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平

道光十八年（1838年）六月初十，由浙江按察使調任廣西按察使。同年，升四川布政使。道光廿七年五月十二日（1847年6月24日），時任閩浙總督的劉韻珂與部屬淡水同知曹士桂、鹿港同知史密、臺灣北路協副將葉長春等人前往臺灣水沙連（日月潭附近）一帶視察。此行經歷，記載在曹士桂《宦海日記》之中。劉韻珂一行人抵達水沙連時受到當地原住民盛情接待，搭乘「蟒甲」（即獨木舟）遊日月潭。此外劉韻珂等人還在當地處理漢人與平埔族群私墾的問題，將新到的漢人私墾者驅逐，而過去埔裏社招來的「熟番」後代則允許留下生活，新來的則在秋收後返回原來住處。五月十七日（1847年6月29日），劉韻珂受理眉社頭目改努報案，原來有徐贛棋私墾侵佔土地，並拆屋掘墓毀屍，並屢次凌虐改努。之後徐贛棋被捕，次日就被斬首示眾。此行埔里六社原住民向劉韻珂等官員表示願歸化成「熟番」，而他們之所以要歸化，是因為過去招來的平埔族群壯大後，反過來欺壓他們，因此希望歸化並能得到官府保護。劉韻珂一行人認為若不設官管理水沙連的開墾事宜，除埔里六社日後可能非死即遷，日後私墾者也可能會作亂反抗官府管理。日後劉韻珂向朝廷上〈奏勘番地疏〉，但其開墾水沙連一地的意見未被採納。

在各省的督撫大員中，劉韻珂可視作特例。他不是翰林，不是進士，甚至連舉人都不是，只是國子監中的拔貢生，勉勉強強也算是正途出身。他不是親貴，不是滿人，史籍上未留下其祖先的記載，想來不過是平常人家。在講究學歷、講究門第的道光朝，劉韻珂以七品小京官分發刑部見習，至1826年正式補缺，居然由主事、員外郎、郎中、知府、道員、按察使、布政使拾級而上，1840年8月，替代倒霉的烏爾恭額，出為浙江巡撫。在這短短的14年中，還包括丁父憂在家守制3年。

劉韻珂在仕途上一路搭快車，靠的不是機遇，而是其特有的辦事處世的方式：一、辦事結實；二、為人乖巧。前者與道光帝的為政宗旨榫合，後者又使他在官場上極有人緣。

比如，欽差大臣伊里布、裕謙先後駐紮鎮海，但對該地防禦似乎並不經意。劉韻珂身為浙撫，自覺有責，並不因為其上有欽差大臣專防而放棄責任，便數度前往勸說，並操勞其事。事竣之後，他並不張揚，而是將勞績歸于伊里布、裕謙，上奏時只是淡淡地說一句「其應添工程由伊里布另行奏報」､「嗣經欽差大臣裕謙飭令」。他的這種做法，自然討長官們歡喜，但在奏摺中淡淡的話語，又約約露出背後的潛台詞，似乎在含蓄地提示道光帝：他是出力者。

在鴉片戰爭中，劉韻珂頂多是個二流角色。他雖為戰事最為紛繁的浙江省最高軍政長官，但在他之上，先後有三位欽差（伊里布、裕謙、耆英）和一位將軍（奕經）。他並沒有真正當家。他之所以能引人注目，在于他的主「撫」言論。可是，在戰爭之初，他又是一個地道的不打折扣的主「剿」官員。

1840年底，劉韻珂從四川趕赴浙江新任時，打定主意要與「逆夷」血戰一場。而看到此時主持浙江軍務的伊里布的舉措，從本能上反感。當接到伊里布關于浙江停戰的信函後，他全然不信，自行另派密探潛往英軍占據的定海，搜集情報，並得出結論：英軍將久據定海，伊里布、琦善的「撫夷」舉措必然失敗。于是，他將情報上奏道光帝，另對伊里布、琦善稍露微詞，綿里藏針。他自知憑其地位，不可能勸說伊里布、琦善，便藉助道光帝的神威，抑制伊里布、琦善。道光帝果然下旨。伊里布對此不滿，兩次上奏反譏劉韻珂「探聞所未盡」、「尚有不實不盡之處」，自稱其駐紮鎮海，較之「見聞更切，探訪更真」。劉韻珂也並不就此撒手，反與顏伯燾聯名上奏，稱伊里布「縱能振發有方，而襄贊商籌，究形寡助」，要求派林則徐、鄧廷楨來浙，「會同伊里布籌辦一應攻剿事宜」，並授之專折上奏權，以不受伊里布的控制。

在伊里布、琦善主持「撫夷」事務時期，在林則徐、鄧廷楨下台後不久，劉韻珂的這番言論舉止自有耀眼的景色。英方對此也十分注意。1841年2月出版的《中國叢報》對此評論道：「在新任巡撫劉韻珂的管轄下，舟山的局勢已經惡化」，劉韻珂促發的聖旨，「實質上已取消了11月17日諭旨中宣布的停戰令」。

裕謙主浙後，兩人旨趣相投，配合默契。劉韻珂熱心參與定海、鎮海的防禦工程建設。裕謙稱劉韻珂「愛民如子，馭兵有術」。

林則徐以四品卿銜奉旨到浙後，劉韻珂更是與之朝夕相處。據林則徐日記，其在浙35天，僅5天兩人未謀面，其中有兩天是因為劉前往定海無法見面。林則徐後來發配新疆，劉韻珂亦往寓所送行。

正當一切如願，劉韻珂躊躇滿志之際，1841年10月，英軍連陷定海、鎮海、寧波，三總兵戰死，裕謙自殺。劉韻珂聞之如遇晴天霹靂，驚駭失色。定海、鎮海防禦工程是他所能設想和營造的最堅固的工事，裕謙等人又是他所遇到的最出色的官員，如果連這些都不足以抵擋「逆夷」的凶焰，那麼還能指望什麼？不願接受現實卻不能因之不承認現實。驚駭之後是深思。主「剿」的熱情因前線的敗績而消退。于是，他在奏摺上寫了一段意思明確但用語含混的話：

伏查自古制馭外夷之法，惟戰、守、撫三端，今戰、守不利，撫又不可，臣檮昧庸材，實屬束手無策。

未久，他奉到發琦善至浙江效力的諭旨，以為道光帝的態度發生變化，連忙于1842年10月30日出奏，要求將伊里布發往浙江「效力贖罪」。

啟用伊里布的建議，被道光帝嚴詞駁回。而道光帝派來的揚威將軍，只聞在蘇州歡娛。寧波城內英軍，屢屢放風欲攻杭州。劉韻珂無兵無將更無退敵良方，只覺得面前的一切無比兇險。他雖在杭州苦心經營，但其防禦措施連自己都不相信：在城內各巷口設立木柵欄，用民人一名守柵，營兵一名副之，晝以幟，夜以燈，鳴鑼擊梆……種種舉措，與其說是禦敵，不如說是靖民。可在人心浮動的杭州，卻也制止了慌亂中乘機搶奪之風，因而民眾擁戴，官聲飛揚。他似乎已想到了死。奏摺中稱言：若戰守不利，「臣只能捐一身以報君父生成之德，不能以一手而挽萬眾渙散之心」。在情緒敗壞到極點之時，鄰省江蘇巡撫梁章鉅因病去職，又使之暗生羨意。于是，他又于1842年1月29日具折，聲稱自己在四川任內便患有風痺，到浙後因軍務繁重，致使「舌麻日甚，右腰塌陷一穴，且右耳閉塞，諸事健忘」。他祈望道光帝也能將其開缺，至少給假調理，在大廈將傾之際獲一退身保全之機。可是，局勢敗壞到如此田地，道光帝無意也無法換人，僅是硃批嘉語相慰。

如同盼星星盼月亮一般盼來的揚威將軍奕經，終于在1842年2月下旬領兵前往曹娥江前線，劉韻珂驚魂稍定。可20天後，這位顢頇的統帥兵敗浙東倉惶夜奔杭州。劉韻珂再次跌落谷底，傷透了心，也拉下了臉，下令僅放奕經一人入城，而堅拒其部眾于城外。他後來說明的理由是，一怕潰兵擾城，二怕英軍尾至。

到了此時，一切努力都失敗了，一切希望都破碎了。劉韻珂思想深處間或尚存的那一點點戰意，也被掃蕩得乾乾淨淨。他一反平日乖巧的習氣，不顧可能會忤逆聖意，于1842年3月21日上了一道有名的「十可慮」奏摺。在該折的夾片中，再次請求啟用伊里布。這位曾被他傷害過的老長官，此時在他筆下又被描述為：「公忠體國，並無急功近名之心，臣生平所見者，止此一人」。

從奏用林則徐，到奏用伊里布，劉韻珂的思想整整轉了180度。

在今天許多人的眼光中，由主「剿」轉向主「撫」，無疑是一種倒退。但從劉韻珂這一實例上，我們卻可清楚地看出其思想深化的進展。先前極力主「剿」，乃是失之于盲目，此時傾心「撫」議，卻是著眼于現實。

在琦善､伊里布被斥革後，「撫」議已寢息一年，「剿」意沸騰。在這種情勢下再倡「撫」議，頗有風險，且不論聖意如何，即是言路上的謗論也讓人受不了。劉韻珂不愧為是一位官場中的高手，他沒有正面提出「撫」，反而在「剿」字上作文章，稱戰爭若繼續進行，有十項「深屬可危」的因素。本來，只要証明了「剿」之不可行，「撫」也就理所當然了。

讓我們分析一下劉韻珂的「十可慮」。

其一曰：浙江清軍兩遭挫衄，銳氣全消，勢難複振。

其二曰：續調西北勁卒，距浙窎遠，緩不濟急。

其三曰：英軍火器猛烈異常，無可抵禦。

其四曰：英軍並非不善陸戰。

其五曰：清軍即便在陸上幸勝，英軍登舟遁去，清軍只能「望洋興嘆」。

其六曰：英軍以小惠結民心，彼此相安，民眾「轉以大兵進剿為慮，是民間鮮有同仇敵愾之心」。

其七曰：「大兵屢敗，敵驕我餒，不唯攻剿綦難，防守亦極為不易」。

其八曰：浙江漕糧，多未完竣，「且有收不及半之處」，「皆由逆氛未竣」。

其九曰：浙江去年雪災，杭州、湖州、紹興等府「匪徒聚眾搶掠，勢甚鴟張」。雖由「猝被雪災而起，實則因該逆滋事，各匪明知地方官不能兼顧，故遂藐法逞凶」。「當此人心震擾之時，難保不潛相煽惑，散而複聚。況上年雪災之後，春花多未布種，現在米麥蔬菜，價日增昂，小民度日維艱，即使前此各奸民未能複集，安保此外不另有不逞之徒乘機而起？」

這番話說到了道光帝內心的病處。官民對立，形同水火，清王朝內部潛伏著深刻的危機。自然災害，物價上漲……任何小小的火星，都有可能燃成燎原大火。十多年後以太平天國為主的全國內戰，証明了這一點。而此時湖北鐘人傑為首的民眾造反，又提示了這一點。劉韻珂于此格外留心。先是在鎮海､寧波失陷後，他一面請派援軍，一面要求將裕謙生前在河南､安徽等處招募的鄉勇5000名退回。他奏曰：

招募鄰省鄉勇，必須本省有精兵勁旅，控制鈴束，庶可收該鄉勇協助之力，而不致為非現在本省已有土匪搶掠滋事，民心搖動，彈壓頗為不易，倘再招集鄰省兇徒，則引盜入室，必將勾結貽患，為益甚微，為害甚大。

道光帝十分讚賞他的敏銳性，硃批曰：「所見大有深意，朕未見到。」浙東反攻失敗後，劉韻珂又飭令地方官將潰散雇勇的兵器收繳，以防持械滋事。又恐浙江未能收齊，移咨蘇、皖、豫、魯等省巡撫「一體巡查」，「以免事端」。

劉韻珂對雇勇滋事的恐懼甚于正肆虐于浙東的英軍，正是出于對王朝命運深層次考慮。以割地、賠款、通商為目的的英軍，並無滅清之意；而一旦民眾造反，將是皇冠落地。清朝統治者們儘管在諸多事務上糊塗昏聵，但在這一根本大計上十分清醒。劉韻珂是將此兩件事聯繫到一起考慮的第一人。「不逞之徒乘機而起」一語，是對道光帝乃至整個統治集團的提醒，也是對他們施加的最有效的壓力。

其十曰：七省防費甚鉅，「糜餉勞師，伊于胡底？」

戰爭須以金錢為其後盾。再鋒利的刺刀，若抽去作為中堅的軍費，即刻軟如燈芯草。戰爭期間，最使道光帝心煩意亂的，恐怕還是軍費問題。

清王朝在鴉片戰爭中究竟花了多少錢，至今尚無準確的統計。就我所見的檔案，只查到下列八省的報銷數字：

浙江7,480,521兩；江西224,016兩；廣東6,244,760兩；四川167,370兩；江蘇1,302,400兩；陝西115,851兩；湖北333,567兩；廣西90,720兩。

以上八省，共計1637萬兩。當然，實際開支要比報銷數字更大，因為江蘇、浙江兩省的報銷數字中並未包括該省捐輸銀錢（可不列入報銷），而據我見到的遠非完整的材料，浙江、江蘇兩省捐輸銀達476萬兩，錢達85萬串。

劉韻珂的「十可慮」，是整個戰爭期間少有的能面對現實條分縷析的文件。他所提出的「深可焦慮」的十項，都是已經發生的事實或現實存在的隱患。對此，不僅他本人為之莫解，清王朝也無人可為之解。今天的歷史學家在研究鴉片戰爭時，應當正視這些問題。

註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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