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富的股权被冻结，一个时代的断腕与商海的镜鉴。
2025年3月23日，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一纸冻结令，将王健林与万达集团再次推向风口浪尖——其持有的北京万达文化产业集团80亿元股权被全部冻结，期限三年。
这是万达今年新增的第四条大额股权冻结，累计金额超百亿。与此同时，上海、甘肃等地法院接连对万达执行超34亿元债务，而高管张霖的辞职更显内部动荡。
这并非王健林首次陷入危机。自2017年海外资产清仓、2023年万达商管IPO四度折戟，到2025年开年抛售5座万达广场，这位曾经的华人首富，正以近乎悲壮的姿态，在债务与转型的夹缝中挣扎。
这场困局，不仅是万达的生死时速，更是一代企业家的集体镜鉴。
一、困局溯源
天眼查数据显示，2025年开年至今，万达已被法院执行超63亿元，冻结股权金额超50亿元。其中，仅3月单月就新增6条股权冻结记录，涉及金额超27亿元。
这些数字背后，是万达广场招牌渐次暗淡的灯光、文旅城工地停工的荒草，以及王健林从“首富”到“被执行人”的身份坠落。
时间倒回2017年，监管风暴席卷海外投资。王健林以“壮士断臂”的决心清空海外资产：3.2亿英镑购入的圣汐游艇，半价抛售；7亿英镑收购的万达酒店，贱卖给富力；甚至将文旅项目打包甩卖给融创和苏宁。
彼时的他或许以为，这是一场短暂的阵痛。
这场“卖卖卖”的生存游戏，折射出中国商业房地产黄金时代的彻底落幕：当高杠杆模式撞上行业寒冬，连万达这样的商业巨舰，也不得不向现实低头。
王健林的崛起，是中国房地产黄金时代的缩影。他曾以“清华北大不如胆子大”的豪言，用高杠杆、高周转模式将万达广场铺遍全国，甚至将商业版图扩张至欧美。但这一模式的致命弱点，在行业寒冬中暴露无遗。
“万达广场就是我的命！” 2019年，王健林在年会上掷地有声的宣言，如今听来恍若隔世。这位曾以“清华北大不如胆子大”叱咤商界的首富，或许从未想过，自己会亲手将30余座万达广场以“骨折价”抛售。
但命运的车轮并未转向。2023年，万达商管第四次冲击港股IPO失败，直接切断了救命稻草般的融资渠道。对赌协议压顶，王健林不得不质押个人股权、减持万达电影股份，甚至将“心脏”大连合兴投资的7702万股权冻结。
“卖楼还债”成为万达的生存法则。2025年开年仅一个月，宣城、铜陵、安阳等5座万达广场易主，接盘者清一色是险资——新华保险、阳光保险、太保资本等，用真金白银为这场“断臂求生”写下注脚。
万达的债务危机始于2017年监管收紧，但其根源埋藏更深。截至2025年，万达仍面临永辉超市36亿元担保纠纷、苏宁50亿元回购款追讨，以及融创95亿元仲裁案。这些数字背后，是高杠杆扩张留下的“定时炸弹”——当市场流动性收紧，债务链条的脆弱性瞬间爆发。
王健林早在2017年便提出“轻资产转型”，但商业管理费收入始终与地产销售深度绑定。万达商管四次IPO失败，直接切断了融资命脉。轻资产的理想，终究难敌重资产的历史包袱。
住建部“稳住楼市”的喊话、长沙县“购房7天无理由退订”的政策，无不宣告着房地产暴利时代的终结。当行业从增量市场转向存量博弈，即便是万达这样的巨头，也不得不直面“钱从哪里来”的终极拷问。
昔日盟友的反目更添悲凉。永辉、苏宁、融创等曾经的合作伙伴，如今纷纷化身债主，追讨超180亿元欠款。王健林在仲裁庭上面临的，不仅是冰冷的数字，更是一个时代的背弃。
高管流失也加剧了这场孤独的战役。2月，万达商管总裁张霖辞职，这位曾被视作接班人的“第三号人物”选择离去。而接任者张春远身兼万达商管董事长、文旅集团执行总裁等六职，疲态尽显。
站在郑州中院的裁决书前，王健林或许会想起2012年那个高光时刻——彼时万达文化产业集团横空出世，注册资本80亿元，他豪言“2020年营收要达800亿，跻身全球前十”。如今，这家承载他文化野心的企业，却成了债务危机的牺牲品。
71岁的王健林，仍在书写一部悲壮的商业史诗。但现实是，他不得不用余生与债务缠斗。
二，破局之道
王健林的“孤勇”仍令人动容。他卖楼、减持、质押股权，甚至将个人存款19.5亿元冻结，只为保住万达的命脉。这种近乎悲壮的坚持，让人想起海明威笔下与鲨鱼搏斗的老人——“一个人可以被毁灭，但不能被打败。”
万达的出路何在？答案或许藏在三个方向：
1.彻底轻资产：从房东变身服务商
剥离重资产后，万达需深耕商业运营，用数字化、精细化服务重塑价值。参考凯德置地的REITs模式，或许能盘活存量资产。
2.产融结合：险资抄底的启示
2025年，坤华基金、新华保险等险资抄底收购21座万达广场。这提示万达：与其孤军奋战，不如与资本共舞，用金融工具化解流动性危机。
3.聚焦核心：回归商业本质
王健林曾靠万达广场定义城市商业，未来需聚焦消费体验创新。正如Costco以会员制颠覆零售，万达或可探索场景化、社群化运营，重拾竞争力。
行业也在等待转机。富力地产宣布债券宽限至9月，长沙县的政策试探，或许预示着新一轮救市信号。但王健林能否等到黎明？
三，镜鉴启示
王健林的故事，是一面映照商业文明的镜子。它照见了一个时代的狂飙与幻灭，也照见了企业家的荣耀与孤独。当我们在热搜上围观“80亿股权冻结”时，不应只是咀嚼首富的落魄，而应思考：在时代的巨浪中，如何让企业成为一艘有舵的船？
王健林的困局，为当代商人敲响五记警钟：
1.敬畏杠杆：狂欢背后必有代价
万达的教训证明，高杠杆是“带刺的玫瑰”。2015年王健林身家330亿美元登顶首富，2023年缩水至470亿元人民币。这警示企业家：杠杆能放大收益，亦能加速崩塌。在周期波动中，现金流管理员比规模扩张更重要。
2.战略定力：转型需破釜沉舟
万达的轻资产转型困于“路径依赖”。相比之下，万科早在2018年提出“活下去”，碧桂园深耕机器人产业，龙湖发力商业运营——真正的转型需要壮士断腕的决心，而非口号式的表面文章。
出售万达广场固然能解燃眉之急，却也暴露出转型过程中的战略摇摆。当轻资产模式遭遇市场信任危机，万达的“去地产化”之路反而成了新的枷锁。
3.风险分散：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
万达过度依赖商业地产，而龙湖布局天街、冠寓、智慧服务三大航道，新希望跨界农业与科技。多元化不是盲目扩张，而是构建抗周期能力的护城河。
4.契约精神：信用比黄金更珍贵
永辉、苏宁等昔日盟友化身债主，万达的信用透支代价惨痛。商业社会的基石是契约，一次违约可能摧毁数十年积累的信任。
5.未雨绸缪：寒冬前储备粮草
王健林曾说“房地产黄金时代即将结束”，却未能在盛宴散场前储备足够现金流。反观华为，每年投入千亿研发，用“备胎计划”抵御技术封锁——真正的危机管理，始于晴天修屋顶。
王健林的挣扎，恰似中国企业家精神的寓言。从2017年“世纪交易”到2025年股权冻结，他始终在“生存”与“尊严”间寻找平衡。这种韧性，或许比商业成功本身更值得尊敬。
这场危机，不仅是万达的生死劫，更是中国商业文明进程中的阵痛。当高杠杆模式成为历史，当流量逻辑重构商业价值，王健林的挣扎与突围，恰似一面镜子，映照出中国企业家精神的淬炼与重生
万达的幸存，或许在于王健林始终相信：活着，就有希望。
商业的世界没有永恒的王者，只有永恒的变革。当我们谈论王健林时，也是在谈论每一个在时代浪潮中搏击的企业家。他们的成功与失败，共同构成了中国商业文明的基因图谱。
愿这面镜子，照亮后来者的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