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觀中國歷史，政權興亡、改朝換代的過程往往有一個特點，那就是一個新政權興起之時往往是勢如破竹、不可阻擋；一個舊政權滅亡之時往往是一瀉千里，不可遏止。新政權的興起和舊政權的滅亡都是一會兒的事，迅速得很。而且這個過程自古至今，周而復始，形成了任何政權都跳不出的興亡周期律怪圈---無論是立國八百載的殷周，還是自稱萬世以至無窮實則二世而亡的暴秦，都沒有跳出這周而復始的政權興亡周期律怪圈。人們在百思不得其解之下，只好把這個似乎不可抗拒的政權興亡周期律怪圈導致的政權興亡、改朝換代歸因於氣數，無可奈何地聽憑這個冥冥之中的氣數擺布，發出“古今興亡多少事，悠悠，不盡長江滾滾流”、“是非成敗轉頭空，青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的慨嘆。
儘管自古至今人們始終沒能擺脫這個周而復始的政權興亡周期律的擺布，但是我們先人中的仁人志士卻始終沒有放棄尋找擺脫這個周而復始的政權興亡周期律的擺布，建立一個長治久安、人民幸福的永久樂園的努力。
唐代詩人杜牧以自稱萬世以至無窮實則二世而亡的暴秦為鑑，在《阿房宮賦》中提出“滅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嗟夫！使六國各愛其人，則足以拒秦。秦復愛六國之人，則遞三世可至萬世而為君，誰得而族滅也”的以“愛民”為政綱的治國理念，認為只有這樣才可以跳出政權興亡周期律怪圈，建立一個長治久安、人民幸福的永久樂園。然而詩人的美好理想卻在中國歷代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的視人民為草芥的封建專制統治者的倒行逆施中徹底破滅了。
正如常言所說“旁觀者清”，德國著名哲學家黑格爾一針見血地點出了中國封建專制政權循環往復的政權興亡周期律怪圈的癥結所在：“中國是一個政治專制國家。家長制政體是其基礎；為首的是父親，他也控制着個人的思想。這個暴君通過許多等級領導着一個組織成系統的政府。個人在精神上沒有個性。中國的歷史從本質上看是沒有歷史的；它只是君主覆滅的一再重複而已。任何進步都不可能從中產生”。這一論斷的確振聾發聵、入木三分---打破這個君主覆滅的一再重複的中國歷代政權興亡周期律怪圈的辦法只有一個，那就是民主憲政的社會變革！
中國民主憲政社會變革的先行者孫中山站出來了，他根據民主憲政理念和中國社會具體情況，提出了以“民族、民權、民生”為號召的三民主義（這實際上是美國的“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民有、民治、民享”的民主憲政理念的中國版），領導中國人民推翻了集民族壓迫和封建專制統治於一身的黑暗腐朽的滿清王朝，建立了中國有史以來第一個共和國，並提出了在中國實行民主憲政的分三步走的“軍政、訓政、憲政”施政綱領。中國向打破歷代政權興亡周期律怪圈,建立一個長治久安、人民幸福的永久樂園的方向邁出了具有里程碑意義的第一步。孫中山先生居功至偉！
令人極為惋惜的是，孫中山先生英年早逝，壯志未酬，在中國民主憲政社會變革的關鍵時刻留下“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的遺囑後離開了人世。更令人惋惜的是，孫中山先生的接班人蔣介石在個人私慾的催化下，頭腦中封建專制殘餘思想惡性膨脹，用“訓政”作為藉口，大搞“一個主義，一個政黨，一個領袖”的獨裁專制統治，獨斷專行、閉塞言路，導致吏治極度腐敗，搞得天怒人怨。平心而論，實現民主憲政得分階段、得有一個過程，尤其是像中國這樣的有數千年封建傳統影響、文化、經濟水平相對落後的國家更應該如此，這是誰也不否認的。有鑑於此，孫中山先生提出的在中國實現民主憲政的“軍政、訓政、憲政”階段論是很有道理的。但問題是，蔣介石在私心雜念的驅使下無限期地延長訓政階段，永遠把人民當阿斗而不還政於民，在這種情況下，“訓政”就變成封建專制的代名詞了（當年國民黨統治區的報紙上就有這麽一幅漫畫，畫的是一個人在嬰兒期就開始接受訓政，一直訓到成為鬍鬚垂胸的老人了還坐在嬰兒車裡接受訓政呢，諷刺的就是這種情況）。不幸的是，蔣介石出於個人私慾而丟掉了的民主憲政的旗幟卻被中共撿了起來作為號召，以民主建國的綱領贏得了國內各階層人士的擁護，最終將頑固地實行不得人心的封建專制統治的蔣介石趕到一群海島上去了。蔣氏父子兵敗大陸退居台灣後，痛定思痛，總結了在大陸失敗的教訓，勵精圖治，摒棄了一黨一己的私利，以台灣人民的福祉為依歸，實行了土地改革；以台灣人民的訴求為目標，逐步開放了黨禁、報禁，尤其是在蔣經國先生的大力推動下，台灣在政治民主化、經濟現代化方面取得了長足的進步，中國人有史以來第一次品嘗到了民主憲政和經濟繁榮雙喜臨門的碩果。這也使得台灣在擺脫了封建專制制度而進入了民主憲政社會的同時也打破了周而復始的政權興亡周期律的怪圈，使得中國人民夢寐以求的建立一個長治久安、人民幸福的永久樂園的美好理想成為現實的可能。
反觀中國大陸，我們不得不極為遺憾地說：中共在取得政權後失去了一個將中國建設成政治民主、經濟繁榮的民主憲政國家的千載難逢的大好機遇，從而也失去了一個將中國建設成打破了周而復始的政權興亡周期律怪圈的長治久安、人民幸福的永久樂園的大好機遇。
有一樁歷史公案，今天人們讀來仍會唏噓不已。這樁歷史公案說的是1945年7月年近古稀之年的民主同盟領導人黃炎培以國民參政員的身份訪問延安，他與中共領袖毛澤東作了一次徹夜長談。黃炎培以敏銳的政治嗅覺察覺到中共將很有可能取得政權，他在中共尚未取得政權之時卻向毛澤東提了一個中共如何能跳出取得政權又丟掉政權的歷代政權興亡周期律怪圈的高水平的問題。黃炎培坦率地向毛澤東說道：“我生60多年，耳聞的不說，所親眼看到的，真所謂‘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語出《左傳》‘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團體、一地方，乃至一國，不少單位都沒能跳出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時聚精會神，沒有一事不用心，沒有一人不賣力，也許那時艱難困苦，只有從萬死中覓取一生。繼而環境漸漸好轉了，精神也就漸漸放下了。有的因為歷時長久，自然地惰性發作，由少數演為多數，到風氣養成，雖有大力，無法扭轉，並且無法補救。也有因為區域一步步擴大了，它的擴大，有的出於自然發展，有的為功業欲所驅使，強求發展，到幹部人才漸見竭蹶，艱於應付的時候，環境倒越加複雜起來了，控制力不免趨於薄弱了。一部歷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榮取辱’的也有。總之，沒有能跳出這個周期率。中共諸君從過去到現在，我略略了解了的，也許是希望找出一條新路，來跳出這個周期率的支配吧？” 針對黃炎培提出的這個高水平的問題，毛澤東的回答水平更高。毛澤東斬釘截鐵地回答道：“我們已經找到了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
這樁歷史公案的兩位主角毛澤東和黃炎培現在都已作古。時光不能倒流，歷史不能重演，但在我們的想象空間中時光是可以倒流，歷史是可以重演的。假設毛澤東在日後真按照與黃炎培談話中所說的那樣去做，帶領中共走上跳出取得政權又丟掉政權的歷代政權興亡周期律怪圈的民主新路,讓人民來監督政府，人人起來在民主憲政的國家中負起自己的責任，今日之中國必是政治民主、經濟繁榮的民主憲政國家、長治久安、人民幸福的永久樂園，這是毫無疑義的。
但令人扼腕的是，毛澤東及其繼任人犯了與當年蔣介石所犯的同樣的錯誤---在個人私慾的催化下，頭腦中封建專制殘餘思想惡性膨脹，用“穩定壓倒一切”作為藉口，大搞“一個主義，一個政黨，一個領袖”的獨裁專制統治，獨斷專行、閉塞言路，搞得天怒人怨。需要特別指出的是，今日中國大陸在畸形的經濟改革單兵推進、政治改革停滯不前（甚至大幅倒退）的瘸腳鴨式的社會演變進程中危機四伏---在經濟高速增長的表象下，吏治極度腐敗，貧富極其懸殊，社會治安極端惡化，自然環境破壞極為嚴重，社會道德極端墮落，社會矛盾的激化程度已經達到了極點，整個社會像座冒着滾滾濃煙的火山，隨時都會因偶發事件引爆而崩潰，今日中國大陸的人心向背與當年國民黨垮台前夕何其相似乃爾！周而復始的政權興亡周期律怪圈眼看着又要發揮作用，這絕不是危言聳聽！
天命乎？氣數乎？周而復始的政權興亡周期律怪圈的魔力使然乎？抑或三者兼而有之乎？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在中國大陸大廈將傾之時人們的出路只有兩條：一條路是投入到爭取民主憲政的鬥爭中去，挽狂瀾於既倒，將中國大陸建設成政治民主、經濟繁榮的民主憲政國家、長治久安、人民幸福的永久樂園；另一條路則是隨波逐流，眼看着中國大陸大廈坍塌，被埋在其中，非死即傷，成為舊政權的殉葬品。舍此沒有第三條路可走，何去何從，不言自明。
中國歷代政權的興亡更替，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中國難道就跳不出這個周而復始的政權興亡周期律的怪圈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