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國燾：南昌起義（3）（ZT）

我率領着革命委員會各機關，由上杭到大埔，沿着閩粵交界處的汀江，一路欣賞山峽急流，水勢有如萬馬奔騰的美景。我們到達大埔以後，曾在西山會議派要人鄒魯的鄉居，留宿一宵，行時還留下一封信向他家道謝，表示我們對政敵也是很有禮貌的氣概。我們由大埔改乘較大的民船，沿汀江順水直放三河壩。三河壩本是我軍行進途中的樞紐，但先行部隊並未設防，因此我們到達這裡，竟陷於四面受敵的境地，駐在梅縣的敵軍黃紹雄部有一團兵已到達離三河壩三十華里的淞口，可以在三小時之內攻擊我們。三河壩的周圍，又有一些民團，向我們警戒。三河壩鎮內，也有一支五十支槍的民團潛伏着準備作黃部的內應。

我面臨着這種危險情況，立即約集那時已不任第九軍軍長而跟隨革命委員會行進的朱德和號稱“東江農民王”的彭湃等商議對策。我們在革命委員會各機關內，聚集了二十餘人的長槍兵，由朱德以九軍軍長兼革命委員會警衛司令名義，向淞口方面警戒並封鎖消息。彭湃則集中了十幾人的短槍隊，負責去解決這個鎮上的民團。我則在一所大房子裡面，招待鎮上的紳商，故作閒逸之狀。革命委員會的其他人員，多留住在船上休息。我們的主力軍，那時已經在三百華里以外的潮汕，李立三周士第所帶的隊伍，還在上杭一帶，尚須兩三天才能到來，我們孤懸在這裡，急切得不到援救，只有儘量表示鎮靜，擺設這個空城計。我們安然渡過了難關，似乎出乎意料。首先是彭湃大顯身手，他熟悉本地情形，很順利的將鎮上的民團繳了械，他還搜獲了隱藏在鎮內的十多個攜帶短槍的人，其中自然包括黃紹雄的密探在內。兩三小時之內，我們已控制了三河壩整個市鎮，我們的槍支也增加了。三河壩的那些紳商們，愈來愈多的到我這裡來客氣一番。朱德所帶的那一排人，在離三河壩八華里的地方，即與黃紹雄的先頭部隊接觸。黃部似尚不知我們的虛實，向淞口方面退卻，朱德乘勢派出八個兵，對敵作虛張聲勢的追擊。朱德本人，則奔走於三河壩與前線之間，擺出軍長的架子，嚇唬那些鄉下人。

這樣維持了兩天，李立三和周士第兩部陸續到達。我和李立三彭湃等，率領着革命委員會各機構，由保衛局的一連人護衛，順韓江，分水陸兩路，向潮汕前進，朱德和周士第，則率領着後衛營留駐三河壩，監視梅縣方面的敵軍。並照料留在那裡的傷病兵。後來我主力軍在湯坑被擊潰向流沙普寧海陸豐一帶流竄時，朱德和周士第便被敵軍隔離在三河壩。他們因孤立無援，不得不率領所部和一部分輕傷病兵，共千餘人，向粵贛邊區開始游擊活動。朱德部歷盡艱險，終與毛澤東部匯合，在井岡山下寨，成為工農紅軍的主力。

汕頭是我們預定的臨時首都，我們準備在那裡大展鴻圖。先我們到達那裡的周恩來，在一九二五年曾一度出任汕頭的東江行政主任，情況比較熟悉，我們只有唯他的馬首是瞻。根據他的提議，李立三被任命為汕頭公安局長，致力於秩序的安定。這裡的中共地下組織原是渺小沒有力量的。當地人民對我們多持冷漠和觀望的態度，敵探的活動更是防不勝防，敵人的便衣隊便襲擊過汕頭的公安局。

敵軍徐景唐、黃紹雄、任庭颺等部占住了潮汕西麵湯坑一帶險要陣地，企圖居高臨下，俯擊我軍。我軍正向湯坑前線集結，準備決戰。我們覺得這是一場決定命運的戰役，大家忙着供應前線。革命委員會的工作，須俟這一戰役的勝敗而定。

不兩天，張太雷奉着中共中央的使命，由香港潛來汕頭。他的到來，最初被視為是海外來的救星，令人興奮，但我們知道了他的使命，又大感失望。他要我們根據中央的新政策，將革命委員會改為蘇維埃，丟掉“中國國民黨”這塊招牌；放棄潮汕，將軍隊調駐海陸豐。會合那裡的農民，改組為工農紅軍。這是一件影響我們今後行動的大事。我們現在掛的招牌是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並有一套合乎這個名稱的政綱，我們的軍隊正與敵軍對峙，就要發生激戰。在此緊急關頭，如何更改招牌和政綱，如何讓軍隊脫離火線等具體步驟，才能切合時宜，都是要煞費考慮的，而代表中央的張太雷也無法解決這些難題。

張太雷也曾隱隱約約的說到中共中央八七會議及其以後的情況。他告訴我們，中共中央早遷回上海，由瞿秋白負責，他自己也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兼廣東區委書記。此次中央又賦予他全權來指導我們工作。而我們這些主持南昌暴動的首腦們，則都喪失了原有的領導地位，譚平山李立三都不再是中央政治局的委員，周恩來和我降為中央政治局的候補委員。他雖沒有明說我們被判為機會主義，但我們既受如是的處分，也不難推知瞿秋白中央對我們的看法的梗概了。

於是我們一致推張太雷負起這裡的領導責任，但他卻不肯接受，他不肯擔任前敵委員會書記的名義，也不肯經行領導，因為他就要趕去廣州，執行區委書記職務。他吩咐潮汕中共地方組織的負責人，要仍然保持秘密，以免我軍離開時，遭受敵人的打擊。他還傳達中央的命令說：“張國燾李立三應即回上海去，與中央商定今後政策，這裡的事由周恩來負責處理；譚平山在取消了革命委員會委員長的名義之後，也應離開這裡。”我曾質問他：“這不是丟掉軍隊散夥嗎？”但他說：“八七會議後的中央命令是要嚴格執行的。”這一切使我們覺得中共中央對南昌暴動己不存任何指望，所謂蘇俄援助，更是落空了。

周恩來鑑於這件事難於處理，因以前線緊急為理由，趕往指揮作戰去了。他行前曾向張太雷說明，這些事是要從長計議的。我軍如果要移到海陸豐去，也要先擊潰湯坑的敵軍，一切變更都要在這次戰役之後，才能實施。張太雷看見事勢如此，也只好同意了。我曾與張太雷懇談，向他委婉說到南昌暴動的前夕，只注重反機會主義的羅明那滋，要我根據共產國際的指示，停止這一暴動的舉行，但為在南昌的全體同志所反對，可為殷鑑。這次他的態度仍沒有著重現實的領導，大概又是以反機會主義為主題在做文章。如果，我們不對準敵人，只是澆些反機會主義的冷水而將這股本錢丟了，那確是一個重大的損失。不如依據現有的局面，逐漸改變，譬如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改為蘇維埃，就須考慮周詳的，而且在戰事緊急中，如果採取激烈的改變步驟，無異是拆自己的台。

瞿秋白從中央透過張太雷的手，對我們所澆的這瓢冷水，對當時的人心士氣以及這一戰役的失敗，究竟有過多大的影響，固然不能精確估計。但至少我們這些負責人確是因此大傷腦筋，以致未能全心全力的去為戰鬥努力，則是事實。我對此一直引以為憾。我覺得當時中央應以全力協助我們爭取南昌暴動的勝利，不應當這樣胡鬧。不僅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的名義不能任意取消，就拿譚平山個人來說，他既成為這次暴動的旗幟，也不是可以任意撤換的。前線的軍事失敗，解決了我們內部的爭執，敵軍占領湯坑的高山險地，構築工事，以逸待勞；我軍仰攻傷亡極大，終至不能支持而敗退下來。十月三日湯坑的失敗，便決定了這次暴動的最後命運。

在汕頭一帶的革命委員會各機關，接到前線的敗訊，便不分晝夜，向普寧方面，落荒而走。那時秩序已亂，人心惶惶，頗有草木皆兵的情形。我在行進途中，曾遇到由前線來的聶榮臻，他懊喪的向我敘述：“這次失敗，完全是指揮失當。參謀團不慎密研究敵情與地形，只知將部隊開上陣地去打硬仗。葉挺同志那位猛將，也只知硬攻，在前線象發了瘋一樣的拚命。等到氣力用盡，連退卻也弄不好了。我們經過這次慘痛的失敗，以後如果要再舉，非大大記取這一次的經驗不可。……”

張太雷在汕頭和我們朝夕相聚了一星期，在退出汕頭的時候，又和我同行了一段路程，他才化裝轉回汕頭，取道回廣州。他和我分手時曾說：果不出中央所料，暴動終於失敗了。現在只有照着中央的指示執行。我回答說：一切我須與前線的同志們會面商決，如情況不十 分惡劣，我也許一時不能回上海去。

十月四日午後我們和由湯坑敗退下來的隊伍，在流沙地方相會合。在大道旁一所相當雅致的小廟中，我停留下來。我的工農委員會的人員，那時一部分派到沿途去維持秩序，一部分則失去了聯繫，與我同行的，不過幾個人。我在那裡與李立三等會集，他的保衛局的隊伍，那時也分散得七零八落，失去掌握：張曙時、郭沫若、林祖涵、姜濟寰等，都陸續來到這裡，譚平山、惲代英等已經走到我們前面去了。從湯坑敗下來的隊伍，似乎比汕頭來的後方人員，還要驚慌些，那些士兵，一面急行，一面喊着：“快走！敵人追來了！……”

集聚在流沙小廟中的革命委員會的要人們，準備等前線周恩來、賀龍、葉挺等到達後，舉行一次緊急會議，以決定行動方針。不久，周恩來躺在一個擔架上，被抬來了。（賀龍葉挺已走到前面去了，周算是殿後的）他面帶病容，更顯得特別懊喪。他下了擔架，走進這所官兵擁擠的小廟中，提高着嗓子向在場者宣稱：“你們這些先生們還不走呀！現在我們奉中央命令，我們共產黨，不再用中國國民黨這面旗幟了，將在蘇維埃旗幟之下，單獨的幹下去。現在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事實上已不存在了。你們各位先生，願脫離隊伍的，就在這裡分手。”張曙時立即回答說：“那也好！就這麼辦吧！”周恩來這一懊喪而氣憤的宣布，顯然是因為軍事已失敗了，他根據張太雷前所轉達的中央命令，倉促間來不及與我們商談，乃以他那前敵委員會書記的身份，作此決定。這一決定，居然成為歷史上中共與國民黨左派最終的分離，中共扯出蘇維埃這面旗幟的開始，也是中共所領導的革命運動更陷入歧途的標誌。

正當人們紛紛準備逃離時，周恩來轉而和我與李立三作緊急的商談。他說：你們趕緊離開部隊潛返上海。我將隨部隊行動，沿途由我相機處理，除應留下的人員外，一律遣送到香港上海一帶去。我問他：你的病怎樣？你病了應先離開部隊，讓我留下來代替你的工作。前線情況到底如何？……他急遽的回答說：我的病不要緊，能支撐得住。我不能脫離部隊，準備到海陸豐去，扯起蘇維埃的旗幟來！你們快走吧！不能再討論了，遲了就來不及了。前線糟得很，還能剩下多少隊伍，現在一點把握都沒有……。這樣，我們就不得不離開這小廟，各奔前程了。

我和李立三，在小廟的大路旁邊處理了一些遣散同志們的必要事務，並告訴一般同志，分別找嚮導向海口方面逃出這個危險戰區。然後我才和李立三賀昌（少共中央常委，奉命回上海工作）還有一位是中級軍官×××（姓名已忘記），跟着一位嚮導脫離隊伍，循着田間的小路單獨行動。

當時我的同行者作何感想，不得而知，我自己則頻頻回首，望着那七零八落的隊伍，百感交集。我們走了約一華里，從流沙大路那面傳來零零落落的槍聲，愈來愈密，大路上的隊伍，亂作一團。從遠處看，一部分人是在抵抗；另一部分則無目的的亂逃。我們目擊這種情況，很想奔返鼓勵士氣，堅決抵抗，以挽頹勢。那位嚮導—中共普寧縣委派來的一位農民同志，能幹而熟悉當地情形—卻反對我們這樣作，領着我們從速脫離火線。不久，天已黃昏，我們走到了一所有碉樓的村莊，流沙那面的槍聲，也停止了。那位嚮導安慰我們說：我早就知道天快黑了，敵人追擊部隊的射擊，是不能加害於我軍的，你們放心吧！他悄悄的引我們進了他家裡的後門。隨即出去了一會，抱來了一包便衣服，我們脫下身上的軍服換上合身的便裝。他並為我們準備了可口的晚餐，我們這些飢餓的人，圍桌大吃一頓。

這個村莊，有一兩戶地主人家是反對農民協會的。其餘的農戶大都加入過農協。這位嚮導是農協的活動分子，看來家境相當富裕，我們為着避免地主的注意，躲藏在那裡不敢聲張。飯後，我們將所攜帶的短槍，交給那位嚮導，請他妥善的收藏起來，以為將來農民起事之用。他非常高興地謹慎的將槍埋藏好了；即領我們走出他家的後門，偷偷循着山澗小路，向海濱進發。我們四人追隨着嚮導，在無人煙的山嶺中行走了一夜，沿途還是和平常旅行似的悠然自得，向那位嚮導問東問西。他那時真像一位大軍統帥一樣，總是笑而不答。他不告訴我們要走多少路；到甚麼目的地；幾時可以走到，我們除在兩三處喝了一點泉水，吃了少許餅乾外，他不顧我們的疲勞和饑渴，不讓我們休息，一個人走在前面，催着我們急走。第二天近午，我們望見前面的海面，他才休息下來，向我們說，前面是“甲子港”，再上前去，我們將要分開走，要表現得我們五個人毫無關係。但各人互相照顧，不要失去聯絡。到了市鎮上，我將要走進一家熟識的店鋪，你們也陸續進去，不要出聲，一切由我交涉，自然有人出來招待。昨晚到現在，我們走了一百多里小路，幸好都平安渡過，現在到市鎮上去，一切更要注意！我們都笑着說：一切聽你指揮。

我們放慢了腳步，裝着普通旅客模樣，先後進入了甲子港，這個海濱市鎮，完全是個漁港，市鎮上儘是魚產品。海港中停泊着大小的漁船，海灘上則曬着各式的漁網。不僅各戶門楣，以魚蝦蛤貝等作裝飾，多數婦女們，從頭至腳，也以魚蝦蛤貝等作裝飾品。這個鎮上，沒有民團，也沒有警察，除了有些大魚販操縱市場外，似是一個無人管理的世外桃源。我們四個奇異的客人，依照嚮導的話，走進了一間海邊的店鋪，看着正在那兒和店老闆談話的嚮導的眼色，坐在一條長凳上，像普通的顧客一般。隨即由那位嚮導引我們到店鋪後進的樓上，他向我們說：你們就在這裡休息吧！這位店老闆很怕事，不願留你們在此過夜。他即將送茶飯來，你們不要下樓。我去找船，船找好後，你們就上船去。

我們四人並未完全遵從嚮導的囑咐守在樓上，飯後，我們單獨的去市鎮上溜達，曾看見那位嚮導正和漁船上的人在飲茶談天，一會又蹲在沙灘上和另一些漁人交頭接耳，近黃昏的時候，嚮導回來了，他說：船是找好了一條，船資一百大洋，午夜開船，直駛香港。他表示，他對於漁船的情形，並不清楚，還要去繼續打聽。我們這些急於要逃走的人，不管許多，就將一百元船資派人隨同嚮導去交給那位船主，並催他趕速準備啟程。

天黑時，我們四人更是毫無顧慮的在海灘上蕩來蕩去。那位嚮導很着急的跑來對我們說：我找錯了船，那是一隻海盜船，船老闆已偵知你們是大軍官，一定帶有金銀財寶，可能在海上謀害你們，決不能坐！我現在才弄明白，他一面指着海上的船輕聲說：你們看！這面的都是漁船，那面的少數幾隻，便是海盜船。

我們立即決定請他另雇一隻漁船。不一會船雇好了，但嚮導堅要去向那海盜船的老闆，討回所付的一百元定洋。可是我們不願他這麼做，我們要他催促新雇的漁船，準備一切，儘早開行。並要他故意去和海盜船老闆攀談，說我們今晚因事不走了，改在明晚走。使海盜不知道我們的實情。我們還囑咐嚮導為他的安全計，最好他明早離開這裡，那一百元丟了就算了。這樣安排之後，我們便在十時左右，踏上了那隻新雇的漁船，船伕解纜，駛向香港。

其他同志們所採取的逃難途徑，多少是和我們相似的。不少逃難的同志，也是經甲子港逃往香港，再轉各地。我軍因被敵人沿途截擊，並銜尾追逐；賀龍部全被繳械，葉挺部的少數殘部逃到海陸豐，與農民隊伍合流了。周恩來、譚平山、賀龍、葉挺、劉伯誠、郭沫若、惲代英、林祖涵等也在這一兩天內先後離開部隊，從海上逃向香港上海。至此，轟轟烈烈的南昌暴動，就這樣悲慘的結束了，它所剩下的，即是我前面所說過的，被隔離在三河壩的朱德部，還在那裡繼續掙扎；這也可以說，是南昌暴動所遺留下來的一點沒有被撲滅的火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