組織一個臨時政府，名之為“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

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的任務，主要是：一、號召國人擁護孫先生革命的三民主義和三大政策；二、在適當時機，召集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改組國民黨，成立國民政府，討伐南京武漢一帶的叛逆。當時，我們在南昌所發表的宣言文告，大體就是根據這兩點作成的。革命委員會由二十五人所組成，包括譚平山、宋慶齡、吳玉章、鄧演達、何香凝、惲代英、張曙時、郭沫若、周恩來、張國燾、李立三、張發奎、賀龍、彭湃、林祖涵、朱德等。

這個名單由中共前敵委員會決定後，即由譚平山在一次包括國民黨左派人物的會議上，提出予以通過。委員們立即宣誓就職，旋又推舉譚平山為委員長，吳玉章為秘書長。這名單中的國民黨左派人物，除張曙時以外，其餘如宋慶齡、何香凝、鄧演達等，並未到場。他們的名 字被列進去，這是利用國民黨招牌所必需的。至於張發奎那時已與南昌暴動處於對立的地位，中共仍將他的名字列入，一面表示拉攏，一面想藉此維繫第四軍軍心。參加南昌暴動的國民黨左派人物，只有張曙時、姜濟寰、蕭炳章，和一些國民黨中下級幹部。因此，這個革命委員會，用的是國民黨的招牌，事實上是完全由中共所操縱。

軍事行動策略更是緊逼的問題，當時張發奎所率領的第二方面軍一部分，正由九江向南昌逼近，聲言討伐叛逆。朱培德也正在吉安樟樹等地調集他的部隊，作反攻南昌的部署，武漢南京兩方，都可迅速集結其他部隊入贛增援，對付我軍。根據這種種情況，我們認為南昌處在四面受敵之中，顯然不易立足。當時主要有兩種意見。一是主張南下占領廣東東江一帶地區①，以潮汕為據點，再行統一廣東，出師北伐；一是主張西向進攻湖南②配合湖南的農軍，占領一部分地區，以為根據，再圖大舉。賀龍對於第二種主張很感興趣，因為湘西一帶，原是他的老巢。但討論的結果，大多數贊成南下的主張。理由是東江一帶防務空虛，易於占領，且不至四面受敵，東江的農民運動，早有基礎，力量易於擴張，又因占領汕頭海口，可望獲得蘇聯的接濟。當時大多數人不願往湖南，對於蘇維埃，打游擊，土地革命等等，還是疑慮多端。毛澤東自願到湖南去，也是挺而走險，當初也曾企圖帶着農民武裝趕來南昌，參加暴動，只因時間上來不及而作罷。

如何擴充軍事實力，也是煞費腦筋的問題。賀龍的第二十軍戰鬥力不算充足。他的第一師師長賀敬齋，第二師師長秦光遠，每師雖有三個團，但人數並不足額，槍支更陳舊不堪。周逸群所率的第三師，那時還只有一個團人。所以第二十軍急須加以充實。葉挺的第二十四師和周士第所帶的七十三團（原系獨立團）是這次暴動中的主力。中共當時決定再成立一團，與獨立團合併，編為第二十五師，再加上蔡廷鍇的第十師，合併成為十一軍，由葉挺、蔡廷鍇任正副軍長。當時駐在南昌附近的第十師師長蔡廷鍇（他接替陳銘樞的職位），對於南昌暴動，原採取中立態度，經中共極力拉攏，他才表示附和。朱德原任楊森軍的黨代表，在楊森背叛武漢時，離開楊部來到江西，他的老朋友朱培德便任他為教導團團長。後來朱培德遣送共產黨員出境，朱德仍以與朱培德等同系雲南部隊出身的老關係留任原職，並未被認為共產黨員而遭遣送。這時中共特別抬出朱德來，給他以一個第九軍軍長的名義，希望他能影響並轉變朱培德的部隊，形成一個新的軍事力量。

根據這種種政治上和軍事上的部署，革命委員會的具體組織也就形成了。任委員長的譚平山，算是對內對外的領袖，吳玉章以秘書長的資格，組織了一個秘書處，為革命委員會的辦事機關。革命委員會下成立一參謀團，等於國民政府下的軍事委員會，由周恩來任主任，劉伯誠任參謀長，賀龍任前敵總指揮，葉挺任副總指揮，郭沫若任總政治部主任。此外，設有農工委員會，由我任主任，李立三、郭亮、彭湃、陳蔭林等任委員，負責領導工農運動和建立各地方政權等任務。另黨務委員會，主任張曙時，負責領導國民黨的組織工作；宣傳委員會，主任惲代英；財政委員會，主任林祖涵，後來又增設一個政治保衛局，由李立三任局長。這些組織的性質，是黨政軍一元化的。既雜有一點國民政府的成規，也滲有中共的特殊作風。

革命委員會的政綱，大體還保存着北伐初期的色彩。其中最特殊之點，是規定沒收二百畝以上的地主土地，分配給貧苦農民耕種。這種規定，雖然還是在孫中山先生的“耕者有其田”的口號之下提出的，然而，已是中共公開宣布沒收土地的第一聲。再則，規定經過選舉的方式，成立鄉村政權，在這種選舉中，工農團體自然是其中的骨幹。此外，關於反對帝國主義和軍閥，廢除苛捐雜稅，減租減息等項，都和過去國民黨的政綱沒有多大出入。

革命委員會略具規模，還沒有來得及大事宣傳，就不得不根據軍事情況的需要，離開南昌。軍隊之向南移動，對內對外，都引起一種不安的情緒，許多人感覺到，中共的軍隊是在 向南逃難。武漢的中共中央又已通告各地區組織與工農團體，停止響應南昌暴動，前敵委員會對兩湖各地工農的配合行動，已失去了指望。即對在平江暴動的余灑度部，也認為時間上來不及命令他們趕到南昌與大隊會合，只有通知他們就地行動，後來這一部分軍力就成為毛澤東所組織的湖南工農紅軍的基幹部隊。

八月五日，這一支暴動軍，護衛着革命委員會的龐大組織，經由贛東的撫州、瑞金等地，向廣東的潮汕進發。這支軍隊，除了打着革命委員會的招牌以外，可以說與其他的國民革命軍沒有顯著的分別。一般士氣反不如北伐初期那末旺盛。溽暑行軍，行李又非常笨重，需要大批民伕，而民伕又征不到，於是沿途拉佚和兵伏逃跑的事，不斷發生。中共的幹部們，是在那裡第一次學習軍事行動。

第一天的行軍情況，特別顯得七零八落，當天走了九十華里，到李家渡宿營時，許多幹部，腳板上都瘇起了水泡。要人們要坐轎子，轎伕又不易找到，走路似乎比任何事都辛苦。一般幹部，在出發前，總想多帶點日用的東西，可是上路後，這些所攜帶的東西都成了極重的負擔，似乎幾兩重的心愛的物件，這時都成了千斤墜。因此，在多數幹部要求之下，決定把這些包袱扔掉。在李家渡河邊的沙灘上，各種漂亮的衣物，堆積得象一座五顏六色的小山一樣，引火焚毀，以示決心。這可算是中共 “無產階級化” 的一次表現。可是，有些人對着那一堆餘燼殘灰，也不免嘆息着說：我們為甚麼這麼傻呢？為甚麼不將這些衣物分贈給當地的老百姓呢？然而，當時的中共，只是想到那裡便做到那裡，我們老是在“上當中學乖”。 這件小事，也許就是我們的一個實地寫照。

從李家渡到撫州的途中，周恩來等候在路旁，與我會商一件重要的事情，他懊喪的說：據一位逃出來的同志報告，行進到進賢的第十師蔡廷鍇，業已叛變，拖着隊伍向東跑了。蔡廷鍇在進賢借集合幹部訓話為名，將三十團團長范孟聲及其他中共同志三十餘人，一律扣留殺害，其餘同志數十人，也下落不明③。現在只逃回來一個同志。似此，我們在第十師中的基礎，已完全被毀了。……

周恩來接着以引咎的語調向我說：這件事是我的大意，我應完全負責。……他的這種表示是有原因的。當張發奎的第二方面軍向南昌集中的時候，葉挺師擔任前鋒，蔡廷鍇師跟進。南昌暴動之夜，蔡師全部駐在南昌附近，蔡本人正由九江趕來南昌，蔡於八月一日才趕到南昌，是由我與周恩來葉挺三人和他在葉挺師部接談的。蔡初到葉挺師部時，大概因沒有參預這次暴動的密謀，神色顯得有點慌張，我因與蔡不熟，一直沒有多發言。只由恩來對他說了一篇南昌暴動的大道理，葉挺也以老戰友的資格，從旁向他說：高佬！就這麼幹吧！蔡低頭躊躇一下之後，即表示一切願聽指揮。這一幕過後，革命委員會和參謀團的多數委員，都對蔡有些不放心，主張應派得力的人員去控制第十師。獨周恩來認為不應對蔡表示不信任。因此委蔡為參謀團的委員，第十一軍副軍長，兼左翼總指揮，並且命令他單獨循進賢一路南下，即對范孟聲等同志，周只囑咐他們聽從蔡廷鍇的指揮，並沒有要他們提高警覺。如今，蔡竟叛變了，而且范孟聲等同志又因而被害，周對於自己事先的疏於防範，當然有內疚之感。我聽了周恩來的報告和意見之後，心中難過，躊躇了一陣才對他說：現在事已至此，是無法挽救的了。看來，蔡廷鍇拖着隊伍往東走，還沒有與我們敵對的意思，他既懷異心，即使和我們一同到了東江，在緊要關頭再來一個拆台，豈不更糟。我們對於這一件事情的處理，顯然是太大意了。應當視為一個嚴重的教訓。這件事如果公布出來，將會動搖軍心，還不如不公布的好。在此緊急時期，你也不要灰心，不要提出引咎辭職這一類的話，還是咬緊牙根的幹下去吧！周恩來聽了我的話，似乎有多種感觸而不得不表示繼續勉為其難。不過，我們也就失去了最有戰鬥力的一師了。

我軍失去蔡廷鍇師之後，連革命委員會的機構在內，人數不過二萬五千人左右，槍支不 過一萬三千支。我們行軍所經過的贛東地區，中共的地方工作還很薄弱，軍隊又缺少現金來購辦糧食和必需品。原有的地方政府，都已預先奉到朱培德的命令逃避一空，沿途的人民，多數藏躲起來，避免兵災。因此，地方民眾工作和建立地方政權工作，都無法進行。而且，不得不沿途向大戶徵發糧食，這樣，軍紀自然也就隨着墮落下去，軍隊中落伍的，患瘧疾的，逐日的增加，這種種困難，都非一時所能克服。朱德所統率的所謂第九軍，是一支特別的隊伍。朱德在暴動後曾擔任南昌公安局長，從南昌出發的時候，他的第九軍共有一千多人，其中包括第三軍教導團的一部（大都已逃亡），

南昌市的一部分警察，和他從南昌各機關臨時所收集的武裝與非武裝的人員，此外還有一些運輸伕。因為朱德對江西情形較熟悉，同行的各機構各部隊，都向他要運輸伕，因此第九軍老是被派去擔任打前站與徵發糧食民伕等雜務工作。他的部隊，逃亡的最多，到達撫州的時候，所剩餘的員兵，已不過三四百人，到達瑞金時，只剩下一百多人了。不幾天，這一百多人就被改編到其他部隊中去，所謂第九軍這一番號，從此便不存在了。我是經常與朱德保持接觸的，他那時對於他的所謂第九軍，老是愁眉不展，認為毫無辦法。

八月二十日左右，我軍在會昌與敵軍錢大鈞師發生激戰，結果，錢部敗退筠門嶺。當我們行進到瑞金的壬田市時，即與錢部先行部隊遭遇接觸，我軍迅即攻擊前進占領瑞金城，積極備戰。據當時所知的敵情，除錢大鈞師集結在瑞金以南九十華里之會昌外，敵軍黃紹雄部，還在尋鄔一帶地區，距會昌尚遠。他們都負有阻擊我軍南移的任務。因決定以各個擊破的策略，先行打擊錢大鈞部。這一戰役，是有“劉伯溫”之稱的參謀長劉伯誠第一次表現他的軍事天才。他的作戰計劃是由賀龍的二十軍任正面，葉挺的第十一軍，由右翼施行側面包抄。但他卻曾發生一個時間上不準確的失算。瑞金距會昌沿正面的大路行進，只九十華里，沿右翼的小路抄近，預計為一百一十里。因為小路的里程計算不精確，實際超過一百五十里，因此，當賀龍部的周逸群師正面與敵軍惡戰而敗退下來，任總預備隊的賀部第一第二兩師，不得不增援捲入戰鬥的時候，右翼的包抄部隊，竟還沒有趕到戰鬥陣地。敵軍因為在抑制了賀龍部之後，抽調正面部隊以加強左翼力量，經過葉挺部竟日的惡戰，才在會昌城附近將錢部擊潰並占領會昌城，錢部乃狼狽敗退會昌南面九十華里的筠門嶺。我方也因傷亡慘重，不得不停止追擊。

參加這次戰役的陳賡，曾向我描述這一戰役的經過。陳賡那時任參謀團的參謀，他曾向我指出，葉挺的第十一軍和錢大鈞部的戰鬥，是他所遇到的第一個惡戰，比他兩次參加東江戰役的戰況還要激烈。尤其是在會昌城下進行肉搏戰的時候，雙方作戰的中下級幹部，多是黃埔同學，他們不僅彼此認識，而且有許多是兒童時的好朋友；他們在黃埔時，或者是同隊同班，在軍隊時或者是同營同連。但在肉搏戰中，竟彼此叫着小名或渾名對罵。那邊罵這邊：“中共為甚麼要造反？”這邊罵那邊：“你們為甚麼要做反革命的走狗？”雙方都有些人，一面像瘋狗一樣的混殺，一面又忍不住在那裡暗掉眼淚。他在前線目擊這種情形，也為之心酸。只有硬着心腸喊殺，督促同志們往前衝鋒。

陳賡講述了這些經過之後，曾有這樣的感慨：看來，政治鬥爭是很殘酷的，竟使許多老戰友對殺起來。錢部那些黃埔同學，在戰場上作戰的那種堅決精神，是中了反革命的毒太深了，加上國共之間無法破除的成見，我們如果要獲得勝利，專憑硬打還是不夠的。他的這種描述和感慨，可以說是國共第一次戰爭的真實寫照。

賀龍在會昌戰役後，便正式加入中共為黨員了。他本人與中共合作，沒有發生過甚麼破綻。但他的生活習慣，完全不像一個共產黨員。他的軍部組織是相當龐大的。他有四人抬的轎子，經常養着十幾個人的轎伕班，還有中西廚房，每天到了宿營地時，都要像宴會似的大吃大喝一頓，他自己與革命委員會的要人們和葉挺等，沒有深厚的交誼，他的第一師長賀敬 齋是他的兄弟，第二師長秦光遠是他的親戚，這些人，都是他干土匪時的老部屬。賀龍的部隊，紀律不好，有點土匪的作風，與葉挺的第十一軍相處得不算融洽。第十一軍的官兵們，暗中常要罵他們一兩句“土匪”。

因此，中共的要人們，一面對賀龍的合作表示敬佩，一面又深恐因合作的不夠圓滿而發生甚麼事故。甚至有人這麼說：要注意啊！如果情勢不好，賀龍是可以拖着他的部隊干他原有生涯的呵！因而為了與賀龍發生更密切的聯繫，中共的要人們，常到他的總部去，吃他一頓那時不易享受到的好東西，並且與他閒談一陣，用意是設法影響他。我也是常到他總部中去的一個，常常在他那裡吃飯談天。

有一次，賀龍和他的座上客人們，談到他做土匪的故事時，曾有過一段精彩的描述，他得意洋洋的說到，做土匪麼！是要工於心計的，主要是機警。他做土匪的時候，手槍從不離身，睡覺也要擺在枕頭邊，因此養成習慣，即使在睡夢中，偶一聽到響動，也不自覺的便會拔出槍來。他帶着部隊行軍的時候，老是防人暗算，經常採取神出鬼沒的行動，使人不知究竟。他與其他部隊合作的時候，也無非是利害關係的結合，謹防上別人的當。他在川黔湘鄂邊一帶多年，那一個有實力，他就與那一個合作。一聲不對，拔腳一跑了事，或者踩人家的尾子，抄人家的後路。這種事，他都做過不知多少次。這一席話，曾使在座者聽來為之毛骨悚然。

賀龍那時也欽佩中共，認為中共的作法，比他過去做土匪的作風要高明些。他認為做土匪的時候，只有一些鏟富濟貧，和為窮人打抱不平的簡單想法。中共有主義、有政綱，又會組織工農民眾，顯然有一套完整的辦法。賀龍的種種觀念是當時頗為流行的一種土匪軍閥哲學，也是中國歷史上農民暴動中頗為流行的流寇主義。當過大兵的毛澤東也當深得其中三昧。而且他的游擊主義就是以流寇主義為起點的。

會昌戰役以後，周恩來、周逸群兩人，便提出了賀龍入黨的問題。他們的理由是：賀龍自南昌暴動到會昌戰役，都表現了真誠合作的精神，而且，他本人業已提出這種要求，如果置之不理，將引起他的不安。前敵委員會因而一致同意他們的提議。但在當時一般同志的心目中，賀龍顯得是一個特殊黨員，為了軍事政治上的需要，不得不准其入黨。

我軍在會昌戰役勝利後，集結瑞金附近一帶休息的時候，賀龍的入黨儀式，便在瑞金舉行了。這次的儀式，是由我主持的。我以中共中央代表的名義，訓以應信仰共產主義，執行決議，服從紀律等等。賀則誓言願一一遵守，努力作一個忠實黨員。接着由譚平山、周恩來、李立三、惲代英等先後向他表示祝賀與歡迎的意思。儀式舉行時，賀龍的情緒頗為緊張，似乎他還不明白他要接受一些甚麼約束。儀式結束後我們相互懇談，他曾表示，加入共產黨的手續並不嚴格，還不如加入土匪隊伍和哥老會的紀律那麼森嚴。我曾向他指出：土匪、哥老會，是專靠森嚴的紀律來維持他們的團結的，加入中共為黨員，則須心甘情願的信仰主義和執行決議，以信仰為主，以紀律為輔，紀律雖不繁瑣，但均須嚴格遵守，不能視同具文。……

後來南昌暴動完全失敗以後，賀龍這位新黨員，流亡到上海，中共曾給以優異的待遇，並指派同志，每日向他實施共產主義的教育，賀龍經歷了這些薰陶，也就漸漸的布爾雪維克化起來了。這就是一個著名的“山大王” 轉變為共產黨員的簡單過程。

軍事行動路線的決定，是根據多種因素的。往往一些並不十分重要的因素，也會影響決定。會昌勝利以後，關於軍事行動，曾有過三個方案：第一，乘勢向筠門嶺的錢大鈞殘部進攻，經潯鄔占領梅縣一帶地區；第二，即以瑞金，長汀一帶為根據地，分兵略取潮汕一帶東江地區；第三，經長汀、上杭、大埔直趨潮汕。惟會昌戰役中，曾有四百多個傷兵，要用擔架抬走，我們不願將他們棄置於當地。據在長汀方面活動的部隊報告，福建境內與江西境內的情況，顯然不同。江西方面因人民逃亡，運輸伕不易獲得，福建方面則正相反。長汀方面 的報告：認為運輸伕的徵集不成問題，而且可以將傷病兵用木船裝載順韓江轉往潮汕，並已徵集了千餘大腳婦女，擔任擔架運輸工作。當這些婦女運輸隊源源到達瑞金時，使我們大為興奮。因此，就決定採取了第三個軍事行動方案，我軍在瑞金停留了約兩個星期，全部越過了贛閩邊界，向長汀地區進發。

中共初期的軍事行動，相當幼稚。軍事的情報工作，也做得不夠，對於敵軍的分布和動向，非常模糊。本身部隊內部的組織和聯繫，也不健全，政治工作，相當空洞。軍事首腦們，頗以革命委員會機構的拖累，影響行軍速度為苦。因此，自瑞金經長汀、上杭，向潮汕進發時，便決定分三批行進。首批是集中最大的兵力，乘潮汕一帶空虛，兼程急進，律迅速予以占領，次則是革命委員會各機關，賡續前進，再次是由政治保衛局局長李立三負責搬運傷病兵，並由周士第率領一營人為後衛掩護隊。這樣，整個部隊，拉成一條很長的行進線，先鋒已到了潮汕，而後衛卻還在長汀上杭一帶。

我們沿途所發生的花花絮絮，不勝枚舉，我簡略的舉幾件事例，便可以說明當時的現象。當時行軍的速度，不算很快，然而已使部隊疲乏不堪，特別是一般文質彬彬的知識分子，顯得垂頭喪氣。振作士氣的政治宣傳工作，無法進行，負這一方面責任的惲代英常埋怨說：一般幹部，走路累得要死，還有甚麼氣力“賣膏藥”？沿途占住民房、拉伕、證糧，弄得老百姓雞飛狗走，宣傳又有甚麼效力呢？政治工作人員，本身就不振作，怎麼還能振作士氣呢了……因此，他決定以身作則，光着頭，赤着腳，在酷烈的太陽下前進。他的換洗衣服已丟掉了，身上穿的一套粗布軍衣，弄得污穢破爛不堪，肩上搭着一條供各種用途的長布手巾，滿身曬脫了皮，又黑又瘦，任何人看到他，都要叫他一聲“甘地”，他這種作風，當然也有不少的追隨者。這使一般士兵們大受感動，往往有人驚嘆：“那些大委員們，比我們更能吃苦些……”這就是當時最顯著的政治工作。

我所率領的工農委員會，是一個約四十人的組織，行軍中每天忙着安排住所自行警戒和了解情況諸事，一直沒有時間和精神來舉行會議，草擬辦法，實施組織工農與建立地方政權等等工作。當我們大隊行進到寧都附近一個宿營的村莊時，我的工農委員會駐紮在一所單獨的大地主莊院中。彭湃在莊院內發現了一個可疑的青年人，而和他攀談，用反間的辦法去套取他的實情。那位知識青年，竟中了彭湃的計；帶彭到一個山崗上的樹林深處，與他四個同黨會面，其中較老練的一個，宣稱他慰 AB 團“④，並對彭湃加以盤問。結果，彭湃出其不意的拔出手槍來，將這五個人制服了，並收繳了他們身上所藏的短槍。他們原擬約集二三十人來夜襲我們住所的計謀，因此也被打破了。這件事，可以表現國共初期的鬥爭情形，“AB團”這個名詞，從此也就深深印入了我們的腦海中。

當我們乘船由長汀向上杭出發的時候，我們沒有徵集當地船伕，也未問明河流和當地的情況；有幾位委員，有過駕船的經驗，便租了兩隻船，自行駕駛，順流而下。誰知駛行不遠，河流非常險急，河中到處橫亙着無數的大石，這兩隻船掙扎前進，槳篙工具，陸續損毀，駕駛的人紛紛落水，幸水淺而不致喪生。最後我的船上一位撐竿能手，也被拋落水，險狀百出。這樣走了約六十華里，到了實在無法再行的時候，只好棄舟登陸，步行前進。可是，登岸後，又走到了一片荒涼毫無人煙的區域。

我們這一支又累又餓的農工委員會隊伍，循着山洞小路前進，走到天已深黑了，還找不到一個有人的地方。十時左右，才在路上遇到幾個行人。他們用很難聽得懂的福建話告訴我們，前面是武平縣附近的一個市鎮，武平縣和這個市鎮，都被土匪占領了，他們是逃難走出來的。幸虧我們隊伍里，有人懂得閩南話，擔任傳譯，我們才明白了他們的語意。才知道我們竟走到土匪窩裡來了。他們曾警告我們，這一股土匪很兇惡，我們這一大群人，到了這裡，便已無法逃出土匪的掌握了。他們又告訴我們，這個市鎮上，住了有三四百名土匪，正在演 戲取樂，市上商人，又是與土匪互通聲氣的。

我們聽了這些話，也不知是真是假，只得壓抑自己的驚慌，故作鎮靜的對他們說：土匪麼？沒有關係，我們正是來找土匪的，我們的大軍在後面就快要到了。待這幾個行人走過以後，我們商決只有用單刀赴會的精神，大搖大擺的走到這個市鎮上去再說。於是，我們將自己的隊伍編製成為一支打前站的部隊，由我任指揮官，其餘委員都裝成士兵模樣。我們循着一條小路，進入了市鎮，並在街頭上的一間豆腐店，宿營下來。扮演衛士的小小個子的郭亮，演得最逼真，他在那裡大叫口令，聲勢顯得特別響亮。他告訴店老闆，要他去通知土匪司令，說：我們司令有令，要他們繼續演戲，我們的前站部隊，就駐在街頭上，不到市內去，以免引起誤會。這位店老闆和土匪通消息後，演戲是停止了，土匪雖向我們警戒，但未引起任何衝突。

我們在這間豆腐店內，不管外間的情況，在那兒大吃大喝一陣，以飽飢腸，吃飽以後，由我這位高座上首的“司令”，找着店老闆和他臨時邀來幫忙的兩個夥計—這兩個夥計似是由土匪派來探聽虛實的……向他們問話，我說：“你們知不知道我們的大軍在會昌打垮了錢大鈞部的消息？”他們說：“聽說過。”於是我向他們宣稱：我軍是要攻取大城市和打天下的，與這裡的山大王，沒有甚麼利害衝突，你們可以設法通知他們的司令，來這裡和我見見面，我軍可以加委他一個名義。其中有一人回答的大意是：他們的大司令不在此地，這裡只有一個支隊小司令。他可以將我們的意思傳達給他們。但那位大司令能不能趕到這裡來和我們會面，那就說不定了。我們這樣交涉完，也就睡覺了。

第二天清晨，當我們整裝待發的時候，土匪方面，居然派來一個嚮導，領我們翻山越嶺，走到一條河邊的小鎮。這條河，原來就是我們前一天遭遇重重險象的汀江。那位嚮導在途中曾向我們表示：他的司令是很講義氣的，決不會和我們大軍為難，我們沿途如有掉隊人員，他的司令都已吩咐一律加以優待，將來說不定他的司令，還要找賀總指揮。這樣，我們就走出了這個土匪窩，在那小鎮上僱到兩條船，向上杭進發了。河流還是一樣的險惡，但我們的船因為有當地的船伕駕駛，顯得履險如夷。我們看見河流中有不少被打毀的船隻；也有許多傷兵和革命委員會的人員，滯留在兩岸待救。

負責航運的李立三，先我們到達了上杭。我向他談及我們遇險的經過。彼此不禁哈哈大笑，他向我說：“我也做了一件傻事。”他從長汀出發的時候，封了一百多條船，找了四百多個船伕，以便將他所率領的全部人員，都運到上杭來。他並未問明這條河的情況，也沒有讓那些船佚駕駛他們原來駕駛的船，便來一個統一分配。他心想年壯力強的船伕，總比年老船伕更為得力，因此就將那些壯年船伕駕駛的船，分載負責幹部和傷病幹部。老弱船伕駕駛的船，裝載次要人員和病傷兵，誰知這個作法完全錯了，老船伕都是一些有經驗的舵手，他們所駕駛的船都安然到了上杭，而那些壯年船伕所駕駛的船，大多出了事，損毀了。不少幹部，都曾落水遇險，停留在兩岸待救。現在，他急須設法找船去接應他們到上杭來，還要賠償船老闆的損失。

這類不顧實況，任意採取行動的故事，當時是我們間意味深長的笑談資料，也曾認為要引以為戒。可是人們包括我自己和李立三在內，並不容易從自己的過失中吸取寶貴的教訓。我們在上杭休息了兩天，便繼續向廣東的大埔步行前進。譚平山等已輕裝隨先頭部隊出發了，率領革命委員會各機構的責任，只得由我肩負，革命委員會的行列，真是七零八落，尤其是秘書處和財政委員會的先生們，沒有轎子是走不動的。任主任秘書的姜濟寰那位大胖子，便要八個轎伕輪流的抬他。因此，和我一同走的工作人員，雖只三百多人，但連伕役算在內，就將近千人了。此外，李立三的政治保衛局是一個最龐大的機構，包括一連兵在內，共有四百多人。並照料着五百名左右的傷病官兵，加上伕役，總共兩千多人，李立三等因須 料理未了事件，須遲一兩日才能跟進，周士第所帶的一營後衛部隊，那時還在由長汀循陸路來上杭的途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