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真实是：直到1850年代，所谓的“西医药”依然是全面剽窃中医药后，再改头换面而招摇于市。
我之所以敢这么说，是因为我手头有《西医略论》这部奇书。
咸丰七年（1857年），由英国医生合信氏著、南京管茂才翻译的《西医略论》在中国出版。根据该书合信氏序中“惟我西医远涉重洋，于五港设立医局，专为华人送诊送药”，可知这位合信氏是英国派到中国医生之一。合信氏又宣称：
西国医士，必须屡经考试，取列有名，方准行医。
意思是，在1850年代以前，只有通过考试取证之后，才能行医。这一说法，与早于合信氏200多年的明末来华耶稣会士的说法是一致的，也就是说，最晚在明朝末年，欧洲就已经执行医药领域考试取证的“执业医生制度”了。
如此说来，合信氏是在英国接受过良好的医学教育的专业医生。
合信氏在《西医略论》序言中宣称，该书集中了当时欧洲各类医药学著作之精华：
是书采辑西国医书不一种，皆余在中土亲试屡效。
众所周知，此时的英国是西方世界最先进、最强大的日不落帝国。那么，可以相信，该书至少比较全面反映当时欧洲的医药学现状。
欧洲医生是怎样给病人诊断病情的呢？答案是这样的：
望、闻、问、切，是为四诊。审证之法，莫切于此。
原来，完全依靠望、闻、问、切，来诊断病情。这，同样与明末来华耶稣会士的说法完全一致。也就是说，最晚在明朝末年以来的几百年里，西医始终坚持以望闻问切来诊断病情。（我不明白，当今某些西医不仅背弃西医传统，而且恶意攻击望闻问切的诊断方法，这到底是为什么？）
众所周知，望闻问切被称为“医之纲领”，是中医诊断病情传统方式，并建立了一套科学系统、行之有效的诊断理论，拥有历史悠久的诊断实践及经验总结。《难经》：
望而知之者，望见其五色，以知其病。闻而知之者，闻其五音，以别其病。问而知之者，问其所欲五味，以知其病所起所在也。切脉而知之者，诊其寸口，视其虚实，以知其病，病在何脏腑也。
大意是，通过望病人的“五色”，以判断是否患病；通过闻病人的“五音”，以判断患哪方面的病；通过问病人对“五味”的兴趣，以判断患病的原因；最为重要的是切脉，因为只有通过切脉，才能判断到底得了什么病，且判断出五脏六腑中的哪一个或哪几个脏器出了问题。综合分析望闻问切的结果，便可以下诊断结论了。
有趣的是，《西医略论》关于望、闻、问的论述，基本是全套照抄中医，仅是关于切脉一项，很不相同：
至于脉形，西法计分十种，曰浮、沉、迟、数、壮、弱、大、小、柔、硬，至数验以时表......参以望色闻声问证，自可定轻重安危。
原来，西医所谓的切脉，仅仅是测个心率；然后，结合望闻问的结果，就下诊断结论。
必须指出的是，与明朝末年的西医相比，此时的西医出现了巨大的退步。明朝末年的西医诊断治疗时，几乎全面使用中医理论，包括穴位学说、二十四节气与五脏六腑的关联性等等，均应用于诊断病情的实践之中。
这一退步，使西医诊断病情遇到了巨大困难。我们知道，当今西医是依靠验血、验尿、验屎、彩超、核磁共振之类的检查手段，来代替中医切脉，从而判断病人的那个脏器出了问题的。
但是，鸦片战争时期的欧洲没有验血、验尿、验屎、彩超、核磁共振之类的检查手段，《西医略论》也没有谈到这些科技手段，那么，西医是如何知道五脏六腑中的哪一个或哪几个脏器出了问题的呢？----这一问题，我不知该问谁，该由谁来回答；这里我只是提出这一问题，供大家参考一下罢了。
那么，当时的欧洲医生使用的病理学基本概念是怎样的呢？我们不妨随手罗列几例：
夫寒热虚实，虽发于内而必现于外。
热证，番语曰啡吪，即中国发烧之意。分为有毒、无毒二种，治法相同......一种有毒者，能传染于人，春谓之温，夏谓之疫，大概天时不和......
“虚实寒热”、“温”“疫”之分云云，无论怎么看怎么想，都与当今人们所熟悉的“西医”毫不相干，反倒是有五分像中医，剩下的五分应该是学艺不精所造成的----当然，这只是我的猜想，欢迎不同意的这一猜想的人给出一个令人信服的答案。
《西医略论》将食物分类为“易消化之物”和“难消化之物”。令人莫名其妙的是，其中提到的苋菜、韭菜、豆渣、腐竹之类，欧洲压根儿就没有，不知当时的欧洲医生和医学著作是如何知道它们“易消化”、“难消化”的？（不知谁能解释一下？）
更奇妙的，还是当时西医使用的药物。
《西医略论》在把中药贬损了一番之后说：
西国药物，制法殊精......有炼为丸者，研为散者，酿为酒者，渍为水者，浸以醋者，榨为油者，煮为膏者，熬为胶者，升为丹者，各随所宜。
原来，和中药完全一样，与当今西药完全不同，当时的西药竟然主要分为膏、丹、丸、散、胶、油和汤剂，而且还有药酒。据明末来华耶稣会士说，明朝末年时的欧洲，仅是用中药配方如“六味地黄丸”制作“西药”“露水”之类，即只有水药一种。显然，经过200多年的发展，“西医药”在直接剽窃中医药方面，又前进了一大步。
那么，当时西药的膏丹丸散之类，到底是怎么样的呢？
关于膏药，例如：
樟脑膏：樟脑二钱至三钱，鸦片膏半钱，熟油一两，搅和，擦交节，治风湿痛，甚效。
神奇的是，此药名曰樟脑膏，主要成分是樟脑，但是，欧洲不出产樟脑这种药材，产地在中国。最晚在明初的中医著作《普济方》便有了以樟脑“作膏治诸恶疮及打扑损伤、风湿脚气等症”的记载，即最晚在明初，中国就有了樟脑膏。下面的例子也是如此，不再赘述。
关于丸药，例如：
椒黄丸：川椒末一分，大黄末二分，黄连膏（或蜜亦可）搅和做丸，能开胃消食，每日饭前半时服一二粒。
这丸药同样神奇，其主要成分川椒、大黄，同样是只产于中国，而且川椒是以中国的四川地名而命名的。英国医生是如何掌握川椒的药用功效的，真是个天大的秘密。
关于散药，例如：
桂皮散：桂皮、生姜末各一钱，白豆蔻、荜拨各五分，和作末，入玻璃瓶内，勿泄气，能去风暖气。
这散药，依旧神奇，因为桂皮、生姜、白豆蔻、荜拨这几味药材，欧洲一样也不出产。
西药的水药，当然也是和中药一样。《西医略论》之所谓“水药门”所罗列的，全是什么“樟皮水”、“黄连水”、“大黄水”之类，其药材基本是在欧洲找不到的东西。
和中药一样，西药也有药油。同样，其“药油门”所罗列的“樟脑油”、“巴豆油”之类，只有中国才能出产。巴豆之“巴”就是巴蜀大地之巴∶“巴豆生巴郡川谷”。
十分有趣的是，西药中也有药酒，在其“药酒门”中，首先推出的便是：
樟脑酒：樟脑二钱，浓酒八两，擦风湿。
接着推出的有“樟脑鸦片酒”、“黄连酒”等等，总之，用于泡酒的药材，欧洲是没有的。
稍加注意就能发现，风湿、开胃消食、去风暖气之类是中国传统的医学概念，而且“三钱五钱”之类的剂量全是中国度量衡标准。
也就是说，1850年代的西医，就是对照中医概念的病，开出对应的地道中药。
这里，值得关注的问题是：开口闭口维生素、胡萝卜素之类的真正的“西药”，何时诞生？----我只是问问而已，只是提醒人们思考一下而已。
值得一提的是，鸦片，是西医的主打药品之一。
痔疮......内服鸦片膏二三厘、水银散七厘，次早服大黄末一二分，罂粟壳、野菊花水润之......
鸦片，是欧洲人进入亚洲之后才接触到的。这一配方中的水银散，是中国传统的散热方，最晚在明朝初期便见诸医方；大黄、野菊花不仅是传统的中药材，而且是欧洲没有的植物。
又如，治疗眼病，“内服泻药，外用鸦片膏一钱温水十两，净洁软布洗拭......”
读罢该书，我觉得，它惟一有价值的内容是：
鸦片为害中国，近年尤甚......吸烟则有大害而无小益。
作者告诉我们，当时的英国人十分清楚鸦片是个什么东西。可见，英国人明知鸦片是祸害深重的毒品，而英国政府以武力强行向中国推销，谋财害命。
归纳起来，1850年代的西医药就是如此这般模样：
1.中医以望闻问切诊病，西医依葫芦画瓢。由于诊脉太复杂，西医没学会，只能这么糊弄人了。
2.中药的一切，西医照搬过去。尽管绝大部分的药材欧洲不出产，好在当时中国去过欧洲的人很少很少，容易欺骗。
今日所谓的西医药，在1850年代存在吗？读者自己判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