徵收书籍

收集书籍

于乾隆六年（1741年）以及十五年（1750年），乾隆帝就两次下诏，希望搜罗书籍。但是当时的效果不佳，官员并未认真执行。乾隆三十七年正月四日（1772年2月7日），乾隆帝正式颁诏求书，诏文目的是为了「副在石渠，用储乙览」（在皇家图书馆收藏副本，以供皇帝阅览），以得「稽古右文」（考察古代，弘扬文化）之名。在谕旨中他明确规定了搜集范围，认为应该要先检收「阐明性学治法，关系世道人心」的书籍，其次是「发挥传注，考核典章，旁暨九流百家之言」的书籍，再次是历代名文的诗文专集，而对于族谱、尺牍等则不作收录。在谕旨中他又定了具体的收录方式，并要求各省督抚「先将各书叙列目录」，注明作者，要旨以供检核。

此谕旨并没有得到各省督抚重视。贵州巡抚奏报，指该省「鲜有撰述，殁邀圣明采择」，其他省份则「未见一人将书录奏」。乾隆帝见此，于三十七年十月十七日再次下令，令督抚们「恪遵前旨，饬催所属，速行设法访求」。在十一月至次年二月底，各省才先后回报查访情况，但是效果都不佳，如广东、广西、云南、贵州都无书可采，奉天、直隶、湖北所得也只得数部，所得书籍最多的浙江省也不过116种，而且大多也是「近人解经论诗文私集」，收集工程不见成效。

有见于此，在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三月二十八日，乾隆帝再之下诏访求图书，当中见上次地方官大多观望不前，这次特意说明他「岂有下诏访求书籍，顾于书中寻摘瑕疪，罪及藏书之人乎」，说明他收集书籍不会怪罪于藏书者。此外，他又再次强调官府徵集书籍保证归还，并扩大收集书籍范围，以及说明收集书籍限期，并予之半年期限。次日，他又专谕两江总督高晋、江苏巡抚萨载、以及浙江巡抚三宝，指「其所隶州群藏书什倍于别省」，并点名访求，特意责成他们收集藏书。

在此半年期间，各省官员和朝廷使用了不少方法以收集书籍。在搜求方面，当地的官员会按当地的郡邑志乘所记述的书籍访购，又或者利用当时的书商以收买书籍。私人藏书家所收藏的书籍甚多，是徵求书籍的重要对象。为了鼓励他们进书，朝廷设立了以下办法：

• 进书凡超过五百以上者，赏赐内府铜活字本《古今图书集成》一部，如浙江鲍士恭、范懋柱、汪启淑等因为进书超过五百而各得一部《古今图书集成》；

• 超过一百者，赏赐《佩文韵府》一部，如周厚堉、蒋曾莹、纪昀等因为进书过百而得《佩文韵府》一部；

• 进书较多者，其上进书籍会得到乾隆帝的题咏，并令书馆先行抄录副本发回。据统计，得到题咏的书籍多达百馀种；

• 私人进书达到过百种以上的，其姓名会记录于各书提要之末，各省采进书籍在百种以上的，则将该省督抚的名称记载在提要之末。

是次收集书籍得到了良好的成果。进书最多的是江苏，达4,808部；其次是浙江，达4,600部。进书最少的是云南和奉天，只有四部。贵州、广西无书可采。合计一共得书籍13,501种（含272重本）。

寓禁于徵

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八月，乾隆发布了禁书的谕令，当中指「明季末造，野史甚多，其间毁誉任意，传闻异词，必有诋触本朝之语」，希望「正当及此一番查办，尽行销毁（诋触本朝之书籍），杜遏邪言，以正人心而厚风俗」。是次禁书诏令下发之后，没有得到各省督抚的重视，至十一月为止，只有两广总督李侍尧奏称屈大均著作数种，其他省份都无书上奏。乾隆帝见此，于三十九年十一月连发两谕，「今李侍尧等既从粤省查出屈大均诗文，不应江浙等省转无明末国初存留触碍书籍」，再次责成各省认真办理。是谕下发之后，各方官员才开始留心收集禁书。

内容方面，吴晢夫指出，乾隆帝主要禁止的是包括「华夷之辨」的文字、诋毁清人的文字、涉及明清史事的文字等三类。此外，还包括一些清初三藩之乱的书籍、兵法、不尊重儒家思想的书籍、明末阉党的书籍、迷信书籍。部份文人因为害怕文字狱而对自己的书籍作「挖空」、「涂墨」希望避祸，而这些书籍同样被禁毁。另外，《查办违碍书籍条款》亦指明，书籍内容涉及「钱谦益、吕留良、金堡、屈大均等，除了伊等自著书籍应毁除外，若各书内有载入其议论者，将书内所引各条，签明抽毁」，只留其书。

书籍类型方面，禁书以明季末造的野史笔记为主。此外也包括了明代历朝的碑刻、语有违碍的剧本话本、地方志、天文占卜书籍。在查缴禁书的同时，乾隆帝连自己祖父康熙帝御批的《通鉴纲目续编》都没有放过，认为他书后所附周礼所撰的《续通鉴纲目发明》、张时泰的《续通鉴纲目广义》各条中于「于辽、金、元三朝时事多有议论偏谬及肆行诋毁者」，认为「《通鉴》一书关系前代治乱兴衰之迹，至《纲目》祖述麟经，笔削惟严，为万世公道所在糊不可偏私」，下令查缴各省的《纲目》作删改。

查缴方法方面，乾隆帝初时只是要求各省督抚派员至藏书家中令他们自行交出。但至中后期禁书活动大规模展开后，在乾隆三令五申之下，各省督抚为了澈查书籍使用了各种办法，包括宣告谕令、检查各藏书家的书藏、设立禁书目录等等。四库馆定立了《查办违碍书籍条款》，以供地方官员排查书籍。搜得书籍之后，都需要「将原书封固进呈」，「交军机处奏闻销毁」，不得在地方自行销毁，以免地方人员认为「新奇可喜，妄行偷看，甚或私自抄存」。据黄爱平所估计，在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至五十八年（1793年）间，禁毁书籍大约有3100多种，15万1千多部，书板销毁达8万块，当中还不包括文人百姓自行毁掉的书籍。

即使部份书籍认为有收录的价值，在编纂的时候也会被抽毁、改易、重编。如顾炎武所著的《日知录》，虽然《总目》中认为其「学有本原，博赡而通贯，每一事必详其始末，参以证佐，而后笔之于书」，认可其编写态度严谨，但是因为当中的部分条目包括了民族意识，和南明史事，因此被当中部份的内容被整条掣出，如卷六「素夷狄行乎夷狄」、卷二十八「胡服」、「左衽」等等。改易方面，陈垣指出四库馆臣在辑校时有十忌：忌虏、忌戎、忌胡、忌夷狄等等，并指馆臣会对这些字眼会作出修改。重编方面，乾隆帝认为一些书籍虽然有所违碍，会要求对之重编以作使用，明末诸人文集的奏疏最初虽被认为是「字句狂谬，词语刺讥」，理应查禁。但后来乾隆帝认为这些奏疏可见明末「主暗政昏，太阿倒置，阉人窃柄，权幸满朝」等的问题，继而「晓然于明之所以亡与本朝之所以兴」，故此乾隆帝命人删减当中的抵触字句，并编录成《明季奏疏》一书。

学者对于乾隆帝禁毁，纂改书籍的行为多有批评，但也有学者认为其影响没想像中大。鲁迅认为《四库全书》「不但捣乱了古书的格式，还修改了古人的文章」，并认为「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周锡侯认为，「乾隆之为此（修纂四库全书）也，带有狎弄士子，查辨禁书之阴谋，贻害典籍之烈，至足惊人！中国书厄，自秦火之后，大厄凡十有一，而乾隆时禁毁的一厄，较以前各项更为惨烈」。相反，《剑桥中国史》认为，乾隆帝针对南明材料的禁书政策对「清初以来幸存的作品的影响微不足道」，指书籍不太可能因不一的禁令而在数年之间消失，反而「大大地刺激了学者对各种旧书的兴趣」。江庆柏指出，虽然四库馆臣虽会对于当中字句作改写，但改动未必被严格执行。如张孝祥《六州歌头》中「洙泗上，弦歌地，亦膻腥」在虽在张孝祥的个人文集《于湖词》中被改动为「洙泗上，弦歌地，亦凋零」，但在其他词集、词选、词话等却没有改动此词，保留「亦膻腥」的原貌。

纂修

四库开馆

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安徽学政朱筠上《谨陈管见开馆校书摺子》，提出了四项搜索遗书的事项，包括：

• 旧本旧钞，尤当急搜也：他指出汉唐时期的遗书已经稀少，而宋辽金元时期的抄本则甚多，藏于私人家中，他认为官府可以搜集这类书籍并抄出副本保存。

• 中秘书籍，当标举现有者以补其馀也：他认为应该公布内廷现有的藏书目录，使地方官只以搜集内廷未有的书籍。此外，可以利用《永乐大典》作辑佚。

• 著录、校雠，当并重也：他认为应该参考刘向、刘歆《七略》等的做法，为书籍内容编写提要，放于该书卷首，作为说明。

• 金石之刻、图谱之学，在所必录也：他认为金石碑刻上的文字和图像可以补齐文献材料上的不足，应该留心搜集。

为此，军机大臣刘统勋奉旨研辨，得到清高宗的同意，「令将永乐大典内，原载旧本，酌录付刊，仍将内府所储，外省所采，以及武英殿官刻诸书，一并汇齐，缮写编成四库，垂示无穷」。刘氏按指示研究方针，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二月十一日提出了具体辑佚《永乐大典》的方式，得乾隆帝批准，并命名为「四库全书」。四库馆于同月开馆。

张升《四库全书馆研究》中将四库全书馆的结构表述如下：

四库全书馆的最高职务是总裁、副总裁，大多由皇室郡王、大学士以及六部尚书、侍郎兼任，主要是负责领导和监督四库馆的工作，他们在总办处工作。其下则分为纂修，缮书、监造三大处。纂修处负责校理、勘定全部书籍。纂修官也大多兼任分校，对缮写处的书籍作校阅。在此之上尚有总纂官和总校官，总纂官负责实际主编的工作，总纂官陆费墀则负责整体的校阅工作。

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首，参与了《四库全书》编修的主要人员包括有360人。据郭伯恭、黄爱平、张升等考证，《总目》所收的编纂人员有不少的缺漏。而据张升的不完全统计，前后在馆的馆臣有达476人。

书籍来源

编纂《四库全书》所用的书籍可以分为六个途径，包括有各省采进本、私人进献本、敕撰本、内府本、《永乐大典》本。

进呈书籍是《四库全书》最主要的来源，当中可分作三类：各省采进本，各省在当地购买或借抄的书籍；私人进献本，藏书家主动或者奉旨送馆的书籍；通行本，当时最为流行的版本。这些书籍在收集之后会先由纂修官作清理甄别，然后由纂修官作进一步的校阅，经版本鉴别、辨伪、考证工作之后，会选择当中较好的版本作底本，编写提要，考订文字得失等工作，然后再「详细校正」，「将各书大旨及著作源流详悉考证，诠疏崖略，列写简端」，最后决定是应刊、应抄、应存。书籍和提要会上交给总纂官作审阅，一般还会交给总裁官作审阅，他们会对于提要和书籍的存留再给予意见。乾隆帝也会给审阅进呈的书籍，当中包括两种情况，一是由乾隆帝为了奖励献书之人，为其书籍作题诗，这类书籍经乾隆帝御览，决定拟抄、刊后，将会由纂修校办，总纂、总裁审阅后，由武英殿录副，再交还书主；二是纂修官校办过的书籍在抄成前上呈给乾隆审阅，其给予意见后再发还。

内府书籍（宫中收藏以供皇帝阅读的藏书）和奉敕编撰书籍方面，《四库全书》开馆之后，这些书籍被送至翰林院西斋房作集中处理。当中，一些「旧刻显然讹误，应行随行改正」的官刻旧本以及一些不够完善的敕撰书籍会送至校阅（流程大致如进呈书籍），其他书籍则在编成提要后则大多都直接送到武英殿缮写。另外，在编写《四库全书》的时候，乾隆帝亦有命令编写一些书籍，这些书籍在编成完成后才会补入《四库全书》中。

《永乐大典》本

当时《永乐大典》藏于翰林院的典籍库中，经朱筠的提议之后，开始了辑佚的工作。纂修官会先签出《永乐大典》中的佚文，将会将可以辑出的书目粘贴标识，然后由缮写官抄出当中的散片。因为《永乐大典》不便移出移入，因此缮写的工作都在翰林院里进行。其后会将缮写的散本粘连成稿本，然后将由纂修官校对、补辑佚文，再缮抄出修改稿，由原纂修校对之后，再由总纂、总裁校正为正本。和进呈以及内府书籍不同，《大典》本是由总纂官和总裁官决定应刊、应抄、应存。此外，提要是决定应刊、应抄、应存再编写提要。

学者虽然认可四库馆臣在辑佚史上的意义，但也批评他们的辑佚工作尚未完善。梁启超指：「吾辈尤有一事当感谢清儒者，曰辑佚.......乾隆中修《四库全书》，其书之采自《永乐大典》者以百计，实开辑佚之先声」。孙楷第批评，于《大典》本中，只有少数书籍会以《永乐大典》以外书籍以校勘、辑佚之外，其他都因个人散便，只是按章办公，没有按照其他书籍补充，引致佚文并不全面，「以《大典》所载为足，实自欺欺人」。史广超批评，四库辑本出现没有注明出处，出现漏辑，误以为他书为本书佚文，编排不当四项问题。

收录标准

《四库全书》的收录标准有以下数点：

• 收集「阐明性理，潜心正学」的书籍：清高宗认为「予蒐罗四库之书，非徒博右文之名，盖如张子（张载）所云：『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应该继承先贤的传统。

• 不重视佛、道两教，以及词曲之类的书籍：《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凡例》中认为「释道外教，词曲末枝，咸登简牍，不废蒐罗」，认为只要收录当中「可资考证者」收录即可。

• 考虑作者的人品，认为「凡不轨于正者，悉从删汰」：纪昀指「明之宋濂、高启、李东阳......李攀龙等，均以正派相承，为一代冠冕，悉宜并存」，尽可能收录一些正道之人的作品。

• 重视收录朝廷敕撰的书籍：清高宗编写《四库》的目的除了「稽古右文」之外，还重视推广政教的作用，因此在编写《四库》同时也编写了一些书籍，亦收集了前代的敕撰书籍。

• 编纂人员将自己家族的作品收于《四库全书》中：有部份官员在朝廷向全国徵集图书的时候，将自己家族的书籍上呈。如河间献县纪氏家族（纪昀的家族）在《总目》中有四人七种，是一个家族中最多的，有可能受纪昀的影响。

• 收录方式以「贵古残今」作为标准，重视收录宋元以前的人的作品，而较少收录明清时代的作品。四库总裁于敏中指：「旧书去取，宽于元以前，严于明以后」。而编纂时尚在世人物著作则不予收录（皇帝御撰作品和敕撰书籍外）。

学者对于《四库全书》选书的态度多有批评。郭伯恭认为，《四库全书》所选的书籍偏而不全，指《四库全书》重视程朱之学，加上收书上「贵古残今」，因此宁可收集「元明以降程朱（程颐、朱熹）一派的无聊著述」，也不愿意收录陆王（陆九渊、王守仁）一派和其他非程朱一派的书籍。吴哲夫指《四库全书》中充满了尊经崇儒的卫道观念，只考虑延续思想圣贤的思想，指《四库全书》的选书态度未够公允。杨晋龙认为，《四库全书》忽视了民间的通俗文献，如小说、戏曲、善书等都不作收录，而宗教如佛藏、回教和其他宗教的资料也未能收录。

首次校勘

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南三阁的三部四库全书即将完成。乾隆帝抽阅进呈的书籍，发现在李清所撰的《诸史同异录》中，有称清世祖「与明崇祯四十子相同，妄诞不经，阅之殊堪骇异」的语句。乾隆帝命令其书应该全部撤出《四库全书》（包括《南北史合注》、《南唐书合订》、《历代不知姓名录》）。军机大臣商讨之下，决定以其他书籍或者是馀纸取代撤出的空缺。同年五月，乾隆五十二年五月，清高宗驻跸热河。他阅读文津阁《四库全书》的时候，发现当中的讹谬甚多，再加上以前在南三阁的《四库》中都发现有「妄诞不经」之处，于是便下令复校内廷四阁的《四库全书》。

文渊、文源两阁方面，乾隆帝则命令当时在京的官员都要参与协助复校的事宜。尚书、侍郎要每人每日各看一匣；六阿哥永瑢、八阿哥永璇及工作不多的尚书、侍郎则各看两匣。文渊阁由六阿哥、阿贵所负责；文源阁由伊龄阿、巴宁阿所负责。由五月底开始，至七月底校毕，历时两个月，当中发现了很多错处，「各书缮写草率，讹错换篇亦颇不少」。清高宗见此大为震怒，指总纂官纪昀、陆锡熊「所办书籍竟如此舛错」，令他们赔偿文津、文源、文津三阁装订挖改的工价，并且带人去校勘文津、文溯两阁的书籍，并处罚了相关誊写、分校人员，达二千人以上。

文津阁的书籍，则最初由乾隆随行的阮文渊、阿肃等人负责，但因为受乾隆帝停留在避暑山庄的时间限制，完成了三分之一后便中止。五十二年（1787年）六月初，文津阁的《四库》发现「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内有引用钱谦益、李清诸说未曾删除」，并令纪昀自行赔写。十月初，纪昀奉旨带领受罚的人员往热河文津阁看书，至次年正月二十六日完成，发现抄写错误，字句偏谬计六十一部，检出七部书籍应毁，一部书重复抄写。

陆锡熊则负责校勘盛京文溯阁的《四库全书》。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三月，陆锡熊任满回京，随即率人至盛京校勘书籍，至七月十二日完成。四个月间，他们一共查出誊写错落、字句偏谬的书籍计六十三部，又发现甚至有脱写全卷的。乾隆帝见此情况，相当不满意，令抄写、校阅文溯阁《四库全书》有错漏的去校勘《四库全书荟要》和缮写《八旗通志》，并对「总校王燕绪、吴绍洁，分校李斯咏，除罚校书外，仍交部从重议处，以示惩儆」。

南三阁方面，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七月，一些大臣考虑到江南三阁的《四库全书》「校对仅生监二十馀人，又止校过一次，尤易草率从事」，提议校对南三阁的四库全书，得准。并由本来校勘文渊、文源两阁《四库全书》的大臣官员负责。至五十五年（1790年）六月完成，陆续发向江浙。乾隆帝命令，南三阁的装订挖改的工价由陆费墀则一人负责，即使他于五十年过世之后，乾隆帝命令除了为其家属保留一千两银之外，「如尚有馀资，即作添保三阁办书之用」。

虽然乾隆命令四库七阁的有禁忌之语的书籍同样撤出，并令将「应行撤毁」的书籍「交进销毁」。事实上，撤出的书籍部份至今保留于宫中，未曾销毁。南三阁的书籍因部份册数在李清著作被毁之前就已经送往南三阁，加上地方官员未完全依乾隆帝的指示，因此尚保留于《四库全书》中，如周亮工《书影》一书则未则被毁。

再次校勘

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七月十八日，清高宗在热河阅读文津阁《四库全书》的时候，发现《扬子法言》卷一有空白二行，发现将晋、唐、宋文注释名氏脱写，并发现没有如高宗先前所令，将《御制书扬雄法言》一篇抄入是书卷首。清高宗批评：「书中篇首空至两行，显而易见，开卷即可了然，乃详校官既漫不经心，而纪昀系总司校阅之书，亦全未寓目」，再命纪昀校勘。

纪昀先是领人前往圆明园校勘文源阁书籍，历时两个多月，于九月二十九日完成，发现「所签舛漏，较初次详校竟增数倍之多」，并发现有人捏做文字，「底本遗失，抵以他书，正本未全，伪注缺卷」的情况。其后纪昀再校文渊阁的书籍，发现虽然错漏之处较「文源阁书少十分之二」，但发现了底本上的问题，如《性理大会》所用的乃是康熙初年的刻本，而非原称的明末本，引致「页页俱错」，内廷四阁都如此，必需另得真本再写。

同年十二月，陆锡熊上折请赴盛京文渊阁校书，得准。次年二月，陆锡熊未待天气转暖便率人上路，半途而卒。同行的礼部侍郎刘权之接替陆氏主理校书的工作，至四月完成。

五十七年（1792年）三月，纪昀领人到热河文津阁校书，至四月中旬，仅经部「已签出空白、舛讹一千馀条」，并估计其他三部错误数目应该相同，清高宗批评前次「校勘一事，全属有名无实」，令他们认真办理。文津阁的校勘工作至四月底完成。

在两次校勘之后，因为缮写人员的学术水平不一，以及是缮写官员过多，因此难以保证缮写官员认真抄写。此外，孟森在阅读文澜阁《四库全书》的时候发现，书中的误字必然出现在每叶首一字，指馆臣可能为了显示「圣明之天纵」，刻意写错以待乾隆指正。因此，在两次的校勘之后，《四库全书》依然存在很多的错字。郭伯恭指，《四库全书》实际上只是对于刊本再抄一次，抄写是存有大量错误，校勘上亦多疏忽，亦有删除序、题、目录等情况，因此难称得上是善本。

补遗

嘉庆八年（1803年），嘉庆帝命令礼部尚书纪昀负责查明尚有哪些书籍尚未编入《四库全书》。纪昀检明了未收入《四库全书》的书籍，并建议将《四库》告成之后的所有「御制」、「钦定」书籍都应该编入《四库全书》。嘉庆帝准许了他的章程，并增派庆桂、董诰、朱圭、戴衢亨、英和、钱樾、潘世恩七人协助增补《四库全书》的工作，并订明收入书籍以乾隆六十年以前告成为限。

经军机大臣和嘉庆帝议订之后，最后决定补入八种书籍，包括乾隆诗文集四种、《八旗通志》、《平定廊尔略纪略》、《安南纪略》、《巴勒布纪略》。缮抄工作于嘉庆十一年（1806年）结束，并补入七阁之中。

样式

样式方面，北四阁本特徵如下：

• 开本：高31.5厘米，宽20厘米，版匡高22.3厘米，宽15.3厘米。

• 行款：八行，每行二十一字，注文小字双行。白口，四周双边，单鱼尾，朱丝栏。

• 格式：卷首第一行题「钦定四库全书」，第二行缩一字题书名卷数，第三行下题作者。版心上题「钦定四库全书」，中题书名，下标页码。

• 封面：绢面，经部绿色、史部红色、子部淡蓝色、集部灰色、《总目》黄色。

• 装订：包背装。

南三阁本特徵如下：

• 开本：原高27.8厘米，宽17.2厘米，版匡高20.7厘米，宽13.9厘米。较北四阁本要小。

• 行款、格式、装订和北三阁本相同。

• 封面：经、史、子三部颜色都和北四阁本相同，集部为褐色，《四库全书总目》绢面原本未用黄色，而是使用和集部同色。

七阁《四库》每册首卷的第一页都会铃印有各储书阁印：文渊阁本印有「文渊阁宝」、文溯阁本印有「文溯阁宝」。文津阁则本书末则印有「避暑山庄」及「太上皇帝之宝」之印。南三阁本则首铃印有「古稀天子之宝」，末印有「乾隆御览之宝」。

南三阁本为一式三份抄写，纸张、样式相同，只是封面有异。文汇、文宗阁本的封面绢色较文澜阁为深，而文汇、文宗阁本封面的「钦定四库全书」为印刷，文澜阁为手写。

分类

分类方面，《四库全书》将书籍分作44类、66属，别集中又按时代暗分子目。本来，四库馆臣希望在经史子集之外另话有圣义、圣谟两门，列出朝廷的钦定书目，和乾隆帝御制、御批书籍。乾隆四十六年二月十三日，乾隆帝下诏认为这样编排另外增加义例，实在不便，认为只要将这些书籍放置在各属之先即可。事隔两日之后，他又认为这样做于编例不协，经史子集内只需按时代先后排列即可，即今日《四库全书》所见之分类法。

详见下表：

副产品

《四库全书荟要》

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五月，四库馆开馆不久之后，乾隆帝考虑到《四库》「卷帙浩于烟海，将来庋弃宫庭，不啻连楹充栋，检玩为难」，因此希望「于《全书》中撷其菁华，缮为《荟要》」。黄爱平和吴哲夫认为，当时乾隆帝已经六十三岁高龄，因此希望编写《荟要》以尽快看到《四库全书》。

为了尽快编写《荟要》，在四库馆之外另外设立了荟要修书处以编写荟要，由于敏中、王际华负责。荟要修书处任职人员计八十一人，分总裁、总校、编纂、提调、承办、收掌等工作。誊录人员方面，则约八百人左右，整体的编纂方式和四库馆大致相同。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因《荟要》大致已见雏形，荟要处被裁撤，由武英殿修书处接手。

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第一部的《荟要》编成，藏于紫禁城坤宁宫后御花园的摛藻堂。次年，《荟要》的副本编成，藏访圆明园内味腴书屋。《荟要》一共收书463种，11718册，20808卷。种数约是《四库》的七分之一，册数约是《四库》的三分之一。咸丰十年（1860年），发生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味腴书屋所藏之《荟要》随圆明园被毁。摛藻堂本今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在乾隆三十七年正月初四所发的书徵书谕令之中，清高宗则已经要求各省督抚「先将各书叙列目录」，当时督抚所上奏的都是较为简单的书名、卷数、册数、作者、内容大旨的内容，又或者只列书名、作者，没有解题。同年十一月，朱筠在《谨陈管见开馆校书摺子》也指应该要考法中国目录学的传统，「校其得失，撮举大旨」，编写目录。乾隆三十八年二月六日，刘统勋的奏摺中提出应该「另编目录一书，具载部份卷数，撰人姓名，垂示永久」，得准。

在《四库》的编纂过程中，先是由纂修官在辑佚、校阅的同时为其经手的书籍编写一篇提要。纂修官所负责的书籍提要完成之后，则夹于书内送访总纂官、总目协勘官作考证修改。总纂官看到了提要后，要考虑此书应该是刊刻、钞录、存目，或者不作存目。决定是否收录于《四库》后，纂修官会对于当中的内容作校订，当中以主要由纪昀负责修改定稿。最后，再上奏于乾隆帝。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二月，《总目》完成，但其后亦经过多次修改。编成后，《四库》所用的分类方式有所变动，不以本朝官书为首，《总目》也因此作修改，至次年七月毕，并得到乾隆帝认可，令「缮写四分于四阁陈设」。但因《四库》书籍内容有所增补，《大清一统志》、《盛京通志》等书籍还在编修之中，因此迟迟未定稿。五十一年，李清《诸史同异录》被提出销毁，《总目》也需修改。乾隆五十七年，纪昀等对内容再作校订。乾隆六十年（1795年），《总目》「校勘完竣，随加紧刊刻毕工」，予武英殿刻成书籍出版。

此外，乾隆帝《总目》长达二百卷，不便阅读，还下命编写《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当中只记述某书某卷，注明作者和作者年份，二十卷。

《武英殿聚珍版丛书》

乾隆三十八年二月，乾隆帝决定辑校《永乐大典》，而当时则已经考虑对于当中流传甚少的内容与之出版。《四库全书》开馆之后，总裁大臣即将《永乐大典》辑出书籍「分别应刊、应抄，应删三项」，并由武英殿员外郎刘敦、永善，以及是总官内务府大臣金简处理出版事宜。乾隆三十八年四月，首批《永乐大典》辑文付梓，包括有《易纬八种》，《汉魏旧仪》、《魏郑公谏续录》、《帝范》四种二十卷，雕版印刷。

其后，应刊书籍的范围扩展至《大典》辑本之外，各地所进的遗书也成为印刷的一部份。总裁大臣金简见所有雕版甚多，选择改为使用枣木活字印刷，得到乾隆的准许。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五月，《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正式开始印刷，一共印刷了一百三十八种《四库全书》中的书籍。

《四库全书考证》

在《四库全书》编篡的过程中，纂修官会对当中的内容作校签。在进呈本中，原有的校签中以黄纸誊抄一次，即为黄签，由四库馆的黄签考证处王太岳、曹锡宝二人负责。他们会对于当中的内容作选择并修改，当中很大部份的黄签都被收录于《四库全书考证》之中。北京师范大学张升教授指出，《四库全书考证》主要是对《四库全书》所收的书籍作「文字、顺序、内容的辨误订正」。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以活字印刷出版，收入《武英殿聚珍版丛书》中。

抄本

为了缮写《四库全书》，朝廷需要大量人手以进行抄写的工作。最初，四库馆使用的是保举法，「令现在提调，纂修各员于在京之举人及贡监各生内择字画工致者各举数人」，命令提调、纂修等人推荐合适的人选。在缮写五年期满后，可以按他们抄写的数量以议叙得官。但是保举法推行不久，就成为了不少科场失意之人成官的捷径，一些提调、纂修以此索贿。再者，朝廷没有给予誊写者工资，「自备资斧」，因此誊写者大多不认真，甚至另寻书手代写。

在此情况下，监察御史胡翘元上奏，建议由保举制改为考查制，得准。他提出，「在京士子，有愿充誊录者，毋宁仍令纂修、提调等官保举」，而是由他们自行推荐，由总裁官考验其抄写能力，「各令当堂亲书数行，择其字画端正者，照数取录，以次充补」。其后，因为考察方式所得的人数不足，因此改为于乡试落第的试卷中选取。

武英殿四库馆为了确保誊写的速度和质量，建立了一套制度。四库馆建立了「稽核字数考勤簿」，规定「每人每日写一千字」，「五年共限写一百八十万字」。对于某些特别情况，则有不同的计算方法，如「篆字以一作十，隶字以一作五，绘图一页作字一千」等等。对于字数写得较多者，其得官职亦有别，「缮写二百万字列为一等，一百六十五万字列为第二等」，以誊写字数作为议叙的方式。为了确保抄写的质量，四库馆订立了《功过处份条例》，誊抄者的抄本中出现错字记过一次，分校、复校未能发现誊抄者的问题也同样记过，并于各册后列明校订人员姓名，以明文责。

抄本中，首先完成的是文渊阁本，其次是文溯阁，再者是文津阁，最后是文源阁，于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内廷四阁本都抄写完成。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清高宗见第一套《四库全书》完成，为了方便江南子弟查阅，「俾江浙士子得以就近观摩誊录，用昭我国家藏书美富、教思无穷之盛轨」，因此在又令人于江南地区准备三套《四库全书》，被统称为「南三阁」、「江浙三阁」，包括扬州大观堂的文汇阁、镇江金山寺的文汇阁、杭州圣因寺的文澜阁。

南三阁的《四库》抄写工作也在武英殿中进行，但改由国库开资，而非议叙。具体送藏和管理工作则由地方督抚和两淮盐官负责，实际工作则由两淮盐政、盐运使办理。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四库》陆续抄成，浙江派盐政部门领回未经装潢的《四库全书》。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四月，南三阁三套《四库全书》抄写完毕。

为了建设藏书阁，于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乾隆帝特意命令营建官员寅著特意视察了天一阁的兴建方式，「看其房间制造之法若何，是否专用砖石，不用木植，并其书架款式若何，详细询察，烫成准样，开明尺丈，呈览」。寅著因此观察了天一阁的建造方式，并上报乾隆帝。乾隆帝对于天一阁的兴建方式大为欣赏，决定按天一阁的设计方式兴建七阁。「天一阁」的命名方式来自于《周易》「天一生水」，而七阁的命名方式也参考了天一阁，以水字偏旁汉字命名，以水克火。

乾隆四十一年（1785年），乾隆帝在纂修文渊阁《四库全书》的时候，本来是打算准许翰林院士子和其他好学的官员进内阅读，但不准外借，「翰林原许读中秘书，即大臣官员中，有嗜古勤学者，并许告之所司，赴阁观览。第不得携取出外，致有损失。」。但至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乾隆帝改变了主意，指文渊、文津、文源三阁「俱系禁篽重地」，「不便任人出入翻阅」。为了让翰林、官员得以阅读，本来打算在七阁《四库全书》完成之后再抄一副本于翰林处。但因乾隆末年，国库空虚，已经没有能力再抄一套《四库全书》。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四库馆总裁永瑢提出不另再抄副本，而是直接贮存底本，除了「奉有御题者，业经臣馆随时录副，将原本敬谨发还本人祗领珍藏」外，其他的底本全部保留于翰林院，得准。唯已经于光绪廿六年（1900年）的庚子之乱时被毁。

北四阁

文渊阁

文渊阁位于北京紫禁城皇宫之中，于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完成，在北四阁中最早。在外观上只有两层，但因为使用了楼板之下的腰部空间多造一层，实际上是三层。文渊阁宽六间，阔34.7米，进深三间，阔14.7米。

1782年，《四库全书》入藏，当时规定，每年农历九月必须晒书十天，以避免书籍受虫蛀霉变之害。民国六年（1917年），清室内务府派人对《四库》进行了清点，发现有23卷丢失，并从文津阁本中补抄。1924年逊清皇室被逐出紫禁城后，《四库》改由清室善后委员会接管，次年故宫博物院成立，《四库》由该院图书馆接管。。1925年，为了供学者研究以及方便覆印，《四库》转入北京大学图书馆。1931年发生了九一八事变，为避免落入日人之手，故宫博物馆遂于1933年将《四库》运至上海，其后又被运至重庆。1949年，《四库》迁往台湾，现藏于国立故宫博物院。

文源阁

文源阁位于圆明园，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建成。于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四库全书》入藏。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攻占北京，火烧圆明园，《四库全书》被毁。今有散本，如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有《公是集》十卷，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有《明史》卷九至三，日本东洋文库有《南巡盛典》卷二十至二十二等等。

文津阁

文津阁位于热河（今承德）避暑山庄，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建成。于乾隆五十年（1785年），《四库全书》入藏，并按文渊阁做法，每年夏季抖晾书籍一次。至道光年后，文津阁的管理开始松弛，曝书成例停止。同治初年，文津阁因日久失修，阁顶部份坍塌，雨水渗漏，部份书籍被沾湿。同治六年（1867年）五月，在时任热河都统麒庆指示下，重新恢复成例。光绪二十年（1894年），热河总督大臣世纲等奉命查点，除经部《日讲书经解义》一书，原未补入，有函无书外，其他书籍基本无阙。

宣统元年（1909年）8月，清学部筹建京师图书馆，因只有文津阁本《四库全书》无阙，计划将《四库》入存京师图书馆并得准，但因辛亥革命而未成事。民国三年（1914年），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的鲁迅重新著手此工作，并和热河方面联系；但时任热河都统姜桂题未待教育部来人办理接收手续，已先行将《四库》送至北京，由内务部接收，藏于故宫文华殿古物陈列所。次年，鲁迅以教育部名义致函内务部，要求将《四库》交给京师图书馆。1918年，《四库全书》、原贮书架的接收工作完成，至今一直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是唯一一部原架、原函、原书的《四库全书》。

2016年8月9日，故宫博物馆举行了文津阁本《四库全书》捐赠仪式，将文津阁本的复制本重新安于文渊阁中。此次所制作的影印本制作长达12年，全部使用了手工宣纸。整套书籍使用了6144个金丝柚木盒，占128个书架。

文溯阁

文溯阁是北四阁中最后建成的，于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五月才完工。于同年十一月十三日开始，总管内务府先后将五批《四库全书》和《古今图书集成》送至盛京文溯阁，至次年五月二十日完成。在嘉庆、道光时期，文溯阁和当中的藏本一直保存良好。光绪十六年（1900年），沙俄侵占渖阳。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沙俄军队将文溯阁作马厩和炮兵营房，此时有39卷《四库》被窃。

1914年，奉天督军段芝贵为了讨好即将称帝的袁世凯，将文溯阁《四库全书》运至北京。1925年，经东北各方人士争取，《四库》获送还奉天。因当时文溯阁被占用，于1927年才复藏于文溯阁。1935年，奉天图书馆见文溯阁日久失修，于文溯阁西南处建造了新的书库，1937年6月运至新书库中保存。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为了保护文物，《四库》先是运至黑龙江省讷河，其后又迁运至北安。1966年，基于中苏交恶，为了保证《四库》的安全，《四库》获运至甘肃，最初存放于永登县连城土司衙门大经堂。1969年，甘肃省拨款40万，筹建榆中战备书库。1971年，《四库》入存于该书库。2001年12月28日，文溯阁《四库全书》藏书楼获列入甘肃省「十五」规划和文化建设标志性工程，决定于兰州市北山九州台建立新的藏书楼。2005年7月8日落成使用。

南三阁

南三阁的藏书在五十五年（1790年）定成装潢和收藏的工作。入藏之后，当时有很多江南士子入阁阅读书籍，以助研究，进内抄写《四库全书》。如陈寿祺曾借文澜阁藏书以修方志、阳湖学者陆清臣曾以文澜阁《四库全书》以刊行先祖陆文圭的《墙东类稿》。抄写方面，据统计丁氏八千卷楼有11种抄自《四库全书》，张金吾爱日精庐有91种，瞿绍基铁琴铜剑楼有7种，陆心源皕宋楼有160种。郭伯恭指南三阁的规定和近代的公共图书馆相似，指其打破清初私人藏书不外传的风气，有助传播知识。

文宗阁、文汇阁

文汇、文宗两阁先后毁于战火。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六月，英国发动了扬子江战役，在镇江保卫战中，文宗阁藏书受损。咸丰三年（1853年）春，太平军攻占了扬州、镇江，两阁毁于战火。早期南三阁的四库全书并不准借出，但至后期，相关措施并没有得到严格遵守。因此文宗、文汇阁被焚之后，个别书籍因士子借出未还而未受影响。

文澜阁

杭州西湖圣因寺本来是康熙皇帝南巡时的行宫，于雍正五年（1727年）改建为佛寺，同年八月雍正帝定名为圣因寺。文澜阁初建于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位于圣因寺寺后玉兰堂以东，经费由浙江商人承担。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文澜阁《四库》陆续缮成，于五十五年（1790年）定成装潢和收藏的工作。

咸丰十一年（1861年），太平军第二次袭击杭州，文澜阁于是次袭击中被焚。丁申、丁丙两兄弟本已经离开杭州，往西溪避祸。一天丁申在购物的时候发现包物纸是《四库》的纸张，才得知文澜阁《四库》本已经离散。当时他们召集了勇丁数人，乘夜检拾，检得数千册。为了保护《四库》，丁氏兄弟将《四库》运至当时较为安全的上海保管。在上海，丁氏兄弟以收集「惜字纸」的名义，辗转委托当时在上海的杭州书商收集阁书，又收集得不少，「每包高二尺许，有八百包之多」，合共有8689本，约为整套《四库》的四分之一。光绪五年（1879年），浙江巡抚谭锺麟见文澜阁旧藏书籍甚多，有必要重建文澜阁以方便保存。建筑成本计为12913银圆，次年三月落成，重建工程则于九月完成，十月初六之前将书籍都移至重建的文澜阁内。光绪帝颁赐了御书满汉文的「文澜阁」匾额，御赏「丁申四品顶戴以示奖励」。

丁丙见文澜阁的《四库》未见完整，提出补抄。光绪八年（1882年），补抄工作得到了谭锺麟的批准，经费由政府提供，设局于东城讲舍，抄写者达百馀人。当时所依的底本大多都是丁丙家中的八千卷楼的藏书，后来发现不敷使用，便向各地藏书楼借书；不愿借出的，则派人到对方当地借抄，最远甚至曾向广州孔氏岳雪楼借抄。其后民国四年（1915年）至民国十二年（1923年）间，钱恂又主持了一次补抄（乙卯补抄）。接著，张宗祥继续了钱恂的补抄工作（癸亥补抄），是次补抄大多都是以北京文津阁本作底本，少数按浙江省图书馆所藏的善本作底本。

1937年7月底中国抗日战争期间，时任浙江图书馆馆长陈训慈为了避免文澜阁《四库全书》受劫掠和被炸，命令总务组赶制木箱以准备迁移。8月4日，文澜阁《四库》本先运向富阳鱼山，然后于12月3日运抵建德。12月24日杭州沦陷，建德也受影响，时任教育部长陈立夫建议迁往内地，但浙江省政府不肯，《四库》又先后转运至金华、龙泉等地。其后教育部决定将《四库》运到贵阳，12月30日到达，寄存贵州省立图书馆；为了避免受日军轰炸，先是移至城外张家祠堂中，次年4月8日又移至离贵阳10公里的地母洞里，至1944年为止。1944年春，日军发动了豫湘桂战役，同年11月桂林、柳州先后沦陷，贵阳也有失守的风险，于是便运至重庆青木关保存。

抗战胜利后，文澜阁《四库》本由重庆运回杭州，收入浙江省图书馆。1954年3月改藏于浙江省图书省西北侧的青白山居。1969年珍宝岛事件发生，为了备战，《四库》于1970年1月被运至龙泉县收藏；1976年12月返杭后，依然藏于青白山居。1998年，浙江省图书馆建造了新的地下藏书库，《四库全书》以及补抄本都移至该处收藏至今。

出版

《四库全书》的出版工作始自1916年旅沪犹太商人哈同（）的提议。其后十馀年，数届政府都有提案研究出版的事宜，计有五次，但都未果。1933年，教育部和商务印书馆签订了合同，决定出版当中较为珍贵的版本，即《四库全书珍本》；当时，学者对于要以何形式出版形成了「库本」和「善本」两派意见：「库本」派有教育部和商务印书馆当事双方，他们认为应该以原貌印刷《四库全书》；「善本」派有北平图书馆为代表的学者，包括有董康、蔡元培等，认为《四库》「成书于专制帝王之私意，毁禁所余，仍有删改」，版本粗劣，应该以善本代替之以出版。教育部代表王世杰拒绝了「善本」派的要求，认为「以库本与刊本并印，则与普通丛书相同」，商务印书局代表张元济也认为应该刊印库本。1934年，上海举办的国际图书馆展览会展出了部份影印的《四库全书》。1935年，《四库全书珍本初集》印毕。

《四库全书珍本初集》刊行之后，台湾商务印书馆于1969年曾重印。商务印书馆又按选印时定的目录，于1971年至1974年，继续编印《四库全书珍本》第二至五集。1975年，台湾商务印书馆编印了《四库全书辑自永乐大典诸佚书》，将《四库》大典本全部出版。1976年至1982年，商务印书馆对《四库全书珍本》有续编第六至十二集，至此《四库》中近一半已经出版。

1982年，台湾商务印书馆开始筹印文渊阁本，并得到台北故宫的批准。由同年年底开始进行，至1986年3月全部出齐。其后，上海古籍出版社于1990年间翻印了文渊阁《四库全书》。1999年，香港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和中文大学出版社合作出版了《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此计划集合了两岸三地的学者，是「九五」重点电子出版项目之一。

文津阁方面，2002年中国出版集团和商务印书馆先后两次召开文津阁《四库全书》出版研讨会，决定出版文津阁本《四库全书》，并于2005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文澜阁方面，2004年，杭州出版社和浙江图书馆决定共同整理文澜阁《四库全书》出版，历时十年后，于2015年完成。

文溯阁《四库全书》是现存三部半中唯一一部没有完全影印出版的。2003年，甘肃省图书馆从文溯阁《四库全书》中选出四部著作，汇编成《影印文溯阁〈四库全书〉四种》，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2013年年初，「文溯阁《四库全书》影印出版工程」成为了甘肃省的20个文化产业重点项目之一，计划出版2500套。

续修

在《四库全书》编成之后，曾多次提议续修。光绪十五年（1889年），翰林院编修王懿荣曾提出要续修《四库全书》。三十四年（1908年），翰林院检讨章梫也提议续修，得到了喻长霖、孙同康等人的同意。孙同康还为此编写了《重修四库全书条例二十则》。但两次的提议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根本不可能执行。

1925年，美国等国家退还了庚子赔款。日本政府逼于国际压力，也随之退还赔款并计划用于发展中国的文化事业，组织了「人文科学研究所」，计划编写《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编写工作分作两期，第一期主要拟定书目，于1928年开始。当时编纂委员会以及研究所的经费都来自于日方，实权也在日本，再加上抗议日本侵占济南（五三惨案），中方委员于同年五月全体辞职，因此整个编纂工作都以日方作主导。拟定书目的工作至1931年6月结束，拟定了书目27,000种。第二期著重撰写提要，于1931年开始编写。1942年，因日本发动了太平洋战争，续修工作因此停止，提要没有完成。1980年，北京中华书局推出了整理本，收书有三万一千馀种，为清修《总目》中存目、著录之三倍，约一千五百万字。

1997年，《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完成编印工作。《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共收录历代典籍四千馀种，六万馀卷，分为经、史、子、集四部及目录、索引卷，一共一千二百册。当中主要是收集《四库》中只存其目而没有著录的书籍。

1999年，北京出版社出版了《四库禁毁书丛刊》。是书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国家图书馆等多家单位的学者和图书馆工作者共同编纂，一共有31册，当中包括目前现存的一千五百馀种《四库》禁毁书籍。其后有《补编》，一共401册。

2002年，《续修四库全书》完成了编印工作。1994年，中华书局总编辑傅璇琮、北京图书馆业务长李致忠、中华书局编审许逸民等开始计划编纂《续修四库全书》之事，并得到深圳南山区政府的投资。当中主要的是收集乾隆朝之后出版而有价值的书籍；以及是《四库存目》以及《四库》禁毁书中较为有价值的部份。整套《续修四库全书》一共收集了书籍5213种，为《四库》之1.5倍。

参考

相关条目

• 龙藏

• 永乐大典

• 四库禁书

• 续修四库全书

• 乾隆帝

• 翰林院

Compilation

Creation

The Qianlong Emperor of the Qing dynasty ordered the creation of the Siku Quanshu in 1772. Local and provincial officers were put in charge of locating and collecting important books, and the emperor encouraged owners of rare or valuable books to send them to the capital. At first, few did, because of concerns about the Literary Inquisition, but towards the end of 1772 the emperor issued a decree stating that books would be returned to their owners once the compilation was finished and that the owners would not be punished if their books contained Anti-Qing sentiment. Less than three months after the issue of this decree, four to five thousand books were handed in.

By March 1773, an editorial board composed of hundreds of editors, collators, and copyists had been created in Beijing to gather and review books brought to them. This board included more than 361 scholars, with Ji Yun and Lu Xixiong as chief editors. Around 3,826 scribes copied every word by hand. They were not paid in cash, but each was given a government position after he had transcribed a set number of sections of the encyclopedia. Following its ten-year-long compilation, seven copies were produced of the completed encyclopedia, which were distributed throughout the empire.

By 1782, the Siku Quanshu Zongmu Tiyao ('Annotated Bibliography of the Four Treasuries'), a guide to the Siku Quanshu, had also been completed. It contains bibliographical information about the 3,593 titles in the Siku Quanshu and about 6,793 other books that were not included in it. The Annotated Bibliography of the Four Treasuries, which was published in 1793, became the largest Chinese book catalog of the time.

Compilation

The initial compilation of the Siku Quanshu started with the Siku Quanshu Zongmu Tiyao bibliography, which was completed by 1773. The first workable drafts were completed in 1781. These included bibliographical information on all the works included in the Siku Quanshu in full as well as a large number of works that are mentioned only by title.

As indicated by its title, the work is structured in four categories, which reference the divisions of the imperial library:

• "Classics", the canon ramified by Confucius and traditional since the Han dynasty (202 BC – 220 AD)

• "Histories"

• "Letters", containing literature such as poetry and personal letters, and writings meant for the masses

• "Masters", whose texts focus on philosophy, arts, and sciences.

In the course of editing, a large number of corrections were made to local records. Personal documents, often describing the actions of noteworthy local people, were often included in the Annotated Bibliography of the Four Treasuries if their contents could be verified through central government records. In the Siku Quanshu itself, documents that could not be verified were often included by title only. Even officially sponsored writings, such as local gazetteers, were not safe from the scrutiny of the compilers.

Medical knowledge was often documented through case studies, on the model of twenty-five instances in Sima Qian's Records of the Grand Historian, which blended narrative with analysis. Similarly, works on philosophy took Huang Zongxi's writings as their model, though they came to be divided into two types: "archival", meaning scholarly articles, and "cultural", meaning Buddhist koans. Because authors and previous compilers had not considered philosophical works to form part of historical records, the compilers of the Siku Quanshu redefined the classifications in several compilations and set boundaries based on authors' biographies and the purposes of their writings.

The Qianlong Emperor reviewed many of the works that were being compiled, and his opinions were conveyed through direct comments or imperial edicts. These colored the compilers' criteria for works suitable for inclusion in the Siku Quanshu, especially in relation to works expressing anti-Qing sentiments. This can be exemplified in the compilers' handling of the story of Zhang Shicheng and his rival Zhu Yuanzhang. The Qianlong Emperor sought to discredit the Ming dynasty by highlighting the cruelty of its early rulers and contrasting it with the policies of his the Qing. The compilers did not see Zhang Shicheng's rule as legitimate, but as a natural response to the tyranny imposed on the people under the Ming.

Distribution

The Qianlong Emperor commissioned seven copies of the Siku Quanshu. The first four copies were for the emperor himself and were kept in the north, in specially constructed libraries in the Forbidden City, Old Summer Palace, Shenyang, and Chengde. The remaining three copies were sent to the south, where they deposited in libraries in the cities of Hangzhou, Zhenjiang, and Yangzhou. All seven libraries also received copies of the imperial encyclopedia Complete Classics Collection of Ancient China, completed in 1725.

The copy kept in the Old Summer Palace was destroyed during the Second Opium War in 1860. The two copies kept in Zhenjiang and Yangzhou were also completely destroyed, while the copy kept in Hangzhou was only about 70 to 80 percent destroyed during the Taiping Rebellion. The four remaining copies suffered some damage during the Second Sino-Japanese War. Today, those copies are located in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in Beijing,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in Taipei, the Gansu Provincial Library in Lanzhou, and the Zhejiang Library in Hangzhou.

Censorship

It is said that the Qianlong Emperor did not keep his promise to return books to their owners. Any books that did not make it into the Siku Quanshu risked becoming part of the Siku Jinshu, a catalogue of over 2,855 books that were rejected and banned during the completion of the Siku Quanshu. An additional four to five hundred books were also edited or censored. The majority of the books that were banned had been written towards the end of the Ming dynasty and contained anti-Qing sentiment. The Siku Jinshu was partially the Qianlong Emperor's attempt to rid China of any remaining Ming loyalists by executing scholars and burning any books that made direct or implicit political attacks on the Manchu people. However, it has been also pointed out that most works banned under the Qing's censorship have been preserved, whereas most of the works lost were not among those prohibited.

Contents

A page from the Siku Quanshu

Each copy of the Siku Quanshu was bound into 36,381 volumes, with more than 79,000 volumes. In total, each copy is around 2.3 million pages, and has approximately 800 million Chinese characters.

Catalogue

The scholars working on the Siku Quanshu wrote a descriptive note for each book, detailing the author's name along with place and year of birth. Next, after they determined what parts of the author's work would go into the compilation, they analyzed the main points of the author's argument. This short annotation, which reflected their own opinions, was put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Siku Quanshu and formed the Complete Catalogue. The catalogue divided the Siku Quanshu into its four sections.

Subcategories

The books are divided into 44 subcategories. The Siku Quanshu includes most major Chinese texts, from pre-Classical Zhou dynasty works like the I Ching to those written during the Qing. Included within the 44 subcategories are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Mencius, the Great Learning, the Doctrine of the Mean, the I Ching, the Rites of Zhou, the Classic of Rites, the Classic of Poetry, the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the Shuowen Jiezi, the Records of the Grand Historian, the Zizhi Tongjian, The Art of War, the Guoyu, Stratagems of the Warring States, the Compendium of Materia Medica, and other classic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