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一共進行過264次進士考試，大中十年（856年）鄭顥奉詔編撰《諸家科目記》13卷，為唐朝官修登科文獻之最早記載，其餘唐人所私撰登科記有十餘家，如姚康《科第錄》16卷、李弈《唐登科記》2卷等，然其書多亡佚。宋代樂史撰《登科記》30卷，亦佚。徐松在《文獻通考·選舉二》、《唐才子傳》、新舊《唐書》與徐應秋之《玉芝堂談薈》的基礎上，又雜採《唐會要》、《文苑英華》、《冊府元龜》、《玉海》、《太平廣記》等著作，考證更多的資料，《登科記考》總共列出唐代有紀錄的140位狀元姓名，遠多於《玉芝堂談薈》列出的84位，是研究中國唐朝科舉制度的重要文獻，李慈銘稱此書「體例秩然，考據精博」。

《登科記考》仍有不少錯誤，例如《登科記考》卷九天寶十載「明經科」云：「按賈至已于開元二十三年進士及第，此以進士又應明經也。」，這明顯是受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卷四上稱賈至「天寶十載，明經擢第」（《唐才子傳》卷三又因襲晁《郡》書之誤）與《唐才子傳》卷二《李頎傳》稱「開元二十三年賈季鄰榜進士及第」的誤導，徐松又以為賈季鄰跟賈至（賈幼鄰）是同一人，竟有此大謬；又《唐才子傳》卷一載: 「崔顥，汴州人。開元十一年源少良下進士及第。」《登科記考》卷七據此以為源少良於本年知貢舉，實則少良是開元十一年狀元。又如孔敏行在新舊《唐書》中登科的年代不同，《舊唐書》本傳說孔敏行是元和五年進士，《新唐書》本傳又說「元和初擢進士第」，《登科記考》則選取元和五年，但是《登科記考》卷十八又載元和五年狀元為李顧行。《登科記考》卷二三取《唐才子傳》卷九載唐僖宗光啟四年狀元為鄭貽矩，但據四庫全書本《河南通志》卷四五載光啟四年狀元為滎陽人鄭中貽。《登科記考》卷二五將鄭雍當作開平二年（908年）普通進士，《南部新書》以鄭雍為狀元。由於唐代科舉考試制度仍處於試驗階段，所謂狀元其實不一定是狀元。另外在五代科舉取士方面，本書僅提到崔邈、陳逖、崔光表、王歸樸、黃仁穎、郭晙、盧華、寇湘、王溥、王樸、扈載等十一人。

1941年岑仲勉撰有《〈登科記考〉訂補》，開啟近代學者對《登科記考》補正之風潮；施子愉又有《〈登科記考〉補正》。孟二冬有《登科記考補正》，新增補進士661人，再加上拔萃、弘詞、拜官、武舉等，新增的總人數超過1500人。王洪軍又有《登科記考再補正》。另傅璇琮與龔延明、祖慧主編有《宋登科記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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