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仙花只開一季

曉峰

1982年1月，我在家裡睡懶覺，在床上跟女兒瘋玩，跟她說：“媽媽不去上學了，從此天天在家了！”

我是文革以後恢復高考的第一屆大學生，上大學那年我三十一歲，我的女兒三歲。當年考上大學很開心，但我這個年紀上大學的付出，與年輕的同學是不一樣的，我的爸爸媽媽和女兒都有付出。女兒快八歲了，我才回到家裡。

小姑娘很開心，問：那你做什麼呢？

——不知道，總有一把椅子讓我坐着上班。

——你的椅子哪裡呀？

——我們老師說了，不是在重慶出版社，就是在重慶文聯。

那時大學畢業生由國家分配，雖然分配的地區和單位並不太能夠由自己選擇，總是不由自己操心，我才不想去上班，就想在家跟女兒多玩幾天。

我媽媽說：“人家都知道自己的單位了，你還不知道你那把椅子在哪點，去落實一下嘛！”

第二天，在市政府管分配的辦公室，接待我的人是個女的，很是親切：“哎呀，不要去出版社，也不要去文聯！領導機關都要你！”

——什麼領導機關呢？

——組織部宣傳部都要人。

——組織部宣傳部要我去做什麼呢？

——宣傳部呢，辦一個刊物？《支部生活》；組織部也需要……

——我……想，我想要專業對口。

——專業對口？哎呀，肯定是叫你寫，不是叫你算呀！對口對口！

她語速很快，不容置疑。

我想，我們老師教的是小說詩歌散文，編《支部生活》？我又不是黨員，到組織部更不合適！除了給領導做會議記錄端茶倒水，我還能做什麼？這離文學有多遠！

着急了，才想起中學同學陳榕的爸爸在出版社工作，我得去出版社問問。

李子壩公交車站下來就是出版社，是嘉陵路邊半山上幾座房屋，收發室讓文藝編室主任楊本泉出來，把我帶到辦公室。

辦公室不大，白石灰刷牆，乾乾淨淨，安安靜靜，有五個男的在辦公桌前埋頭上班。

我說我四川大學中文系畢業，系主任在學校就跟我說了，可能會分到這裡上班。是不是呀？

楊本泉笑得合不攏嘴：“哎呀，這麼年輕！真是好呀！”

我知道自己一直以來就顯得比實際年齡小好多，不想被誤會，便說：“不年輕了，我三十四了，上大學耽誤了十一年哪！說是大學剛畢業，其實都老了。”

他哈哈大笑：“你還說你老了，你看看我們，我們個個都耽誤了二十二年哪！”

那幾個男生聞言，都抬起頭看着我笑。原來這個編室里全都是頭髮花白的老頭呀！後來，我知道他們是聶雲南，張惠光，王文琛……

到中午了，楊本泉帶我到食堂，給我打了份飯。重慶出版社食堂，那時連吃飯桌子都不夠，人們多站在院子裡，或端着碗蹲在地上吃。回想起來，那個氛圍真好。

楊本泉邊吃飯邊跟我聊，對我說：“那邊那個就是陳理元。”

陳理元是重慶出版社負責人，是我小學和高中同學陳榕的爸爸，那時我不認識他，不知道他是中國新聞史上的重要人物，也沒有去找他，沒有想到，多年以後，他成為我的忘年交。

不幾天，我卻被通知去重慶文聯上班，在《紅岩》文學雜誌做編輯，這兒離家更近，坐班制不嚴格。辦公室里的孫士平老師一個勁地跟我說，《紅岩》的主編副主編業務有多麼厲害，似乎這裡是重慶文學的至高點，出版社和報社都沒法比。他還驕傲地說，我們單位里沒有人管領導叫主席、書記職務的，大家很和睦平等親切，你分到這多好呀！

同辦公室的劉釗老師一見我就歡喜地說：“呀！是我們的新生力量來了！”

其實，我對新工作很滿意，做一個文學期刊的編輯，是比我預期還要好的工作！

後來我才知道，1982年，恢復高考後第一屆畢業大學生，在重慶，除了幾位到高等院校報到的同學，據說到市人局報到的文科生只有四、五人，太搶手了！我們四川大學中文系的系主任跟重慶文聯有聯繫，文聯的人事幹部比出版社的出手快。

以後文學界同行開會，常見到楊本泉，他總愛當眾跟人笑我：“你曉得不？她一畢業就來跟我說她老了！嘿嘿！她還說她老了！”

第一個“老”字和最後一個“她”字是重重的重音。

楊本泉是小說《紅岩》作者楊益言的哥哥，1949年前就從事進步文藝工作，有詩作發表，有創作經驗，1960年代，他在《紅岩》寫作中出了不少力。他的功績很少有人知道，因為1957年，他落入“陽謀”成為右派，好多年拉板板車——那是我們這座山城常見的一種人力運輸工具。

我認識他時，他剛平反恢復工作不久，一邊做重慶出版社文藝編室主任，一邊抄起老本行，寫詩。他告訴我，他天天要寫日記，不能虛度一日一刻！那時，女作家諶容有個中篇小說《減去十歲》，一發表便引起眾多共鳴，人人都想把被劫走了的年華找回來！

那會兒還沒有電梯高樓，沒有豪華的大商城，沒有卡拉OK，沒有酒吧夜店，也沒有麻將桌。市里電視大學、職工大學、夜大遍地開花。各專業的老知識分子不計報酬參加教學，年輕人下了班就去各種補習班、夜校上課，交錢不多，沒聽說教育產業化掙學生錢的。物資不豐富，人們還得使用票證買糧打油，可大家對文化知識如饑似渴呵！努力能夠得到回報，文憑的紅利豐盈而乾淨——有了文憑，可以以工代干，就是工人當幹部使用，從工地上車間裡到辦公室上班，愛舞文弄墨的有用武之地啦，還可以調動工作，換個可心的單位，以後還可以晉升職稱，單位有條件的，還能分房子！

那時，到處還是年久失修的樓房和陳舊的街道，可是新詩已風起雲湧，老樹新花，新人輩出。成都有一本詩歌刊物《星星》，請來幾位老少詩人做講座，會場在市文化宮，聽眾差點把會場擠爆，好似今天年輕的追星族對明星的仰慕！

那時好多右派小說家引人注目，王蒙、叢維熙、張賢亮……數不勝數，苦難的經歷滋養了他們的作品，成為文壇“重放的鮮花”，而新詩界，卻多是年輕的枝芽。重慶詩人楊本泉筆名穆仁，上世紀40年代就有詩名，而他80年代的新作卻不能吸引我。然而，他有一句詩，我清楚地記了許多年——“水仙花只開一季”！

生命和花兒一樣，是有季節的。不是所有的季節里，創造力與靈性都豐沛充盈。平反可以恢復職務，恢復待遇，恢復名譽，沒有恢復開花的季節！

“水仙花只開一季”，是感悟，是命，是運！但楊本泉仍然筆耕不綴，還和我們院裡的老編輯一樣，最愛有才肯寫的文學青年，熱情扶植，都說他是詩壇伯樂。他做出版社副總編時段，嚴格要求自己，不在本社給自己出書。這個德性，也跟我們院那些老輩子一樣。這一點，他們以後的出版人編輯人並不都能做到。

他們中成果最突出的要算聶老雲嵐，幾年以後以武俠小說《玉姣龍》名世，據說這部作品讓武漢刊物《今古傳奇》大賣，掙出一棟大樓！當年一個文學雜誌能這樣掙錢，也是奇蹟。他們中最年輕的是張惠光，雖說交道不多，每見總是親切真誠。2002年，我編寫的《盧作孚的夢想與實踐》出版，本泉老和張老師都寫信祝賀，鼓勵我繼續！到張惠光退休後，我才見其散文作品，平實又典雅雋永。

他們這波人，落入“陽謀”之前，是何等驕人的青年才俊！

楊本泉先生

現在百度楊本泉，看到他的照片，就是我認識他時的樣子。百度還列出了幾本作品，我知道那是發行量很小的詩集和詩論，我還知道，他心裡還有許多感悟和想法沒有表達出來。

水仙花只開一季！

奈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